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她出千万让我回去 ”养母颤抖着削苹果：“妈只有这个，但家永远在 ”我握紧苹果，转身时，手机亮了，是她发来的亲子鉴定报告

“抓紧我的手，别松开。”

娘亲的手很凉，攥得我手指发疼。客运站里人挤人，各种味道混在一起——汗味、烟味、包子味，还有尿骚味。我仰头只能看见大人的腿和腰，像走进了一片会移动的树林。

哥哥在我另一边，娘亲牵着他那只手就松多了。

“娘，我饿。”我小声说。

“忍着。”娘亲头也没回。

哥哥也喊饿，娘亲就从口袋里摸出半块饼干，掰了一大半给他，剩下指甲盖大的一点塞给我。饼干渣掉在地上，我想蹲下去捡，被人流推着往前走。

这是1998年冬天的省城客运站。我五岁，穿着表哥穿剩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棉花从肩膀那里钻出来一撮。哥哥穿着新买的红色羽绒服，帽子上有毛绒球，是我昨晚摸了又摸，娘亲不让我碰的。

“在这等着。”

娘亲把我们拉到一排绿色塑料椅旁边。椅子上坐满了人，有个奶奶往里挤了挤，让出巴掌大的位置。娘亲把哥哥抱上去坐好，然后把我也抱上去，挤在哥哥旁边。

“我去买糖，你们俩乖乖的，不许动。”

娘亲蹲下来，看着我们。她的眼睛有点红，我不知道是冻的还是怎么。她伸手摸了摸哥哥的脸，又摸了摸我的，她的手在发抖。

“子豪，你是哥哥，要看好弟弟。”她对哥哥说。

哥哥嘴里含着饼干，用力点头。

然后娘亲站起来，转身走了。我看着她蓝色的棉袄背影在人群里一晃一晃，越来越远，最后看不见了。

“娘什么时候回来？”我问哥哥。

“买糖就回来。”哥哥说，眼睛盯着候车室大门的方向。

我们等了很久。

墙上的钟，长针走了一圈又一圈。哥哥开始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我推他，他醒过来，看看周围，又看看我。

“娘呢？”

“还没回来。”

我们继续等。

天黑了，候车室的灯亮起来，是那种惨白惨白的光。人少了一些，又多了另一些人。有个叔叔坐在我们旁边吃泡面，香味飘过来，我的肚子咕咕叫。

“我饿了。”我说。

哥哥也饿，他从椅子上爬下来，站在地上左右看。我也爬下去，我们俩手拉手，在椅子旁边走来走去。

“娘是不是找不到我们了？”我问。

“不会的。”哥哥说，但他的声音在发抖。

又过了一会儿，哥哥突然说：“我去找娘。”

“我也去。”

“你在这儿等着，我找到了就回来。”哥哥松开我的手，“你在这儿别动，不然娘回来找不到你。”

我点头，坐回椅子上。

哥哥往娘亲离开的方向走去，小小的红色身影，很快就被大人挡住了。我看不见他了。

我又开始等。

一个人等。

天越来越黑，人越来越少。清洁工拿着大扫帚扫地，扫到我脚边时停下来。

“小孩，你家大人呢？”

我摇头。

“你一个人？”

“我等我娘。”

清洁工是个五十多岁的伯伯，穿着橙色的马甲，脸上皱纹很深。他看了看周围，又看看我。

“你坐多久了？”

我不知道多久。墙上的钟，我看不懂。

“饿不饿？”

我点头。

他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半个馒头，用塑料袋包着的，已经有点硬了。他递给我，我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太干了，噎得我直伸脖子。

“慢点吃。”他说，又从保温杯里倒出一点水，用一个铁盖子装着给我喝。

水是温的，带着茶味。

“你娘长什么样？”他问。

“穿蓝棉袄，头发这么长。”我比划着。

“你爹呢？”

我摇头。我没有爹，至少我没见过。

清洁工伯伯又叹气，他扫完了地，推着清洁车要走，走了几步又回头。

“你就在这儿别动，知道吗？我去问问。”

他走了，我继续等。

馒头吃完了，我把塑料袋翻过来，舔掉最后的碎渣。手冻得通红，我塞进袖子里，脚也冻僵了，在椅子下面互相踩。

又过了很久，也许没有很久，我不知道。时间在五岁的孩子那里，是一团模糊的东西。

清洁工伯伯回来了，还带着一个阿姨。阿姨也穿着橙色马甲，比伯伯年轻些，脸圆圆的，眼睛很和善。

“就这孩子？”阿姨问。

“嗯，坐一下午了。”

阿姨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郭子谦。”

“几岁了？”

我伸出五根手指。

“你娘叫什么？”

“我娘就是我娘。”

阿姨和伯伯对视一眼。伯伯说：“问过了，广播也喊了，没人来认。”

“会不会是走散了？”

“走散一下午？”伯伯摇头，“我看不像。”

阿姨伸手摸我的脸，她的手很粗糙，但是暖和。

“可怜见的，脸都冻冰了。”她把我抱起来，我的脚离开地面，悬在空中。她身上有淡淡的肥皂味，和娘亲的雪花膏味道不一样。

“先带回去吧，这儿太冷了。”伯伯说。

“值班室能行吗？”

