我一家三代靠读书改变命运,爸爸是公务员,我走出国门妈妈后悔了
发布时间:2024-04-22 18:22 浏览量:27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954位真人的故事
民国期间,大山之外兵荒马乱。偏僻远寂的大山沟里,一位瘦弱的青年吃力地挑着两担猪食草,形单影只地陷身在油绿的稻田之中。
雨雾微濛,野花细碎,这一片春意毫无诗情,油菜花散发着辛苦度日的涩香。他读过几年书,被村里人戏称为“秀才”。建国前,他不善农耕;建国后,他完不成公社里的工分。
“读过书”似乎成了他干农活不麻利的“原因”。
(湖南凤凰古城美景)
虽然偶尔会被村里人讥笑,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通过读书走出山沟,在县城粮站里当个过秤员,吃上公粮,摆脱足蒸背灼的苦日子。
后来,他的儿子考上了郴州师范学院,当了公务员,从汝城县一直晋升到了郴州市。再后来,他的孙子上了大学,出了国,读了两个研究生。“读书”真的让他的儿子、孙子走出了大山,并且越走越远。
他就是我的爷爷!
我们祖孙三人,相信“读书”是改变生活窘境的有效通道。爷爷应该没有想到爸爸当了比村长、乡长还要大的官,更想不到,他的孙子会到一个说着完全不同语言的国家读书生活。
然而,爷爷努力送爸爸读书,爸爸改变了全家人的生活,让奶奶很欣慰;爸爸努力送我出国,我却让妈妈后悔了……
(我是好奇宝宝湛子良)
我是湛子良@西班牙大米良ETLiang,湖南郴州人,现在居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我姓湛,名子良,这个姓很少见。根据《湛氏族谱》,湛姓,源自三皇五帝时代的灌斟氏。灌,是治水的大禹与第二位夫人所生的儿子,赐名灌斟。
大禹之后,斟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斟灌氏后人,从两字中各取一半成为今天的“湛”氏。我的爷爷这一支脉,是从广东乐昌迁徙至广东湖南交界的湖南汝城界头村。
爷爷小的时候上过几年私塾,会写字,会念诗,略通易数命理,村里人都叫他“秀才”。但家里干农活麻利的是奶奶,尤其是建国后,完成家里的任务工分基本靠奶奶。
农村里,男人干活不利索的,一般都会比较贫苦。爸爸一共四个姊妹,爸爸是老大。当时整个村子里读完高小的就两个人,最后考上初中的就爸爸一人。
爷爷希望爸爸能够考上中专,可以到县里工作,吃公粮,不用日晒雨淋。在他眼里,县里粮站的过秤员就非常不错。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的我)
爸爸也不负期望考上了师范学校,走出了农村,在城县一中当了老师。后来又从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做起,一路走到了郴州市。
当然,家族式的期望继续在我身上延续。不论哪个年代望子成龙是每个家长毕生心愿,爸妈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让孩子读上好学校。
为了考更好的省重点衡阳八中。初中二年级,我离开郴州转到衡阳读书。
为何要突然把我转学?自然是出于爸爸对读书的执念,认为只要我读到好学校就会有机会考上重点大学。另外,我机缘巧合在认了个在衡阳的干爹。
(衡阳读书时的老城区)
有一年暑假,我去广西外婆家,回来路上碰到一位做业务销售的叔叔,他觉得我年龄小在车上对我照顾有加。一直在对别人说:“不要挤,不要挤,有小孩。”
世间的缘分多奇妙,在某个时间段就会遇见。我们之间聊得很愉快毫无年龄的违和感,到站后就相互留了联系方式,之后我们一直保持书信联系。
后来我们两家经常来往,衡阳郴州两地往来,关系越来越亲近,索性认了我当干儿子。也正是,他向爸爸建议我转学去衡阳,考省重点衡阳八中。
爸爸听了干爹的建议,或许父母认为把这辈子认为最好的给孩子就是爱,可是这样的爱真的是孩子想要的吗?
