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身患重病，妻子求丈夫出钱治病，丈夫：先做亲子鉴定

80年代儿子患上“富贵病”，全厂凑的钱花光了，妻子却拿回一沓钞票，看到她胳膊上的针眼，我瘫坐在地

1986年的秋天，厂区里的梧桐树叶子，像是被抽干了最后一丝气力，枯黄着，一片片往下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煤烟和机油混合的味道，这是我们这些在红星机械厂干了一辈子的人，最熟悉的气味。

我叫耿卫国，一名转业回来的老兵。在部队里待了十年，身上那股子劲儿还没卸干净，就转业分到了这家国营大厂。厂里分了一间筒子楼的宿舍，十五平米，过道里生火做饭，厕所是公用的。虽然简陋，但在那个年代，有这么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算是扎下根了。

我的妻子叫霍淑芬，是个上海来的知青。我们是在乡下生产队认识的。她跟别的女知青不一样，身上有股子书卷气，哪怕是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在田埂上干活，腰杆也挺得笔直。那时候，我是生产队的民兵连长，因为在部队里学过点机械，经常帮着队里修理拖拉机。一来二去，就跟她熟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她队里的知青姐妹们都劝她，说我就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傻大兵，配不上她这个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可淑芬铁了心，她说：「卫国这人，心实诚，跟他过日子，我心里踏实。」

就为这句话，我把转业费和这些年攒下的津贴，一分不剩地全交给了她。我跟她说：「淑芬，跟着我，委屈你了。以后，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婚后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了个小名，叫铁蛋，希望他像颗铁蛋一样结结实实，百病不侵。铁蛋的出生，给我们这个煤烟味的小家，带来了唯一的光。他咧嘴一笑，我觉得整个筒子楼的过道都亮堂了。

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孩子。厂里发的劳保手套，我舍不得用，拿回家给淑芬拆了，给铁蛋织成小袜子。食堂里难得发一次肉包子，我揣在怀里，一路小跑回家，看着铁蛋吃得满嘴流油，我比自己吃了还高兴。

我以为，这样的苦日子，熬着熬着，总会有盼头。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再大的难事，也能扛过去。

可我没想到，老天爷给我们开的这个玩笑，大得能把人的天给捅个窟窿。

铁蛋五岁那年，一场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孩子起初只是发烧，浑身没劲儿，脸色白得像纸。我们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就带着他去了厂里的卫生院。卫生院的李医生是个老军医，给我看过枪伤，他给铁蛋开了几副中药，让我们回去熬着喝。

可药喝下去，一点用都没有。铁蛋的病越来越重，有时候半夜里，鼻子突然就流血，怎么都止不住。我看着被子上一片片的血迹，心就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攥住，喘不过气来。

李医生看着铁蛋的血象化验单，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卫国啊，你得有心理准备。这病，恐怕不是感冒那么简单。我怀疑……是血上的毛病。咱们这儿治不了，得去省城的大医院。」

「血上的毛病」，这五个字像五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疯了一样，抱着铁蛋就往省城跑。淑芬在家里收拾东西，一路哭着追到长途汽车站。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带上了，一共三百二十七块五毛，那是我和淑芬攒了好几年的家底。

省城的大医院，到处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行色匆匆的病人。空气里飘着一股浓重的来苏水味。经过一连串的检查，一个戴着眼镜的老教授，把我们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指着一张化验单，说了一长串我们听不懂的名词。最后，他总结道：「这是一种‘再生障碍性贫血’，你们可以理解为，孩子的身体，自己不造血了。这个病，在我们国家还很罕见，治疗起来……费用很高，而且，不一定能治好。」

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了。

我一个七尺高的汉子，在战场上，子弹从耳边飞过去都没眨过眼，可那时候，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淑芬扶住了我，她的手冰凉，抖得厉害。她用沙哑的嗓音问医生：「医生，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多少钱，我们都治！」

老教授叹了口气，说：「第一期治疗，至少需要五千块钱。」

五千块！

在那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五千块，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把口袋里那三百多块钱掏出来，一遍遍地数，那皱巴巴的毛票，仿佛在嘲笑着我的无能。

