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落花生女儿6：生活又有了变动，是飞机掉下来砸了妈妈的饭碗

我在香港上的是英制十年一贯的学校。回到内地上小学，该插哪一级？妈妈说该插六年级。可是附近只有倜哥上的这所小学，而且还没有办六年级，五年级就是最高班。妈妈说，那就上五年级吧，还可以和倜哥一起念书。我已经一年多没上学了，现在不论上几年级，我都乐意去。大人们给办好了手续，下一个周一，我就跟着倜哥上学了。

走过田埂，走上沙石公路，约二里，路边一个大铁拱架子，牌子上面写着"粤汉铁路衡阳扶轮小学桐家垅分校"。进去是条小土路，走约50米就是个陡坡，这才看见学校原来在两座土山的狭窄山沟底下。整个学校建成三台，上面是四、五年级，中间是低年级、老师办公室和宿舍，下面是个土坪，是学生集合的操场。土坪台下是个水塘，是这条山沟的最低点。

学校在周一早上都要集会，纪念孙中山，叫"纪念周"。我们集合在土坪上，先唱升旗歌，立正，升旗。再向后转，面对上面教室外的宽房廊，那里挂着总理遗像。先唱国歌，再三鞠躬，之后集体背诵《总理遗嘱》，还要默哀三分钟。之后，老师讲话。跟香港圣司提反女校的集会读经、唱赞美诗、祷告有点儿相似。我更喜欢纪念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可就是国歌不大懂，为什么"紫耳朵是为民先锋"？谁的耳朵能是紫的？"树叶飞谢主义是从"，这么说这主义和秋天有关系了？（注：其实是"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心存疑惑也不求甚解，倒是下午放学降旗后唱的"放学歌"句句明白。"今日事今日毕，老师再会，同学再会"，排着队走上坡出校门，挺有意思。

老师上课讲的是湖南话，这我都懂，因为婆婆一直讲的湖南话。同学们多半是铁路员工子弟，各省人都有，讲的是普通话。所以，一上午的工夫，我就融入了这个班级集体，自以为和同学们一样，挺得意的，不料，下午就显出差距了。

下午写大字，老师转到我桌旁，一看，就罚我起立，用手指叩着我的桌子，生气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写成这样？"我一下没反应过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没要写成这样，我就是写成这样……"也说不清楚。幸而倜哥站起来救了我，他说："老师，她写字就是这样。"又补充说："她才从香港回来，那里人不练字。"老师让倜哥坐下，又向我核实了一番："你既然从香港回来，那你学过英文了吧？"我答应"是"，她说："你把英文字母给我背一遍。"这太容易了，我背得很快，她才信了，让我好好练字，还说："像你写这样的字，要考学校，人家拿你的卷子看都不看就扔一边去了。"我坐下前后左右一看，同学们写的都和字帖差不多，我写的真是太难看了。后来知道，湖南人最注重书法，甚至和人格相关联。以后，我还真是用心去写了，到底也没写出好看的字来，只好写大点儿，写工整一点儿，以免被人不看就扔掉。抗日战争时期，铅笔都很少，钢笔简直是奢侈品，写字完全是毛笔，做算术都用毛笔。那时，书和本子都是毛边纸的，也吃不住硬笔。我想，这也是他们毛笔字写得好的一个原因吧。

我在香港只会唱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到这里可谓大开耳音，同学们唱的抗日歌曲我听都没听过。听到"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心情特别激动，听到"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不免眼泪盈眶。他们唱《大刀进行曲》，我积聚能量跟着喊那声"杀"！由于大家经常唱，也听会了。老师在音乐课上还教《五月的鲜花》《石榴花》《地狱天堂》《你这个坏东西》等，也教些抒情歌曲，比如黄自的《踏雪寻梅》之类！可大家还是更爱唱抗日歌，觉得唱起来特别有劲儿。倜哥的歌唱得好，而且还会用谱子唱，我也跟他学了不少。

