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妻子犯了错,我毫不犹豫选择离婚,从此再无联系
发布时间:2025-10-10 02:38 浏览量:19
“妈,这事儿您就别提了。”
我把一筷子炒好的西红柿鸡蛋拨进安安的碗里,油汪汪的红色裹着嫩黄的蛋块,是她最喜欢的菜。
“都两年了,我跟她,早就没关系了。”
电话那头,我妈叹了口气,声音隔着电流有点失真,但那股子熟悉的、想说又不敢多说的劲儿,我一听就知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林涛。我是说,安安这都八岁了,学校里开家长会,总归是……”
“总归是我去。”我打断她,语气平静,但拿筷子的手紧了紧,“爸妈一起去,就一定对孩子好吗?我和她,待在一个屋里都憋得慌,那气氛,安安能不知道?”
我妈不说话了。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无非是孩子可怜,单亲家庭总归是缺了点什么。
这些话,两年前,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两年前,我推开家门,看到徐静和那个男人坐在沙发上。
没做什么,就只是坐着。
但那个男人握着她的手,她没有抽开,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混杂着依赖和解脱的神情。
那一刻,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声音,没有画面,就一片白。
像老式电视机没了信号,只剩下刺啦刺啦的雪花点。
我没跟他们吵,也没问为什么。
我只是走过去,拿起茶几上的一个苹果,走到厨房,慢条斯理地开始削皮。
果皮一圈一圈地往下掉,很长,没断。
等我削完整个苹果,我把水果刀“啪”地一声放在砧板上,回头对他们说:“你们聊,我去做饭。”
那个男人几乎是立刻就站了起来,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说了句“我先走了”,就落荒而逃。
徐静坐在那儿,没动,脸色比墙纸还白。
那一晚,我们分房睡的。
第二天早上,我把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放在她面前。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笔,在末尾签了字。
徐静。
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毫不犹豫。
朋友都说我果断,说我爷们儿。
我自己也觉得,这事儿上,没什么可犹豫的。
一道线,越过去了,就是越过去了。
信任这东西,就像一张纸,揉皱了,就算再怎么熨,也回不去了。
离婚后,我们没再联系过。
她走得很干脆,带走了她的衣服和化妆品,把她买的那些锅碗瓢盆都留下了。
房子是我的,孩子归我,她每个月打抚养费。
就这么简单。
这两年,我的生活被格式化了。
早上六点半起床,做早饭,送安安上学。
七点半到公司,处理报表,核对数据。我做会计的,工作就是跟数字打交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错一点都不行。
我喜欢这种精确。
下午五点半下班,接安安,回家,做饭,辅导作业,讲睡前故事。
十点,安安睡了,我再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要处理。
生活就像一张排得满满的当当的Excel表格,每一格都填着内容,清晰,有序,没有一点差错。
我觉得这样挺好。
安安也很乖,成绩不错,性格也开朗。
偶尔,她会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
我就告诉她:“妈妈工作很忙,在外地。”
她“噢”一声,就不再问了。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就像电脑里的一个错误文件,被我彻底删掉,清空了回收站,不留一丝痕迹。
我以为我可以一直这样,把我和安安的生活,打理成一个完美的、没有徐静的闭环。
直到安安学校要举办一个“亲子创意手工大赛”。
通知单是夹在作业本里带回来的,一张粉色的纸,印着卡通图案。
安安把通知单递给我的时候,眼神有点飘忽。
“爸爸,老师说,这个比赛,最好是爸爸妈妈一起参加。”
我正在切菜的手顿了一下,砧板上,半个土豆孤零零地躺着。
“爸爸一个人陪你去,不行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点,“爸爸的手工也很好啊,忘了去年我们做的那个小火箭了吗?”