(MBA毕业典礼和外籍同学合影)
高中三年我寄宿在干爹家,他还有个比我小3岁的女儿。虽然一家人待我如亲生,我和妹妹也玩得很好。
但青春期的孩子总有敏感时候,枯燥的高中生活,加之没有了在家的放肆和任性。这多出来的一份听话和懂事,放大了背井离乡的“凄凉”,在我内心滋生出寄人篱下的落寞。
也是从那时起,我习惯了“无根”的身份,从衡阳到重庆,从北京到马德里,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每换一个城市,都换得彻底且洒脱。
在衡阳读高中的日子里,我喜欢上了交笔友,写散文,写诗;喜欢上了在深夜看到玻璃里映照出来孤独的自己;喜欢上一个人思考,一个观察这个世界。
高中时,我创作了一篇散文《落叶》获得了一家报刊的文学奖,具体写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文字间那股看透世事的悲凉。
(最终听从家人安排去了重庆,但重庆的美景也没能留住我)
一个高中生哪里知道什么是落叶,现在想来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但在那个人生阶段,听话和乖巧往往伴随着压抑和疏离。
2000年,高考结束后我想填报新疆大学,那是我当时认为离湖南距离最远的大学。爸爸被我这个志愿吓到了,经过一番思想工作,最后我选择了要坐19个小时火车的重庆。
爸爸妈妈陪我一起坐火车到重庆,在重庆工商大学的文学与新闻学院里,爸爸一眼看中了中文与新闻系里的报纸新闻方向。他一辈子都靠笔杆子吃饭,也相信我有这个底子。而我,对这个专业其实是没概念的。
我们的父母会为孩子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向,竭尽所能为孩子提供最优越的物质条件。只是缺失了对孩子心理成长的关照。
现在想来,我不敢渴求这种关照,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竭尽所能。只是客观上,我离爷爷生活的那座大山更远了。
(喜欢沉溺在不与人交互的历史里)
当时新闻行业还是比较吃香的,师哥师姐没毕业就基本上在重庆各大媒体就业了。我喜欢重庆,但我却没有学会留恋。
大一我就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把GRE几个字母描画在蚊帐顶上。每天早操后,我混在外语系学生里大声练英语,晚上熄灯后,我就搬个板凳在走廊里练。宿管阿姨都诧异:外语系男生宿舍不是这栋啊?
我大一上学期考过英语四级,第二学期过六级,大二第一学期考过了英语专业四级。大四那年,最终放弃了GRE。我不想去美国,我想去英国。
我偷偷考了雅思,想着如果分数不行就先在报社工作一段时间。雅思成绩出来后,我的阅读又9分、听力8分、口语8分、写作最差7分,平均分8分。
兴奋之余,我偷偷投递了很多学校的入学申请,其中就包括剑桥大学。
(外表高冷内心依然阳光)
没想到我竟然收到了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且被新闻系录取了,但考虑到我的大学成绩里几个B,市场营销这门课还是C,不是全A,只能给我半奖。
半奖这点钱,是否够在英国生活呀?
我上网看到好多网友说剑桥的学习压力大,英国的生活成本非常高,留学打工还限制。我掐指一算自己的存款和有限的半额奖金,在英国估计是活不过一年。
我家的经济条件是供不起我去英国读书的。我也不想爸爸像当年的爷爷那样,要从每日的花销中精减开销来供孩子读书。最终,我告诉了爸爸我考了雅思8分的消息,却没有告诉他关于剑桥的事情。
(与剑桥大学失之交臂,想想还是蛮后悔的)
很多年后想起当时的决定,还是后悔的。出国后才知道国外是可以打黑工的,又大量的华人企业可以为没有打工许可的留学生提供工作机会。当年不理解“起点”的含义,现在想来,当年的放弃是多么可惜。
一个暑假的下午,我和爸爸穿着裤衩,在家里翻看着欧洲地图。我俩都觉得欧洲文化底蕴比美国深厚,文化人就应该去历史悠久的欧洲。
像德国、荷兰、法国等留学热门国家都要先考语言,重新再学一门语言需要时间,不是很现实。最后选择了不需要考语言的西班牙。
作为第一代日不落帝国和大航海时代的开创国,我爸爸想着也是激动的。于是,我又没有留恋的在北京告别了爸妈,来到了文化迥异的西班牙马德里。
(喜欢旅行,喜欢看未知的世界)
到西班牙后第一年,我没想着打工,而是一心攻破语言关。专心读了一年的语言课,并申请了康普卢顿斯的新闻硕士。
当时班上加上我只有2个中国学生。
一年的西班牙语学习是无法支撑新闻硕士课程的,一直到两年后快毕业了,我才能完全听到教授讲的每一句话,但西语写作水平还不足以写一篇合格的硕士论文。
我只能取巧地选择了“中国博客研究”,为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数据。当我结束毕业答辩时,教授是这样说的:“你的视角和内容都很好,足以弥补西语不好的缺陷。”