我们不能放弃。铁蛋是我们的命。

我把淑芬和铁蛋暂时安顿在医院附近一个每天一块钱的小旅馆里，自己连夜坐车赶回了厂里。

我找到了我们车间的魏主任。魏主任是我当年的老排长，一起扛过枪，过命的交情。我把诊断书拍在他桌子上，眼睛通红：「老排长，救救我儿子！」

魏主任看着诊断书，半天没说话，一个劲儿地抽烟。最后，他把烟头狠狠摁在烟灰缸里，说：「卫國，你别急。你先去医院守着孩子，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魏主任就向厂党委打了报告。厂领导很重视，特批在全厂范围内，为我的儿子铁蛋，发起一场募捐。

那几天，厂里的广播站，一遍遍地播放着铁蛋的病情。从厂长、书记，到车间的老师傅，再到食堂打饭的大妈，每个人都伸出了援手。

一块，两块，五块……

有的人，甚至把准备买布票给孩子做新衣的钱都捐了出来。

三天后，魏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一个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放在我面前。

「卫国，这是全厂同志们的一片心意。你点点。」

我颤抖着手打开报纸，里面是一沓沓零零碎碎的钞票，最大面额的是十块的「大团结」。

我没点，我「噗通」一声给魏主任跪下了。

「老排长，这份恩情，我耿卫国这辈子做牛做马也还不完！」

魏主任把我扶起来，眼圈也红了：「快去吧，孩子要紧！」

我揣着那笔沉甸甸的，凝聚着全厂人爱心的三千块钱，再次赶往了省城。这点钱，加上我东拼西凑借来的，勉强凑够了第一期的治疗费。

钱交上去，铁蛋的治疗开始了。

每天，看着那些颜色各异的药水，一滴一滴地流进儿子幼小的身体里，我的心就像在油锅里煎熬。铁蛋很懂事，扎针、抽血，他从来不哭，只是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小声说：「爸爸，我好了，咱们就回家。」

每当这时，我就转过身去，偷偷抹掉眼泪。

淑芬比我更憔悴。她整夜整夜地守在铁蛋的病床前，不合眼。原来还有点婴儿肥的脸，迅速地瘦了下去，下巴尖得能戳疼人。她不怎么说话，大部分时间，就是沉默地给铁蛋擦身子，喂水，或者，就是呆呆地看着窗外。

她的沉默，像一团化不开的浓雾，笼罩着我们这个临时的小家。

我以为，她是跟我一样，因为孩子的病，愁的。可慢慢地，我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她的沉默，不仅仅是忧愁。那是一种……带着距离和隔阂的沉默。有时候我跟她说话，她像是没听见一样，要喊好几声，她才猛地回过神来，眼神里带着一丝慌乱。

有一次，我从外面打饭回来，走到病房门口，听到里面有压抑的哭声。我以为是铁蛋不舒服，推门一看，却是淑芬一个人蹲在角落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走过去，问她怎么了。

她吓了一跳，赶紧擦干眼泪，站起来，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没事，就是……就是心里有点堵得慌。」

我没有多想。谁家孩子得了这种病，心里能不堵呢？

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的心里，也开始长出了一根根的刺。

我们从老家带来的钱，加上厂里的捐款，就像是往一个无底洞里撒沙子，很快就见底了。医院又下了催款单。

那天晚上，我跟淑芬商量，要不，先把老家的祖宅卖了。那是我爹娘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淑芬听完，半天没说话。最后，她摇了摇头：「不行。那是爹娘留下的根，不能卖。」

我说：「根重要，还是铁蛋的命重要？」

她还是摇头，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她只是低低地说了一句：「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别管了。」

从那天起，淑芬开始变得神秘起来。

她每天都会出去很长时间。我问她去哪儿，她就说，去找她在省城的远房亲戚借钱，或者去找以前的知青同学想办法。

每次她回来，脸色都比走的时候更差，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可是，她手里，却总能拿回一些钱来。有时候是几十，有时候是一两百。

靠着这些零零总总的钱，我们又在医院里撑了半个多月。

我对她所谓的「亲戚」和「同学」产生了怀疑。在那个年代，谁家的日子都不富裕，谁能这么源源不断地借钱给她？

厂里筒子楼的邻居，郝大妈的儿媳妇，正好在省城医院当护士。有一次，她来病房看我们，跟我闲聊。

她说：「卫国哥，你们两口子真不容易。特别是嫂子，我前两天，还看见她从咱们医院赵主任的办公室里出来呢。为了孩子，求爷爷告奶奶，真是难为她了。」

郝大妈的儿媳妇是无心说的，可我听了，心里却「咯噔」一下。

赵主任，我知道他。是这家医院的一个后勤科室的主任，管着药品和床位，权力不小。听说，这个人的生活作风……不太好。

我心里开始犯嘀咕。淑芬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女人，跟一个大主任能有什么交集？

联想到她最近的反常，那些不知来路的钱，和一个男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团疑云，开始在我心头盘旋，怎么都挥之不去。

