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吉回忆5：妈妈寄来钱叫我去取画，那时白石老人已九十好几了

妈妈每年暑假都会到北京来，并不是专为看我和哥哥，我们俩暑期不是农耕就是外出实习或工作，和妈妈也见不了几面。她来北京，一是南京夏天太闷热，二是她在北京的老朋友很多，而且都是因父辈交好，她们自幼就熟悉友爱的。

在燕京的有陈意，当时她还没结婚，是位老姑娘，是燕大家政系主任，解放后家政系被撤销了，她就在化学系当教授，和另外一位姓白的单身女教授合住一栋别墅式的宿舍。另一位是梁思庄，是梁启超的次女，燕大图书馆副主任。她只有一个女儿，小名叫补补。补补一岁时，她父亲食物中毒，猝然去世，当时到香港我家来过。她装在一个睡袋里，刘妈给她换尿布时说这么一点儿就没了爹，真可怜。她那睡袋和可怜给我留下了记忆。这时她都上高中了，是先进的少先队辅导员，正准备考北师大的教育系。哥哥和我不论去她们哪一家，都得到热情的款待。

燕大附近的清华大学有妈妈幼儿园的同学龚业雅，她丈夫吴景超在重庆时给我妈妈安排了工作，是帮了我们大忙的。她女儿吴清可和我在南开还是同班同学，但我们去得比较少，因为她儿子吴清俊思想特别进步，我哥哥和他谈不来。

城里我们常去的有陈衡恪家，陈衡恪虽早逝，但夫人还在。我外祖父曾是陈衡恪的老师，但我们称陈夫人为师母，也不知是怎么论的。哥哥每到周日就掰着指头算，该到哪家去混饭解馋了。

我们也常去看袁妈。1951年吴晗离开清华园搬到西单的头发胡同，是个完整的四合院。袁妈住在外院西屋，有自己的房间。她还拿我们当孩子，我们也无拘无束，附近有一家卖牛肉火烧的，袁妈总以这美食招待我们。

最常去的还是舅妈家，舅妈是刘娘的弟媳，我们甚至我的同学们也都称她为舅妈。她叫王棣华，当时也就四十多岁，两个女儿都比我大，而且都工作结婚了。她丈夫在山西教书，身边只一个两岁的小儿子，就住在西单的二龙路，离学校较近。我们不但去混饭，我看病也头一天晚上住她家，好一大早去挂号，有时同学要看病，我也住舅妈家替她们挂号。1952年春我咳嗽挺严重，咳得同学们都睡不好，便干脆住到舅妈家。她带我去看中医，给我煎汤药，几天就好了。男同学们也知道我有个舅妈，几个华侨同学买些海货也到舅妈家去煮吃解馋。那时舅妈因孩子小也没出去工作，经济上不富裕，但并不厌烦我们这些年轻人去打扰，拿我们都当家人一般，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长辈。

三十年后我又能去北京了，去世的已矣，在的也不健了。梁思庄先生已中风失语失忆，我去看她时，补补上班不在家，只有保姆守着。我默默地坐了半个小时，感慨颇多。后来我见到补补写的纪念她母亲的文章，感动之外更多的是尊敬与佩服。舅妈是中风失语，脑子还清楚，见我便大哭，我对她说什么她能点头会意，待我告辞出来，听见她又放声大哭，我忍住的泪水便决堤而下了。

妈妈于1953年暑假来北京时去看过齐白石，我正生病住院没有随去。1954年春，妈妈寄来许多钱叫我去取画，那时白石老人已九十好几，算是风烛残年了。我不敢稍怠，周日及时前往。

白石大师在北京画坛成名是陈衡恪（又名陈师曾）提携起来的，陈衡恪是我外祖父周大烈的学生，我外祖父和齐白石又都是湘潭同乡。齐白石是木匠出身，文化功底自然不如我外祖父，在画幅的题跋上也得益于我外祖父，因此两家交往是较多的。我小时候就听妈妈讲过齐家的许多滑稽事：譬如齐白石有多位妾，孩子一大群。客人来了若主人离席，孩子们就蜂拥而至抢拿招待客人的零食，齐老闻声拿了鸡毛掸子回来，小孩们就一哄而散夺路而逃。齐白石治印也是有名的，印泥都亲手制作，家里人多偷他的印泥出去卖。他就写了张条子贴在房门上："谁偷印泥，男盗女娼。"齐白石画小鸡，右手点色左手一拍，小鸡的绒毛就跃然纸上，非常神奇，所以齐白石在我脑中是个传奇人物。

