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把740万全给弟弟，我一毛都没有，我静静接受，年前她拨来电话：年夜饭订好了，88888你来付一下账，我：我不吃，我在国外

那件被贴上“亲情”标签的华丽锦袍，终于在我的手里被一寸一寸撕了下来。

电话那头，冷冰冰地命令我去承担为八万八的年夜饭买单时，我正把行李箱塞满飞往伦敦的衣物。

这一次，我不要那七百四十万，我只想要回属于自己的生命与自由。

有些叫做血缘的纽带，外表光鲜辉煌，宛如缀满金线的华服，旁人看去坚实可靠，是人生最牢靠的依靠。

可是真正日日夜夜披着它的人才知道，锦袍的内衬里早已爬满了腐蚀心肺的虱子，那些不停啃噬的细小利齿，慢慢把人的意志和体温都耗尽。

我叫许知夏，曾经以为只要我足够隐忍、足够付出，这件冰冷的外衣终有一天会被暖透。

直到那个除夕夜，那通理直气壮的电话，把我从幻想里彻底拽回现实。

我知道，是时候脱掉这件衣服了。

即便过程要撕裂肌肤、血肉模糊，也比任由它把最后一口气吸干好。

那晚，我在伦敦的一间高空公寓，望着泰晤士河上绽放的烟火，第一次真正体会到重生的滋味。

"妈，咱们杭州老房子那笔拆迁款，到账了吗？”我压着平稳的口气问，手却没有停下整理行李的动作，一件裁剪合体的Max Mara羊绒大衣被我小心地叠好，放进旁边的箱子里。

电话那头，母亲刘玉芬的声音里满是无法抑制的兴奋和自以为理所当然的得意，背景里掺着我那个迟迟没有作为的哥哥许博文兴奋的吆喝声和麻将牌被搓洗的噪音。"

到账了！知夏，整整七百四十万！要是你爸还在世，能放心长眠了。"她把这笔钱宣告得像天降奇迹一样，仿佛那不是用我们多年来栖居的老宅换来的代价。

我胸口却像往井里丢了一块石子，连一点涟漪都没有泛起。

自从拆迁消息一出，我就预见到这一幕。

在我近三十年的生活里，这类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儿出现得太频繁，已让我麻木无感。"哦，那挺好。"我的声音冷得像冬日西湖的薄冰。

刘玉芬显然不满意我的平静，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切换成了训诫的口吻：“你这孩子，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那可是七百四十万啊！你哥的婚房、他想买的保时捷，这下全有着落了。

你作为姐姐，不该为他高兴吗？”

"我为他高兴，”我机械地把这句话说出口，像是在背一段与己无关的台词，“那钱，你都已经转给许博文了吗？”

"还能给谁？”她的声音立刻锋利起来，仿佛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冒犯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你是个女孩子，迟早要嫁出门，结了婚就是别人家的成员。

那笔钱要是给了你，不就等于便宜了外人？博文不一样，他是我们许家的独苗，将来要承担赡养和扶持，一分钱也不能让他少。

我做母亲的，只有把钱牢牢攥在他手里，才能睡得踏实。"

这套陈词滥调从我记事起就反复无数次地在耳边回响，像一种古老的诅咒，把我的退让和牺牲刻成了家规。

孩提时，餐桌上唯一的水煮蛋，总要留给许博文“补补脑子”，我只能咬一口咸菜配稀饭；读书那年，我以全市前十的成绩考上了杭州最好的高中，母亲却打算让我辍学去工厂打工，以省下钱给成绩平庸的弟弟请家教。

那一次，我在父亲遗像前跪了整整两天两夜，才换来继续读书的许可；工作后，我在上海挣来的每一分薪水，都像是她和许博文的备用金，随时可以被“暂借”，而从来没有真正被归还过。

我并非没有反抗过，我也曾哭瘫在地，喊破喉咙质问她，凭什么？

凭什么我们同一个子宫里长出来的两个孩子，待遇可以悬殊到天壤之别？

刘玉芬的回答永远是那样理直气壮：“你作为姐姐，就得给弟弟让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是男孩，将来要扛起这个家的重担，承担的压力比你大多了。"多么荒唐的逻辑。