安安低下头,小声说:“可是,我们班的豆豆说,他爸爸妈妈要一起做一个大城堡。”
“那我们就做一个比他更大的飞船。”我说。
安安没再说话,默默地回房间写作业去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很小声地,像是在跟布娃娃说话。
“要是妈妈也在就好了,妈妈最会画画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扎了一下。
不疼,但是很闷。
我关掉厨房的灯,在黑暗里站了很久。
手机通讯录里,那个叫做“徐静”的名字,我从来没删。
就像一个遗迹,静静地躺在那里,证明着一段过去的存在。
我划开屏幕,找到那个名字,指尖悬在上面,却怎么也按不下去。
我为什么要找她?
为了一个儿童手工比赛?
显得我这个当爹的,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
还是说,我要向她低头,承认没有她,这个家就是不完整的?
不行。
我关掉手机,深吸一口气,把那点刚刚冒头的情绪压了下去。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个手工比赛吗?我一个人,照样能给安安挣个第一名回来。
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卡纸、颜料、超轻黏土,还有会发光的小灯珠。
我决定做一个太阳系模型,九大行星,哦不,现在是八大行星了,围着一个能发光的太阳转。
这个创意,肯定能拿奖。
我把计划告诉安安,她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黯淡下去。
“爸爸,做这个会不会很麻烦?”
“不麻烦,爸爸厉害着呢。”我拍着胸脯保证。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下班就扎进了这个大工程里。
客厅的地板上铺满了各种材料,我拿着剪刀和胶水,笨拙地粘着一个个纸球。
安安会过来帮我,给我递递东西,或者用画笔给“地球”涂上蓝色。
但她的话很少,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我。
我能感觉到,她不开心。
那种不开心,不是因为手工不好玩,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
我假装没看见。
我告诉自己,小孩子嘛,过一阵就好了。等我把这个酷炫的太阳系模型做出来,她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比赛前一天晚上,我熬到半夜,终于把整个模型组装好了。
打开开关,中间的“太阳”亮起暖黄色的光,八颗行星静静地悬在轨道上,看起来确实挺像那么回事。
我满意地拍了拍手,想象着明天安安在同学面前骄傲的样子。
可第二天早上,我去叫安安起床,一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体温计一量,三十九度二。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手工模型也忘了拿,抱着安安就往医院跑。
急诊室里人来人往,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安安蔫蔫地靠在我怀里,小脸烧得通红。
检查,化验,打点滴。
医生说是急性扁桃体炎,引起的高烧,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我办好住院手续,把安安安顿在病床上。
她挂着水,睡着了,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眉头紧紧地皱着,睡得很不安稳。
我坐在病床边,看着她,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疲惫,焦虑,还有一点点……无助。
这种感觉,在我决定离婚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过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足够强大,可以为安安撑起一片天。
可现在,看着生病的女儿,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这片天,好像有点小,还有点漏雨。
到了晚上,安安烧得更厉害了,开始说胡话。
她的小手在空中乱抓,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妈妈……妈妈,我难受……”
那两声“妈妈”,像两把小锤子,不重,但一下一下,精准地敲在我心上最软的地方。
我握住她滚烫的小手,一遍遍地跟她说:“安安乖,爸爸在呢,爸爸在这儿。”
可她听不见,还在不停地叫着“妈妈”。
隔壁床的一个大妈探过头来,小声问我:“孩子他妈呢?孩子生病了,当妈的在跟前,孩子心里能踏实点。”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是啊,她妈呢?
她妈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过着我不知道的生活。
我拿出手机,又一次翻到了那个名字。
这一次,指尖的犹豫,变成了轻微的颤抖。
这两年里,我刻意地不去想她,把所有关于她的记忆都打包,扔进了脑子最深的角落。
我以为我忘了。
忘了她笑起来眼角的细纹,忘了她做的排骨汤的味道,忘了她晚上睡觉喜欢把脚伸出被子。
可现在,在医院惨白的灯光下,在女儿无意识的呢喃中,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细节,一点一点,又都清晰了起来。
我到底在坚持什么?
所谓的原则?所谓的底线?
这些东西,在女儿痛苦的呻吟面前,还重要吗?
我看着安安烧得通红的小脸,心里的那堵墙,开始出现裂缝。
我第一次尝试着去面对那个被我回避了很久的问题:我的决定,对安安来说,真的是最好的吗?