我入学不久，为庆祝1943年元旦、春节，老师就叫我和另一女同学两人排练一个小歌舞。歌我学会了，可舞姿太僵硬，害得那位同学老得陪我重复练，她都生气了。其实我也苦不堪言。还剩一个星期就要到校本部会演了，老师看看实在没指望，临时换上了善表演的汪玉娇同学，人家排一遍就通过了，我才如释重负。自此，老师知道了我的艺术"才能"。寒假后，可能是要和校本部较劲儿，老师给我们五年级排了一部多幕歌剧《草原之歌》，其中好几首歌是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流传至今，班上除了我，几乎人人都派了角色。汪玉娇演女主角阿依莎，姓沈的一位男同学演流浪青年，他皮肤虽黑，但嗓子特亮，上场一曲"走不尽的平原，望不到的天边"肯定能博个满堂彩，倜哥演一个牧民。我只参加落幕前的大合唱《看醒狮怒吼》。时间紧，大家又是初次演这么大的歌剧，老师也着急，排练中挨打挨骂是少不了的，连聪明的汪玉娇都哭过好几回。当时，我暗自庆幸，若没有双人歌舞的亮底，今天我必成为挨打的第一名了。

4月4日儿童节一早，我们全班背着服装，拿着道具，步行十来里到了校本部。歌剧排为压轴戏。我们都没心思去看校本部众多的节目，攒着劲儿准备自己的演出。老师派我在后台管服装。我知道这些皮袍子都是贵重物品，都是向同学的家长们借的，其中也有五娘家的，所以我管得很尽心，没有损坏也没有弄脏。演出没出错，大获成功。老师很高兴，夸了大家，也夸了我。全班人顶着星星月亮回家，一路上充满了自豪感，特别体会到团结一致、集体努力的快乐。

转眼到了暑假，橱姐、悫哥和我哥哥都回五马归槽了，家里热闹了许多。五娘家的长工郭师傅得多做饭菜，女佣杨妈得多洗衣服，就五娘并不需要多费心费神。因为15岁的橱姐像个小大人似的，把我们这四个弟妹管得比五娘还严。这时，妈妈的工作忽然有了变动，由教育厅派到永兴县的省立第三中学当校长去了。她把三中的事情安排好，就匆匆地回来接我们，除了倜哥，五娘不让他去住校，我们四个都跟着走了。

坐一段火车，再坐一段木炭汽车，就到了永兴县城。永兴县城只一条石板街，省立三中在街东头，附属小学就在三中东边，操场相通，附小也走三中大门出入。开学在即，学生们都陆续来了，各就各位。我被领到附小交给了小学部主任，妈妈就赶快走了。主任给我出了个作文题，算是转学考试，之后帮我抱了铺盖，送我到了女生宿舍。女生住校的总共才十来个人，住在一间房里。

我在香港时就盼着住校，现在实现了，特别高兴。住校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打铃起床，把被子叠成方块，拿上脸盆去厨房舀水，一边洗漱，一边看大师傅造饭。湖南人一天三顿都吃干米饭，把煮得七八成熟的米用大笊篱捞到木饭甑里，剩下白稠稠的米汤舀到桶里提去喂猪，换上清水蒸甑子里的饭。在五马归槽，郭师傅每早都在稀饭上撇一碗米汤，放凉就和凉粉一般，留给倜哥中午吃。我也想要，五娘说只能撇出一碗，没有我的。那是我初次感到我是寄住在别人家。现在眼见这么多米汤，真想要上一碗。可是同学们都对此无动于衷，我也没敢开口，怕人家说我是校长女儿，闹特殊。这是妈妈嘱咐过的。早饭后，走读的同学们都来了，升旗早操，上课下课，直到降旗放学都和扶轮小学一样。到晚饭间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走读的同学有的也不回家，我们在操场尽情地玩。除了把秋千荡得很高，我还学会了抽陀螺和趴在地上弹玻璃球，往往弄得满身尘土，蓬头垢面。晚饭后大家围坐在饭桌旁，就着桐油灯上晚自习。到了时间，集合点名，排队回宿舍睡觉。头一个月妈妈让我随老师的小灶吃饭，因为老师不都是湖南人，菜里不放辣椒，而且营养也好一点儿。可是老师们总往我碗里夹她们自制的"美味"，辣得我眼泪直流，又不敢拒绝，只好囫囵吞下，居然把舌头锻炼出来了。第二个月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吃大甑子饭。糙米饭是红的，菜里辣椒也是红的，饭量大增，和同学们也更融洽了。