许博文从小到大，所谓给他带来的“压力”，不过是不断琢磨新花样，从这个家里再多敲出一点钱罢了。

他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拿到，就早早混入社会，眼高手低又爱做白日梦，三十出头的年纪，换工作换过二十份都不止，每次都难坚持到两个月：不是嫌累，就是嫌薪水不够。

他唯一令人无法忽视的优点，大概只有一张能把黑说成白的嘴，总能把刘玉芬哄得心甘情愿地为他掏空一切。

而这一次，数目高达七百四十万。

这个数字沉甸甸地砸在我心上，像一块压在胸口的石头，把我对亲情最后那一点隐秘的期待彻底压灭。"妈，我不是说不应该给他。"

我用极其平静的声音回应，同时把已经整理好的行李箱合上，推到墙边放稳，“我只是想再跟你确认一下。"

我这出人意料的冷静，显然让刘玉芬有些措手不及。

她原本准备好的一大套应付我哭闹、反驳的台词，此刻全被卡在喉间，像被重重拍在棉花上一样，找不到着力点。"你只要知道个分寸就行。"

她不耐烦地收声，“你现在在上海，一个月两三万，过得也算体面，就别总惦记着家里这点拆迁款。

等你哥把婚事办了，你这个当姐姐的也得表现一下，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金，别让人家看低我们许家。"

"我知道了。"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那清脆的一声在静谧的公寓里显得格外干脆。

对我而言，这一声仿佛是一把刀，斩断了我与所谓“家”的最后牵扯。

我挂断电话，环视这间位于上海外滩的高档公寓。

这里的每一件家具、每一盏灯光，都是我这些年为演好“沪漂白领许知夏”这个角色而精心布置的舞台道具。

它曾是我躲避原生家庭无穷索取的最后避风港，但现在，它的使命已然完成——将成为我脱离旧生活的起点。

手机短促震动，是助理发来的加密消息：“夏总，您在汤臣一品的房子已经完成过户手续，尾款八千六百万今日会汇入您的瑞士银行账户。"

我回了两个字：“收到。"

把这套“普通”的公寓卖掉得到的钱，加上我这些年扮演许知夏时积攒下的“薪水”，还有刚刚被刘玉芬“公正分配”了，本该归我一半的那七百四十万……所有这些，不过是我庞大计划中微不足道的一环。

一个无人知晓的，结束“角色扮演”生活的计划。

我没有跟他们争那七百四十万，因为比任何人都清楚，与他们辩论是最没有意义的事。

我要的是最利落、最彻底的告别。

我不要钱，我要回我的人生。

决定彻底斩断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无数个寂静的夜里，被一次次失望敲打到崩塌的必然结果。

七百四十万不过是点燃整场闹剧的最后一根火柴。

结束那通电话后整个下午，我的情绪毫无波澜，既无愤怒也无哀怨，心底竟出奇地平静，好像所有感情都被抽空，留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我明白，最深的悲哀是心已死。

当一个人对所谓亲情彻底断念，剩下的反而是如释重负的自由感。

那一刻，我的行动效率被激活到极点。

第二天一早，我便交待私人律师，把我名下这套位于外滩的公寓着手处置。

我的指令只有一条：最快成交，价格可低于市价。

律师听了有些不解，毕竟这套两年前才买入的房子，无论软装还是硬装都倾注了心血，地段又极好，未来升值潜力不容小觑。"许小姐，您再想想？这地方的房价还有很大上涨空间。"电话那头是善意的劝阻。

我给出的借口简单而不惹怀疑：“急需一笔周转资金。"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一台被程序精准指令的机械，高效且悄无声息地抹去“许知夏”在上海生活的所有痕迹。