我开始偷偷地观察淑芬。

我发现，她每次出去前，都会对着小镜子，仔细地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那是她生病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她还买了一支廉价的口红。有一次，我提前回到旅馆，正撞见她对着镜子涂口红。看到我，她像是受惊的兔子，慌忙把口红藏到了身后。

那一刻，我心里的怀疑，就像一颗被点燃的火种，瞬间燎烧成了熊熊大火。

我没吭声。

我只是死死地盯着她。

她被我看得发毛，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

「你……你这么早回来了？」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走过去，一把从她身后抢过那支口红，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口红断成了两截。那抹廉价的红色，在肮脏的水泥地上，显得格外刺眼。

「霍淑芬，你跟我说实话，你这些天，到底去哪儿了？钱，是哪儿来的？」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

她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的沉默，在我看来，就是默认。

那些天，我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白天，我在铁蛋面前，强颜欢笑，给他讲故事，喂他吃饭。可一转身，我的脸就变得比冰还冷。

我和淑芬之间，彻底没有了交流。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隔着一条冰封的河流。

我甚至开始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这个念头，像一条毒蛇，日日夜夜啃噬着我的心。

我想起了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厂里就有风言风语，说淑芬是上海来的，心高气傲，怎么可能看得上我这个土包子？说不定，她在上海，早就有了相好的。

我还想起，铁蛋的眉眼，似乎……并不怎么像我。他长得更秀气，更像淑芬。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我开始疯了一样地寻找证据。我翻遍了她的东西，那个她一直带在身边的小皮箱。

箱子上了锁。

我用一根铁丝，撬开了那把小锁。

箱子里，都是她的一些旧衣服，还有几本她从上海带来的书。在箱子的最底层，我摸到了一个硬硬的铁盒子。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打开铁盒子，里面是一些信。

信封上的邮戳，都是上海的。字迹，是一个男人的。

我颤抖着手，抽出一封信。

信的开头，称呼是「亲爱的芬」。信里的内容，充满了思念和爱慕。信的落款，是一个叫「向阳」的名字。

其中一封信的日期，是在我们结婚后不久。信里写道：「芬，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想办法，把你调回城里。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了。」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原来，那些风言风语，都是真的。

原来，她嫁给我，真的只是一个跳板。

她心里，一直藏着另外一个男人。

那么，铁蛋呢？铁蛋是谁的孩子？

这个疑问，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烙在了我的心上。

我拿着那封信，冲回了医院。

我没有冲进病房，我怕吓到铁蛋。我站在走廊里，等淑芬出来。

她端着一个盆子，准备去打水。看到我，她愣了一下。

「卫国，你……」

我没等她说完，就把那封信，甩在了她的脸上。

「霍淑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信纸飘飘悠悠地落在地上。她看清了信上的字，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没有一丝血色。

她摇着头，嘴唇哆嗦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不是的……卫国，你听我解释……」

「解释？」我冷笑一声，声音大得整个走廊都能听见，「还要怎么解释？白纸黑字，都写着！你当我是傻子吗？」

「那个叫向阳的，是谁？铁蛋……铁蛋到底是谁的孩子？」

我这句话，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吼出来的。

淑芬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靠着墙壁，缓缓地滑坐在地上。她没有再解释，只是抱着头，发出一种像小兽一样绝望的呜咽。

那一刻，我的心，碎了。

从那天起，我对她只剩下冷漠。

我把我们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她负责照顾铁蛋的吃喝拉撒，我负责跟医生沟通，跑腿买东西。我们不再睡在同一间旅馆，我在医院的走廊里，找了个角落，铺了张草席，睡在那里。

她几次三番地想跟我说话，可我一看到她那张脸，就想起了那封信，想起了那个叫「向阳」的男人。我的心，就像被泡在了苦水里。

铁蛋的病情，还在恶化。

新一轮的治疗方案出来了，需要一种进口的药。这种药，一支就要好几百块钱。我们账上的钱，早就花光了。

医院又一次下了最后通牒。三天之内，如果交不上钱，就只能……停止治疗。

我彻底绝望了。我一个晚上，抽完了一整包的烟。天亮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去血站。

我去卖血。

我一个当兵的，身体底子好，血有的是。只要能救铁蛋，别说卖血，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给。