在西班牙最初的几年里,语言不好,是文化冲突最剧烈的时期。但孤独的灵魂,感受不到这种冲突,每换一个城市,就是换了一个地方呼吸,都要重新认识一批朋友。
(西班牙的梦幻风车村)
以前是从湖南朋友变成重庆朋友,现在,是从中国朋友变成西班牙朋友。初中高中时滋养出来的“无根”品行,帮助我度过了西班牙最初的几年。
虽然语言不好,但我还是强迫自己结交不少西班牙的大叔大妈做朋友,跟着他们去混吃混玩。这样不仅让我西语越来越好,而且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印象最深的是,我来西班牙的第二年,语言课刚结束,我被他们“忽悠”一个人走圣地亚哥朝圣之路,这大概是我迄今做过最牛掰的事。
当时大叔大妈说:“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作为西班牙人没有去走一走,你能帮我们完成的话对你感激涕零。”当我还在犹豫是否答应他们的请求时,他们已经帮我把装备准备好,还开车送我到起点。
(2021年重游朝圣之路)
其实我内心也是在期待看到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是什么样的。
于是,在这条路上就多了一个长得黝黑瘦弱穿着牛仔裤,背着半大人重的旅行包,讲着半生不熟西语的中国小伙子。虽然他磕磕巴巴的西语也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但那一脸灿烂的笑容表达出他的友善。
这是我第一次走圣地亚哥朝圣之路,两个星期,总路程超过300公里,这件事我向西班牙人骄傲吹嘘了很多年。
当走到终点时,我坐在圣地亚哥大教堂旁。我最大的想法就是要猛灌一瓶2升的可乐,猛吃一包薯片,以这种方式发泄自己一路的辛苦。
这一趟朝圣之路,打开了我对西班牙人生活态度的眼界。朝圣第一天我就因为没经验,把膝盖扭伤了。朝圣路上的每一步都踩在当下这一秒的疼痛上,路上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一生的悲喜。
(2009年圣地亚哥朝圣之路)
但和你相视的这一秒,他们的眼神里绽放着不问来路关爱,人和人关系可以安全到没有任何嫌隙和提防。似乎同为“朝圣者”这个身份归属,可以超越“家人”、“爱人”这些亲密关系。
我开始学会把自己从群体概念中抽离出来,在朝圣路上,没有韩国人、中国人、美国人,只有“朝圣者”。强烈的个体概念,让我开始学会放弃任何群体标签和身份角色标签,其中就包括“传宗接代”这个角色。
还在读语言学校的时候,我先是在一个西班牙剧团做小杂役,帮忙打杂赚取生活费。偶然间得到一个机会进入《欧华报》做记者,它是西班牙正规的华文新媒体。
硕士课程开始后,主编允许我只工作六小时,我也尽量选择下午晚上的课。在《欧华报》我从翻译西班牙新闻开始,逐渐开始做人物专访,采访了很多优秀的华人和西班牙人。
(朝圣之路上遇到的同伴)
后来拿到了西班牙的工作居留,可以合法打工了。去了西班牙人的奢侈品杂志,负责杂志的中文版。但和《欧华报》的关系没有断,一直以“谷粱”为笔名写关于西班牙的政治经济评论。
这是刊登在第三版的整版篇幅的评论文章,在差旅繁忙的时候,还是有写作压力的。但“谷粱”一直写到2020年《欧华报》主编陶辛夷退休,这是我感恩辛夷主编当年给我锻炼的机会。
奢侈品杂志工作了两年多,跳槽到马德里的IBM工作。奢侈品杂志工作期间接触了许多高端腕表珠宝品牌,开始意识到品牌的力量。到IBM之后,刚完成转型的IBM在重塑品牌价值。
我的眼界从一个国际新闻记者拓展到国际品牌战略,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用了。
(这几年的工作经历开阔了自己的思路和眼界)
201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了巴塞罗那EAE商学院2万欧元的MBA课程奖学金。想当年离开重庆去北京一样,为了这个MBA课程,我带着所有家当,告别了马德里的朋友,迁居到了巴塞罗那。
我搬家的那一刻就知道,我和马德里说再见了。我喜欢马德里,却不会留恋,因为我是一个无根的人。随便飘到哪里,都可以安顿下来。
读完MBA后,我重新认识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纸媒已经日落西山,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很难引起关注,新媒体已在崛起。
我们更多的意识到互联网时代带给我们的帮助,所以我在内心也悄悄地萌生想要做新媒体的心思,只是时机还未成熟还在摸索阶段,这个时候我更偏向于做西班牙的历史文化。