我以为我给了她一个清静安稳的环境,可我好像也剥夺了她生病时,可以喊一声“妈妈”的权利。
护士进来换药,看了看安安的情况,又看了看我憔悴的脸。
她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很温和。
“大哥,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要不给你爱人打个电话吧。小孩子生病,特别黏妈妈。”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护士走后,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医院的走廊在夜里格外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咳嗽声。
我终于还是按下了那个拨号键。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喂?”
是她的声音。
两年了,一点没变,还是那样,带着一点点沙哑的鼻音。
我一瞬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像一块被风干了的木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林涛?”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确定。
“嗯。”
“……有事吗?”
她的语气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客气。
这种客气,比吵一架还让我难受。
好像我们之间,真的就只剩下“有事吗”这三个字了。
“安安病了,”我深吸一口气,把话说完,“在市儿童医院,发高烧。”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但我能听到她那边,呼吸声明显变重了。
“……严重吗?哪个病房?”她的声音一下子急了。
我告诉了她地址。
“我马上过去。”
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
一种陌生的情绪涌了上来,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有点松了口气,又有点更加沉重的烦躁。
半个小时后,我听见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我抬起头,看见了徐静。
她跑得有些喘,头发有点乱,脸上没化妆,眼角有我熟悉的细纹。
她穿着一件简单的风衣,还是我以前给她买的那个牌子。
她瘦了,也憔-悴了些,但眼神还是那么亮。
看到我,她脚步慢了下来,眼神复杂地在我脸上一扫而过,然后就径直望向了病房里。
“安安呢?”
“刚睡着。”
她没再看我,推开病房的门,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
我跟在她身后。
她走到病床边,俯下身,用手背轻轻碰了碰安安的额头。
然后,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女儿。
灯光从她头顶照下来,在她脸上投下一片阴影。
我看到她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过了一会儿,她拉过旁边的椅子,坐了下来,伸手握住了安安没有打针的那只小手。
整个过程,她没有和我说一句话。
我们就这样,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守在安安的病床两边。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输液管里液体滴落的声音,和安安均匀的呼吸声。
气氛有些尴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熟悉彼此的每一个习惯,每一个眼神。
现在,却像两个刚认识的陌生人,被硬凑在同一个空间里。
安安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在睡梦中动了动,小声地哼唧了一声。
徐静立刻俯下身,用极低极柔的声音哄着她:“宝宝乖,妈妈在呢,妈妈在这儿。”
安安慢慢地安静了下来,眉头也舒展开了。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是我永远也替代不了的。
我这个父亲,做得再好,也给不了女儿母亲怀抱里的那种安宁。
这种认知,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
夜深了,我让她去旁边的空床上休息一会儿。
她摇了摇头,“我不困。”
“你去睡吧,”她终于开口跟我说话了,声音很轻,“你明天还要上班。”
我没动。
“公司那边我请假了。”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我们就这样,一夜没合眼,守着安安。
第二天早上,安安的烧退了一些,人也清醒了过来。
她睁开眼,第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床边的徐静。
她愣了一下,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妈妈?”
她试探着叫了一声,声音又小又怯。
“哎,宝宝,妈妈在。”徐静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笑着,声音却在抖。
安安的眼睛里,瞬间就蓄满了泪水。
她没有哭出声,就是那么无声地掉着眼泪,伸出小手,紧紧地抓住了徐静的衣角,好像生怕她一松手,妈妈就会消失一样。
“妈妈,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徐静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她抱着安安,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傻孩子,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是妈妈不好,妈妈应该早点回来看你的。”
我站在一边,看着抱在一起哭的母女俩,感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这个病房,因为徐静的到来,好像一下子变得完整了。
而我,这个一直努力维持着“完整”假象的人,却成了那个局外人。
接下来的几天,徐静一直待在医院里。
她给安安擦身,喂饭,讲故事,无微不至。
安安的精神状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了起来。
她的话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看徐静的眼神里,充满了依赖。
而我,除了每天去买饭,和医生沟通病情,好像就没什么用了。
我和徐静之间,交流很少。
大多数时候,都是关于安安的病情。
“医生说今天可以减量了。”
“嗯,知道了。”
“她想吃楼下那家的馄饨。”
“我去买。”
我们的对话,简短,客气,像两个在工作中需要对接的同事。
有一天晚上,安安睡了,我走出病房,想去透口气。
徐静也跟了出来。
我们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站着。
窗外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一片璀璨。
“谢谢你。”她突然开口。
我愣了一下,“谢我什么?”