“总比在这儿强。”

我就这样被带走了。阿姨抱着我，伯伯跟在后面。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排绿色塑料椅，它空荡荡的，在惨白的灯光下，像一张张张开的嘴。

值班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柜子。墙角有个蜂窝煤炉子，上面坐着水壶，正冒着白气。

阿姨把我放在椅子上，蹲下来给我脱鞋。我的布鞋湿了，袜子也湿了，脚指头冻得发白。她用手搓我的脚，搓了很久，才有一点血色。

“老陈，去打点热水。”她说。

伯伯拿着盆出去了，很快端回一盆温水。阿姨把我的脚放进去，温热的感觉从脚底爬上来，我打了个哆嗦。

“疼吗？”她问。

我摇头。其实疼，脚像被很多针扎一样，但我不敢说。

泡了脚，阿姨用毛巾仔细擦干，然后把我的脚塞进她棉袄里，贴着她的肚子捂着。她的肚子软软的，很暖和。

“饿了吧？我这儿有饼干。”

她从抽屉里拿出半包动物饼干，是小熊小兔子形状的。我一块接一块地吃，她就在旁边看着，眼睛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你从哪儿来呀？”她轻声问。

“家里。”

“家在哪里？”

“村里。”

“哪个村？”

我不知道。五岁的孩子不知道村子的名字，只知道家是土墙瓦房，院子里有棵枣树，夏天能打枣吃。

“你爹呢？”

我还是摇头。

“就你和你娘？”

“还有哥哥。”我说，“我哥哥穿红衣服，娘给他买的新衣服。”

阿姨的手停了一下：“哥哥呢？”

“去找娘了。”

“你们走散了？”

我点头，又摇头。我不知道。娘说去买糖，哥哥去找娘，然后都不见了，只剩我一个人。

伯伯坐在另一把椅子上抽烟，烟味很呛，他打开一点窗户，冷风钻进来。

“明天怎么办？”他问。

“先带回家吧。”阿姨说，“这么冷的天，总不能让孩子在这儿过夜。”

“家里有地方吗？”

“跟婷婷挤挤呗。”阿姨说着，低头看我，“你愿意跟阿姨回家吗？阿姨家有个小姐姐，可以跟你玩。”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想等我娘，但我又冷又饿，我想暖和的地方，想床。

“我娘会找到我吗？”我问。

阿姨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会的，要是你娘来找，阿姨带她来接你。”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陈婷。她比我小两岁，三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眼睛又大又亮。她看见我，躲在她妈妈身后，探出半个脑袋看。

“婷婷，这是小哥哥，今晚跟我们一起住。”阿姨说。

“他为什么来我们家？”陈婷问。

“他迷路了，找不到妈妈了。”

陈婷从妈妈身后走出来，走近一点看我。我也看她。她穿着粉色的棉睡衣，上面有小花的图案，很干净，很软的样子。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郭子谦。”

“我叫陈婷。”她说，然后跑进屋里，抱着一个布娃娃出来，“给你玩。”

那是个很旧的布娃娃，一只眼睛的线松了，有点歪。我抱着它，它身上有小孩的味道，奶香味。

阿姨家很小，只有一间卧室，一个厨房兼客厅。卧室里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大床是叔叔阿姨睡的，小床是陈婷的。今晚，我和陈婷挤在小床上。

阿姨给我找了陈婷的旧睡衣，有点小，袖子短一截。她给我换上，又用热毛巾给我擦脸和手。她的手很轻，很仔细，连手指缝都擦干净了。

“睡吧。”她说，关了灯。

黑暗里，陈婷翻了个身，面对着我。

“你妈妈不要你了吗？”她小声问。

“我娘去买糖了。”

“哦。”她停顿了一下，“我妈妈也给我买糖，不过要等过年。”

我没说话。

“你别哭。”她说，“我妈妈说，好孩子不哭。”

我没哭。我只是睁着眼睛，看着黑暗里的天花板。窗外有路灯的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映出一块模糊的光斑。

我想我娘。想她冰凉的手，想她发红的眼睛，想她说“我去买糖”时的声音。我也想哥哥，想他的红衣服，想他分给我的一半饼干。

他们还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

第二天，阿姨和伯伯带我去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叔叔问我很多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他们给我拍照，照片上的我眼睛瞪得很大，头发乱糟糟的。

“先登报吧。”警察说，“看有没有人来认领。”

阿姨问：“要是没人来呢？”

“那就送福利院。”

阿姨抱着我的手紧了紧。从派出所出来，她问伯伯：“老陈，你说……”

“再说吧。”伯伯打断她，摸摸我的头，“先回家。”

我在陈家住下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阿姨每天带我去客运站，在广播室问，在候车室转，看有没有人找我。

没有人。

第七天，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还有我的照片。阿姨买了一份报纸，指着上面的字念给我听，虽然我不认识字。