我向“公司”递了辞呈，理由写着“个人发展规划变更”。

我所在的那家证券公司，其实是几年前为了布局A股市场，我的天宸资本收购下的一个子公司。

王总，作为部门的总监，看着我要离职，既惋惜又不甘，摆出了副总的职位和翻倍的年薪，几乎是放下身段挽留。

我面带职业化的微笑，礼貌而坚定地婉拒：“王总，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赏识，但我已经有了新的打算。"他从我眼中读出了不容更改的决绝，那种不是普通员工在计算利弊的迟疑，而是已成定局的宣告。

无奈之下，他在我的离职申请上签了字，长长叹了一口气。

工作交接结束后，我开始整理自己的私人物品。

为了保持“家境普通、靠自己奋斗”的形象，这些年我几乎过得像个苦行僧，几乎不曾有任何奢侈享受。

所谓的“工资”，除了支付这套公寓的房贷外，绝大部分都被刘玉芬和许博文以各种名义“借走”，去填补他们从不满足的欲望。

衣帽间里多是剪裁考究但没有显眼Logo的基础款，唯一算得上有些价值的，是书房那整面墙的金融与法律原版著作，以及我为了维护人设报读线上课程时做的厚厚笔记。

我让助理把全部专业书籍打包，通过国际物流发往我在伦敦金融城的办公室。

在那里，是我愿意告诉少数几人我将“离开”的地方。

我唯一坦诚的朋友是大学室友姜楠，她是这几年里为数不多能让我吐露心声的人。

她对我家里的那些龌龊事了如指掌，也多次气愤地劝我“别太软弱”。

我们约在法租界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见面。

姜楠紧握我的手，漂亮的眸子里满是担忧：“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一个人跑到国外，陌生的环境很难熬的。"

我笑了，笑里带着自嘲：“难熬？还能比现在更糟吗？在这里，我像一头被蒙着眼的驴子，他们在我身后挥鞭逼着我绕圈子。

当他们心情好一点，会扔根胡萝卜给我，然后我就得感激涕零。

一旦我露出丝毫倦意，甚至想停下来喘口气，那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楠楠，我不想再拉这台磨了。"

姜楠看着我，眼眶开始湿润：“我支持你任何选择，但你把上海的房子都卖了，万一将来想回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语气冰冷却平静：“那就别回来了。

不破釜沉舟，哪来新生？”

我把一个密封的文件袋推到她面前：“这是一些重要资料的电子备份，还有我私人助理的联系方式。

万一有紧急情况，你可以通过她联系到我。

但一定要保密，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我家那两位。"姜楠重重点头，表情十分认真：“你放心，我守得住嘴。

到了那边一定照顾好自己，钱不够用就跟我说。"

"我够用的。"我笑着说。

把这套公寓卖掉的钱，加上这些年蒙混过去的所谓积蓄，足够让我在外过上不错的生活。

而实际上，我也从未打算去“找”一份差事，我只是结束一段假的生活，回到真正属于我的轨道。

离开上海前一天，我特意回了趟杭州那个名为“家”的地方。

那栋承载着我童年苦涩回忆的老屋已经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现场成了一片待开发的工地。

刘玉芬和许博文暂时挤在附近一处九十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

我回来的目的很简单：取回我的户口本和护照。

开门的是许博文，他穿着一身新的潮牌，头发用发胶拼命往上竖着，浑身散发着暴发户的气息。

看到我，他脸上立刻露出不耐和轻蔑：“你跑回来干什么？钱不是都打给你了吗？”我没有理会他的嘲讽，径直走向曾经属于我的小房间。

那间狭小的屋子如今被他们的杂物占满，连我曾用的书桌上都堆着啃得乱七八糟的瓜子壳。

刘玉芬从厨房探出头来，系着围裙，见到我脸色瞬间变得阴沉：“都快成别人家的了，还三天两头往娘家跑，像什么样？

哦对了，我跟你说，你哥最近在看车，看中了一辆保时捷Macan，办下来差不多要八十多万呢。"“你看这孩子，真是有眼光！”

她的话里满是抑制不住的炫耀，仿佛那辆保时捷已经停在楼下。

我不想再应付她，从满是灰尘的抽屉最深处摸出户口本和护照，反复查看一遍才把它们放进随身的小包里。"你拿户口本干嘛？”刘玉芬那双眼睛又尖又亮，立刻警惕地质问。"公司要办海外项目。"

