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李敏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毛主席：我有一半的错

在1959年的一个夏夜，李敏在给父亲泡茶的时候，突然问出了藏在心里多年的问题：“爸爸，你和妈妈当初感情那么好，为什么要分开？”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文件，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慢慢地说道：“这件事，我应该承担一半的责任”。后来李敏多次跟亲友说起这样的回答，它成为了理解毛贺两人关系的一个关键之处。

说来也颇为巧合，当李敏提出问题的时候，贺子珍刚好在江西筹建纪念馆。她或许没有预料到，那个困扰女儿多年的问题，实际上在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在那个时候贺子珍留给毛泽东一块白手帕，上面写着从此诀别这四个字，而毛泽东将这块手帕珍藏了很长的时间。这种克制的告别方式，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加决绝。

我认为毛主席所说的那一半责任背后，存在着革命夫妻的无奈。1928年在井冈山结婚的时候，贺子珍会为毛泽东化脓的双脚进行擦洗以及包扎。当毛泽东进行报告的时候，她就安静地坐在后排进行记录。但是到了1937年，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交往逐渐增多，贺子珍感觉到他与自己逐渐疏远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在日夜辗转奔波的时光里或许不太容易被发觉，可是在相对安定的延安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贺子珍的出走并非是一时的冲动行为。在她前往苏联之前，钟月林、林伯渠、谢觉哉等许多人员都曾劝说她留下来，但是这位曾经骑马并且手持双枪掩护部队的女司令，一旦做出了决定就很难再去改变自己的主意。最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原本是打算前往上海去治病的，但是因为淞沪会战的爆发就改变路线前往莫斯科。这个偶然出现的转折，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

那毛泽东所承担的一半责任具体指的是什么？在1949年，他向贺怡说得很清楚：在革命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贺子珍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自己却没有陪伴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不在场在特殊的年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长征刚刚结束，贺子珍身上还有没有取出来的弹片，而毛泽东却需要谋划陕北的全局了。到了1950年，毛泽东给贺子珍回信，着重强调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这三个第一好像是对当年那个抉择的一种注解。

离婚之后的互动是值得去琢磨的。在1954年的时候，贺子珍因为听毛泽东讲话的录音而生病了。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留下了眼泪，并且在当天晚上写了信去劝说她要听话并且去治病。到了1959年在庐山相见的时候，贺子珍哭得很厉害，毛泽东轻声地问她：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这种克制之中所包含的牵挂，和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相比，更加显得长久而悠远。

李敏后来成为了父母之间的桥梁。她每次前往上海看望母亲的时候，总会携带父亲所准备的食品。而在返回的时候，她又捎带回来贺子珍所准备的南方菜蔬，甚至还包括毛泽东所需要的挖耳勺。这种琐碎物品的传递，相较于宏大叙事而言，更能够维系情感。

这么来看，毛主席的一半责任论，其中实际上包含着对历史局限的清醒认识。贺子珍晚年与友人谈及自己太任性时，曾经的革命伴侣都通过自省来实现和解。如同毛泽东感慨的情况一样：我和贺子珍还是存在感情的，毕竟一起做了十年夫妻！。

或许真正的答案隐藏在时间之中。1979年贺子珍到达北京。在毛主席纪念堂所献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战友贺子珍。这个词语的选择，相较于离婚文书更为精准地定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曾经是并肩作战的同志，即便分开，也是同一场革命中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