“你看，你在这儿。”她说。

照片上的我真的很小，很模糊。

又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人来。警察叔叔来家里一趟，说如果再没人认领，就要办手续送福利院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阿姨和伯伯在厨房说话。门关着，但声音还是透出来一点。

“……福利院什么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阿姨的声音。

“那咋办？咱们能养得起吗？婷婷还小。”

“多一张嘴而已，能多吃多少？”

“不是吃的问题，是户口，上学，以后……”

声音低下去，我听不清了。我躺在小床上，陈婷在我旁边睡着了，呼吸均匀。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我知道福利院是什么。村里有个小孩被送到福利院，后来再也没回来。大人们说，那里不好，很不好。

厨房的门开了，脚步声走近。我赶紧闭上眼睛。

有人坐在床边，是阿姨。她坐了很久，然后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像哄陈婷睡觉那样。

第二天早上，阿姨的眼睛是肿的。伯伯的眼睛里有很多红血丝。吃早饭的时候，阿姨给我盛了很大一碗粥，还特意煮了个鸡蛋。

“吃吧，多吃点。”她说。

我低头喝粥，眼泪掉进碗里，咸咸的。

“哭啥？”阿姨拿毛巾给我擦脸，“以后这儿就是你家，知道不？我是你妈，他是你爸。”

她指着伯伯，伯伯点点头，表情很严肃，但眼睛是暖的。

“叫爸爸妈妈。”阿姨说。

我看着他们，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不急，慢慢来。”阿姨说，摸了摸我的头。

那天下午，他们又带我去派出所。警察叔叔拿出一堆表格让他们填。阿姨和伯伯轮流按手印，红色的印泥，按在纸上，一个一个指纹。

“孩子太小，不记得父母信息，只能先这么办。”警察说，“等找到亲生父母，手续可以再改。”

“要是找不到呢？”伯伯问。

“那就等孩子满十四岁，可以正式办收养。”

从派出所出来，阿姨一直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很暖，很粗糙，但握得很紧。

“以后你就叫陈念。”她说，“念念不忘的念，也是念想的念。”

陈念。我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郭子谦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人了，在那个冬天的客运站，坐在绿色塑料椅上，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回家的路上，伯伯买了糖。不是一块两块，是一整包，花花绿绿的糖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给。”他递给我。

我接过糖，剥开一块放进嘴里，很甜，甜得发腻。我把剩下的糖分给陈婷，她高兴得又蹦又跳。

“哥哥真好！”她说。

哥哥。她叫我哥哥。

那天晚上，我发烧了。烧得很厉害，迷迷糊糊的，看见很多人影在晃动。娘亲的背影，红色的羽绒服，客运站的钟，绿色塑料椅，还有那块指甲盖大的饼干。

我哭起来，喊娘，喊哥哥。

有人抱住我，是阿姨，不，是妈妈。她的手臂很有力，把我圈在怀里，一下一下地拍。

“不怕，妈妈在，妈妈在。”

她的声音很轻，很稳，像船锚，把在海上漂的我，一点点拉回岸边。

我哭累了，睡过去之前，听见她说：“以后我就是你娘，亲娘。”

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了家。

很小的家，只有二十平米，厨房和客厅在一起，卧室放两张床就挤得转不开身。但很暖和，冬天有煤炉子，夏天有风扇。爸爸陈建国是客运站的清洁工，妈妈李秀英是旁边医院的保洁员。他们赚得不多，但每天回家都会带点东西——食堂卖剩的包子，医院病人送的苹果，或者路边捡的还能用的玩具。

陈婷成了我妹妹。她喜欢跟在我后面，哥哥哥哥地叫。我们一起上学，我上大班，她上小班。放学了，我们手拉手回家，在路上捡糖纸，对着太阳看，五彩斑斓的。

我很少想起客运站的那天了。偶尔做梦会梦见，醒来一身冷汗，但妈妈会马上过来，把我搂进怀里。

“做噩梦了？”她问。

我点头。

“不怕，梦都是反的。”她说。

她身上有肥皂和消毒水的味道，不好闻，但很安心。我靠着她，又能睡着。

日子一天天过，我长高了，旧衣服穿不下，妈妈就买布给我做新的。她的手很巧，针脚细密，还会在口袋上绣个小动物。我的衣服上绣的是小狗，陈婷的是小猫。

六岁生日那天，妈妈煮了长寿面。很大一碗，底下藏着两个荷包蛋。

“吃吧，吃了长命百岁。”她说。

我吃得很撑，但把汤都喝完了。陈婷在旁边唱生日歌，跑调跑得厉害，爸爸跟着拍手，拍子也不对。

但我笑得停不下来。

晚上，我偷偷问妈妈：“今天真的是我生日吗？”

妈妈愣了一下，然后说：“今天是咱们家的念念重生的日子，就是生日。”

重生。我那时候不懂这个词的意思，但觉得很好听。像蝴蝶从茧里出来，像种子发了芽。

七岁，我上小学了。妈妈用碎布给我拼了个书包，红黄蓝绿，像彩虹。开学那天，她送我到校门口，蹲下来给我整理红领巾。

“好好读书，知道吗？”