我脸不红心不跳地撒了个小谎。"哦，”她这么容易就相信了，毕竟在她眼里，我这一生的价值就是替公司卖命，再替她儿子铺路。

她随即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知夏啊，不是妈说你，你都快三十了，别总摆什么清高。

你那个朋友姜楠，她男朋友不是在某互联网大厂当总监吗？让她帮忙给你哥在杭州找个轻松点、薪水高点的职位，别让你哥在外面这么折腾。"

我盯着她看，忽然觉得这话好刺耳又可笑。

在她的世界里，好像所有人都应该为她心爱的儿子许博文铺路，让他少走弯路。

我没接她的茬，拿好东西转身往门口走去。"哎，你这死孩子，规矩都不会守！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吗！”刘玉芬的咒骂像背景噪音在身后炸开。

我没有回头，脚步也毫不犹豫。

这是我最后一次踏进这个自称“家”的地方，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她的斥责。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再无交集。

出发那天，上海难得放晴。

冬日的阳光透过浦东国际机场巨大的玻璃幕墙洒进来，却驱不走心底的寒冷。

我拖着两个行李箱，独自站在VIP候机室的落地窗前，看着停机坪上一架架银色飞机咆哮着冲上云霄，奔向世界各地。

我的心里没有离别的惆怅，只有一种即将挣脱束缚的轻快与期待。

几乎在同一时刻，许博文正驾驶他那辆崭新的宝石蓝保时捷Macan，在杭州最繁华的湖滨银泰商圈里招摇过市。

那台价值八十多万的座驾，是他用七百四十万拆迁款一口气全款买下的。

刘玉芬坐在副驾，妆容精致，脸色红润，望着窗外迅速掠过的奢侈品牌橱窗，笑得合不拢嘴。

"儿子，慢点儿，注意安全。"她口里叮嘱，语气里却是满满的骄傲和放纵。"妈，这算啥，等着瞧！”

许博文得意地踩了一脚油门，沉浸在发动机的怒吼和路人投来的羡慕目光里，“等我那个项目上去了，我给你换辆宾利开开！”

这七百四十万像一剂强效催化剂，把他们母子心里潜伏已久的虚荣和欲望一瞬间放大到极致。

拿到钱的第二天，许博文就辞掉了那份月薪五千的销售工作，理由竟然是“那种伺候人的活儿配不上我现在的身价”。

刘玉芬对此乐得不能再乐，在她心里，儿子天生是干大事的，过去只是命不好，现在这笔“启动资金”一到，一定能扶他上位。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大换血式的“形象升级”。

许博文从里到外换上顶级奢侈品牌：手腕戴上百达翡丽，身上裹着Loro Piana的羊绒衫，外套换成Gucci的设计，一样都不能少。

刘玉芬也不含糊，买了她曾经在时尚杂志上只能远观的爱马仕铂金包，手上戴着一只厚重的龙凤金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家一夜之间发了财。

紧接着，许博文开始了所谓的“高端社交”。

他呼朋引伴，夜夜笙歌，泡在杭州最顶级的会所和餐厅。

他身边新结交的所谓朋友，多半和他从前一样不务正业。

这些人曾经对他不屑一顾，如今却一个个恭维得他像新晋商界人物。

在酒精、恭维与幻想的麻醉下，许博文彻底迷失了自我，他真心以为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了不起的人物。

刘玉芬看着儿子忙“业务”，不但不制止，反而洋洋自得。

在她眼里，那些霓虹下的应酬饭局，不是简单的社交，而是无价的人脉资本，是做大买卖时必不可少的基石。

她每天最得意的事，就是在亲戚群、老邻居群里不断地炫耀儿子的“风光”。"哎呀，我们博文最近忙得不得了，晚上几乎天天有饭局，来请他吃饭的，全是大老板、大领导。"

"昨天他又去西湖边的桃花源看了一套中式合院，五百多平呢，就是总价有点高，得一个多亿，但我们还在犹豫要不要拿下。"