(巴塞罗那高迪公园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区市北,占地20公顷,原来是高迪的守护神)
而想要定位好新媒体中的西班牙,首先就是要融入到西班牙的生活里,有几件事很能体现西班牙特色。
在IBM工作期间,遇到最有西班牙风格的事就是凑钱送礼。在公司里,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过生日,大家都会凑钱集体买礼物。最便宜的有轻奢品牌的钱包或者丝巾,平均开支在每人50欧元以上。
有一次,一个大领导过生日,我的小组12个伙伴在一起讨论送什么。他的位置比较高,但和我们关系很好,大家想送一个别出心裁的礼物。12个国家不同肤色的同事在邮件里讨论了一上午,最后决定给他送一款小众品牌的手霜。
大家合计了一下,每人只要支付1.4欧元即可。当时我不敢相信,定睛一看确实是1.4欧元,12个人合起来就是16.8欧元,折合人民币100块不到。
(一个人的旅行 才能经常看到自己)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了西班牙送礼的风格,还是给大领导送礼,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后来时间久了,我也习惯这样的方式,表达心意就好,不给别人带来经济压力和负担。
有时你会看到,生日趴上会有人送几欧元的手工香皂,主人公当宝贝一样。你能想象收到礼物的快乐吗?
西班牙还有一点符合我的水瓶座性格,就是“不动脑子”。
一个西班牙人请你到她家做客,精心准备一桌子菜。当你吃到一道很难吃的菜时,你可以直接告诉主人:“这道菜不符合我的胃口。”主人不会因此生气,她会很理解个人胃口的差异,并为你重新准备一道菜。
在西班牙呆久便习惯了他们简单明了的方式,甚至忘了在中国是要会听弦外之音。
有一次回国之前,我问爸爸要不要带两瓶地道的西班牙红酒,爸爸说:“不用了,太麻烦了。”我一听也没多想便真的没带。回国之后爸爸边翻我行李箱边说道:“你给我带的红酒呢?”
(尝试新媒体的我)
“你不是说不用带吗?”爸爸一脸诧异地看着我。这让我懊恼不已。我明知道爸爸会喜欢,竟然因为爸爸一句“太麻烦了”而没有给他带红酒。也瞬间感到了自己对家人和朋友的疏离。
西班牙人因为习惯了独立个体的相处方式,他们更习惯直接的沟通,否则个体与个体之间是无法产生链接的。
而我从小生活的文化环境,人和人是天然连接在一起的,家人的需求,不是你用语言问他们是否有需求,而是需要你去观察他们是否有需求。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将西班牙的博物馆与国内对接落地项目,业余时间自己做自媒体。我是个忘记了归属感的人,消弭了文化差异,也消弭了国别地域。
今天我生活在巴塞罗那,或许明天被当年爷爷生活的大山打动,一定会干脆爽快的告别巴塞罗那。这种无根的态度,滋生于很多年前我离开爸妈,为了考另一个城市的重点高中。
(2018年获西班牙传媒协会国际传播奖)
我和现在国内独居的妈妈经常视频电话,她总说在中国40岁的人孩子都上初中了,而我还不结婚,那么多年了依然和伴侣同居,这让她很头疼。她有一次忍不住说:“早知道会这样,当年就不让你出国了。”
哪天,如果我们计划要孩子,也不会是为了延续香火。
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却也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命,我不想用任何集体性标签去限制孩子的归属感,强加给孩子所谓的群体性责任,孩子拥有自己独立的选择的自由。而这一点,我是不会告诉我老妈的。
我和我的伴侣在一起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精神伴侣。我们会互相倾述衷肠,也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这样的感觉不会给对方带来压力,我们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报道欧洲中世纪实甲大赛)
我的略带折腾却又普通的人生故事先讲到这里,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折腾中成长,不一定会有确切的方向,不一定都会落叶归根。
但我们尊重生命赋予我们的时间,无论是随风飞散的蒲公英,还是深扎大地的老榕树,当下这一秒,都应该是晴雨皆美好吧。
【口述:湛子良】
【编辑:蓝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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