“知道。”

“有人问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你就实话实说，不丢人。”

“嗯。”

“要是有人欺负你，告诉老师，告诉妈妈，不许自己忍着。”

“好。”

她站起来，看着我走进校门。我回头，她还站在那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对我挥手。

我突然跑回去，抱住她。

“怎么了？”她摸摸我的头。

“妈妈，”我说，第一次这么顺畅地叫出来，“我爱你。”

她僵了一下，然后更紧地抱住我。

“妈妈也爱你。”她的声音有点哑，“去吧，要迟到了。”

我跑了，跑出很远再回头，她还站在那儿，变成一个小小的蓝点。

小学六年，初中三年，我都这么过来的。成绩中等，不好不坏。老师说我踏实，就是不太聪明。我不介意，我知道自己不是天才，能跟上就行。

爸爸说我以后可以接他的班，在客运站当清洁工，虽然是临时工，但稳定。妈妈说不行，念念得考大学，坐办公室，不用像我们这么累。

他们有时候会为这个吵架，声音不大，怕我和妹妹听见。但我听见了，躲在被子里，心里酸酸的，暖暖的。

十五岁那年，我初三。一个普通的周末，我在家写作业，陈婷在客厅看电视。电视机是旧的，雪花点多，声音时大时小。

“哥！哥！你快来看！”陈婷突然喊。

“怎么了？”

“这个人好像你啊！”

我放下笔走出去。电视上正在播本地新闻，讲一个企业家做慈善，给希望小学捐款。镜头扫过企业家的家人，他的儿子站在旁边，穿着私立学校的制服，白白净净，眉眼……

我愣住了。

那不是我每天早上在镜子里看到的脸吗？

稍瘦一点，头发打理得整齐，衣服昂贵，气质骄矜。但那双眼睛，那个鼻子，那个嘴巴的弧度……

“真的好像啊。”陈婷凑近电视看，“不过没我哥帅。”

我没说话，盯着屏幕。新闻字幕打出名字：郭氏集团董事长郭明远携子郭子豪出席捐赠仪式。

郭子豪。

子豪。

记忆像开闸的洪水，轰隆隆涌进来。客运站的冬天，红色的羽绒服，娘亲说“子豪，你是哥哥，要看好弟弟”……

“哥？你怎么了？”陈婷推推我。

我回过神，发现自己浑身冰凉。

“没事。”我说，声音干涩，“作业还没写完。”

我回到房间，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

郭子豪。

我的双胞胎哥哥。

原来他没有丢，他被带走了，带去了我不知道的地方，过着我不敢想的生活。电视里的他站在明亮的光里，身后是西装革履的父亲，面前是闪光灯和话筒。

而我在这里，二十平米的老房子，磨破的地板，掉皮的墙，做不完的作业，和明天要交的五十块资料费。

原来当年不是走散。

原来是被选择。

娘亲选择了哥哥，放弃了我。因为哥哥嘴更甜？因为哥哥长得更像爹？因为哥哥更聪明？还是因为……那天早上，我打翻了她准备带走的水杯？

我不知道。五岁的孩子不懂成年人的权衡，只知道最后坐在客运站绿色塑料椅上的，只有我一个人。

门外传来妈妈的声音：“念念，出来吃饭了。”

“来了。”我站起来，腿有点软。

饭桌上，妈妈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肥瘦相间，酱汁浓郁，我吃了三碗饭。爸爸说起客运站的新规定，临时工也要考试转正了。陈婷叽叽喳喳说学校里的趣事。

我埋头吃饭，不敢抬头。怕一抬头，眼泪就会掉下来。

晚上，我偷偷用陈婷的手机上网查“郭氏集团”。网页加载很慢，图片是一点一点显示出来的。

豪华的办公楼，慈善晚宴的报道，郭明远的采访，郭子豪参加钢琴比赛获奖的消息……

还有一张全家福。郭明远，一个漂亮的女人，和郭子豪。女人穿着旗袍，优雅端庄，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模样，但更精致，更贵气。

是我的娘亲。

她现在叫苏月梅，郭明远的太太，郭子豪的母亲，慈善协会的名誉会长。

而我，陈念，清洁工的儿子，住在棚户区，穿拼布书包，为五十块资料费发愁。

公平吗？

我问自己。

没有答案。只有窗户漏进来的风，冷飕飕的，像很多年前客运站的那个冬天。

“念念，睡了吗？”妈妈在门外轻声问。

“还没。”

她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喝了再睡，长个子。”

我接过杯子，温度从掌心蔓延到全身。

“妈，”我突然问，“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收养我。”

妈妈在床边坐下，看着我。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皱纹，但眼睛还是那么暖，和十五年前在客运站值班室里，看我吃饼干时一样。

“傻孩子，”她笑了，眼角的皱纹堆起来，“你是我儿子，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可是我……我本来……”

“你本来就是我儿子。”她打断我，语气很坚定，“从我在客运站看见你，把你抱起来的那一刻，你就是我儿子。这辈子都是。”

