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的爱与恨（三）——忘不了妈妈在过年时外出要饭的场景

人生在世咳嗽和贫穷是永远也藏不住的，从小长大的老家，从记事起俺家一直住的都是低矮的草房。

同样都是土坯墙的草房，却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家景好的人家用黄背草做房顶，黄背草受沤吃年岁，如果坡架平整没有塌弯比粗糙的瓦房也差不了多少，在当时应该算是高配。而低配是大部分人家用的麦秸杆做房顶，麦秸杆里夹有麦子，老鼠饿急了到处打洞找麦子吃，老鼠洞下雨天不仅进水而且沤烂的快，三年两头需插补。

印象中小时候夏天不仅雨期长，而且雨下的还特别大，每年麦罢汛期到来之前是我家房顶翻修的必修课，即便如此也是摁住葫芦瓢起来，挡不住这儿漏那儿漏的，屋里不漏雨的地方常常连一席之地都难找，夜里想睡个囫囵觉都成了一种奢望。

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成了接水的容器，实在没招了就在屋里挖个窑，水流满了往外舀水，有人会问有那么夸张吗？实际上艰难的程度远不至此，顺墙流的地方泡透的土坯墙，泥巴还会扑嗒扑嗒往下掉。

下雨天特别是连阴雨天，有时候沥沥拉拉能下半个月，下时间长了穷人家不由地仰天长叹：“老天爷呀！你睁睁眼吧！下到啥时候是个头哩！你叫龙王歇歇吧！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穷人啥都不怕就怕漏吗？”

记得有一则《老虎怕漏》的民间故事，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说的，一天晚上，一对老夫妇因草房漏雨无法入睡，闲谈中讲到小偷、老虎都不怕就怕"漏"，不曾想此话被偷牛贼和老虎听到，都以为这"漏"利害，最后贼人慌乱之中骑着老虎落荒而逃。这个民间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穷苦人家住草房漏雨时的尴尬与无奈。

生产队早期我们村上只有三户人家住的是瓦房，其中两家是土坯墙结构，只有房跟脚用点青砖，数铁蛋家的最扎眼，除房跟脚外，承重的四个角、门框以及窗户周围，还有迎风坡的山墙都是用青砖砌成，松木的檩条榆木的梁，最主要的屋里还是砖铺地，不但房屋脊两头安有镇宅的兽，中间还有几只型态各异的鸽子，不仅装饰的好看而且规格等级也比较高，老远一看就知道是得劲家儿。

房子的好坏是农村衡量贫富的标志，它不仅关系到一家人的尊严，还直接影响着能不能娶来媳妇的问题。过去人穷孩子多，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四五个孩子，多的甚至七八个，日子虽苦但还得往下过，女儿大了要出嫁，儿子大了要娶媳妇，因此盖房子娶媳妇就成了乡下人的头等大事。

曾记得七八十年代农村给儿子娶媳妇，三间瓦房是硬性条件，没有梧桐树，难引金凤凰。当时农村建的瓦房，就如同现在农村男孩找对象，问男方城里有没有房大致相同。但凡瓦房一盖好，媒人便会主动上门提亲，那个年代打工潮还没有出现，人口流动性不大，男女比例基本持平，那时候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也束缚着农村姑娘，她们想嫁到城里基本上也没有可能，想攀高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谁也不会傻到拿自己的商品粮户口娶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因此只要条件俱备，不愁娶不来媳妇，这个对不上眼，媒人立马会给你介绍下一个。

弟兄多的人家，有时候三间瓦房轮换着能娶好几个儿媳妇，老大另起炉灶分出去单过以后，房子腾出来重新收拾一下，老二结婚继续用，依此类推老二分出去以后老三接着用，印像中村北墁有户人家同一座瓦房最多娶过四房儿媳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一年到头过的都是紧巴巴的，因此能吃饱饭、住上青砖瓦房就成了老辈人追求的人生目标，随着生产队的解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实施，人们通过多年的财富积累，左邻右舍才你追我赶逐渐从草房演变成了泥瓦房。

有的父母为了娃儿们能娶上媳妇，勒紧裤腰带举全家之力想尽千方百计一生能盖几次房子，由此可见瓦房在当时农村的稀缺性和重要性。

当村里大部分人家逐渐脱离草房旧貌换新颜的时候，而俺家的草房却始终原地踏步无动于衷，无人能撼动它在我家的主导地位，记得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哥哥结婚前，我们家才勉强住上土坯墙的瓦房。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全大队十几个村庄中就穷而言俺家要说倒数第二，没家敢说第一，穷里恨不得天天都刮西北风，总觉得这世上就没有比我们家更穷的。

