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 | 坚硬的弹片

坚硬的弹片

讲述人：江万紫

讲述时间：2022年9月3日

整理人：孟志平

江维洲（1921—2013），出生于河北祁州。1938 年参加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9年，先后任冀中军区三纵队供给部、军区后勤部文书、科员，三纵队驻张家口办事处副主任，三纵队利生公司副经理，太原军管委医药接管组总务组长；1950年至1955年，任国营山西大药房“济众堂”中药房经理，山西省医药公司办公室主任；1955年至1958年，任山西省商业厅基建处副处长；1958年至1975年，先后任山西财经学院马列教研室副主任、山西省医药公司经理；1975年至1983年，任山西省粮食厅副厅长。1984年离休。

“就让我和这块弹片好好相处吧”

我的父亲江维洲，1921 年出生在河北祁州一个普通农民家里。那会儿祁州叫安国，在明清时期，那里就是北方乃至全国的药材集散中心，被称为“药都”。

抗日战争爆发前，那里商贸繁荣，老百姓们生活自给自足，社会尚且安定。父亲早早就上了学。据老人们讲，父亲从小就聪明伶俐，小时候最喜欢听长辈们讲故事。上古圣贤的励志故事、流传广泛的神话传说、戏曲评书等，父亲都听得入迷。上学后，他勤学好问，课余时间都用来读书。爷爷给他买了很多书，父亲如饥似渴，一本接一本地读。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耕读传家，父亲爱学习爱读书，家里长辈们自然高兴。他们对父亲的宠爱自然是少不了的。

父亲得到了鼓励，学习、读书也越来越用功。

1937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就占领了父亲的家乡。那时候，父亲才十六岁，日本鬼子在占领区犯下的罪行他看在眼里，心里头窝着火。父亲说，那会儿他们一伙热血青年都是一样的心思：要是手里有杆枪，就会和日本鬼子拼命。就在那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太行山一带活动，正在河北保定师范学校读书的父亲，就从学校里出来直接参加了抗日部队。

战争年代，像父亲那样能念到师范学校的算是高学历了，于是部队把父亲送到抗大分校继续学习。1938 年，父亲正式参加工作，父亲所在的部队属于冀中纵队，就是后来有名的六十三军。他刚到部队时被分配到后勤部工作。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部队一直缺人缺钱缺物资。打仗历来打的是钱粮啊，后勤保障到不了位，仗没法打啊！三纵队就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利生公司。公司地址就在咱们老区阜平一带，公司的具体工作就是为部队筹钱筹物资。那会儿，父亲他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将一些物资通过中间商拉到北平、天津一带，销售给那些官僚资本家和当地富户，从他们手里换取银钱，然后再购买部队最紧缺的药品和一些精良的武器。

父亲他们沿途要经过沦陷区，这就是说，他们几乎就是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的，稍有不慎就会被日本鬼子发现。一旦发现，就非常危险了。我父亲就是在那时候受了伤。

父亲那会儿有个警卫员，姓王。父亲直到去世还记得他的名字，他们那时一直在一起。当时，日本鬼子经常在冀中一带开展“大扫荡”，将周围可以通过的道路都封了。父亲他们那么大一支驮队怎么躲避日本鬼子呢？实际上也非常简单，说起来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那就是一直跟在日本鬼子“扫荡”部队的后边，始终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叛徒告密，日本鬼子返回头就把父亲他们打散了。

他们是押运驮队，护卫力量很薄弱，根本不是日本鬼子的对手，只能边打边撤。在撤退的过程中，他和警卫员相互掩护相互关照。没想到，日本鬼子投来的一颗手榴弹在离父亲不远处爆炸了，一块弹片扎进了父亲的小臂。后来，警卫员将他送到战地医院，准备做手术，把弹片从小臂里取出来。医生一检查，发现弹片离主动脉血管非常近，按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没法取出。