我低下头，眼泪终于掉下来，滴进牛奶里。

“哭啥，”妈妈用手给我擦眼泪，她的手粗糙，但动作很轻，“大小伙子，不兴哭。”

“妈，我以后一定对你好。”我说，声音哽咽，“我赚大钱，给你买大房子，让你享福。”

“好，妈等着。”她摸摸我的头，“快喝，凉了。”

我喝完牛奶，她把杯子拿出去。走到门口，又回头。

“念念。”

“嗯？”

“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事。有的好，有的不好。但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跟别人比的。”她说，“咱们家是不富，但咱一家四口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我知道。”

“睡吧。”

她关上门。我躺下，闭上眼睛。

那一夜，我梦见客运站。梦见绿色塑料椅，梦见惨白的灯光，梦见娘亲离开的背影。但这一次，我没有坐在椅子上等。我站起来，朝着反方向走，走进橙色的马甲，粗糙温暖的手，肥皂和消毒水的味道里。

那是回家的路。

我知道。

窗外的天一点点亮起来，新的一天要开始了。我还有作业要写，有试要考，有日子要过。至于郭子豪，苏月梅，郭明远……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与我无关。

至少现在，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但心里某个角落，有个声音在问：真的无关吗？

那个和我流着同样的血，却过着截然不同人生的人。

那个选择了他，放弃了我的人。

他们会记得我吗？

记得那个被丢在客运站，等了整整一个下午，最终也没有等到一颗糖的五岁孩子？

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墙上切出一道金色的线。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是妈妈用旧衣服改的，有阳光晒过的味道。

这就够了。

我告诉自己。

这就够了。

可是为什么，胸口那个地方，还是隐隐作痛，像有一根针，扎在那里，十五年，从来没有拔出来过。

初三毕业那天，我考上了区里的普通高中。虽然不是重点，但班主任说，好好学，大学有希望。妈妈很高兴，说要摆一桌，请舅舅一家来吃饭。

舅舅是妈妈的弟弟，在菜市场卖猪肉，人高马大，说话声音像打雷。他一进门就拍我肩膀，力气大得我差点站不稳。

“行啊念念，比你表哥强，那小子连高中都没考上！”

表哥王志强在厨房帮忙择菜，听到这话撇撇嘴，没吭声。他比我大三岁，初中毕业就跟着舅舅卖肉，满身的猪油味。

舅妈提了一扇排骨来，妈妈推辞，舅妈硬塞进冰箱。“给念念补补，高中累脑子！”

饭桌上，舅舅喝了点酒，话就多了。

“要我说，念念毕业了跟我干，一年也能挣个五六万，不比上大学强？”

妈妈放下筷子：“不行，念念得上学。”

“上学有啥用？现在大学生满地跑，出来还不是挣三四千。”舅舅打了个酒嗝，“你看我，没文化，不也买房买车了？”

爸爸闷头喝酒，不说话。妈妈脸色不太好看。

“反正念念得上学。”她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很硬。

舅舅看看她，摆摆手：“行行行，你儿子你说了算。”

那顿饭最后有点不欢而散。送走舅舅一家，妈妈在厨房洗碗，水开得很大。我跟进去，想帮忙，她说不用。

“你去看书，高中课程紧，提前预习预习。”

“妈，”我站在厨房门口，“要不我……”

“没有要不。”她打断我，背对着我，肩膀有些抖，“你必须上学，听见没？坐办公室，吹空调，不用像你爸你妈一样，一辈子卖力气。”

我没说话。水声哗哗的，混着她的抽泣声，很轻，但我听见了。

“妈，你别哭。”

“我没哭。”她抹了把脸，转过身，眼睛是红的，但硬是挤出个笑，“妈是高兴。我儿子有出息，妈高兴。”

那天晚上，我学到很晚。台灯是爸爸从废品站捡回来的，灯罩有点歪，光晕黄黄的。数学题很难，我算了三遍还是错。烦躁的时候，我就想起电视上那张脸。

郭子豪。

他现在在做什么？在明亮的书房里，有家庭教师一对一辅导？在练钢琴，弹那种我连名字都叫不出的曲子？还是和父母出席什么宴会，穿着西装，像个真正的小王子？

笔尖戳破了作业本。

我闭上眼，深呼吸。不能想，陈念，不能想。你是陈建国和李秀英的儿子，你有个妹妹叫陈婷，你住在老城区向阳路三十七号，你要考大学，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别的，都和你无关。

高中三年，我过得像个机器。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背英语单词。六点帮妈妈做早饭，六点半出门，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去学校。晚上自习到九点，回家继续学到十二点。

成绩从入学时的中下游，慢慢爬到年级前五十。班主任找我谈话，说保持这个劲头，一本有希望。

高三那年冬天，爸爸出事了。

他在客运站扫雪，摔了一跤，腿骨折了。送到医院，医生说要做手术，打钢板，前后要三四万。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妈妈的工资一个月一千八，爸爸是临时工，没医保。家里存款一共两万，是给我攒的大学学费。