有时候觉得穷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你想不受穷，就立马能改变现状，悄然流逝的岁月会使你慢慢明白，世上不管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个过程，有的甚至还需要漫长的等待，比如我们家住房条件的改善以及温饱问题的解决。

七十年代初到生产队解散前的那段岁月里，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就像苦行僧一样，红薯干（指粗粮）都吃不饱，而且总有还不完的帳，可以说是度尽了尘世的苦。

当时我们家的窘况想起来都忍不住掉眼泪，平常谁吃过鸡蛋，鸡下的蛋那是要用来换盐的。屋里啥时候都是空落落的，穷的不能再穷了，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老鼠都很少出没，是不是它们评估商量之后，含着眼泪组团走的不得而知。别的小伙伴说他们家晚上老鼠闹腾的睡不着觉，常常让我羡慕不已，心想我们家啥时候才能有那么多的老鼠呀！穷人思维让我突然间觉得家里老鼠多是多么幸福和自豪的事情！

很多人都说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过的年，虽然那时候物资匮乏日子过得清贫，人们却认为那时候的年过得充实快乐有年味，就连做梦都想重回那段简单纯粹的快乐时光，尤其是小孩儿最喜欢那时候过的年，因为过年不仅有新衣服穿，还会有父亲准备的鞭炮和母亲张罗的香喷喷的年夜饭。

对于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腥荤的人们来说，过年绝对是个解馋的好机会。除夕晚上全家人端着香气扑鼻的肉馅饺子，条件好的人家还会烫壶老酒做上几个小菜，围着火炉吃着喝着笑着说着，那微醺的醉意夹杂着肉馅饺子的饱嗝，使他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烦恼，那一刻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小时候过的年离现在并不遥远，我觉得我们家那时候过年不叫过年叫"过急"，父亲常说干一年了，年底一算账，还得给队里往外拿钱。跟杨白劳过年出去躲债差不了多少，杨白劳还给喜儿割二尺红头绳哩，可俺家连置办年货的钱都没有着落，块把钱一包的"呼啦啦"也要等着亲戚先来了之后，然后再拿着去串亲戚，因此我小时候经历的过年，与别人怀念的有年味的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那些年过年的时候，我姨家表姐上俺家走亲戚，老埋怨说这么多年上您家走亲戚咋就见不着俺大姨。当时我已记事，别人知不知道我不清楚，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过年那几天妈妈不在家是出去要饭去了。

只要一想起那时候过年妈妈要饭的情景和我那流满泪水的脸，我就一点也不怀念那时候过的年，它留给我记忆里的除了无助、悲伤、就剩下难过了。

当时四五岁的我睡在妈妈脚头，她起早出去要饭时，为了不打扰熟睡中的我，连煤油灯都没敢点，摸索着穿衣服，虽然屋里冷飕飕的寒气逼人，妈妈还是很快就穿好了衣服。尽管她小心翼翼但还是惊醒了我，我知道妈妈是为了一家老小能填饱肚子，放弃自己的尊严低声下气地准备去乞讨。

于是我抬起头哭着问：“妈，你又出去要饭哩？我听见外面刮着大风下着雪呢！肯定冷里很，你就搁家里陪我们一起过年吧！别去要饭了，我宁愿吃咱家的黑窝窝，也不想吃你要来的白馍”。

妈妈过来拍拍我小声说：“二娃，别哭了，我知道你心疼妈妈，我起早走天黑就回来了，三天戏五天年，要饭也就这几天好日子，等年过完妈就不出去了”。

接着她又兴奋地给我讲：“只要不偷不抢，其实要饭也没啥丢人的，你们兄弟姐妹能吃饱饭就是妈最大的心愿，我苦点累点根本不算什么。过年人们都图个喜庆，大部分人家都心存善念，可怜穷人，到谁家都不会让要饭的跑空腿，更不会把人拒之门外，给红薯干、黑馍的人家都很少，最低也是花卷，少则给一块，遇见大方的人家伸手就给你拿个囫囵个白馍，日子舒坦的人家还会给你盛上一碗热气腾腾飘着肉香味的菜汤呢”。