“谢谢你告诉我安安病了。”她说,“也谢谢你……这两年,把她照顾得这么好。”
我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想点上,才想起这里是医院。
我又把烟塞了回去。
“她是我女儿。”我说,声音有点硬。
言下之意是,我照顾她是应该的,用不着你来谢。
她好像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林涛,我知道,你还在怨我。”
我转过头,看着她。
夜色中,她的侧脸轮廓很柔和,不像白天那么紧绷。
“怨?”我自嘲地笑了一下,“谈不上。事情都过去了。”
“过不去。”她摇了摇头,“我知道,在你心里,这事儿过不去。”
她顿了顿,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那天……你看到的那个人,他是我大学时候的学长。”
我心里一紧。
我不想听。
我一点也不想听这些细节。
这两年,我刻意不去想那天的事,不去想那个男人是谁,他们是什么关系。
因为我知道,一旦开始想,那些被我压抑住的情绪,就会像洪水一样冲出来。
可她还是说了下去。
“那段时间,我爸生病,查出来是癌症。你那阵子正好在忙一个大项目,天天加班,回家也很晚。我没告诉你,是不想让你分心。”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她父亲生病的事,我……我好像有点印象。
她提过一次,说她爸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看。
我当时正在核对一份重要的报表,就随口应了一句,“嗯,那你去吧,有事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忘了。
我甚至,从来没有主动问过,她父亲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我一个人,每天在公司和医院两头跑。公司里不能说,怕影响工作。回到家,你又很累,我也不想给你增加负担。”
“那段时间,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后来,在医院,我碰到了他。他在那家医院当医生。他帮了我很多,帮我联系专家,安排床位……”
“所以,你就感激他,然后就……”我的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没察...察觉到的颤抖和讽刺。
“不是你想的那样。”她打断我,声音提高了一点,但很快又降了下去。
“我承认,在他面前,我很放松。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脆弱和无助都告诉他,他会安慰我,鼓励我。”
“那是一种……依赖。像是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块浮木。”
“那天,我爸的手术做完了,很成功。他来家里看我,给我带了点水果。我太累了,也太高兴了,就跟他多聊了一会儿。”
“他握我的手,是在安慰我,说我辛苦了。”
“林涛,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对他,只是感激和依赖,不是爱。”
她看着我,眼睛在黑暗中亮得惊人。
“我知道,我说这些,你可能不信。我也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看到那一幕,会怎么想。”
“我当时没有解释,是因为我觉得,解释也没用了。”
“我们的问题,不是从他出现才开始的。”
她这句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一个特别不懂事的妻子?工作上帮不了你,家里也总是给你添乱。”
“你喜欢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着,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你觉得这是对我好,是在保护我。”
“可是,你有没有问过我,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不是一个什么都能搞定的全能丈夫。我想要的,是一个可以跟我说说话,听我发发牢骚,在我撑不住的时候,能让我靠一下的伴侣。”
“你回家,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除了安安,好像就没有别的话题了。”
“你问我作业辅导了吗,问我饭做好了吗。但你从来不问我,今天过得开心吗。”
“那个家,越来越像一个你下班后回来休息的旅馆,而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家。”
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过去几年婚姻生活的样子。
是啊,我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跟她分享工作上的烦恼和喜悦了?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跟她聊那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是在浪费时间了?
