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是很多人的妈妈

六 米 故 事 馆 第 三 百 三 十 个 故 事

我妈姓徐，名是杨丽萍那个丽萍。

我猜她当年应该也有很多人喜欢，因为翻旧相册看她年轻时候的照片：乌黑的长发，大大的双眼皮，鹅蛋脸，特别好看。

可惜我认识我妈的时候，她已经二十七岁结过婚了当上妈妈了。可后来我发现，在成为我的妈妈之前，她早就是很多人的“妈妈”。

家里那本厚重的旧相册，边角都被磨出了毛边。

今天我又拿起一页页翻过去，像是在读另一个人的青春。

我妈说她的梦想是当老师，但她没正儿八经念过大学。

1985年的春天，隔壁村找代课老师，高中刚毕业的她就这样站在了一间村里大礼堂改的泥土墙教室前，乌黑油亮的一把马尾绑在后面。照片上她笑得有些拘谨，但眼睛亮得像蓄着光的深潭。背后是蓝墨水钢笔工工整整地写着：“第一天教书，学生送了我一朵迎春花。”

那间教室在离外婆家半小时脚程的村庄芦北村。她说，每天的清晨都是踩着露水走过去的——天刚蒙蒙亮，田埂两旁的豆角叶片上还挂着夜赠的珍珠，她的布鞋总会湿透前半截。

小路很窄，仅容一人通过，有时会遇到早起的村里人扛着锄头，彼此侧身让过时，对方会憨厚地笑：“徐老师这么早啊！”她那时还不好意思被人叫老师，总要脸红到耳根。

教室里坐着二十几个孩子，从六岁到八岁不等，分两排。左边一年级，右边二年级。上课像是变戏法：先让一年级的孩子们描红，赶紧转身给二年级讲算术；二年级开始做题了，又回过头来教一年级念“a、o、e”。

她说最怕的是两个年级同时安静——那意味着孩子们都在走神。于是她练就了一心二用的本事，嘴里念着“一去二三里”，眼睛却瞟着二年级那个总爱啃铅笔头的男孩。

一年后，她被调到韩宅中心小学，第一次吃上了食堂的蒸饭。铝制饭盒揭开时，白汽腾腾而上，米饭底下有时埋着几片咸肉，那是条件好的老师分给她的。“大学校不一样，”她说，“走廊好长，下课铃一响，哗啦啦涌出几百个孩子。”

她被分去教二年级，同年级还有两个班。每个月，考试的成绩排名会贴在校长室外的公告栏上，红纸黑字，特别醒目。她是代课老师，名字就被写在最后，用括号括着。

“睡不着，”她说，“年轻的时候夜里做梦都在算平均分。”所以她备课到深夜，橘黄色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长投在土墙上。她设计了一种“星星榜”，作业全对得一颗星，背诵流利得两颗星，攒满十颗可以换她手绘的书签。孩子们为了那些画着梅兰竹菊的书签，竟比赛似的用功起来。

她就这样，一点一点教出了成绩。

时间转眼来到1988年，她又被调去一个“谁都不愿去”的山村小学。报到那天，村长领着她爬了四十分钟的山路。学校孤零零立在半山腰，三间瓦房，操场是泥地，角落歪着一根旗杆。村民站在远处打量她，眼神里写着：“这姑娘，熬不过冬天。”

可她留下了。

第一堂课，教室里四十几个孩子闹翻了天，有蹲在凳子上的，有互相丢石子的。她不说话，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虽然轮廓有些歪斜，但孩子们渐渐安静了。她从家乡浙江开始讲起，讲到黄河长江，讲到长城故宫。下课铃响时，竟没有一个孩子冲出教室。

村里人慢慢变了态度。木匠王叔给她打了张结实的木板床，李婶送来一口小铁锅，孩子们从家里带来红薯、土豆，悄悄放在她窗台上。最冷的那年冬天，教室窗户漏风，孩子们的小脸冻得通红。她去乡里讨来旧报纸，和孩子们一起糊窗户。浆糊是面粉调的，几个调皮的男孩偷吃，弄得满脸白花花，全班笑成一团。