听着她激动的诉说，看着马上就要出去要饭的妈妈，那一刻，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扑进妈妈怀里大哭起来，任凭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滑落。

妈妈紧紧地抱着我，轻声说：“别怕，有妈妈在就不会让你们饿着，我们一定能挺过这段艰苦的岁月，等我们尝尽了"苦辣酸"，相信离"甜"也就不远了”。她那自信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让我觉得她瘦弱的身躯仿佛储存着无限的能量，也充分诠释了那句"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的深刻内涵。

妈妈说完站起身，把家里仅有的那件看起来有点泛白的蓝呢子破棉大衣裹在身上，勒上围巾㨤着筐，腋窝下夹个防狗的棍子，猫着腰移开顶门的木棍，轻轻地拉开了房门，一夜的暴风雪早已把半尺厚的积雪悄无声息地围堵在了门口。

穷人家没院墙，刀子一样的寒风立刻毫无遮拦地迎面扑来，裹挟着冰冷的雪花吹到妈妈脸上，她不由地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裹紧大衣，双手紧紧插进衣袖里，顶着凛冽的寒风，迎着漫天的飞雪，头也不回地迈进了风雪交加的黎明。

我跑到门口扶着门框，看着妈妈一步一步静静地从我的视线里走远，我情不自禁地哭着喊着，却也阻止不了妈妈毅然决然出去要饭的决心。

远远地望去，呼啸的寒风吹过摇曳的枯枝发出凄厉的叫声，纷纷扬扬的大雪肆无忌惮地越下越大，村子里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显得苍白而无力，风助雪威无情地拍打着母亲瘦弱的身躯，刺骨的寒冷让她不由地蜷缩着身子， 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在狂风暴雪的天地间，此时此刻望着妈妈渐渐模糊孤独的背影，我心里的酸楚感愈发强烈，无助的泪水就像决堤的闸门喷涌而出，每一滴泪水既是我心底无声的抗争，也是对命运不公的控诉。

从此那个风雪交加的黎明，妈妈出去要饭的那个背影，就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它不仅让我懂得了母爱的伟大，也让我明白了生活的艰辛。每当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只要想起那个雪夜里妈妈要饭去的背影，就能给我疲惫的生活里注入前行的力量。

那时候过年要饭的人特别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时侯到门前，四季保平安"送时侯的、有卖财神爷灶王爷画像的、说书的、唱戏拉弦子的、提笔写诗的、还有拉只猴子给人施礼拜年的、更有敲锣打鼓舞狮子的，这些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巧要饭"的，他们一般过了腊八就开始走村串巷，不管是不是饭点，不分时间段地讨要东西，有些还直言不讳地说不要馍只要钱或要某种粮食，有时候人们从早到晚打发要饭的次数多了，也会提前关上大门把他们拒之门外。而妈妈出去要饭是揣着碗拿个布袋，赶在饭时纯要饭的那种，一般不会被人拒绝。

妈妈给我们约定要饭的事一定要守口如瓶，绝对不能给外人讲，包括亲戚邻居，为的是保护我们幼小的心灵不受伤害，不被别人看不起，至如今不是我说出来，应该是没人知道。

为了不让村上人知道她要饭的事，妈妈往往起的很早，争取天亮前能走出认识她的熟人地盘，晚上则回来的很晚，她也从来不在近处要饭，妈妈的良苦用心所表现出来的母爱，让我觉得怎么回报她都是一种亏欠。

有时候想想妈妈对子女的爱其实很简单，就是怕自己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她把孩子们的温饱和尊严看得比她生命还重要，而把自已的尊严和面子反倒看得无足轻重，她用自己瘦弱的脊梁背起了我们那个沉重的家，她虽然弯曲了自己，却用一生的时间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挺直了腰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后来家里条件稍微好点，我们也渐渐长大了，妈妈也不再出去要饭了，遇到别人来俺家要饭的，妈妈任凭自已不吃饭也要给人家盛碗饭，然后再拿个馍。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生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那些低收入群体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都纳入了低保和高保的范畴，不但衣食无忧而且政府还给钱花，现在农村已看不见要饭的身影了，基本上结束了有文明记载以来长达几千年的乞讨现像。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每个时代都会留下一些特有的印记，"巧要饭"的和像母亲那样为了儿女能填饱肚子而要饭的，在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就像一曲"千古绝唱"回荡在岁月的长河里，如今却成了我们那一代人记忆里独有的一种乡愁。