父亲就说：“我受伤了，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取不出来就取不出来吧，不影响工作就行，就让我和这块弹片好好相处吧。”从那以后，那块弹片就一直留在父亲的身体里，慢慢地他也习惯了，这弹片在他身体里待了将近七十年。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后，遗体火化，弹片才和他彻底分开。说实话，那块扎入父亲肌肉里的日本鬼子的弹片，要说一点儿不影响父亲的工作和生活是不可能的，但父亲从不喊疼叫苦，他那种强大的忍耐力让我们非常佩服。也正是那块弹片，让我们后辈子孙想起来就疼得揪心。

“夹起尾巴做人，闭上嘴巴做事”

父亲离休以后，有许多当年的同事和朋友对父亲说，你这辈子经历了那么多，可以说是从生到死的滋味都尝了个遍，你应该全部记录下来，好好地写一本自传，留给后人。

父亲笑着摇头，他说，你们要搞这个，我能帮助你们，凡是我能回忆起来的，你们可以随时过来找我，我就不准备留下什么东西了。

父亲这辈子做事非常低调，不写自传，不回忆人生经历。但我们经常聊天，父亲也经常教导我们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应该朝哪儿多留意，应该朝哪儿多上心，避免出错。为了让说出的道理更浅显易懂，更易被我们接受，父亲也会直接用他的经历和故事说话。

比如，“文革”时期，父亲被隔离起来了。没别的事干，父亲就埋头阅读《毛泽东选集》，将书中话语熟记于心。后来，父亲调到山西财经学院，在大学里教马列主义，在教研室当领导，对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他都有着深层次的体验和认知。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夹起尾巴做人，闭上嘴巴做事。古人的话可是有大智慧的。

父亲说，在工作和生活上，和同志们相处，首先一定要管住嘴，其次要守住心。因为你不管和谁闹了别扭、有了矛盾，最后伤害的都是你自己。这是为什么呢？他说你和人有了矛盾，你要和人家生气，最后你不生气吗？一生气情绪就开始变坏，变坏了就影响工作，影响了工作不得了啊！再者说，可能别人早就忘了，或者别人心胸豁达没事了，但是你自己心里还放不下，这就糟糕了。

在我走上部门领导岗位以后，父亲对我的教导就更加频繁了。我那会儿在省计委当商贸处处长，对口的几个厅局，比如商业、粮食、外贸、供销，都涉及一些紧俏商品，当时计划委员会还是双轨制，我手里确实有点权。

父亲不断敲打我说：“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要时时认清自己是做什么的，为谁做事。看上去，你手里头似乎有点权了，但你得意识到，没有党和人民给你搭建的平台，你什么都不是！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别想着自己管点事，巴结你的人多了，你手头也方便，你就公权私用、公权滥用。要是那样做的话，你不但是在害别人，更是给自己戴了枷锁。”

老爷子说这话的时候，态度特别严肃。我现在完全能够体会到父亲心里的那种忧虑。父亲一辈子既在人际关系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学校里边工作过，又在相对复杂的生意场上干过，他有什么事没经历过，有什么人没有碰到过？！

父亲还送过我一句话，叫“喝凉酒、用官钱，必有后患”。我哪能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与其说他是在开导我、教育我，倒不如说他是在毫不客气地提醒我、警告我。听了父亲这些话，我没有表露出任何情绪，但实际上我的心里那是起了大波浪的。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谢父亲多年来的教诲和警告，它们在我心里铸成了一把铁尺，我正是遵循着这把铁尺，才不敢有半点懈怠的心思；也正是遵循着这把铁尺，我这一辈子才过得“心安理得”。

父亲的忠告不光是对我，对我的家人、亲戚朋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3年，父亲去世了。我们兄弟姊妹聚在一起，回忆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大家不由得感叹：父亲不光是我们血缘意义上的长辈，更是我们的人生导师，他教会了我们怎样为人处世，还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让我们一辈子都过得平平安安。

父亲虽然去了，我们却依然用他教给我们的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告诫他们一定要记住“夹起尾巴做人，闭上嘴巴做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摔倒了让他自己爬起来”