我以为我努力工作,挣钱养家,把一切都安排好,就是对她最大的爱。
我以为我把她保护在我的羽翼下,让她不用操心任何事,她就会幸福。
我错了。
我给了她一个安稳的壳,却忘了给她一个可以透气的窗口。
我的沉默,我的大包大揽,我的自以为是,在她和我之间,砌起了一堵看不见的墙。
而那个男人的出现,不过是在这堵已经摇摇欲坠的墙上,推了一把而已。
我一直以为,我是这段婚姻里唯一的受害者。
我站在道德的高地上,用她的“错误”来定义了我们整个过去。
我用“果断离婚”来证明我的清白和决绝。
可现在,我才发现,我可能也是那个……犯了错的人。
我的错,不是出轨,不是背叛。
我的错,是长久以来的忽略和冷漠。
这种错,更隐蔽,也更伤人。
“离婚的时候,我之所以什么都没解释,什么都没争,是因为我觉得,也许分开,对我们俩都是一种解脱。”
“你不用再费心维持一个完美的家庭表象,我也不用再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我只是……对不起安安。”
她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咽下去。
我看着她,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原来,这两年,我一直活在一个我自己构建的,关于“背叛”和“受害”的故事里。
我用这个故事,来支撑我的骄傲,我的原则,我所有的行为。
现在,这个故事,被她几句话,就说塌了。
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一直以来,都在上演一出自我感动的独角戏。
那种感觉,比当初看到她和那个男人坐在一起,还要难受一百倍。
那是一种,从根基上被彻底否定的感觉。
我一直以为的正义,原来只是我的偏执。
我一直以为的解脱,原来只是我的逃避。
安安出院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
徐静帮她收拾好东西,换上干净的衣服。
小丫头拉着她的手,一步也不肯放开。
“妈妈,你今天……还走吗?”安安仰着小脸问她,眼睛里满是期盼和不安。
徐静蹲下身,摸了摸她的头,脸上带着我看不懂的神情。
“妈妈……妈妈要去上班。”
安安的眼神一下子就暗了下去,小嘴也瘪了起来。
“那……那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
“妈妈有空就来。”
这种标准答案,连我听着都觉得敷衍。
安安没再说话,只是把徐静的手抓得更紧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
我看到徐静眼里的不舍,看到安安眼里的渴求。
也看到了我自己,这两年来,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我亲手斩断了她们母女之间的联系,然后又天真地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就能填补上所有的空白。
我真是……太自大了。
徐静站起身,准备离开。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躲闪。
“那我……先走了。安安有事,你再给我打电话。”
她说完,就要把自己的手从安安手里抽出来。
安安不放,眼看就要哭出来了。
就在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为了我那点可笑的自尊心,为了那个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则”,我已经伤害了女儿一次。
我不能再伤害她第二次。
“等一下。”
我开口了。
徐静和安安都回过头来看我。
我走到她们面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看着徐静,第一次,用一种平视的,而不是审判的目光看着她。
“以后……周末你来接安安吧。”
我说。
“让她去你那里住一天。”
徐静愣住了,好像没听懂我的话。
安安也愣住了,小嘴微微张着。
“为了孩子。”我补充了一句,像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医生说,她需要保持心情愉快,有利于恢复。”
其实我知道,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了。
也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让我自己,从那个偏执的、自怜的壳里,走出来。
离婚,不是结束,不是谁对谁错的审判。
它只是改变了我们作为夫妻的身份。
但我们作为安安父母的身份,永远不会变。
这个道理,我用了两年,用女儿的一场病,才终于想明白。
徐静的眼睛里,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亮起了光。
那是一种混杂着惊讶、不解,还有一丝……感激的光。
“……好。”她点了点头,声音有点发颤。
安安终于反应了过来,她看看我,又看看徐静,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灿烂的笑容。
“真的吗?爸爸!妈妈!”