而我，就是在那时候来到她生命里的——在她最忙碌、最狼狈的时候。我出生不到两个月，村里干部找到家里，搓着手说：“徐老师，孩子们……实在管不住了。”

于是她的背上多了一个襁褓。

每天天不亮，她轻轻把我从暖被窝里抱出来，用厚厚的包被裹成粽子。山间的晨雾尚未散去，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不时低头听听我的呼吸。我后来总想象那个画面：蜿蜒的山路上，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背着她的孩子，走向另一群等待她的孩子。

暴雨猝不及防的季节最是难熬。有一次大雨突至，她一手抱着我，一手撑着那把总也撑不稳的雨伞。风把伞整个掀翻过去，雨水劈头盖脸浇下来。她索性把伞丢掉，用外套裹紧我，在雨中奔跑。到学校时，浑身湿透的她先检查我有没有着凉，然后换件干衣服就开始上课。

冬天积雪封山时，田埂完全被雪覆盖，看不出哪里是路哪里是沟。有一次踩空，整个人滚进水田，冰碴子混着泥浆灌进雨鞋。她爬起来的第一反应是摸摸背上的我——我居然还在熟睡。到了学校，她脱下湿透的棉袜，双脚冻得紫红。孩子们围过来，有个小女孩突然蹲下身，用自己的小手捂住她的脚。

“不冷，”她总是笑着说，“心里热乎着呢。”

白天是属于孩子们的。她要教语文、算术、自然、音乐，甚至体育——其实就是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老鹰捉小鸡。晚上，等我睡着了，她才开始刻钢板。铁笔划过蜡纸的“沙沙”声是我童年的摇篮曲。印卷子时，油墨滚子轻轻推过，白纸上浮现出清晰的字迹，空气里弥漫着那股特殊的、微呛的气味。有时我会在半夜醒来，看见昏黄的灯光下，她弓着的背影，额前散落的发丝被汗水粘在皮肤上。

我妈的梦想是当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不是代课老师。所以，那一年她还在准备自学考试。

教材摊在灶台上，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背题；哄我睡觉时，她嘴里念念有词的是教育学理论。1990年春天，她终于拿到了中师文凭。那天她破例买了半斤猪肉，包了饺子，请几个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来家里吃饭。孩子们吃得满嘴油光，她看着，眼眶突然红了。

转正的消息是在一个秋日午后传来的。邮递员在村口喊她的名字，她跑过去，接过那封盖着红章的信。走回学校的路上，她走得很慢很慢，不时停下看看信，又看看远处的群山。到了教室门口，她没有立即进去，而是站在窗外，静静看着里面埋头写字的孩子。阳光斜照在她脸上，那细碎的发丝里，接住了光。

我妈说，再后来的事儿我应该依稀记忆都知道了，她就不说了。

很多年后，她的学生来看她，说起许多连她都忘了的小事：那个总逃学的男孩，因为她每天多留半小时给他补课，后来考上了县一中；那个父母离异的小姑娘，在她宿舍住过半个月，每天早晨徐老师给她梳头，扎上鲜红的头绳；那个偷拿同学钱的调皮鬼，因为她保全了尊严，后来当了兵，在信里写“您是我一辈子的恩师”……

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她总走得那么快——她要赶在露水散去前走到学校，赶在孩子失落前给予拥抱，赶在时代的大潮里不让自己沉没。她的青春，就这样洒在了一条条田埂路上，化在了一根根粉笔末里，织进了一个个孩子的梦里。

如今她退休了，家里还是偶尔会有学生来探望。他们有的也当了老师，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就在山那边种茶叶。他们叫她“徐老师”，他们的孩子叫她“奶奶”。而当我翻着那些旧照片，看见二十多岁的她，站在1985年的阳光里微笑时，我总觉得，她从来没有老去——

她只是把青春，分给了太多需要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