在我记忆的乡愁里，另一件让我今生难以忘怀的是关于"一布袋麦"的故事。听起来这“一布袋麦”能算多大点事，如果你开豪车住别墅，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这时有人送你一布袋麦子，你可能会视而不见，因为在你的世界里一布袋麦子跟你扯不上多大关系。反过来如果你是吃不饱穿不暖三天饿九顿的主儿，这时候别说送你一布袋麦了，就是给你一个馒头你也会千恩万谢感恩戴德的。

过去生产队时期有一种盛粮食的袋子叫布袋，大概有五尺高，是用帆布做的能装一百五十斤左右，现在已经看不见也找不着了。

依稀记得那是一个腊八的晚上，老话说长不过五月短不过冬，六七点天就黑里伸手不见五指了，西墁一异姓三哥趁天黑把一布袋麦子从西墁背到东墁，悄无声息地放在俺家堂屋的地上，把正在围着火盆烤火的我们一家人惊得目瞪口呆，紧跟在三哥后面进屋的嫂子没忍住嘿嘿地笑了起来。

原来是和妈妈一起信主的三嫂精心导演了这出戏，这件事她事先谁都没说，只在她自己心里一直默默地牵挂并逐步实施着。

妈妈为人诚恳生性良善，对谁都是一副热心肠，人缘极好。在她们信主那个圈子里也同样威望很高，同村信主的都喜欢在俺家聚会、诵经、唱主的赞歌。三嫂是最积极主动的，闲暇时间基本上天天都来我们家，因此三嫂对俺家的情况了如指掌，马上快过年了，连蒸锅白馍的好面还没有着落，于是让三哥趁天黑把她多天积攒的一布袋小麦背到了俺家，有人会问这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啥不白天送而选择晚上送，因为这里边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生产队解散使行单干后，很多条件好有实力的人家都先后摆脱了贫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三哥三嫂家就是那个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三哥家弟兄三个是个大家庭，虽然大家分成了小家，另起炉灶各做各吃，但地里的活依然沿用生产队的整法在一起干，大家同劳动共生产搁合里给一家人一样，老大撑管经济大权和家族的大事小情，老二喂一犋牛兼养一群羊，忙时犁地闲时放羊，三哥是退伍军人而且识文断字，做事循规蹈矩有条理，地里的活先干啥后干啥，哪块庄稼该施肥，哪块庄稼该打农药都被他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在他身上当兵所有的优良传统都继承和保留了下来。

一家人各有分工，尽职尽责，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日子过得风声水起，一天比一天红火。

农活虽然在一起干，但每个小家都有各自的锅灶，吃的是小锅饭，谁家面粉吃完了，麦闸子里的麦谁就去弄，弄多弄少各取所需。鉴于俺家的特殊情况，三嫂收拾一回粮食就让三哥多弄个几十斤，三四回下来就装满了一布袋，于是就让三哥在春节前的腊八晚上送到了俺家，虽说是雪中送炭做善事，但也不能让别人看见背后瞎嘀咕，毕竟是人家一大家子的事，万一传出去影响家族团结。

一布袋麦的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要搁现在真不算多大点事，但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里，这一布袋粮食就是我们家生活下去的希望，这份馈赠里包含的不仅仅是粮食，也体现了三哥三嫂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对我们家最珍贵的温情和沉甸甸的爱。

在那段艰苦却让人感觉温暖的岁月里，大家的日子其实都好不到哪儿去，但却能彼此牵挂相互搀扶。有时候觉得看似平凡的事和最普通的善良，显现的却是彼此之间最真诚的牵挂和无私的奉献。现在物质丰富生活富裕了，人们之间的情谊似乎疏远了，相比之下那种在困境中相互扶持的情谊反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如今我把这段尘封在记忆里已经发黄的片段展现出来，以表对他们夫妻所付出的大爱、善良以及恩情的深深谢意，并且永远铭记在心！

时隔多年，儿时的许多往事都已淡忘，但过年时妈妈要饭的场景以及三哥三嫂腊八夜那一布袋麦的故事却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它不仅让我懂得了感恩，更懂得了珍惜，感恩困境中遇到的善良人，珍惜生命中遇到的贵人，也让我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可以超越一切困难，那就是母爱。

作者简介

李瑞生，社旗县太和镇人，毕业于饶良三高，入伍四年，汽车兵，目前在外跑运输。乡土中原铁杆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