到了齐家，看门人就特别，既像个老头儿又像个老婆婆。进门后要走一条长长的夹道，我一路都在想着这问题。见到白石老人，他穿着一件大襟长袍坐在躺椅里，白胡子垂胸，似乎有点儿仙气。我鞠躬请安自报家门后，他就大声喊："伍啊！"伍就从里间出来，原来是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他吩咐道："你去把给周家六小姐的画拿来，她女儿来取哒。"说着把站在一旁的我一指，我赶快向伍也鞠一躬。伍瞄了我一眼，就转身回里间拿出来四个宣纸卷子放在齐老膝上。齐老就向我交代："这一张是我送给你妈妈的，这一张就不要钱；这三张是你妈妈要我画的，这三张是要钱的，一张25万元（币制改革前），一共75万元。"我赶快把带来的钱双手奉上，齐老一张张仔细地数过就拿出几张递给了一旁等着的伍，说："这是那天什么什么的钱（具体什么我忘了），我们俩清账了啊。"说着把剩下的钱叠好揣到大襟里面去了。伍"嗯"了一声扭头又回里间去了。我拿了画鞠躬告辞，走到前面门口再仔细地打量了看门人，还是不得要领。走出好远才恍然大悟，那是个太监！我的判断后来在齐白石的传记中得到证实，还知道"伍"是位护士。拜访过齐白石是我想起来就要笑的事。

我是刘妈带大的，婴儿时期妈妈只是按时给我吃奶，其余的一切都是刘妈管。稍大一点儿，刘妈是我的保护伞，妈妈打我，她必来拉，哥哥欺负我，她就冲他发火，还给我擦眼泪。我若发那种不讲理的脾气，胡搅蛮缠，她顶多用指头戳一下我的眉心，骂一句"丫头片子"。我也会冲她撒娇，看她闲着就要她抱。我儿时感情上的依托，只有她而不是我妈妈。

刘妈是个白净大个子的小脚女人，眼珠有点儿黄，我常在她的眼中看自己。她头发也有点儿黄，梳着扁圆的髻，每天早上打开来，浓密的发浪像瀑布泻下，是我坐在马桶上必赏的美景。我也爱带着好奇和同情的心态看她洗脚，掰一下她那压成扁平的脚趾，再看她用洁白的长布条一来二去地将脚裹得平整，如同一个粽子。她一口整洁的大板牙，嚼起大葱来脆声作响，她额角有个小肉瘤，她抱我时我总要捏住搓玩。我熟悉她的气味，喜欢她的声音，从出生到九岁，我都在她身旁睡觉，听她小声哼吟的催眠曲，感觉她轻轻地抚拍或是蒲扇的微风。她对我是舐犊情深，我对她是母亲的依恋。香港分别时，我虽然没哭但特别难过，好像自己是《黑奴魂》中母亲被卖走的小可怜。父亲猝死，我是惊恐和压抑，而离别刘妈才是人生首次的悲哀。

分别四年后我去上海又见到刘妈，亲切如故，我已是个13岁的中学生，但看见刘妈抱哄别家的小孩儿，竟升起莫名的忌妒，心想等我长大挣钱后定不让刘妈再当女佣，我来养她老。1955年春我出差到北京，刘妈在水四哥家带孩子，我特地买了两块布料去看她，告诉她我工作了，还快结婚了。她可高兴了，说就盼着带我的孩子。我幸福地偎在她身边，就像还是个小孩儿。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狂飙之后，我的世界只剩下残砖碎瓦。

1952年，我下乡宣传合作化回校，离开学还有十几天。我抽空儿带上向同学们搜罗来的两大包旧衣服，去京东的赵家务村看望刘妈，一声"我的宝贝哟！"体验了杜甫的"惊呼热衷肠"。刘妈住在他弟弟家，她弟媳妇待我如贵客，还特给我蒸了一回过年才吃得上的黏豆包。其时他们家还很穷，孩子又多，所以刘妈后来又出去帮佣了。

我在刘妈身边过了一个多星期，刘妈给我讲了她的经历。她母亲早故，只有一个弟弟，父亲嗜赌，输急了竟剁掉自己的食指。刘妈小小年纪就操持家务，照顾弟弟，还得经常到地里干农活儿，家里离不开，又穷得陪不起嫁妆，所以出嫁较迟。婆家姓贾，门当户对，也是穷的。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一岁时她丈夫就死了，孤寡无助，吃穿无着。旧时北京有句俗话：三河县的老妈子。她只好随村人进城帮佣，孩子交给了娘家弟媳。先去的是一个大户人家，听差和女佣有好几个，有人帮带，她也不惜力气，很快就适应了，在那家除工资之外还能分些牌桌上的赏银。除了想孩子，比困守家中强多了。好景不长，不到半年那人家半夜出了命案，佣人们怕受牵连，天不亮就都逃离了。刘妈没处投靠，便又回到来时的荐头行，坐在长板凳上，等来了我妈妈。

1929年我父母结婚后，我父亲就退掉了在燕京大学附近农村租住的房子，搬进了我外祖父家。我外祖父家原用着一个男厨子和一个洋车夫，现在人多了，得再雇一个女工。妈妈看刘妈年轻力壮、五大三粗、面相和善，就带她回家了。1931年，我哥哥苓仲出生，是个大宝贝，又请了个袁妈专门照看他。等我出生就不那么贵重了，由刘妈兼管。好在我幼时不像哥哥无故地哭闹不止，我是吃饱就睡。只有一次大哭不止，婆婆都哄不下来，还以为我得了什么急病，忙给在外应酬的妈妈打电话。妈妈生气地说："小孩儿哭也值当找我！"不但不回来，还把她们训了一顿。没办法，还是婆婆提出看看是不是又拉尿了，打开一看，原来是别针把尿布和屁股肉别在一起了。这是我成人后袁妈告诉我的，我哈哈笑了一通，可见刘妈属于粗枝大叶的性格，后来也传给了我。

