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肠癌到骨转移，妈妈扛了3年！最后偷吃40片吗啡，我哭到宫缩

（讲述：沈念 文：梧桐有故事）

妈妈确诊直肠癌那年，我大三。手术很成功，辅助化疗后，她恢复了广场舞，我们都以为闯过去了。直到三年后的一个晚上，她打电话来，声音发颤：“念念，我腰疼得睡不着，像骨头断了。”

核磁共振结果出来：多发骨转移，主要在脊柱和骨盆。医生说，这意味着进入了晚期，治疗目标转为控制病情、缓解症状、延长生命。从此，“疼痛”成了妈妈生活中最凶恶的敌人，也成了我们全家日夜对抗的主题。

骨转移的痛，是蚀骨的。一开始，口服的普通止痛药还能压住。后来，换成了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按时服用。再后来，即使按时吃药，每天仍会爆发几次无法忍受的剧痛，需要备用即释吗啡片来“解救”。我看着妈妈从忍痛不语，到疼得蜷缩在沙发上无声流泪，再到后来，剧痛来袭时，她会不受控制地发出短促的呻吟，指甲深深掐进手心。

为了镇痛，她接受了姑息性放疗，照射疼痛最剧烈的几节腰椎。疼痛暂时缓解了一阵，但新的转移灶又在别处冒头。她也开始打“护骨针”（双膦酸盐），目的是强化骨骼、减少骨相关事件。但疼痛，始终像幽灵一样缠绕着她。

我那时已怀孕八个月，每天挺着肚子往返于医院和家。看着她被疼痛折磨得日益枯槁、性情时而暴躁时而沮丧，我心如刀割，却无能为力。我们都知道那最终的结局，但都在拼命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平静，仿佛不提，它就不会来。

出事那天，是个平静的周六下午。我去医院做产检，爸爸在厨房熬汤。回来后，我发现妈妈卧室门关着，以为她睡了。过了两小时觉得不对劲，推门进去，发现她意识模糊，呼吸浅慢，床边散落着一个空了的药板。那是她备用的即释**吗啡片，一共40片的剂量，原本是让她在爆发痛时按需服用一两片的，现在全不见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她不是想自杀，她是被无休止的、看不到尽头的剧痛折磨得彻底绝望了，只想一次性“吃个够”，换来几个小时彻底的安宁。她偷藏了药，选择了一个我们都不在身边的时刻。

救护车尖啸着把她送进急诊室。洗胃、监护、用拮抗剂……我挺着巨大的肚子，站在抢救室外，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恐惧、悔恨、心痛、对未出世孩子的担忧，所有情绪拧成一股粗粝的绳，死死勒住我的心脏。我哭不出来，只是剧烈地干呕、颤抖。

直到主治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疲惫而沉重地对我们摇了摇头：“急性阿片类药物过量，中枢性呼吸抑制，发现得太晚了……我们尽力了。”

那一瞬间，堤坝崩塌。我瘫倒在地，撕心裂肺的嚎哭冲破喉咙。那不是哭泣，是动物般的哀嚎。哭了不知多久，我突然感到腹部一阵紧过一阵、规律性的剧痛，下体有温热的液体涌出——我的羊水破了，宫缩因为极度的情绪崩溃而提前剧烈启动。

我被立刻推进产科。一边是母亲刚刚离世的冰冷事实，一边是孩子急于降生的剧烈宫缩。我在产床上，痛的不知是身还是心，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几个小时后，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哭声响亮，而我，望着这个新鲜的小生命，想起刚刚离去的外婆，眼泪再次决堤。这一天，我同时经历了死亡与新生，失去与得到，极致的悲痛与空洞的喜悦。

后来，我们整理遗物时，在妈妈枕头下发现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她歪歪扭扭的字：“太疼了，对不起，我撑不住了。念念，好好养大孩子。”

我抱着这张纸，哭到失声。我终于懂得，晚期癌痛，有时真的能超越一个人对生的留恋。我们只关注肿瘤是否缩小，却低估了疼痛这种症状本身足以摧毁一切的威力。妈妈扛过了三年化疗、放疗，扛过了无数副作用，最终，却没能扛过疼痛带来的终极绝望。

这场悲剧让我刻骨铭心：对于晚期癌症患者，疼痛管理本身就是治疗的核心，是与抗癌同等重要的生命支持。它需要医患双方最坦诚的沟通和最专业的调整。如果当时我们和医生能更敏锐地察觉到她止痛方案已不足、她的心理已濒临崩溃，如果能更早引入姑息治疗团队进行综合干预，或许结局会不同。

女儿如今会笑了，那双眼睛清澈明亮。我常想，如果妈妈能看一眼，该多好。我用血泪换来的教训是：当亲人罹患重疾，我们不仅要关心检查报告上的数据，更要直视他们的痛苦，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真正的关爱，有时是强大地为他们寻求更专业的镇痛和心灵慰藉，而不只是要求他们“坚强”。

死亡或许无法选择，但走向终点的路途，应尽可能保有尊严与安宁。这是我母亲用生命给我上的一课，代价太大，我永世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