有一天半夜，我忽然要拉肚子，没有了手纸，又舍不得撕本子。摸到楼下，大门是用大杠子顶着的，我搬不动，开了西边跨院厕所的小门，从院墙和房子的窄缝中走出去，跑到中学部去敲妈妈的窗户。中学部的生活区用的是早年间的一所大书院，大门两边有两只大石狮子，朦胧中像是两个大人坐在那里，把我吓了一大跳。妈妈还以为出了什么要紧的事，原来只为没有手纸。我坐在她房间的马桶上，听她好一通批评。

第二天早上回小学，同学们都笑我。不过她们都佩服我胆大，后来连男同学都知道我不怕走黑路了。自此，晚自习时趁老师不在，他们就来求我去厨房偷东西出来吃，还说就是被捉住，也不会把校长的女儿怎么样。我还有这种豁免权，不禁得意起来。再者，我也想找点儿东西吃。厨房的地理是熟悉的，若摸到萝卜或凉薯之类，就算丰收了。男生住校的有三十来人，每人也只能分到一点点。醉翁之意也不全在酒，偷点儿吃的大家高兴，也不瞌睡了。有一次，我摸来几个腌萝卜，一吃，哇呀，咸得发苦！一会儿老师过来查自习，大家只好把萝卜握在手心，老师也没注意到这晚学生们怎么都攥着拳头。点过名，走到狭窄的楼梯上，大家把咸萝卜都扔到下面的房顶上了。后来，一定是大师傅有所觉察，再摸不到能吃的东西，这项活动也就告终了。

元旦前我们班还排了一部歌剧，是中学的宋之秋老师和文化馆的郑馆长给教导的。剧名忘了，内容是解救一个被日本人掳去的小女孩儿。宋老师自己演那日本人，我们班个子顶小的谷安鸾同学演那小女孩儿，是主角。我和同学们参加集体歌舞。记得有一段歌词是"亲爱的小妹妹到我这里来，受苦的小妹妹到我这里来，这里是另外的世界，抗日的大课堂。工人在厂里做工，农人在田庄……"也不懂究竟是什么意思，只跟着唱呀练呀！到正式演出时，有一段灯笼舞，台上黑了灯，我那灯笼还灭了，只好举着黑灯笼一起做动作。好在黑着灯，妈妈在台下也没看出是我的灯笼灭了，还说我们演得不错。自此，我们和郑馆长也熟悉了。他是个小伙子，长得挺帅，也风趣，爱孩子。星期日，我和哥哥就去文化馆玩。

在永兴，我还认识了刘娘，刘娘名兰畦，是妈妈中学的同班同学。大学里，她学的是教育系，我妈妈是数学系。抗战爆发后，刘娘将一双儿女交给外婆和舅妈，只身到了抗日后方，在湖南教书。妈妈接任省立三中校长后，就倚靠刘娘，组成了领导班子，刘娘当训育主任。她的一位叫沈志强的朋友，任教务主任，都志同道合。刘娘和我妈妈住一间宿舍，对我和哥哥都很关爱。我感觉刘娘还特公平，不像妈妈总偏袒哥哥，我有什么不对的，刘娘也耐心地和蔼地批评我，让我特别心服。我很爱刘娘，在她身边快乐而幸福。

不久，生活又有了变动。这次，是飞机惹出来的祸。

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我跟刘娘在中学教师食堂吃晚饭。小学的食堂，星期日同学都回家了，照例要停一天。中学教师食堂星期日还会改善伙食，所以拿上刘娘的花瓷碗跟她去吃"客饭"也是我的一乐。正吃饭间，就听见飞机低飞的嗡嗡声，邻近的郴州有机场，飞机声是常听得见的，但这次特别，声音大得震耳。还没容得大家反应清楚，就轰隆一响，地都震动了。刘娘和老师们都立即跑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儿。我也想跟去，可又舍不得饭菜，三口两口吃完，就听到中学生们在喊："飞机掉在河滩了！""拿上脸盆救火！"我也跟着奔跑的人群到了城外不远的河边。只见河中间的沙滩上，两架飞机在熊熊燃烧。虽然是冬天了，可湘南并不冷，我也挽上裤腿蹚了过去。三中的学生们个个奋勇救火。还有维持秩序的，不让我这小孩儿靠近。天渐渐黑下来，只见火光映着攒动的人群，分辨出是三中的老师们在指挥着学生们。还看见一个戴着礼帽、不停地挥动文明棍的男人和我一同"观战"，人们说那是县长。最后，我又跟着人群回到了学校。

