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是今年7月去世的，就因为长了一个小囊肿，以为是个小手术

我妈妈是今年7月去世的，就因为长了一个小囊肿，以为是个小手术就没有去武汉大医院手术，就在我们县人民医院做的手术，术后几天，因为医生和医院的不作为，导致我妈妈突然去世了。

处理完妈妈的后事，家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我趴在妈妈的床上，闻着她留下的肥皂香，眼泪止不住地流。爸爸坐在客厅沙发上，烟一根接一根抽，烟灰缸里堆得满满当当，以前他从来不在家里抽烟。

过了一周，我跟爸爸说要去医院问问情况，至少得知道妈妈到底是怎么没的。爸爸抬起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摇摇头：“人都走了，问了又能怎么样？县里就这医院，以后办事还得打交道。”我急得嗓门都高了：“这不是打不打交道的事，妈走得不明不白，我们连个说法都没有？”他没再反驳，只是重重叹了口气，算是默认跟我一起去。

到了医院医务科，接待我们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姓王。他坐在办公桌后，手指敲着键盘，头都没抬多久：“你们是来反映术后问题的是吧？病历我们查过了，手术流程没问题，术后并发症这种事，谁也说不准。”我一听就火了，往前凑了两步：“手术前医生说小手术，没风险，术后三天都没人好好查过房，我妈喊疼喊了一晚上，护士就给打了支止疼针，这叫没问题？”

王科长这才停下键盘，推了推眼镜，拿出一沓病历翻了翻：“护士记录上写着每两小时巡查一次，止疼针也是按医嘱打的。”爸爸这时突然开口，声音有点抖：“我那天凌晨两点去找护士，病房门都锁着，喊了半天没人应，最后是保洁阿姨开的门，这也是记录上写的巡查？”王科长顿了顿，又说：“可能是护士临时去处理别的病人了，医疗行业难免有疏忽，但算不上不作为。”

旁边突然过来个穿白大褂的，是当时给妈妈主刀的李医生，以前见他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说话也客气。现在他皱着眉，语气硬邦邦的：“手术本身没问题，术后感染是概率事件，我们已经尽到责任了。”这态度跟术前完全不一样，我气得手都攥紧了，爸爸却拉了拉我的胳膊，低声说：“算了，别吵了。”

回家的路上，我跟爸爸吵了一架。我说他窝囊，妈妈走得这么冤都不敢较真，他说我不懂事，县里就这么大个圈子，闹僵了以后家里人看病都麻烦。亲戚们也分成两派，二姨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拿点慰问金算了”，表哥却帮我说话：“至少得让医院承认有疏忽，不然妈在底下也不安心。”

过了几天，医院打来了电话，说愿意给两万块钱慰问金，让我们签个“自愿放弃进一步追责”的协议。爸爸拿着电话，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妈妈的遗像，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我抢过电话，直接说：“我们不要钱，就要一句实话。”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挂了。

之后我们又去了医院两次，每次都是王科长接待，要么说领导不在，要么说病历还在审核，始终没给个准话。家里的气氛越来越沉，爸爸很少跟我说话，吃饭的时候总是盯着妈妈的空座位发呆。我手机里存着和医院沟通的录音，翻来覆去地听，每次听到李医生那硬邦邦的语气，心里就像堵了块石头。

现在快年底了，妈妈的忌日都过了，医院那边还是没动静。我有时候会想，要是当初咬咬牙去武汉大医院，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了？可世上没有后悔药。爸爸最近开始收拾妈妈的遗物，翻出她术前买的那件碎花衬衫，红着眼说“她本来以为手术完就能穿”。我看着那件没穿过的衬衫，又想起县医院那些人的态度，心里又酸又堵。

这种日子一天天过着，没个说法，没个结果，换谁能真正放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