"追我们家博文的姑娘，从城东排到城西，挑来挑去就是没人合眼缘，我还没看上一个呢。"

亲朋们在群里纷纷附和，恭维和赞美像潮水般涌来，淹没了任何质疑。

刘玉芬在这些浮夸的赞许声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满足，她越发坚信自己这辈子最英明的选择，就是生了这样的儿子，并把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他身上。

至于我——那个被他们有意冷落、放在角落里的女儿，他们偶尔才在茶余饭后随口提一句。"

也不知道知夏最近在上海忙什么，半个月都没个电话回来。"刘玉芬在麻将桌上，一边摸牌一边若无其事地向牌友抱怨。

"女大不中留嘛，”一位牌友顺手出牌回应，“估计是谈恋爱了，有了男朋友，哪还记得娘家。"

"可不是嘛。"刘玉芬撇嘴，脸上流露出典型的不满，“我一点一点把她养大，白养了。

她一点都不懂得心疼家里，也不会把她在上海的人脉拿来帮她哥哥拉关系，介绍资源。"

在母子两人的世界观里，我就像一件陈旧的家具，虽然不起眼，却必须永远摆在原位。

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需要，我就该随叫随到。

他们从未想过，这件“家具”会有一天自己生出腿来，义无反顾地离开。

至于许博文，根本想不到他还有一个姐姐。

此刻，他正被一个自称“知名投资人”的男人迷得神魂颠倒。

那人叫张鹏，开着劳斯莱斯，戴着理查德米勒，言辞里满是“区块链”“元宇宙”“AI智慧农业”这些听着让人雾里看花的流行词。

张鹏告诉他，手里有一个落在杭州余杭区的“AI智慧农业”项目，是未来的风口，国家会大力扶持，只要投进去，不出半年就能翻十倍。

许博文被这幅宏大的愿景和十倍回报的承诺冲昏了头脑，毫不犹豫地拍胸脯表示，要拿出五百万做所谓的天使投资人。

他对商业根本不精，也懒得去翻那份长达数十页、布满专业术语的合同，挥笔一签，五百万便转进了对方指定的账户。

刘玉芬听到这事，心里虽然一阵痛，但一听到“天使投资”“风口”这些词，那点痛马上就被骄傲取代。

她甚至已经在脑海里描绘起未来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敲钟时，她作为“董事长母亲”登台致辞的风光场景。

他们全家沉醉在用金钱与谎言搭建的虚幻梦境里，对那场足以将他们彻底吞噬的风暴毫无所觉。

而我，此刻已经跨越了八个时区，行程近万公里，落地伦敦希思罗机场，走过VIP通道。

推开航站楼的那一瞬，我呼吸到了第一口真正属于自由的空气。

伦敦的冬天，总被绵绵的阴雨和灰沉的天色覆盖，但这并没影响我的好心情。

走出机场，一辆黑色宾利静静停在路旁，司机恭敬地为我打开车门，接过我的行李。

我没有去公司为我准备的临时住所，而是直接回到自己位于海德公园一号的顶层复式。

车子平稳穿过伦敦街区，窗外那些既熟悉又带着些陌生感的景致掠过，我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BBC标准伦敦腔，久违的掌控感终于回到我的体内。

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所谓的“许知夏”的旧名，没有沉重的过去，也没有那些令我生理上反感的亲情羁绊。

此刻的我，只是我自己——天宸资本的联合创始人，许知夏。

回到住处，我脱掉那套用来伪装成“普通白领”的外衣，换上柔软顺滑的真丝居家服。

赤脚踩在厚实的羊毛地毯上，我为自己斟了一杯陈年的单一麦芽，站到落地玻璃前。

窗外是开阔的海德公园，视线再远处便是伦敦那密密麻麻的天际线。

这一刻，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世界。

我没有立刻躺下休息，而是走进书房，点亮连通全球市场的彭博终端。

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和交织的曲线，比任何景色都更能安抚我——那才是我熟悉并擅长的领域。