“没事，先治病要紧。”妈妈把存折拿出来，手在抖，但声音很稳。

手术做了，爸爸躺了一个月。那一个月，妈妈白天去医院照顾，晚上回来接替爸爸的班去客运站打扫。她不会骑三轮车，就推着清洁车，一点一点扫。我去看她，零下十度的天，她满头大汗，橙色的马甲后背都湿透了。

“你回去学习，这儿不用你。”她赶我走。

我没走，接过她手里的扫帚。她愣了下，没再说什么。我们娘俩一起扫完了那条长长的站前广场。雪还在下，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叠在一起。

第二天，我去找了班主任，说要退学。

“胡闹！”班主任拍桌子，“就剩半年高考了，你疯了吗？”

“老师，我家情况……”

“情况再难，书也得读！”班主任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转了两圈，然后说，“学费我先替你垫上，等你考上大学，申请助学贷款，再还我。”

“老师，我不能……”

“能！”他打断我，五十多岁的老头，眼睛瞪得像铜铃，“我教了三十年书，最看不得到底有出息的孩子被耽误。陈念，你给我记住，你这辈子不止有你自己，你还得替那些想读书却读不上的孩子，多读一点！”

我哭了，十八岁的大小伙子，在办公室里哭得像个傻逼。

班主任递给我纸巾，语气软下来：“回去吧，好好学习，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我没退学。妈妈知道后，第一次打了我。用扫床的笤帚，打在我背上，不疼，但她哭了，哭得撕心裂肺。

“谁让你退学的？谁让你退的？！”

“妈，我不能看你那么累……”

“我累我愿意！”她扔掉笤帚，抱住我，抱得死紧，“儿子，妈这辈子就这么大本事，就能把你供到这儿。但你不能停，你得往前走，走到妈看不见的地方，那才对得起妈受的累，知道不？”

我点头，说不出话，只知道点头。

高考前三个月，陈婷也出事了。

她在学校晕倒，送到医院，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要手术，越早越好，费用大概十万。

十万。

对我们家来说，是天文数字。

妈妈一夜之间白了头。真的，我没夸张，就一晚上，她两鬓的头发全白了。她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背挺得笔直，但眼神是空的。

爸爸拄着拐杖来了，看到缴费单，蹲在地上，抱着头。

“咱把房子卖了吧。”他说。

“卖了住哪？”妈妈的声音很轻，像飘在空中的灰尘。

“先租房子，慢慢想办法。”

“房子是租的。”

我们都愣住了。住了十五年的房子，我们一直以为是自己的。

“当年买的公房，只有居住权，不能卖。”妈妈说，语气平静得吓人，“产权是客运站的，你爸是临时工，没资格买。”

原来我们连卖房的资格都没有。

走廊的灯惨白惨白的，像很多年前客运站的灯光。我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瓷砖很凉，透过裤子，凉到心里。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班主任发的短信：“最近状态不好？模考成绩下滑了，抓紧调整。”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删掉。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找他们。郭明远，苏月梅，郭子豪。不管用什么方法，我要救陈婷。

周末，我坐公交去了市中心。郭氏集团的总部大楼很好找，全市最高的建筑，玻璃幕墙反射着太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在马路对面站了两个小时，看着那些穿着西装套裙的人进进出出。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女人高跟鞋踩得咔咔响。他们都很快，很急，目不斜视，像上紧发条的玩具。

保安穿着制服，腰杆笔直，眼睛像鹰一样扫视周围。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帆布鞋开胶了，用线缝过，针脚歪歪扭扭。

我没勇气过去。

转身要走时，一辆黑色的车停在大楼门口。很长的车，我认不出牌子，但知道很贵。司机下来开门，先出来的是郭明远，电视上见过，真人更威严。然后是一个女人，苏月梅，我的生母。

她保养得很好，五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四十出头。穿着米白色的套装，拎着小小的包，下车时捋了捋头发，动作优雅。

最后出来的是郭子豪。他长高了，比我高半头，穿着私立学校的制服，白衬衫，灰裤子，领带松垮垮地挂着，有点痞气，但很好看。

一家三口站在一起，说着什么，郭子豪笑了，露出虎牙。苏月梅伸手帮他整理领带，动作自然，充满爱意。

我的脚像钉在地上，动弹不得。

然后，郭子豪转头，看向我这边。

目光对上的那一秒，我心脏停跳。他会认出我吗？双胞胎之间有心灵感应吗？电视剧里都这么演。

但他只是瞥了一眼，就移开视线，像看路边的一棵树，一盏灯，一个垃圾桶。

他不认识我。

也是，他怎么可能认识。他是郭子豪，郭氏集团的太子爷，我是陈念，清洁工的儿子。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止十五年。

车开走了。我站在原地，手心全是汗。

“喂，小子，这儿不让站岗。”保安走过来，语气不善。

“我……”

“走走走，别挡道。”

我转身，慢慢往回走。走了几步，跑起来，用尽全力地跑，像后面有鬼在追。

一直跑到公交站，扶着站牌大口喘气。肺像要炸开，喉咙里有血腥味。

公交车来了，我投币上车，坐在最后一排。窗外的城市飞速后退，高楼大厦，广告牌，行人，像一场快进的电影。

而我，是那个误入镜头的群众演员，连正脸都没有。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妈妈在厨房煮面，爸爸在修椅子，陈婷在写作业，台灯下的小脸苍白。