在讲述这个话题之前，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情况。我父亲成家早，日本鬼子进华北前就结婚了，那年我父亲才十六七岁，母亲比我父亲大四岁。1938年，母亲怀上了我，还没生下来，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生下来后直到八岁都没有见过父亲。我们家乡当时处于敌我混杂的拉锯区，斗争非常复杂也非常危险。由于父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我们一家都是日本鬼子和汉奸追捕的对象。全家人只能东躲西藏，不光躲日本鬼子的追杀，还得躲伪军汉奸的告密。我们来回地搬家，一直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时间住。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敌后抗日武工队活动频繁时，我们才相对安全了些。

我从小一直在母亲身边，不知道父亲是谁，心里就没有形成父亲和家的概念，也没有过那种感受。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概在1945年，父亲回了趟家，他当时已是副团职，身边有警卫员。但是我对父亲毫无感觉，就像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访客。再者，父亲回家也只是路过，待的时间很短，随后就随部队奔赴解放战场了。直到1949年，父亲转业到太原，一家人才真正团聚。

我在太原念中学的时候，脑子里才渐渐对“完整的家庭”这一概念有了认识。

我读书的时候，父亲就常说：一个人一辈子要善学，不要怕吃苦；好多事情，必须依靠你自己，要自力更生。在父亲的影响下，从上高中开始，每到假期，我就到工地里当泥水工、搬运工，给自己挣学费。干的活虽然又脏又累，可是想想父亲在我这个岁数时正冒着枪林弹雨保家卫国，我所经历的这点苦又算啥？

当我成家有了孩子以后，有一次带孩子在院子里玩。孩子还小，走路不稳，没走几步就摔倒了，孩子哭了，我急得正准备上去扶，父亲在我身后说：“你不要扶他，让他自己站起来。哪儿摔倒了就让他自己在哪儿爬起来。”孩子见没人扶，也不哭了，自己站起来了。事后，父亲对我说：“孩子摔倒，最忌的就是有人帮他扶他。”我问为什么。父亲说：“他能做到的让他自己做。他摔倒本身就没道理。路平坦得很，他为什么会摔倒？要让他知道原因在他自己身上，是他自己犯了错。”我恍然想起当年父亲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父亲是想把铁炼成钢啊！不经历挫折磨难，人难以真正成人，铁自然也炼不成钢。这些事虽然很细小，是生活中不起眼的琐事，但多少人生的大道理不都隐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吗？再返回头说，孩子见没人管他，他不也自己一声不吭地爬起来了吗？！这充分说明，每个孩子都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帮助他可能会害了他。

父亲有一肚子的民谚俗语，讲的时候语气非常平和，就像拉家常、说笑话，可道理却非常深刻，一下子就印在了我们心里。比方说，跌倒了要自己爬起来，这其实只说了半句话，后面的衔接、延伸，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他说：“爬起来还要干什么呢？要吃饭要生活啊。你吃饭的时候要少吃一口，经常走一走，遇事别发愁，多交好朋友。”初听起来很通俗，细细一想，这不是难得的养生之道嘛。

父亲风趣幽默，他总能以俏皮的方式将那些看上去并不关联的人生道理用无形的细绳前后连缀起来，再由浅入深地讲给我们听。父亲以九十二岁高龄离开世间，而且他在最后时刻，身体上都无明显病疾。医生说他浑身器官衰竭，换句话说，是自然老去的。我想，在枪林弹雨里厮杀出来，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的父亲到最后都没有受过病患困扰的原因是，他凡事都想得通放得下，遇上事时把别人用来发愁的时间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父亲走了，他留给我们的，除了一块冰冷的弹片，还有许多足以根治心病心疾的良方。这些良方，足以让他的后代子孙们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时挺直脊梁，脸上笑容依旧，浑身活力无限。

编辑 | 刘家瑜

2026年

《山西妇女报》《生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