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曾问毛主席：当初为何要和妈妈离婚？主席：我有一半的责任！

伟人的婚姻里，从来都不只有风花雪月，更多的是革命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当至亲骨肉问起那段未了的缘分，哪怕是运筹帷幄的领袖，也会流露出藏在心底的遗憾。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贺子珍。当时18岁的贺子珍已是永新县委干部，能骑无鞍马、持双枪引追兵，那份英气很打动人。只是毛泽东那时还惦念着远在湖南的妻子杨开慧，直到后来听说杨开慧牺牲的消息——虽然后来证实是误传，但在当时的井冈山，大家都信以为真。1928年，在袁文才、朱德等人的撮合下，两人走到了一起，没有仪式，没有彩礼，只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作见证。

接下来的十年，是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也是他们最患难与共的时光。贺子珍跟着毛泽东转战赣闽湘黔，十年里怀了十次孕，生下六个孩子，可在频繁的行军打仗中，五个都没能留住。1929年在福建长汀生的长女，出生二十多天就送给老乡抚养，后来再也找不到；1932年生的次子毛岸红，长征开始前留在苏区托人照料，从此失联；长征路上二渡赤水时，刚出生的女儿直接送给了当地农户，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贺子珍自己也在贵州遭敌机轰炸，身上嵌进十几块弹片，这些弹片后来疼了她一辈子，当时她还主动要求留在老乡家，不想拖累队伍，是毛泽东硬把她带走的。那些年毛泽东政治上起起落落，红四军七大落选前委书记、在中央苏区被排挤，都是贺子珍陪着他养病读书，不离不弃。

可感情的裂痕，也在艰苦的环境里慢慢滋生。到了延安后，越来越多有文化的进步青年涌来，贺子珍觉得自己学识跟不上，心里渐渐有了包袱。加上弹片的伤痛和频繁生育的折磨，她的脾气变得急躁。毛泽东后来跟曾志说起，1937年3月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他，两人说笑间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还动了手，他批评她不顾影响，两人吵得很厉害。

那之后，贺子珍就想离开延安，去上海治病、学习，不想被人觉得“没文化”。可没等她动身，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陷了。可她性子倔，还是在1937年10月偷偷去了西安，准备转道去苏联。毛泽东急了，写信劝她，还派警卫员追过去接她，说自己这辈子只流过三次泪，其中一次就是听说她受伤快不行的时候。可贺子珍没回头，只让警卫员捎回一块手帕，上面写着“从此诀别”。这方手帕，毛泽东后来一直藏在铁箱子里。

1937年11月，贺子珍跟着其他同志去了苏联，1938年1月到了莫斯科，还起了“文云”的化名，不想顶着“主席夫人”的头衔。同年5月，她生下一个儿子，取了俄文名字廖瓦，可孩子长到六个月就因急性肺炎夭折了。更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她后来听说，毛泽东在1938年秋天已经和江青结了婚。1939年8月，周恩来去苏联治臂伤，特意给她带了毛泽东的信和一箱书，信里委婉说了终止婚姻的事，她这才彻底接受了现实。

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不好过，苏德战争期间什么苦活都得干，后来还被诬蔑神经失常送进了疯人院。直到1946年，在王稼祥的帮助下，贺子珍才带着李敏回到东北。1949年，李敏跟着妈妈进了中南海，终于见到了父亲毛泽东。长大后，李敏看着妈妈身上的弹片疤痕，忍不住问起当年为什么和爸爸分开，毛泽东沉默了好久，才说“我有一半的责任”。他不是没感情，只是那时忙着指挥革命，实在没精力好好沟通，让两人的隔阂越积越深。

后来有人问起这段往事，贺子珍只是喃喃地说：“连吵都不吵了，隔阂越来越大”。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贺子珍见了一面，多年的委屈和遗憾，终究没说透。谁都想拥有圆满的家庭，可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上，太多人牺牲了个人的幸福。毛泽东的那句“一半责任”，藏着对爱人的愧疚，更藏着一个革命者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