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才一周，19岁阿斯女生遭两次劝退，妈妈用3句话反击！

“事情在上周三解决了，孩子已经顺利上学。”

近日，“大米和小米”收到家长刘春的来信。她的女儿小禾今年21岁，是一名ADHD共患ASD人士。

10月11日，本该满心期待开启大学生活的她，却在开学仅一周时间内，两次遭遇劝退危机，甚至因为ASD和ADHD特质，被学校要求签署漏洞百出的《免责声明》。

短短十余天，从被质疑与不理解，到理性应对、全力争取，刘春和女儿小禾最终促成学校修订协议，保住了学籍。

那么，学校为何两次要求小禾休学？母女两人又是如何顶住压力，和学校协商，最后让小禾顺利就读的？

以下是刘春的口述——

文 | Lila

编辑 | Zoey_hmm

图源 | 小禾、包图网

“你的小孩需要休学。”

“为什么？”

“她天天跑校医室，麻烦校医，搞得人都崩溃了。”

10月16日，我被叫到女儿学校，与辅导员面谈小禾是否应该休学。

“他（辅导员）觉得我像一个麻烦一样，需要去解决掉。”女儿说。

事情要从几个小时前说起。

10月16日凌晨一点多，小禾突发肠痉挛，我随即接到辅导员电话，要求我立即赶到学校，陪女儿去医院。

我家离学校六十多公里，开车还要一个多小时。为了不耽误女儿治疗，我建议辅导员先送小禾去医院。

没想到，对方竟然反问我，“她不是你的孩子吗？你不关心她吗？”

我当时很震惊，辅导员怎么这样说话的，太过分了。但还是强压情绪回应：“她当然是我的孩子。但我赶过去也要很久了，能不能先麻烦你们送她去医院？”

我承诺如果有紧急情况，一定会赶过去，并答应次日一早到学校面谈，辅导员才不再催促。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刚进办公室，对方开口便提出让小禾休学。

“孩子生病了，你怪她生病？”对于辅导员给出的休学理由，我感到荒谬且难以接受。

不过，在当时，如果我只是表达愤怒的话，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如何把事情讲清楚。

我跟辅导员解释：

首先，刚刚开学，这几天突然换了环境，一下子有点不适应，需要点时间。

其次，肠痉挛事发突然，不是她可以控制的。

最后，您所说的让校医感到崩溃，但是作为一个校医，职责不就是照顾好校内师生的健康吗？

经我反复沟通，我们总算初步达成共识：小禾暂不休学，但我需要签署一份《学生心理状态告知书》，小禾称其为《免责声明》。

从办公室出来后，我心里打了个问号：辅导员说女儿天天跑校医室，真的是这样吗？

我立刻向小禾核实，得到的答案却与辅导员的说法大相径庭——整个星期，小禾仅去过两次医务室。

而这，已是开学以来小禾第二次面临劝退。

第一次发生在开学前。当时，女儿因多次接触二手烟出现严重急性过敏反应，入学登记当天，又因流程延迟和人多嘈杂，她感到非常疲惫。

小禾试着向辅导员说明身体状况，申请晚修豁免，并出示了申请高考独立考场的医学证明，以及长期就诊医院的诊断材料。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连串的质疑和不理解。

“你这是什么东西？我看不懂。”

“你给我解释清楚。那你现在想怎样？”

“你这种情况，就应该休学治疗。”

“我觉得我说的是A，他理解成B。”女儿说她从来没觉得和一个人沟通这么难。

无奈之下，她只能强压着情绪离开办公室。

我也随即接到她的电话，女儿在电话那头一边哭一边告诉我这些事情。

得知情况后，我立即打电话给辅导员再次沟通。对方最终同意小禾暂时停掉晚修，但要求签署相关文件。

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没想到10月15日晚上十点半左右，有二手烟飘进宿舍，小禾再次过敏，并诱发肠痉挛。

