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临终留给妈妈的耳环戒指，被姑姑一把塞进自己口袋

接到姐姐电话时，夜里十一点。电话那头的声音被哭声扯得破碎：“奶奶…走了。”

我摇醒睡得迷迷糊糊的丈夫，套上外套就冲出门。先去接父母。他们都病着，父亲咳得直不起腰，母亲脸上泛着不正常的红，额头滚烫。听到消息，母亲愣了愣，什么也没说，只是慢慢放下水杯，手指在杯沿上轻轻颤抖。

医院走廊长得没有尽头，惨白的灯光把每个人的脸照得发青。我们到得太晚了。奶奶已经换上了簇新的寿衣，静静地躺着，像是终于卸下所有疲惫，睡熟了。空气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和某种说不清的、属于生命终点的寂寥气味。

父亲站在门口，远远看了一眼，就转过身去，肩膀塌下来。母亲慢慢走到床边，俯下身，仔细地替奶奶捻了捻并不凌乱的被角，又伸手，极轻地捋了捋奶奶耳边的白发。她的动作那么温柔，仿佛怕惊扰一个好梦。然后她就那么站着，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耸动，没有声音。

混乱、悲痛、与病体抗争的无力感，裹挟着所有人。直到一切暂告段落，奶奶被送走，我们回到空旷得让人心慌的家里，在沉默中守着长夜，我才猛地想起一件事。

一件很小，却又很重的事。

我看向同样疲惫不堪的姐姐：“奶奶说过，她那对金耳环和戒指，是留给妈妈的。东西呢？妈妈收着了吗？”

姐姐的脸色瞬间变了。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混合着鄙夷和愤怒的潮红。她深吸一口气，声音压得低，却字字像砸在地上：“别提了。奶奶刚咽气，大姑第一件事不是去打水给奶奶擦洗，也不是看看还有什么没安排妥……她直接上前，把奶奶耳朵上的耳环、手指上的戒指，摘了下来。用早就准备好的小手绢，包了好几层，然后，塞进了自己外套的内口袋里。”

她顿了顿，补了一句：“动作快得很，生怕别人跟她抢似的。”

一股火气，轰地一下冲上我的头顶。不是为那点黄金的价值。奶奶的金器，是老样式，分量也轻，值不了几个钱。

我眼前闪过许多画面：是妈妈在奶奶床前，一勺一勺耐心喂饭的情景；是她半夜起身，为卧床的爷爷翻身、擦拭；是她戴着老花镜，给奶奶细心地剪脚趾甲；

奶奶总是拉着妈妈的手，摩挲着她因常年操劳而粗糙的指节，一遍遍说：“我这媳妇，比闺女还亲。我走了，耳环、戒指都给你，你留着，当个念想。”

妈妈每次都笑着应：“好，妈，我等着。您且好好活着呢。”

那是奶奶能给出的、最朴素的肯定。是对妈妈数年如一日，熬干了心血与气力的辛苦，一份微薄却郑重的“回报”。是一个老人，对她善良儿媳的全部心意。

这份心意，却在大姑那迫不及待的一摘、一包、一塞之间，被拿走了。

我替妈妈感到不平。妈妈坐在昏暗的客厅角落里，听了我们的对话，只是把头垂得更低了些。昏黄的灯光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涂了一层黯淡的光晕。她没说话，只是慢慢用手捂住了脸，半晌，肩膀轻轻抽动了一下。

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叹息里满是疲惫和无力：“算了……你大姑喜欢，就……就给她吧。争这些，没意思，人都没了。”

是啊，人都没了。可正是人都没了，这点“念想”才显得尤为珍贵。

我无法理解。在奶奶需要人端屎端尿、擦身喂饭的那么多个日日夜夜里，大姑在哪里？她可曾把奶奶接去家里住过一个月、一个星期？可曾在奶奶被病痛折磨得呻吟时，彻夜守在床边？没有。付出的时候，她总是有忙不完的事，走不开的身。可到了最后，分割那点可怜的“遗物”时，她的手却可以伸得那么快，那么理所当然。

这哪里是拿走几件金首饰？这分明是拿走了奶奶对妈妈最后的托付与谢意，拿走了本该属于妈妈的一份慰藉。

奶奶的耳环和戒指，终究是没能戴上妈妈的手。它们或许正躺在某个抽屉的角落，沉默着，也见证着。而妈妈失去的，也绝非只是一份礼物。但我相信，有些东西，是任谁再眼疾手快也偷不走的——比如奶奶临终前看向妈妈时，那依赖与安心的眼神；比如岁月与病榻前，那些无法作假的付出与真诚。

这些东西，比金子更沉，比岁月更长，会一直留在知道的人心里。而那只急于攫取的手，和它背后的灵魂，早已在那一刻，将自己那份本就稀薄的亲情，称得轻如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