她高兴得跳了起来。
那一瞬间,医院走廊里那些刺鼻的消毒水味,好像都变成了阳光的味道。
那天之后,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模式。
每个周五下午,徐静会来接安安。
周日下午,再把她送回来。
一开始,我们之间的交接,还是有些尴尬。
她把安安送到楼下,把书包递给我,说一句“下周见”,然后转身就走。
我也只是点点头,说一句“路上小心”。
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安全的距离。
但安安是最好的润滑剂。
她会兴高采烈地跟我分享她在妈妈那里的周末。
“爸爸,妈妈带我去画画了,你看,这是我画的!”
“爸爸,妈妈给我做了可乐鸡翅,可好吃了!”
“爸爸,妈妈说,她下周要带我去海洋馆。”
从安安的描述里,我拼凑出了一个我从未了解过的徐静。
一个会陪女儿在画室待一下午,身上沾满颜料的徐静。
一个会在厨房里,一边看菜谱一边手忙脚乱做菜的徐静。
一个……努力在做一个好妈妈的徐静。
有一次,安安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
“爸爸,这是妈妈让我带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排骨汤。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我盛了一碗,慢慢地喝着。
汤很暖,一直暖到胃里。
我拿出手机,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汤很好喝,谢谢。”
过了很久,她回过来两个字。
“不客气。”
从那以后,我们的交流,多了一点点。
不再仅仅是关于安安的交接。
她会发信息问我:“安安的那个舞蹈班,续费了吗?”
我也会提醒她:“下周要降温了,让她多穿点衣服。”
我们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安安。
但那种针锋相对的、客气疏离的气氛,在一点点地融化。
我们变得……更像“战友”了。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让安安健康快乐地成长。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都放下了过去的一部分自己。
我放下了我的骄傲和偏执。
她也放下了她的沉默和躲闪。
有一天,我送安安去她那里。
正好赶上她家里的水管漏水,弄得满地都是。
她穿着围裙,拿着扳手,正蹲在地上手足无措。
我看见了,什么也没说,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扳手。
“我来吧。”
我以前,也经常帮她修这些东西。
我很熟练地关掉总闸,找到漏水点,用生料带缠好,再拧紧。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她站在一边,看着我,眼神有点复杂。
等我弄好,站起身,她递给我一条毛巾。
“擦擦汗。”
“谢了。”
“我……我去做饭,你留下来一起吃吧?”她试探着问。
安安也在旁边使劲点头,“爸爸,留下来吃饭吧!妈妈做的菜可好吃了!”
我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好。”
那是我离婚两年来,第一次,和她,和安安,像一个正常的家庭一样,坐在一起吃饭。
饭桌上,没有沉默,也没有尴尬。
安安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里的趣事。
我和徐静,偶尔会相视一笑。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饭桌上,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暖,那么……自然。
吃完饭,我准备走。
徐静送我到门口。
“林涛,”她叫住我,“对不起。”
我知道,她这句对不起,不仅仅是为两年前的事。
也是为她当时的不解释,为这两年我们之间的僵局。
我摇了摇头。
“也该我说对不起。”
我说。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在闪。
她点了点头。
“嗯。”
我转身下楼,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站在门口,看着我。
我冲她挥了挥手。
她也冲我挥了挥手。
那一刻,我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没有想过要和她复婚。
有些裂痕,就算弥补了,也还是存在的。
我们回不去了。
但,我们或许可以,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一个不再是夫妻,但依然是亲人,是安安的爸爸和妈妈的未来。
我开着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
我跟着哼唱起来。
两年前,我毫不犹豫地离了婚,把她从我的世界里彻底删除。
我以为那是果断,是解脱。
现在我才明白,那不是。
真正的解脱,不是删除,不是忘记,不是老死不相往来。
而是,和解。
和过去的错误和解。
和对方的不完美和解。
更重要的,是和那个固执的、不成熟的自己,和解。
我不再需要用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来武装自己。
我也不再需要用一个“完美单身爸爸”的标签来证明什么。
我就是林涛。
是安安的爸爸。
也是徐静的……前夫。
这就够了。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道只有“对”和“错”两个选项的判断题。
它是一道复杂的,需要我们不断修正答案的,论述题。
而我现在,才刚刚开始,学会怎么去写下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