而这，也成为辅导员第二次建议她休学的导火索。

10月31号下午，女儿接到辅导员电话，要求她去取《免责声明》。拿着那张纸，她很快注意到一个词——“评估”。

文件里写道：经心理中心初步评估，不排除该同学存在身心异常的风险。

“谁做了评估？评估依据是什么？学校心理老师只跟我接触过一次，也没问我的长期主治医师，也没有查阅完整病例，怎么能轻易写出‘初步评估’？”小禾说。

更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学校建议”部分的三个选项：

为了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并得到及时治疗，学院建议我们及时带孩子到三甲以上医院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诊断，并建议我们家长陪读继续学业或休学回家治疗，经过慎重考虑且我们深知此选择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承诺对此负全部责任，我们做出如下选择(同意的在数字上划口，不同意划X):

1.及时带孩子到三甲以上医院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诊断，并休学回家治疗。

2.及时带孩子到三甲以上医院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诊断及治疗，并陪读帮助孩子完成学业。

3.不同意送三甲以上医院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休学回家治疗充分。

《免责声明》

“这跟我的情况完全不符。”小禾说，《免责声明》里的三个选项，仿佛都在假设她从未接受过诊断和治疗。

可事实是，2024年七月份，她已在南方某市医院确诊阿斯伯格和ADHD，之后便一直定期复诊，所有记录都有据可查。

小禾也因此怀疑，这封文件是辅导员随便找AI或套模板写出来的。而事后我跟辅导员的沟通，也证实了女儿的猜想。

意识到文件存在诸多问题后，孩子很清楚，作为一名阿斯，正面争论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为了争取更多时间，同时避免引发更大冲突，小禾决定采取“拖延战术”，跟辅导员表示过段时间会回家找我签字。

走出办公室后，小禾第一时间将文件拍照发给我，并详细指出每一处漏洞。

我当时看到免责书上列的这些法规就有点纳闷，他怎么把精神疾病和发育障碍扯上关系呢？

我安慰完女儿，便立即查询相关法规和政策，发现文件中引用的内容并不适用于小禾的情况。

掌握依据后，我开始逐级向学校反馈。

我首先主动给辅导员打了电话，详细说明孩子的实际情况。

起初辅导员态度较为强硬。我紧接着将对方文件中的法律漏洞悉数告知，还主动提出，“如果你没时间查阅资料，我可以把医生的专业解释截图发给你。”

最终，辅导员坦言：“我之前不清楚精神疾病和神经发育障碍的区别，学校的告知书和承诺函都是固定模板。”并表示会修改这份文件。

得到对方的口头承诺后，我又致电学校招生办，请求转接至总校区学工部领导。

电话很快转接到相关人员，我再次跟他们重申小禾的情况、免责声明中的问题等相关事宜。

同时，明确表明诉求：女儿有权继续留校就读，免责声明可以签，但需要修改。

几轮沟通后，我们约定安排一次正式面谈。

在面谈前，我也是做足了准备：尽管辅导员已经承诺会修改《免责声明》，但为了避免后续来回拉扯等问题，我还是自己主动修改文件，并将它打印好，带去面谈。

最终修订的核心内容如下：

评估部分调整为：

经心理辅导中心初步评估，需密切关注学生因神经发育差异可能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原有的三个选择条款整合优化为两条告知与一条承诺，具体为：

已充分知晓学校的就读环境、生活环境，以及xx校区周边环境及医疗条件。我已充分知悉孩子当前状况及可能伴随的风险。

经慎重考虑，我们选择让孩子在学校继续学业且无法陪读，将定期带孩子就医治疗，同时深知此选择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承诺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协调当天，我与孩子父亲一起赴约。学院辅导员、院长及学工部老师共同参加。

大家把事情说清楚：孩子为何不适应，前因后果是什么，哪些记录与事实不符。一个小时后，三方达成一致，签署经过修订的版本。

现在，女儿已经顺利在学校继续学习。

回忆整个维权过程，作为特殊孩子的母亲，我曾为这件事辗转反侧，如今能有圆满结果，我总结了几点经验，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家长必须对孩子的情况极其清楚，知道事实、时间线和医学依据，这是底气的来源。就像辅导员说我女儿天天去校医室，其实就只去过两次。

第二，沟通中坚持基于事实表达要求，不情绪化。

第三，做好充分准备，你得让对方看到，你不是来吵架，你是来解决问题的。

对于其他遇到类似情况的家长，我最想强调的是：孩子急，你不能急。要让孩子感受到你在处理事情，而不是一起在情绪里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