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判了!警察多次猥亵继女,威胁杀人,妈妈忍了十年才报警

发布时间:2025-12-28 09:35  浏览量:2

2025年12月26日,上海市一起备受关注的刑事案件二审落槌。

原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民警刘某涛,因长期多次猥亵继女,被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被告人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此案不仅揭露了家庭成员间的性侵害犯罪,更因施害者的特殊身份引发社会对执法者知法犯法问题的深刻反思。

罪恶的轨迹:从信任到侵害

刘某涛与李女士是通过再婚组成家庭的。然而,这段本该给予彼此温暖的关系,却成了李女士女儿噩梦的开始。

据案件材料显示,早在继女就读小学五年级时,就曾向母亲透露遭受继父不当对待。

李女士最初处于半信半疑状态,选择将女儿送回生父处居住,暂时离开了这个令人不安的环境。

然而,2015年暑假,当女孩再次来到母亲住处短期居住时,不幸又一次降临。

8月16日早晨,刘某涛闯入继女房间实施了猥亵行为。

这一次,李女士尝试报警,却遭到了刘某涛的阻挠。更为讽刺的是,刘某涛当时写下了一份《承诺书》,其中明确承认:

“我刘某涛因在与李某某这段婚姻中多次犯了重大过错……最不可饶恕的是2015年8月16日早上跑到李某某女儿房间对继女猥亵……”

这份本应是忏悔的证据,却未能阻止犯罪的继续。2018年11月,女孩再次来到母亲住处取衣物,数日后李女士察觉女儿神色异常,经耐心询问才得知又遭侵害。

2021年3月,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在此期间,刘某涛甚至以杀害母女二人相威胁,阻止受害者告发自己的恶行。

艰难维权:从沉默到报警

面对持续发生的侵害,李女士与女儿经历了漫长的心理挣扎。

直到2021年10月,李女士通过法院判决与刘某涛解除婚姻关系,母女二人才逐步摆脱直接威胁。

2024年1月19日,在多年积压的痛苦与恐惧后,女孩终于在母亲陪同下走进上海市凉城新村派出所,正式报案指控刘某涛的多次猥亵行为。

十天后,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对此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后查明,刘某涛的犯罪行为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

2010年至2012年期间,以及2015年8月16日、2018年11月和2021年3月均有违法行为发生。

据此,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对刘某涛提起公诉。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刘某涛始终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然而,证据链的形成——包括受害人的多次陈述、时间地点的高度吻合、刘某涛本人书写的《承诺书》以及相关旁证——最终让罪行无所遁形。

法律裁决:二审维持八年刑期

2024年11月28日,该案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经过细致审理,法院于2025年8月11日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刘某涛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

一审宣判后,刘某涛提出上诉,案件进入二审程序。

2025年12月26日,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分析指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猥亵儿童罪一般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强制猥亵罪一般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具有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案中,刘某涛在继女未满14周岁时实施猥亵,构成猥亵儿童罪;在其年满14周岁后继续实施猥亵,则构成强制猥亵罪。

法院对两罪分别量刑后合并执行八年,符合法律对多起猥亵犯罪且情节严重情况的量刑标准。

创伤与恢复:受害者的漫长疗愈之路

李女士向媒体透露,尽管法律已经给出公正判决,但女儿的心理创伤仍需要长时间修复。

女孩至今仍会不时闪现被侵害时的恐惧记忆,精神状态相比以前已有所好转,正在努力进行自我调节和心理重建。

这起案件暴露出家庭成员间性侵害犯罪的几个关键特征:

犯罪行为的隐蔽性、长期性,受害者因恐惧、羞耻或家庭压力而延迟报案,以及施害者利用家庭权威地位实施控制与威胁。

当施害者身为执法人员时,这种权力不对等关系更为突出,报案障碍也更为显著。

社会反思:执法者犯罪的双重破坏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施害者的身份——一名本应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公民安全的公安民警。

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不仅对受害者造成直接伤害,更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执法机关的信任基础。

执法者犯罪具有比普通人犯罪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

一方面,他们熟知法律漏洞和司法程序,可能更善于掩盖罪行;

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会削弱法治权威,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认知。

正因如此,对执法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从严惩处,以维护法治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制度审视:预防与应对机制的完善空间

这起案件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完善相关预防与应对机制。

首先,在执法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和日常监督方面,需要建立更为有效的预警和审查机制。

其次,对于家庭内性侵害案件,应建立更为便捷、保密的举报和求助渠道,特别是当施害者具有特殊身份或权力地位时。

再者,对于受害者的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需要更为系统化的社会支持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受害者多次受害后才最终报案,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心理挣扎。这提示我们需要加强未成年人性安全教育,提高家庭、学校对潜在性侵害迹象的识别能力,并消除受害者报案的社会心理障碍。

上海民警刘某涛猥亵继女案,随着终审裁定的下达,法律层面的追责已告一段落。然而,这起案件留给社会的思考远未结束。

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家庭内部性侵害犯罪的隐蔽与残酷,执法者知法犯法的危害与讽刺,以及受害者维权之路的艰辛与漫长。

公正的判决为受害者带来了迟来的正义,但心理创伤的愈合仍需时日。

对于社会而言,此案再次敲响了警钟:无论身份如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罪行多么隐蔽,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

同时,我们也必须不断完善预防和应对机制,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年人,免受此类侵害,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