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读书的妈妈

我从未见过妈妈读书。

不是不识字——她上过初中，能读菜谱、药瓶说明书、电视节目单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但她不“读书”。这个家唯一像书的东西，是超市抽奖送来的台历，上面印着山水画和宜忌事项。我的课本，对她而言是“费钱的东西”，油墨味是“怪味”，翻页的声响是“吵”。

我们的世界，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墙那边，是我从课本和偶尔得来的旧书里读到的宇宙洪荒、历史脉络、诗词歌赋。墙这边，是她用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电视里永不间断的婆媳剧和保健品广告构筑的王国。她的真理，来自村里老人传下来的经验、邻里闲谈的共识，以及电视购物主持人极具煽动性的口号。

小学时，我迷上了《西游记》连环画。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为孙悟空的被困五行山焦急。她一把掀开被子，夺过连环画，动作粗鲁得像在抓一只偷油的耗子。“看这些鬼画符！电费不要钱？眼睛看坏了怎么办？有这功夫不如帮我剥两斤毛豆！”那本薄薄的小书，被她随手扔进了装废品的蛇皮袋，和酱油瓶、旧报纸混在一起。我的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我的梦，压在废品袋底，一夜便窒息了。

初中，我用省下的早餐钱，在旧书摊买了本《唐诗三百首》。封面残破，内页泛黄，却像捧着一簇温热的火。我在摘抄本上默写“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被她发现了。她捏着那页纸，对着光看了看，仿佛在辨认一种可疑的污渍。“写这些有什么用？能当饭吃？能帮你爸多搬几块砖？有心思搞这些虚的，不如把数学题多做几道，将来考个好中专，早点赚钱。”她的指甲因为常年劳作有些变形，划过纸面，发出干燥的“沙沙”声，像秋风扫过枯叶。那一刻，李白杜甫的光芒，在她指尖的粗粝和话语的现实面前，黯然失色，变得轻薄可笑。

我们的战争，贯穿我的整个成长期。我想和她分享读到的故事，刚开个头，她就会用“都是编的”“假得很”打断，然后开始讲隔壁谁家媳妇不孝顺，哪个牌子的洗衣粉更去渍。我试图解释一道物理原理，她会用“读书读傻了”来总结，并立刻分配我去擦窗户或者倒垃圾。在她的评价体系里，一切不能直接兑换成实物、金钱或实用技能的精神活动，都是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书，是“闲书”；思考，是“瞎想”；对远方的向往，是“好高骛远”。

我曾激烈地反抗，像一头被困在狭小圈栏里的幼兽，用沉默、顶撞、摔门来表达愤怒。她则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生活的琐碎战役，用更大的音量、更琐碎的抱怨、更无处不在的“我都是为了你好”来围剿我。我们互相消耗，两败俱伤。

真正的决裂发生在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不是名校，是一所普通的师范大学，中文系。于我，那是通往墙外世界的唯一船票。于她，那是一张巨额账单和“不切实际”的罪证。

“老师？老师能挣几个钱？你看村里的小学老师，穷酸样！”她把通知书拍在掉了漆的饭桌上，油渍沾上了精美的印花。“四年！四年要多少钱？你弟弟马上也要上高中了！家里这破房子下雨就漏，你爸腰疼病一直没敢去大医院看！你倒好，要去学什么‘中文’？中文还用学？谁不会说中国话？”

那一次，我没有吵。所有的言辞都在胸中冻成了冰坨。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看她因为激动而泛红的脸颊，看她眼角深刻的、过早爬上的皱纹，看她那双操劳的、指关节粗大的手。我突然看清了那堵墙的材质——那不是砖石，是日复一日的生存焦虑，是被贫困磨损的感知，是与更广阔世界绝缘后形成的、坚硬而封闭的认知外壳。她不是恨书，她是恐惧。恐惧未知，恐惧变化，恐惧女儿踏上一条她完全无法理解、更无法提供任何经验支持的险途，最终落入她想象中的“穷酸”境地。她对抗书本，就像对抗一种可能夺走她女儿（或者她所理解的“安稳”）的病毒。

我最终还是去了，带着助学贷款和假期打工的微薄积蓄。离家时，她没送我，在厨房把锅碗瓢盆弄得震天响。父亲偷偷塞给我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是零零整整的五百块钱。