我很清楚，在这座由资本与规则筑起的冰冷王国里，决定你能否长久立足的，只有你握住的实力与信息。

过去几年我“消失”在人前，说是休假，实际上是在做考察。

我需要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重新观察并评估这座由我亲手搭起的商业王朝，到底用怎样的方式触动着世界。

如今，假期已到尽头。

接下来的日程，注定紧凑而高效。

我召集了欧洲区的全体高管，逐一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并对数起关键并购案做出最终裁决。

我的回归，让天宸资本欧洲总部瞬时进入一种既紧张又狂热的氛围。

没人不知道，这位行踪飘忽的联合创始人，年纪虽轻，却以对市场方向的敏锐把握和决断力，带领天宸在层层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顶级PE的核心力量。

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名义上的掌舵人沈聿为此特意从纽约赶回。"欢迎回家，我的女王。"沈聿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是我在哈佛时期的同窗，也是我最值得信赖的盟友，“你这趟‘微服出巡’总算够味了？”

"差不多了，”我摇晃着杯中威士忌，浅笑，“见了不少有意思的场景。

顺便问一下，国内那个在杭州的‘AI智慧农业’项目，现在进展如何？”

沈聿挑眉回道：“一切按计划推进。

那家名为瑞丰科技的母公司技术称得上过得去，但内部管理一塌糊涂。

我们已通过几处外围壳体，将他们的资金链搅得七零八落。

所谓的‘AI农业’只是我们放出的一个诱饵，专门吊那些急着变现的内鬼上钩。

你对这个小局有兴趣？”

"没什么，”我淡淡应道，“只是听说有位姓许的天使投资人，往里投了五百万。"

沈聿愣了瞬，随即眼中闪过了理解的光，“明白了。

需要我出手吗？”

"不用，”我摇头，“让时间把戏演到底。

我只是想看一看，当泡沫终究破裂，人性的滑稽与贪婪会以怎样的姿态呈现。"

我把刘玉芬和许博文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都屏蔽，包括那张为处理国内事务而留着的副卡。

我换上全新的加密通讯设备，新号码只有沈聿与我核心的助理团队知晓。

我让姜楠改用加密邮件与我联络，并在信中交代她不要为我担心。

有一次，姜楠在邮件里好奇地问：“你妈和你哥，难道就没到处找你吗？”

"我不知道，”我回得简单，“他们或许把我当成一个随时可提取的账户。

只要我不主动出现，他们大概永远也想不起我。"

事实确实如此。

在我“消失”的这一个多月里，来自那个所谓“家”的消息寥寥无几。

他们忙着在杭州的上流圈子里扮演新贵，享受着金钱带来的虚荣和喧嚣，根本无暇去关心这个“远嫁”的女儿是活是死。

以往，这种被彻底遗忘的感觉会让我心如刀绞，但此刻我只感到一阵冷静的释然。

庆幸他们没有过早发现我的“叛离”，也庆幸我得以在这片刻的宁静中，重握权杖，为接下来要收回的一切做好准备。

直到中国农历新年的除夕夜，悄然来临。

对海外的华人而言，这个节日总会牵动复杂的情绪：它既能轻易唤回对故乡的思念，也会无情地揭开一些深藏的疮痍。

对我来说，后者更甚。

我没有半点乡愁，反倒觉得这是为那场荒唐剧画上句点的绝佳时机。

我拒绝了所有朋友的聚会邀请，独自一人留在那座悬浮在云端的伦敦居所，打算用一种从未尝试过的仪式，迎来我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年。

除夕的伦敦，当地的唐人街还沉浸在锣鼓喧天与灯火辉煌之中，处处弥漫着节日的喧闹。

我却没有被那股热闹牵走，而是躲进了海德公园一号顶层的公寓，静静地站在窗前，俯瞰这座不眠之城的灯火。

巨大的落地窗外，城市的光点像一张流动的星盘，近处公园的静谧与远方金融区的霓虹互相辉映。

我身着一袭黑色真丝长裙，赤着脚踩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手里端着一杯1982年的拉菲，任凭酒精牵引着思绪远去，那头便是东方故土的模糊轮廓。