“哥，你回来了。”她抬头，对我笑。

“嗯。”

“去哪了？”

“去书店了。”

“买书了吗？”

“没合适的。”

她哦了一声，继续写作业。我看着她，看着灯光下她细软的头发，单薄的肩膀，握笔的手，因为用力而泛白的指节。

她才十五岁，人生还没开始。

“念念，吃饭了。”妈妈喊。

面是清汤面，飘着几片青菜。妈妈给我那碗底下，卧了个荷包蛋。

“你吃。”我把鸡蛋夹给她。

“你吃，你要高考，补脑子。”

“我不用。”

“让你吃你就吃！”

我们推来推去，鸡蛋掉在桌上。妈妈愣了一下，然后捡起来，用水冲了冲，又放回我碗里。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她说，声音有点哑。

我埋头吃面，连汤都喝干净。鸡蛋很香，但我尝不出味道，只是机械地咀嚼，吞咽。

晚上，我躺在小床上，陈婷在旁边已经睡着了，呼吸很轻，像小猫。

手机屏幕亮着，是搜索页面。“郭氏集团 联系方式”“郭明远 办公室电话”“苏月梅 慈善活动”……

手指在拨号键上方悬了很久，最终没有按下去。

说什么呢？说我是你十五年前丢在客运站的儿子？说我现在需要十万块钱救妹妹的命？他们会信吗？会给我吗？还是会把我当成骗子，报警抓起来？

我关了手机，黑暗重新涌上来。

第二天是周一，升旗仪式。校长在主席台上讲话，说高考只剩八十天了，要拼尽全力，改变命运。

同学们在下面窃窃私语，说谁谁谁通过了自主招生，谁谁谁要出国，谁谁谁家里已经安排好了工作。

我站在队伍里，抬头看天。天很蓝，云很白，国旗在风里飘。

改变命运。

我的命运，从五岁那个冬天起，就已经被改变了。被选择，被抛弃，被遗忘。

而现在，我要去求那个抛弃我的人，救这个收留我的人的女儿。

多讽刺。

放学后，我没回家，去了市图书馆。在电脑上查郭氏集团的资料，查苏月梅参加的慈善活动，查郭子豪的学校、爱好、行踪。

我像一个变态跟踪狂，窥视着另一个家庭的生活。光鲜的，完美的，和我截然不同的人生。

打印资料花了我五块钱，是我一个星期的早餐钱。我把那些纸装进书包，背在肩上，沉甸甸的。

走出图书馆，天已经黑了。路灯次第亮起，街上车水马龙。

手机响了，是妈妈。

“念念，怎么还没回来？”

“马上，在路上了。”

“快点，饭要凉了。”

“好。”

挂了电话，我看着屏幕上的备注：妈妈。

李秀英。四十七岁，身高一米六，体重一百一十斤，在人民医院做保洁，有轻微腰肌劳损，爱吃甜的但血糖高不敢多吃，最大的愿望是儿子考上大学，女儿平安长大。

我的妈妈。

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我蹲在路边，抱着书包，哭得像个傻逼。

路过的人看我，眼神各异。同情，好奇，嫌恶。我不管，只是哭，把十五年的委屈，不甘，愤怒，全都哭出来。

哭够了，我站起来，擦干脸，往家走。

到家时，饭菜已经凉了，妈妈在热。陈婷在帮我整理复习资料，看见我，眼睛一亮。

“哥，你眼睛怎么红了？”

“进沙子了。”

“我给你吹吹。”

“不用，吃饭。”

饭桌上，谁也没提钱的事，也没提病的事。爸爸讲客运站的八卦，妈妈说医院的趣闻，陈婷说学校里的笑话。

一切如常。

但我知道，不一样了。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破土而出，疯狂生长，带着刺，带着毒。

我要救陈婷。

无论用什么方法。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张纸条，夹在数学书里。纸条上只有一行字：

“我是郭子豪的双胞胎弟弟，十五年前被丢在省城客运站。我需要十万块钱，救我妹妹的命。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良心，明天下午三点，来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心脏外科。我在楼梯间等你。”

没有署名。

我把纸条叠成很小的方块，用透明胶带封好。然后打开郭氏集团的官网，找到联系方式，抄下那个秘书处的电话。

第二天中午，我用公用电话拨了过去。

“您好，郭氏集团。”是女声，很职业，很甜美。

“我找郭子豪。”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但请你转告他，关于他双胞胎弟弟的事，他一定感兴趣。”

对方沉默了几秒：“您贵姓？”

“陈。”

“请稍等。”

电话被转接，等待音很长。我的手心在出汗，听筒有点滑。

“喂？”

是个男声，年轻，带着点不耐烦。是郭子豪，我听出来了，和电视上的一样。

“我这里有封信，关于你的身世。下午三点，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楼梯间，你来，我给你。不来，我就把信公开。”

