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的肩膀

“我想快点长大”

这是贵州省一个11岁女孩最朴素也最沉重的愿望。她的肩上，扛着一个六口之家的全部重量。

凌晨五点，贵州省深山的天空还未透亮。11岁的邓真飘已经悄悄起身，她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也是这个六口之家最沉默的支柱。

妈妈和10岁的弟弟都患有精神疾病，弟弟至今不会说话。姐姐在外住校读书，爷爷已经去世，年迈的奶奶需要同时照顾妈妈和弟弟。全家的生计，全靠爸爸在附近打零工勉强维持——因为家人离不开照顾，爸爸甚至无法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

邓真飘的家，是一个被生活重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六口之家。爸爸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但他能找到的工作都是短工、零活——帮人修房顶、收庄稼、搬运货物，收入微薄且极不稳定。

“有时候一天能挣七八十块，有时候几天都没活干。”爸爸的声音里满是疲惫。由于家中两位亲人需要全天候照料，他无法离开太远，这意味着他的收入来源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奶奶是家里的守护者，但她已是花甲之年。每天，她要在精神不稳定的儿媳和无法自理的孙子之间来回奔波。妈妈的病情时好时坏，发作时会不认识任何人；弟弟则需要24小时看护，不会说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邓真飘的一天，从凌晨五点就开始了。当同龄的孩子还在香甜的睡梦中时，她已经轻手轻脚地起床，为妈妈和弟弟准备早餐。

厨房的灯坏了很久，她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熟练地往灶膛里塞柴火。火苗“噗”地一声窜起来，照亮了她稚嫩却过早成熟的脸。锅里是昨晚剩下的稀饭，她加了两瓢水，又小心地撒了一小把盐。

喂弟弟吃饭是最需要耐心的环节。10岁的男孩蜷缩在角落，眼神空洞。邓真飘用勺子碰了碰弟弟的嘴唇，像过去三年里的每一个早晨一样，耐心地等待。有时要等十分钟，有时更久。

“弟弟，张嘴，吃饭了。”她轻声说着，语气温柔得像在哄一个婴儿。弟弟终于张开了嘴，她小心翼翼地喂进去，然后用袖子擦掉弟弟嘴角的饭粒。

吃过早饭后，邓真飘会收拾好书包，步行一个多小时去上学。山路崎岖，但她从不迟到。在学校，她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成绩中等，但特别认真。

“真飘很懂事，从来不跟同学比吃穿。”班主任说，“但有时候看到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心里就特别难受。”

中午放学，别的孩子可以慢慢吃饭、玩耍，邓真飘却要匆匆赶回家。奶奶年纪大了，照顾两个人已经筋疲力尽，她得回去帮忙。

下午的课结束后，她又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人。回到家，她要先看看妈妈的情况，然后开始做饭。晚饭后，她还要给弟弟擦洗身体，哄他睡觉。

只有等家人都睡下了，这个11岁的女孩才能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翻开课本写作业。她的铅笔已经短得握不住了，但她舍不得换新的。

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我的梦想”主题班会上，同学们纷纷说着要当科学家、医生、老师。轮到邓真飘时，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小声说：

“我想快点长大，这样我就能挣钱给妈妈和弟弟看病，让他们好起来。我不想让他们再受苦了。”

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老师转过身，偷偷抹了抹眼角。

这个愿望，朴素得让人心疼，沉重得让人窒息。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长大不是为了看更广阔的世界，而是为了扛起一个家。

邓真飘知道，妈妈的病需要长期服药，弟弟需要康复训练，但这些都需要钱——很多很多钱。而爸爸每天挣的那点零工钱，连维持基本生活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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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时，邓真飘也会偷偷流泪。她记得妈妈生病前的样子——会给她扎漂亮的小辫子，会在她放学时站在村口等她。

她也记得弟弟刚出生时的模样，粉粉嫩嫩的小脸，会对着她笑。可现在，弟弟已经10岁了，却连一声“姐姐”都不会叫。

“有时候真飘会问我，弟弟什么时候能叫她姐姐。”奶奶红着眼睛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但这个11岁的女孩从不在人前抱怨。她把所有的委屈和疲惫都藏在心里，只在夜深人静时，让眼泪悄悄打湿枕头。

第二天黎明，她依然会准时起床，依然会微笑着对弟弟说：“今天也要好好吃饭哦。”

邓真飘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困境儿童的缩影。在偏远的贵州山区，还有无数个像她一样的孩子，正在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本不该属于他们的重量。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一份爱心捐款，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一次善举，可能为一个家庭带来希望。

这个11岁女孩的愿望很简单——让妈妈和弟弟好起来。而这个简单的愿望，需要你我的共同守护。

每一份善意，都是照进这个家庭的一缕阳光。

每一次伸手，都在为这个11岁女孩的梦想添砖加瓦。

让我们用爱，为她撑起一片可以安心长大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