刘妈的儿子在她初来我家时就病死了，我妈妈认为人死不能复活，回去也只能哭上一场，就没让她回去。她女儿叫菊子，比我大五六岁，一直在刘妈的弟弟家长到出嫁。婚姻也是她舅舅包办的，嫁给了本村一个较富裕家，但是是作续弦，前房丢下一个小女孩儿。菊子去后生了个男孩儿，我去那年还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她家虽被划为富农，但还允许开着一个豆腐坊和粉坊，隔天就让她的两个小孩儿抬一块豆腐或是黑凉粉过来招待我。刘妈带我去过菊子家，夫妇俩挺热情，但都话不多。房子大，也亮堂，还有牲口圈养着大牲畜，生活比她娘家强多了。

刘妈的弟弟叫刘自忠，这我在香港就知道。自从我会写字，给刘妈寄家信就是我的事了，信的内容无非是问候大人孩子，外带说明寄去多少钱。信封上写的是三河县，我去的时候就划归平谷县了，现在还归了北京市。刘妈的爸爸还去过一次香港，我常听刘妈念叨菊子，以为他会带菊子来，可惜没带。我挺失望的，但也有收获，就是看见了那剁掉指头的手。

刘妈的爸爸解放前就去世了，他把地和房子都输光了，所以刘自忠就成了雇农，土改时分到一明两暗的一间东屋，房子不大，也黑，没厨房，就在明间做饭。刘妈回来后，在院子里又盖了一间给她住，还买了三亩地才够吃。刘妈屋里铺的盖的比她弟弟的新一点儿，其他只多了一个小闹钟，说她出去干了二十多年，就给自己落下了这件东西。刘自忠土改时入了党，但只会闷头干活儿，不爱讲话，每天回来就往炕沿上一蹲。他媳妇倒挺喜欢和我说话，手也巧，我带去的那些旧衣服，她改改就都让孩子们穿上了。那几个孩子也喜欢我，带我到地里去摘棉花，还告诉我哪种野菜能吃，哪种有毒。有个女孩儿长得挺好看，也活泼，挺可爱的。1955年见到刘妈时问起，刘妈说得了鼓胀病没看没治，拖了些时间就死了。我想准也是我患过的黑热病，太可惜了。刘妈还说，她弟媳生得多死得也多，为什么四十大几了孩子还都小，前头大的都死了，穷得。记得在香港时，妈妈开了汽车送袁妈、刘妈和婆婆去中环看一部国语电影。回来时，三个人都哭得眼肿肿的，特别是刘妈说起电影里一家人逃荒，要了一碗饭，老的让小的吃，小的让老的吃，她就哭得很伤心，直哭了十几天。去过刘妈家我才体会到，刘妈家是最穷苦的，所以她流的泪最多。

刘妈由我家到上海水家五姨的顾家干了八年，顾家在解放前夕去了香港，刘妈又跟着二次去了这远离家乡的地方。1951年，顾家要移民美洲，正好我妈妈去香港处理爸爸遗留的事情，说好带刘妈回南京继续帮妈妈照顾家。不料办离港手续时，她从公交车上跌下去摔坏了腿，我妈妈不能长久等待，只好自己先走了。刘妈等腿养得能走路了才回来，由香港乘船到天津，水四哥接她送回赵家务老家。水四哥有了孩子，又接她到北京。刘妈一辈子带大了七个小孩儿，就是没带自己的。

20世纪70年代初，我妈妈在北京和陈娘一起请刘妈吃过饭，那时她在侄女家。后来我哥哥和嫂子去北京也见过她，说她老年痴呆了，过去的事都记不起。我那时还在农村，也养活不了她，也去不起北京，也怕人问，不敢去北京，只好"莫，莫，莫"了。

我欠着刘妈的情，欠着刘妈的义，想到对刘妈的亏欠，心里就很难过。

许燕吉（1933年1月—2014年1月13日）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笔名落花生）之女。1941年父亲许地山猝死于香港，这一年许燕吉只有八岁。不久日本人占领香港，母亲带着许燕吉及其哥哥逃往内地，辗转漂泊，流落于湖南、贵州等地。建国后，许燕吉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随后在反右斗争中被隔离审查，入狱6年。期间，孩子夭折，丈夫与之离婚。1969年，她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老农。1979年3月平反，回到南京。许燕吉是江苏省农科院副研究员，曾任南京市政协委员、台盟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台联理事。许燕吉在80岁高龄时著有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书稿原名《麻花人生》），以近百年的人生体验，告诉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这是一本需要哭着读完的个人百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