第二天，竟然没有上课。我正向同学们讲昨晚的见闻，妈妈差人来喊我去，让我找上一个同学，再摘点儿花草，随她去医院看望那两个迫降的美国飞行员。我赶快叫上我的好朋友李琼安。到了医院，只见那两个美国兵睡在床上，伤并不重。我走近前说了句" How do you do , wish you health "，就把花草放在他们床头，甚至都没看看他俩长什么模样就跑了出来，带着李琼安蹚水去看劫余的飞机了。李琼安拾了块很厚的碎玻璃，视为宝物。那机身原来是三夹板做的，烧得只剩下个铁架子。中午，哥哥愤愤地说我："那两个混账一定是喝醉酒迷了航，把飞机撞坏，回去准得受处分，你还去给他送花！"我回嘴说："是妈妈让去的。"妈妈也打圆场说："不管怎样，也是盟军嘛！"可是我感觉到中学的气氛不对，好像人人都很气愤。我先还以为都是冲着我的，后来才知道是昨夜县长在火场瞎指挥，拿文明棍打了三中的老师。学生们上去夺了县长的文明棍，七嘴八舌地训斥了县长。县长第二天上午就到学校来，让查出昨夜夺他棍子训斥他的学生，予以处分。妈妈和刘娘拒绝了，反而表扬了救火的师生。县长愤然走了，扬言学校包庇"不良分子"（共产党），决不甘休。师生们得知，义愤填膺，酝酿着学潮。我不清楚妈妈和刘娘是怎样紧张地做工作的，学潮是没闹起来，但又出了一件事。

学校的生活区和教学区跨在永兴县唯一的那条石板路两边，中间架有一座木头过街天桥。县长说他走过天桥下面时，有学生向他扔石头，砸到了他的阳物，致使他受伤卧床。妈妈和刘娘去看望过，认为气色很好。学校军训课的王教官却说确实是被砸肿了，挺严重的，他看到伤了。我听见妈妈和刘娘在讨论这件事：首先，从天桥上朝下扔石头，顶多砸到头或肩膀，怎么可能砸到下身？其次，他知道妈妈和刘娘都是单身妇女，不可能去验他的"伤"，纯粹是讹诈。这王教官原是县党部派到学校来主持三青团的，妈妈和刘娘来后主张学校不参与党团活动，取消了三青团部，王团长改做军训课的教官了。这事的实质是爱国的民主知识分子与法西斯的国民党的斗争，不过那时妈妈和刘娘在政治上都比较天真幼稚，没能有深刻的认识。

过了一两天，王教官看妈妈没被县长的伤讹住，就开始放风，说永兴是共产党的老窝子，矿上就闹过工潮，现在闹到学校来了，学生们唱的歌、演的戏都有问题，还指名说沈教务主任的弟弟，才二十岁出头的沈垚老师就是赤色分子。沈教务主任吓得晚上到我妈妈房里大哭，连声说："周校长、刘主任，救救我弟弟。"我妈妈劝他让沈垚快走。就这样，沈垚连夜逃到广西去了，撇下他17岁的未婚妻、图书管理员况德坤。我姐周莼章当时也在学校做实验室管理员，和况德坤住一间宿舍，我常去，管她叫"况"。沈垚逃走后，"况"天天都泪汪汪地倚在窗台上，写了密密麻麻上百个"沈垚"。我还拿她取笑，不懂得她的痛苦和担心。