可当我走到血站门口的时候，我犹豫了。

万一……万一铁蛋真的不是我的儿子呢？

我凭什么，要为了一个不清不楚的孩子，搭上自己的命？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羞愧，可它又如此真实地盘踞在我的心里。

我在血站门口，站了整整一个上午。进去，出来，又进去。最后，我还是没能下定决心。

我的心里，在进行着天人交战。

那天晚上，我回到医院，像个游魂一样。

淑芬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心疼。她走过来，递给我一个馒头：「吃点东西吧。」

我没有接，只是冷冷地看着她：「钱呢？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你还能从你的赵主任，你的‘向阳’那里，弄来钱吗？」

我的话，像一把刀子。

她浑身一颤，端着馒头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她看了我很久，眼神里有失望，有悲哀，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决绝。

最后，她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出了病房。

她一夜未归。

第二天，我揣着从老乡那里借来的最后二十块钱，准备去给铁蛋买点他最爱吃的橘子。我走出医院大门，却看到前面围了一群人。

我挤进去一看，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淑芬就躺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她的身下，是一摊刺眼的血迹。她的旁边，还倒着一辆被撞坏的自行车。

我疯了一样冲过去，抱起她。

「淑芬！淑芬！你醒醒！」

她的眼皮动了动，艰难地睁开了一条缝。她看到我，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卫国……拿去……救铁蛋……」

说完这句话，她的头，就无力地垂了下去。

我打开那个手帕，里面，是一沓厚厚的钞票。还有一张……献血证。

献血证上，姓名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霍淑芬。

日期，就是前一天。

献血量，400CC。

旁边，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急性用血，营养补助，三百元。」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原来，她失踪的那些时间，不是去找什么赵主任，也不是去找什么男人。

她是一次又一次地，跑到血站去卖血。

为了不让我发现，她甚至跑到离医院很远的，黑市上的血站。那些血站，为了赚钱，根本不管献血者的身体，抽血量远远超标。

昨天晚上，她拿到了最后一笔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往医院赶，因为身体太过虚弱，加上天黑，被一辆卡车给撞了。

我抱着她冰冷的身体，想起了她苍白的脸，想起了她躲闪的眼神。我这个混蛋！我这个禽兽！我竟然……我竟然怀疑她！

我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

医生说，失血过多，加上撞击，没救了。

我把淑芬带回了家。

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在那个上了锁的铁皮盒子里，找到了那些信的下半部分。

原来，那个叫「向阳」的男人，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当年，因为成分问题，她被送到了乡下，而她哥哥留在了城里。她哥哥一直在想办法，要把她调回上海。

而她给我看的那些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后面的信里，她哥哥告诉她，他要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调动的事情，可能要放一放了。

在最后一封信里，淑芬这样回道：「哥，你不用再为我的事操心了。我已经在这里结婚了。卫国他人很好，对我也很好。我很知足。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我们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长大。」

信的落款日期，就在铁蛋出生后不久。

我拿着那些信，跪在淑芬的遗像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用淑芬用命换来的钱，继续给铁蛋治病。也许是淑芬在天有灵，铁蛋的病，竟然奇迹般地，一天天好转了起来。

一年后，铁蛋出院了。

出院那天，我带着铁蛋，去了淑芬的坟前。

铁蛋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他说：「妈，我好了。爸爸说，是您在天上保佑我。」

我站在旁边，早已泪流满面。

后来，我听那个撞了淑芬的司机说，事发的时候，淑芬手里死死地攥着那个装钱的手帕。车撞过来的一瞬间，她用身体，护住了那个手帕。

手帕上，没有沾到一丝血迹。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娶过。我一个人，把铁蛋拉扯大。我把对淑芬所有的愧疚和爱，都倾注在了儿子的身上。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铁蛋也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头发，也已经全白了。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1986年的那个秋天，想起医院里那股浓重的来苏水味，想起淑芬那双写满了悲伤和绝望的眼睛。

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组织，可我唯独，对不起那个把一生都托付给我的女人。

那个年代，物质是匮乏的，但人心，有时候却比现在更暖。可猜忌和怀疑，就像是一把最锋利的刀，能在最暖的心上，也剜出最深的伤口。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多想回到那个她把断掉的口红藏在身后的下午。我一定会走上前，紧紧地抱住她，告诉她：「淑芬，别怕，天塌下来，有我给你扛着。」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有些错，一旦犯下，就是一辈子的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