我说得很快，声音在抖，但努力保持平稳。

“什么玩意儿？你谁啊？”

“来了就知道。记住，一个人来。”

我挂了电话，靠在电话亭的玻璃上，大口喘气。

心脏跳得像要撞出胸膛。我按住胸口，感觉到口袋里那个小方块，硬硬的，硌人。

回到医院，妈妈在给陈婷喂饭。陈婷这两天情况不好，医生说要尽快手术。

“妈，我下午请了假，在这儿陪你。”我说。

“不用，你回去学习。”

“我在这儿也能学。”

妈妈没再坚持。她太累了，眼睛里有红血丝，黑眼圈很重。

下午两点五十，我离开病房，走到楼梯间。这里很少有人走，灯坏了，光线昏暗。我靠在墙上，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两点五十五。

两点五十八。

三点整。

楼梯间门被推开，一个人影逆光站着。

是郭子豪。他没穿校服，换了身休闲装，但一看就很贵。他双手插兜，上下打量我，眼神里有警惕，有好奇，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是你打的电话？”他问，声音比电话里更冷。

我没说话，走过去，把那个叠成方块的纸条递给他。

他接过去，皱了皱眉：“这什么？”

“打开看看。”

他撕开透明胶带，展开纸条。光线太暗，他走到窗边，借着外面的光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看着他，看着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但更精致，更冷漠。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每一个细节都像我，但组合在一起，又那么陌生。

他终于看完了，抬起头，看我。

“什么意思？”他问，语气平静得可怕。

“字面意思。”

“你是说，你是我双胞胎弟弟？十五年前被我妈丢在客运站的那个？”

“是。”

他笑了，是那种很冷的笑，像冰碴子。

“哥们，骗钱也编个像样点的故事。还双胞胎弟弟，你看电视剧看多了吧？”

“你可以去做亲子鉴定。”我说，努力让声音不抖。

“我凭什么要去做？”他走近一步，比我高，气势压人，“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每天要应付多少你这种骗子吗？缺钱就直说，别扯这些没用的。”

他把纸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要多少？一万？两万？我当打发叫花子了。”

我没捡那张纸，只是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妹妹在医院，先天性心脏病，需要手术。十万，我只要十万，救她的命。之后我不会再找你，就当这世上没我这个人。”

“哟，还亲情绑架？”他挑眉，“我凭什么给你十万？凭你这张和我有点像的脸？”

“不是有点像，”我说，“是一模一样。”

“世界上像的人多了去了。”他不耐烦了，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钱，扔在我脚边，“就这些，爱要不要。别再来烦我，否则我报警。”

红彤彤的钞票，散了一地。大概有四五千。

我没动。

他转身要走，我喊住他。

“郭子豪。”

他回头。

“你看看我的眼睛，”我说，“再看看镜子里的你自己。你真觉得，这只是像吗？”

他愣了下，真的盯着我看。几秒钟，也许更久。楼梯间很安静，能听见远处病房的铃声，护士的脚步声，还有我们俩的呼吸。

他的表情变了，从轻蔑，到疑惑，到一种复杂的，我说不清的情绪。

“你……”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不是骗子。”我说，弯腰捡起那张被揉皱的纸，抚平，递给他，“这上面有我的头发。你可以拿去做鉴定，如果结果出来，我不是你弟弟，我跪着给你道歉。如果是……”

我没说下去。

他接过那张纸，这次小心多了，没再揉。

“你妹妹……在哪个病房？”他问，声音低了很多。

“307，陈婷。”

“手术要多少钱？”

“十万，医生说越快越好。”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考虑一下。”

说完，他转身下楼，脚步声渐行渐远。

我靠在墙上，腿软得站不住。汗水把后背都浸湿了，风一吹，冰凉。

地上还散着那些钱，红得刺眼。我一分没捡，用脚踢到角落，然后离开楼梯间。

回到病房，陈婷睡着了。妈妈在削苹果，很仔细地，一圈一圈，皮不断。

“妈。”我叫她。

“嗯？”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艰难地开口，“如果有人愿意帮我们，但那个人……是我不喜欢的人，我该接受吗？”

妈妈停下刀，抬头看我。

“那要看什么事。”她说，“如果是救你妹妹的命，别说你不喜欢的人，就是仇人，妈也愿意跪下来求他。”

“可那样……”

“念念，”她放下苹果和刀，看着我，“人活着，有时候得把脸皮撕下来，揣兜里。等你妹妹好了，妈再把脸皮贴回去，洗干净，接着活。”

她说得很平淡，但我听出了里面的血和泪。

“妈，对不起。”我说。

“傻孩子，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她笑了，眼角皱纹很深，“是妈没本事，让你跟着受苦了。”

“不苦。”我说，蹲下来，把头靠在她膝盖上，“一点都不苦。”

她摸摸我的头，像小时候一样。

那天晚上，我梦见客运站。但这次，娘亲没有走，她回来了，手里拿着糖，分给我和哥哥。糖很甜，甜到发苦。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小片。

手机有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凌晨三点发的：

“明天上午十点，市一院亲子鉴定中心，我等你。带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