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确诊肠癌那年我才21岁，辗转陪护3年，最后是我搂着她走的

（口述：沈薇 文：梧桐有故事）

2020年10月，母亲因持续便血和腹痛确诊为乙状结肠癌，局部晚期。拿到病理报告那天，我刚过完21岁生日，是大四上学期的秋天。同学们在讨论考研和求职，而我背着装满CT片和报告的书包，在肿瘤医院的门诊大厅里，手脚冰凉地学习如何预约增强CT、如何看懂癌胚抗原指标。父亲身体不好，我是独生女，这场战役，我从一开始就被推到了最前线。

第一次手术还算顺利，切除了病灶和周围淋巴结。但病理提示淋巴结有转移，这意味着需要术后辅助化疗。母亲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化疗。我向学校申请了线上课程，在医院附近租了间小房子。我的生活变成了循环：清晨去菜场买鱼汤食材，上午上网课，下午去医院陪护，晚上复习功课、查治疗资料。化疗的副作用让母亲呕吐、手脚麻木，我学会了按摩她的手，在她呕吐时稳稳地扶住她的额头。那半年，我迅速掌握了护理技巧，也看遍了凌晨三点病房走廊的灯光。

我们以为闯过了第一关。2021年到2022年间，母亲定期复查，情况稳定。我毕业了，选择了一份时间相对自由的工作，方便随时陪她去医院。我们的生活似乎建立起一种脆弱的“新常态”。

转折发生在2023年初。复查显示CEA持续升高，PET-CT发现肝左叶有单发转移灶。希望再次崩塌，又一轮更为复杂的战斗打响。我们辗转于普外科、肝胆外科、肿瘤内科。医生们经过多学科讨论，给出了先化疗再评估手术的方案。母亲又开始了化疗，这次的反应更重。肝转移像一块巨石压在我们心上。

2023年夏天，经过几个周期化疗后，肝转移灶略有缩小，但评估认为手术风险依然较大，且无法保证根治。我们与医生深入沟通后，选择了继续姑息性化疗联合靶向治疗，目标是尽可能控制病情，维持生活质量。母亲的身体却在一次次治疗中不可逆转地衰弱下去。她的体重不断下降，从前爱美的她，渐渐不再照镜子。

到2023年秋天，癌症出现了腹膜和更多部位的转移。疼痛开始成为主旋律。我们转入了安宁疗护病房，治疗目标从“抗击”彻底转向了“舒缓”。我的角色也从“协同治疗者”变为了“纯粹的守护者”。我学会了使用镇痛泵，能通过她眉头细微的颤动判断疼痛等级，知道用哪种湿棉签最能缓解她干燥的嘴唇。

最后的日子，是在家中度过的。这是母亲的心愿。2024年1月，她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嗜睡的时间越来越长，进食极少。我日夜守在她的床边。

那个寒冷的清晨，她的呼吸变得很浅、很慢，像轻轻拂过的羽毛。我知道时候到了。我轻轻地上床，像小时候她搂着我那样，小心翼翼地从身后搂住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体。我的手臂能清晰地感觉到她每一次微弱心跳的起伏。我贴着她的耳朵，用最平静的声音，一遍遍低声说着：“妈妈，我在这儿，别怕……我都安排好了，爸爸我会照顾好……你太累了，睡吧，没事的……”

她的呼吸，就在我的臂弯里，一点点、一点点地平息下去，最后归于宁静。窗外天色渐亮，而我21岁到24岁的整整三年时光，与我怀中这个赋予我生命的身体，一同缓缓落幕。

这三年，我从一个被父母庇护的女孩，被迫成长为能独当一面、与医生清晰沟通、能处理医疗和法律文件的“大人”。我失去了青春的某种轻盈，获得了对生命最深层的理解。抗癌三年，结局并未逆转，但我陪她打完了这场必输之仗的每一分钟。

最后搂着她离开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纯粹的悲伤，而是一种极致疲惫后的平静与完成。我履行了作为女儿所能尽到的最终极的承诺：没有让她孤独地面对死亡的黑暗，我用自己的体温和拥抱，为她接住了生命最后的重量，陪她完成了从“生”到“逝”的最后一程过渡。这残酷的三年，夺走了我寻常的青春，却也以一种撕裂般的方式，让我提前理解了爱与责任的全部深度。妈妈，我送你走了，而你用这三年，让我彻底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