而在八个时区之外的中国杭州，西子宾馆顶层的包厢“西湖天下”里，刘玉芬和许博文则正在上演一场铺张得惊心动魄的“家族庆典”。

为了把现在的“尊贵”身份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博文大手一挥，订下了标价88888元的“帝王”年夜饭，把三姑六婆、远房近邻和所有能沾边的亲戚，一并请到了包厢中。

房内金碧辉煌，巨大的苏绣屏风与紫檀家具交相辉映，隐约彰显出一种被精心包装的低调奢华。

满桌珍馐丰盛奢华，澳洲龙虾、南非鲍鱼、顶级鱼子酱互相争艳，菜名连亲戚们都念不全，只能不住发出惊叹声。

许博文穿着Tom Ford的丝绒西装，腕上那块百达翡丽在灯光下熠熠闪烁。

他像个擂台上的主角，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那套“AI智慧农业”蓝图，言辞间充满了自信与霸气。

刘玉芬则佩戴着整套翡翠首饰，笑容灿烂地在人群中穿梭，夸奖儿子是多么的有出息。

亲戚们把他们母子簇拥在中央，奉承的话语此起彼伏，像鞭炮般噼里啪啦地炸开来。

"哎呀，博文现在是真有出息啊，玉芬你以后可就等着当豪门老太太了，享福吧！”

"这桌菜也够气派了，我都活了这么多年，也没想到能吃上这样的排场！”

"博文哥，你公司一旦上市，可别忘了照顾照顾我们啊。"

在一片山呼海啸般的喝彩里，许博文已经飘得不知天高地厚，他豪气干云地举杯，笑着说：“放心吧，都是自己人！以后我有肉吃，肯定也给你们留汤喝！”话音里满是自我陶醉与承诺。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包厢的气氛被不断推向高潮。

刘玉芬环顾着这幅众星捧月的画面，虚荣心被彻底满足了，但在无数的恭维与热闹中，她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安，仿佛哪里少了什么。

忽然，一个念头刺进她脑里：许知夏。

如此关键的时刻，这席能彰显家族荣耀的盛宴，那个理应在场、理应为这份辉煌买单的人，竟然没来。

这个想法像一块尖石在她心里磨蹭，让她的不自在迅速放大。

许知夏的缺位，就像在完美的画卷上划出一道难看的裂痕，破坏了整套仪式的完美感。

她决意要把许知夏叫到面前，让她看看自己哥哥如今的风光，让她亲自为这场家族的荣耀承担账单。

只有那样，作为母亲的她，才会重新找回将一切掌控在掌心的那种绝对权威感。

"我出去打个电话。"刘玉芬含糊地对着众人说完，端着新款手机，步伐优雅地走到包厢外雕花的长廊。

她先拨了我在上海时用过的老号，电话那头只传来冰冷的电子女声：“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她愣了片刻，秀气的眉眼顿时紧锁。

接着她打开通讯软件，想试着语音呼叫，却看到聊天窗口里赫然跳出一行红色提示——对方已将您拉黑。

怒火像一股无形的烈焰，从胸口一窜直冲天灵盖。

这个死丫头，真是太不知好歹了！

她压着怒气，迅速翻看通讯录，终于找到了一个我在那家“公司”里尚有联系的前同事号码。

她毫不犹豫地拨了过去，故意用长辈关怀的语气，编造出“女儿工作忙联系不上，家里出了点急事”的谎言，花言巧语地套取了那个并不知情的同事的信任，轻而易举地骗到了我为处理国内银行事务而特意保留的那张副卡号码。

拿到号码的那一刻，刘玉芬没有半点犹豫，立刻拨了过来。

我的手机在公寓茶几上轻轻震动，窗外的泰晤士河上正好绽放起一簇簇烟花，光芒在夜空里炸开。

我看了一眼屏幕上那个来自杭州的陌生来电，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迟疑了几秒，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并打开了录音。"喂，是许知夏吗？我是你妈。"刘玉芬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理直气壮的命令式口吻。"