转眼，学期就结束了，妈妈和刘娘都被撤职。妈妈的罪名是"治校无方"，刘娘的是"训导乖张"。因为五姑爹常拿这八个字来和妈妈、刘娘开玩笑，我也就知道了。其实还是教育厅长、国民党元老朱经农力保，才没有把妈妈和刘娘当共产党"查办"。若是"查办"，关进监牢，性命都难保了。和我妈妈关系好的一些教职员也都纷纷辞职离去。郑馆长也走了，后来在重庆街头碰见，他一身军装，参加了青年军到过缅甸。春节后，新任校长来办了移交手续，妈妈带了我和哥哥又回到衡阳五娘家。不久，刘娘也来了。她们二人已不宜在湖南教育界谋职，暂时失业在家。

离开仅一学期，我又回到了扶轮小学，还是和倜哥一块儿去，一块儿回来。老师、同学也都是熟面孔，似乎没什么变化，可家里却事故颇多。先是哥哥出麻疹，继而转成肺炎，发高烧，呼吸急促。妈妈和刘娘日夜守着他，他还老问妈妈他是不是快要死了，吓得妈妈更不敢离开他一刻。接着倜哥也出麻疹。五娘全心照顾他。第三个是我，第四个是杨妈的小毛头。其实，毛头已经出过麻疹，这回又感染发病，真是祸不单行。杨妈也就顾不上做家务事了。我颇有自知之明，默默地躺着，忍着高烧的痛苦，只有栖姐偶尔来看我，给我拿点儿水喝，还顺带表扬我几句，心里得到十分的安慰。他们从城里还请来了医生给哥哥诊病，哥哥吃了他的药水没明显好转，还是妈妈自己用从香港带回来的"兜安氏"药膏给哥哥敷胸部，才慢慢好起来。家里总算没病人了，但我们还不准出门，饭也送下来，一人一份，多了不给。病愈的人往往食欲特别好，可是五娘说病愈的人体质还弱，消化力差，不宜多吃。两三天下来，倜哥就哭开了，哥哥就喊开了。妈妈说，湖南有"背冤单"的乡俗，相当于游行请愿。哥哥就找了两张大纸，上面写上"我要吃饱饭"几个大字，贴在自己和倜哥的背上，二人在各房间"游行"。我能忍饿，笑着看这一个呼口号、一个流眼泪的难兄难弟。大家都笑，就五娘生气。又过了几天，我们能正常吃饭了，我和倜哥又去上学，哥哥还休养辍学在家。悫哥和俪姐也没再去永兴的三中，就在衡阳上学。

不久学校搞了一次统考。因为粤铁路所有的扶轮小学要集中到韶关去进行毕业会考，衡阳就来了个摸底测验，算术我考了90分，是全班第一。本来我可以考100分的，可是移项那部分老师没教过，我想了一下，还是老实稳妥，就没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回家一说，妈妈说我太死脑筋。虽然差了10分，得了个教训，但还是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扬，上前领了一本作为奖品的本子。从前在香港，婆婆给我绣的花，我领了一个笔盒，惹得同学们不服气。这次同学们没有不服气，可是我自己觉得太笨，也没高兴起来。过了没几天，我们这桐家垅分校的六年级学生，全部并到校本部上课，以保证衡阳扶轮小学的成绩。我们全班也保证努力"冲刺"，不给学校丢脸。

到校本部上课也是件新鲜事。首先，每天早上得去赶火车，就站在铁路边上，交通火车来了，就爬上去。因为没有月台，我够不着车门的，阶梯，每次都是倜哥先把我托上去，我再拽他上来。找好座位，一路看风景，火车开到东阳渡。这是个正式的车站，上满了员工，再开回衡阳站。好在校本部离衡阳站不远，出站就到校了。可是下午回去的交通车开得早，我们赶不上。降了旗放了学，我们成群结队地顺铁路走回五马归槽，一步踩一根枕木，边说边笑。有时候男孩子们还比赛看谁能在铁轨上走得远，有时候还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听有没有车过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也没觉得累。第二件新鲜事是带中午饭，校本部有厨房，给蒸热，但是要交钱。五娘说，顺便蒸蒸热没有收钱的道理。第二天，同学们都拿到热饭，就我和倜哥的饭盒被放在一边。倜哥眼泪汪汪地说声"不吃了"，就伏在了课桌上。我鼓了鼓勇气，就去和厨房的人理论，最后达成协议，明天带钱来，今天的饭我自己来热。我探身到大锅里，把饭和菜一起倒下去，拿大锅铲翻了几番，得亏在赤坎有炒菜的经验，这回用上了。倜哥破涕为笑，回去五娘也称赞了我。

