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妈妈真相：把娃时间管到如厕，医生警告：这正在制造“非人”

哈喽，大家好，今天小墨这篇评论，主要来分析海淀妈妈把孩子时间精确到如厕，医生却说这在制造"非人"。

每到开学前，北京儿童医院拒学门诊的挂号页面总是秒光。被父母拉来看病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有些小学生一听"上学"两个字就开始头痛恶心，手脚冒汗。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也是海淀妈妈之一，她隔三差五就能听说谁家孩子开始吃药了，谁家孩子没法上学了。《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50%的抑郁患者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患病率已达15到20%。

2022年，梁鸿走访了全国三个地方，访谈了约七八十位孩子、家长、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写下了《要有光》这本书。她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挤压"。"我们所承载的病态，社会结构的巨大挤压，全部给了孩子，孩子在替我们受苦"。

海淀妈妈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成了一个标签，"时间管理大师""鸡娃机器"。梁鸿听过不少这样的故事：孩子的每个小时都被安排得密不透风，甚至连大小便的时间都被固定下来。为了让孩子步步为营，父母摸透了各种升学秘籍和特殊的教育方法。

有的孩子一天24小时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能由自己支配，"就像一个工具，或者像一个冷漠地行走在人世间的无辜者"。精神科医生张殊告诉梁鸿，一刻不得闲的中国孩子，在心理学层面上经历着"物化"的体验："感受不到'我'的存在，物化是一种非生命体的感觉，就是人不再像人"。

这种"非人化"的现象也延续到了大学校园。梁鸿教书这些年，她最直观的感受是课堂越来越安静了。激情澎湃地讲授之后，台下既没有人提问，也没有人抬头。

小组讨论，学生们常常在两分钟之后就静默下来。"作为老师你是非常伤心的，青春时期最光华的时刻，我们是疲倦的，没有任何创造力"。

新华社12月曾报道，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专家指出，学业压力过大、家庭期望过高、缺乏情感支持是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一些家长对孩子的管控已经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这种过度控制反而让孩子失去了自我成长的空间。

在访谈过程中，梁鸿听到了大量令人心痛的案例。

女孩敏敏被送进超级中学后，时间以分钟计算。她要小跑去食堂、以最快的速度扒饭，饭菜嗝得胃痛。因为不想去学校，她被妈妈狂扇耳光。

由于和父母无法沟通，她喝洗衣液、吞安眠药，以自我伤害的方式无声反抗。梁鸿认识她的时候才16岁，已经休学三年。她依然记得那天准备吃90粒安眠药，结果只吃了89粒。她说如果我的父亲走进来看见我的遗书，我可能就不自杀了。

尖子生雅雅考进了全市最好的中学，但紧接着，同学之间的竞争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她。考试中，她听到同桌率先翻卷面的声音，雅雅开始心慌焦虑，手心湿滑得握不住笔。但是父亲无法承认她心理遭受的问题，拒绝陪女儿一起看病。

高三男生小遇考到了一所二本学校，父亲得知后勃然大怒，把家中的东西砸了个遍，并把他送去超级中学复读。在县城的超级中学，分秒必争，因为课间抢不到厕所坑位，几乎所有同学都有痔疮。放眼望去，每扇窗户都有网编的防护网，连书都扔不出去。

梁鸿写了三个地方的孩子。北京的高知家庭，父母的认知往往是非常高的，但也随时相伴的可能是控制欲强。他们每一天恨不得24小时贴着孩子，管着孩子，但是这反而造成一个最大的盲点：我们看不见孩子，孩子都快窒息了。

但在丹县，孩子抑郁的原因却完全不一样。花臂少年13岁，奶奶去世了，他的爸爸、爷爷、姑姑都在外面打工。当他变成一个生病的孩子，身边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换句话说，在这个小孩的生命的内部和外部，他没有得到过爱，没有得到过陪伴。花臂少年的刺青是不完整的。他整个胸前是一个哪咤，但他腿部的人物只是个线条，没有填充颜色，因为他没钱了。

央视新闻12月报道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由于长期缺乏父母陪伴，一些留守儿童通过刺青、染发等方式寻找群体认同。专家呼吁，家长即使在外务工，也应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保持与孩子的情感联系。

梁鸿说，两代人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她那一代从农村的户口变成商品粮，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命运的改变了。她从农村考上了中专，又考上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一点点从一个小村庄来到大城市。"我的道路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们会相信努力一定能改变命运"。

但现在，那一套经验是相对失效的。孩子们一出生就不为吃穿奋斗，努力也可能达不到改变命运的结果。所以他们在思考更抽象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海淀区的男孩吴用上竞赛班，思维敏捷，非常聪明。但恰恰是因为他越重视自我意识，他会发现自我跟他刷题、考试的状态越冲突。吴用对他妈妈说："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

梁鸿不太喜欢用"原生家庭"这个词语，她觉得它把创伤给缩小化了，把所有的不满都界定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创伤不单单是父母带给你的，而是历史性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理解彼此、认识到各自携带的偏见"。

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生活的想象越来越狭窄，把成功界定得越来越高。有朋友跟梁鸿讨论，说上海的一些家庭觉得孩子考上211就是失败的。她写到的海淀区男孩小健，没有考上清华北大，父母觉得自己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骗局。那么每个人在这个机制下，就都是失败者。

恐弱是精英家庭的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对海淀区的家长来说，大部分都是经过苦读、奋斗，最终才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对孩子要求非常高，也意识不到自己的恐弱和控制。但孩子跟你不一样，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的样态。

他可能没法跟你一样努力，可能无法接受一天四五个补习班，但只要他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就应该有另外的可能性。

人民日报12月刊文指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不是制造考试机器。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个性和兴趣，给予他们足够的成长空间。一味追求分数和排名，只会让孩子失去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

梁鸿说，也许家长会说我没有办法，社会太卷了。我们处在KPI中，所以我们KPI我们的孩子。大家都过得非常有压力，所以我们就没头没尾地循环下去。但是哪个地方能撕开一个裂口让光照进来？

其实教育部规定了很多的政策，最大的阻力都来自于家长。曾经有一个老师说，他们学校高三的学生也可以21点以前放学，但家长主动要求把时间延长到22：30。

孩子的挤压不单单来自学校，更来自家长的毫无保留。我们的孩子是最脆弱的群体，在家庭内部、社会里都是最弱势的。如果我们家长把遭受的所有挫折，感受到的那种卷全部给到了孩子，那么我们的能动性都被统统抹杀掉了。

很多孩子其实不必要走到吃药、休学这一步。社会大的机制很难改变，但家庭内部是最可行动的。梁鸿经常说"一米之内我们可做的事情"就指的这一点，我们要给闭环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