怎么了？”我冷冷回了句，语气像冰块一样冰冷。"你这是什么态度！大过年的，主动给家里打个招呼也不会！你现在人在哪儿？

我们都在西子宾馆的‘西湖天下’包厢吃饭，年夜饭都点好了，88888一桌的套餐，你赶紧过来，顺便把钱结了。"她的话毫不掩饰地当命令下达，像对待一个必须随传随到的下属。

我听着她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环顾窗外这座异国城市的万家灯火，恍惚觉得一切荒诞至极，滑稽得令人发笑。

他们拿着那笔本该属于我的钱肆意挥霍，享受着奢华；等到要付账时，却又第一时间想到这个被他们当作提款机的女儿。

我发出一声轻蔑而无奈的笑，笑声里没有温度，只有讽刺。"你笑什么？我跟你说话呢！赶紧过来！一大家子人都等着你呢！”刘玉芬的语气猛地急躁起来。

我深吸了一口伦敦夜里带着寒意的空气，用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平静声线，慢条斯理地说：“你们吃吧，钱我就不去结了。"

"你说啥？”刘玉芬的声音瞬间尖锐起来，像被踩中尾巴的猫一样。

我看着远处慢慢转动的伦敦眼，那巨大的摩天轮在夜色中像一只冷静审视世事的眼睛。

我一句一句地、分明地告诉她：“我说，你们慢慢吃，我已经……定居国外了。"

电话那端立刻陷入一种死寂，静得让我一度以为信号断了，或是对方被别的声音淹没。

我几乎能跨越这万里距离，想象出刘玉芬脸上的每一条细纹如何被震惊凝固。

她那向来精心维护的优越感，此刻像一层薄膜被戳破，瞬间塌陷。

她脸上得意的表情骤然僵住，精心打磨的风光在一瞬间坍塌。

她的手仍然紧握着最新款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嘴巴张了又合，却发不出声音。

包厢里亲戚们的称赞声、劝酒声、划拳声从那头模糊传来，此刻听上去尖酸而讽刺。

她引以为傲的一切，她向外展示的资本和成就、她那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儿子、那场奢华的宴席——竟在一瞬间全部变得荒诞可笑。

她，成了这出戏的中心小丑，被无情地照得通红。

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法理解那个一直被她当作掌中之物的女儿，怎么会突然以她完全无法接受的方式，从她的世界里决绝地消失。

电话那头死寂持续了将近一整分钟，长得让我以为是跨国线路出了毛病。

正当我准备挂断这最后的纽带时，刘玉芬像被拉了弦一样，发出一声尖厉到变了调的嘶吼，像锈刀在耳边刮过，狠狠割裂了安静：“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你在国外？你去了哪个国外？许知夏你是不是疯了！”

她的语气里充满了被最亲近的人背叛后的不可置信，还有权威被彻底撼动后的狂躁与愤怒。

在她的世界里，我的人生轨迹从来都是她亲手规划的，我的所有价值，应当无条件为许博文铺路。

可我这种擅自“定居国外”的行为，在她看来是对母权的亵渎，是不可原谅的大不敬。

我的声音依然冷得像切割金属的刀锋，而这份冷漠反而比任何责骂都更刺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平静地道出，“我现在人在伦敦。

以后，应该都不会再回去了。"“你们，自己承受后果吧。"

"伦敦？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哪来那么多钱去伦敦安家？难道在外面勾搭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男人？许知夏，听好了，你这是不是以为自己会飞了？

我命令你，给我马上回来！听见没有！”她开始口无遮拦，凭着那枯瘦的想象力，将最恶毒、最下流的责骂倾泻在我耳边。"

妈，是你亲手，把我们之间最后一点所谓的情分，连根拔起。"我不想再与她纠缠那些无意义的争吵，“就这样吧，以后别再联系了。"

说完，我没有给她继续咆哮的机会，果断挂断电话，并把她刚刚拿到的这个号码，毫不犹豫地拉进了黑名单。

世界在那一刻，终于归于平静。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压在肩上的二十九年沉重枷锁，整个人轻松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