坐火车上学的日子没持续多久，长沙就被围了，不要说毕业会考，整个学校都要提前放假，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毛边纸油印的毕业证书。上了最后一课，大家想起都德的课文，站起来齐声喊着"抗战必胜""中国不会亡""中国万岁"！全校集合在操场上，行了降旗礼。校长在台上哽咽着说："同学们，不管你们走到哪里，不要忘记你们是衡阳扶轮小学的学生！"台下唏嘘一片，记得我们班还慷慨激昂地高唱了一曲《毕业歌》。此情此景更使我们体会到了歌词的内容，少年们怀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豪情，却又是悲伤地、默默地在枕木上一步步地跨着。我们回到家，也看见长辈们都在忙着收拾行李。

形势已经很紧了，报上又登载了城里千万只老鼠咬着尾巴浩浩荡荡凫过湘江，看奇观的群众上万，认为城里要临大灾了。本来就人心惶惶，这下更是火上浇油。空袭频繁，有一天晚上还进行了激烈的空战。只见炮火的红光交织，被击中的飞机冒着熊熊大火栽向地面，枪声、炮声、爆炸声和飞机撞地的轰隆震动。我惊得瞠目结舌，而哥哥、倜哥他们在拍掌欢呼。其实黑天里，也看不见是日本飞机还是我们的飞机。四娘过来说他们："人家在拼命，你们高兴什么！"他们吓得不敢喊了。这血火交织的惨烈场面，是永不会忘记的。国民党的士兵也来到了土山包上工事里，修建那些炮位，还扛了大斧头来砍我们房子边的那一排笔直的大树。树的主人许老头儿在旁苦苦哀求，说那是他爸爸种下的，求他们给留下，几乎都要下跪了。大兵们也不理他，仍一下下地砍，那咚咚声也震动着我的心，"敌人杀来炮火疆场"，当了亡国奴，什么都完了。

在我们去永兴之前，四、五姑爹还有五姑爹的朋友季先生合伙，我妈妈也入了一点儿股，集资办了一家"竞新纺织厂"，厂址就在湘江堤岸上。四娘、四姑爹住到厂里，置备了一台毛巾机、两台袜子机，雇了一个工人王师傅，四娘也学着干。形势紧张后，厂房和机器也都便宜卖了，四姑爹二人也搬了回来，给每家分了一些袜子和毛巾，算是血本所归。五娘家的鸡也都杀着吃了，猪给了附近农民。我们也要启程上路了。我望着那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菜园，挺舍不得；郭师傅想必心里更不好受；只有毛头高兴，她说可以见到她爹爹了；也许杨妈也高兴，但不表露出来，因为杨妈和毛头的爹还没结婚。

从衡阳站上了火车，坐车的人虽然很多，但还有秩序，有座位。走了半天到达桂林，出了车站，杨妈对五娘说了许多道谢的话，就领着毛头走了。五娘、四娘还有我们，和刘娘、郭师傅三家一共13个人都住进了美娘家。美娘是五姑爹的堂妹，数天前全家都逃到重庆去了，一排平房能容纳得下。房前还有一片几亩大的果园，可供我们几个玩耍撒欢，可也就是这片果园，又惹出来不少麻烦。

许燕吉（1933年1月—2014年1月13日）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笔名落花生）之女。1941年父亲许地山猝死于香港，这一年许燕吉只有八岁。不久日本人占领香港，母亲带着许燕吉及其哥哥逃往内地，辗转漂泊，流落于湖南、贵州等地。建国后，许燕吉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随后在反右斗争中被隔离审查，入狱6年。期间，孩子夭折，丈夫与之离婚。1969年，她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老农。1979年3月平反，回到南京。许燕吉是江苏省农科院副研究员，曾任南京市政协委员、台盟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台联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