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佛山29岁新手妈妈失踪一周，离家前被诊断产后抑郁；家人急

凌晨一点半，容奇大桥的灯带像一条冻住的冰链子，江面黑得能吞掉手机闪光灯。无人机嗡嗡掠过，探照灯扫到桥墩时，搜救队的老周把外套拉链又往上提了半寸——他清楚这片水，退潮时看似平静，其实底下暗沟像碎玻璃，能把人卷进去再甩到三公里外。没人敢提“遗体”两个字，可每个人心里都替那个穿拖鞋的单薄背影算着水温：14℃，泡超过六小时，肌肉会僵得抓不住任何一根救生绳。

认识李威儒的人，对她的印象像叠在一起的便利贴：温和、爱笑、挺着肚子帮邻居搬快递。可日记本里，她给自己贴的标签只有一句——“失败的妈妈”。同事记得她上班最后一天还在改教案，字迹干净，句号圆得像是学生作业里的模范；没人想到，那些圆句号背后，她已经在夜里把“如果我不在了”写了又划，划了又写。心理医生后来解释，这叫“隐形完美主义”：表面照常打卡，内心却用放大镜对准自己的每一道裂缝，直到裂缝变成深渊。

产后抑郁的数字被专家念得滚瓜烂熟——15%到30%的发病率，就诊率不到一成。可数字不会告诉你，那没被算进去的70%里，有多少人像李威儒一样，把哭腔调成静音，把求救折成纸飞机扔进黑夜。小区微信群里，一位二胎妈妈说出了旁人的心里话：“我月子里站在厨房拿刀背敲自己的头，不是想死，是想把脑子里那口闷锅敲裂一条缝。”一句话，把群里潜水的十几个妈妈全炸了出来，排队坦白自己也曾把宝宝的哭声听成审判的鼓点。

妇联的人把登记表搬到社区大厅，不到半天，志愿者名单写满三页纸：有刚休完产假的女老师，有退休的老护士，还有隔壁楼盘的保安大叔。他们排班不是走形式，是真打算夜里轮流去敲新妈妈的门，带着热稀饭和一句“我当年也这么过来的”。桥下的搜救艇还在来回拉网，岸上却先多了一条“母乳热线”，电话那头是过来人，不是冷冰冰的语音导航。

监控里最后一次拍到李威儒，她站在公交站台，手里拎着的不是包，是医院那袋产后复查的止血垫。镜头拉近，能看见她左脚拖鞋的带子已经断了，她蹲下去系，系到一半又松开——那动作像极了许多妈妈半夜哄完孩子后，坐在床边发呆的样子：想把自己也打包收好，却发现没有盒子装得下。目击者说，她后来上了一辆开往旧城区的小巴，那条线路终点站是妇幼保健院，也是她三年前做产检的地方。警方顺着这条线，把司机、售票员、甚至同排乘客的付款记录都翻了个遍，只想拼出她最后一段心事。

范先生把儿子的摇篮推到窗边，孩子哭，他就放妻子录的催眠曲。那声音软得像刚蒸好的发糕，却一句句砸在他心口：原来她早就把最温柔的部分留给了孩子，把钝刀留给了自己。社区里几个老阿姨看不下去，每天轮番来给他送汤，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所有尖角用防撞条包起来——她们说，这叫“补做月子”，给大人也给小孩。

江面搜寻进入第七天，依旧没有消息。无人机换了红外镜头，犬队换了第二批拉布拉多，连下游的渔政都收到协查通告，让捞到任何衣物立刻上报。可大家心里开始悄悄转词：从“找人”到“盼归”。桥头新贴的A4纸不再只有“重金酬谢”，多了一行小字：如果你只是走累了，别怕，拖鞋我们给你备了新的，就在保安亭，24小时热水也在。

产后抑郁的讲座排到了下月，报名人数第一次超员。主办方干脆把地点改到江边栈道，席地而坐，麦克风都不用，谁想哭就哭，想说就说。那天风大，把一位爸爸的发言吹得七零八落，却没人嫌他啰嗦——他讲自己怎么在老婆离家出走三小时后，学会给两个月大的孩子冲奶粉，手抖得把奶粉撒成雪，孩子却对着他第一次笑了。“那笑像有人给我递了根救生圈，”他说，“我才知道，被救的其实是我。”

李威儒还没找到，但容奇大桥的救生圈检查记录不再空白：志愿者每晚十点打卡，清点、擦干、再系紧。不是为应付台账，是怕万一有人再靠近护栏，至少水里那个橙色圆环是热的。搜救队的老周说，干了十五年，第一次希望自己是白跑——“只要人还活着，我天天来巡江都愿意。”

如果你路过顺德，看见一个穿男士外套、脚上是新拖鞋的女人，请不必惊讶她眼里的戒备；给她一杯热水，别追问故事。她可能只是需要确认：世界不仅有一面镜子，还有无数双伸过来的手。线索电话还在响，婴儿床边的摇篮曲还在循环，江上的探照灯依旧 nightly 打卡。而我们这些看故事的人，能做的也许只是把“产后抑郁”四个字从医学课本里抠出来，贴到自家冰箱上——下次听到邻居孩子夜哭，别急着皱眉，先敲敲门问一句：要不要我帮你抱五分钟？五分钟，也许就能让一条命省下“如果”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