大学四年，乃至工作后，我和她的联系维系在最低限度：汇款，报平安，听她抱怨身体、物价和弟弟的不懂事。电话里，她的声音总是很大，背景音是嘈杂的电视声。我们之间，隔着不止一千公里的距离，还有那道已然固化、几乎无法逾越的认知之墙。

我以为这墙会一直延伸到生命的尽头，直到父亲突然病倒。

我赶回老家县医院。在充满消毒水气味的苍白走廊里，我看到了她。她瘦了很多，像一片被风干了的叶子，蜷缩在冰冷的塑料椅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叠各种颜色的检查单、收费单。听到我的脚步声，她抬起头。那一刻，我愣住了。

她浑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卑微的慌乱。她看到我，像看到救命稻草，又像做错了事的孩子。她笨拙地、几乎是讨好地把那叠单子往我面前递了递，嘴唇嗫嚅着：“你……你来看看……这些字，都说的啥？医生讲的我记不住……这，这个药，一天吃几次？饭前饭后？还有这个‘预后’……是啥意思？”

她的手在抖，纸张哗哗作响。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化验指标、医嘱说明，对她而言，无异于天书。它们冷酷地、具体地关乎她最亲之人的生死，而她，读不懂。她一生信奉的、赖以安身立命的那些“实在”经验——哪种野菜清热，哪种膏药止痛，哪个时辰喝水吉利——在现代化医院的精密仪器和拉丁文缩写面前，彻底失效。她像一个被突然抛入陌生海域的水手，发现自己的旧桨橹根本无法对抗钢铁轮船和汹涌的洋流。

我接过那叠沉重的纸，一张张，轻声念给她听，用最直白的话解释。她仰着头，极其专注地听着，眼神紧紧跟随着我的手指，生怕漏掉一个字。那种全然的依赖和茫然，刺痛了我。曾经，她用她的“不读书”筑起高墙，将我隔绝；此刻，同样是这“不读书”，让她在自己的困境面前，寸步难行，脆弱不堪。

父亲病情稳定后，我多留了几天。一天下午，我去她房间找东西，无意中瞥见那个放在床头柜上的、印着俗气牡丹花的铁皮饼干盒。盖子虚掩着。鬼使神差地，我打开了它。

里面没有饼干，也没有钱。

最上面，是我初中时那本被没收的《唐诗三百首》。封面用透明胶带歪歪扭扭地粘补过。下面，是我小学的作文本，上面有老师用红笔写的“优”。还有我大学寄回来的明信片，几张我发表的幼稚文章的剪报，甚至还有我小时候画得看不出形状的涂鸦。所有东西，都压得平平整整，边角对齐。

盒底，有一张我从没见过的、我的百日照片。照片背面，有褪了色的钢笔字，笔画生硬而用力，像是临摹了很久才敢下笔：

“给我女儿。妈妈没文化，愿你多读书，走得远，看得亮。”

日期，是我出生那一年的冬天。

我站在那里，仿佛被钉住了。耳边忽然响起多年前，她一边在昏黄灯下缝补我的衣服，一边哼的、不成调的歌谣。想起她总能把最简单的蔬菜做出温暖的味道。想起父亲曾说，我发高烧说胡话喊妈妈时，她三天三夜没合眼。

墙，轰然倒塌。

原来，那堵我以为隔开我们的、由“不读书”筑成的墙，早已在另一端，被她用另一种我无法理解、甚至从未试图去理解的“语言”，凿开了一个小小的洞。洞里没有唐诗的平仄，没有哲学的思辨，没有远方的召唤。有的，只是一个母亲，用她全部的笨拙、狭隘、甚至看似粗暴的方式，在贫瘠的土地上，为我偷偷储存下来的一点点的“不同”，并倾尽她所有的想象与祝愿，希望我能拥有她无法企及的“明亮”。

她不是恨书。她是把自己埋进了生活的泥土，好让我有机会，去触摸她够不着的天空。她的“不读书”，成了我最沉重、也最珍贵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写满了沉默的牺牲、无言的托举，和一种我至今才稍稍读懂一二的、深不见底的爱。

我轻轻合上铁盒，把盖子按紧。那“咔嗒”一声轻响，像是一个迟到了多年的句号，又像是一把钥匙，终于转动了锈蚀的锁芯。

窗外，暮色渐合，炊烟升起。我走向厨房，那里传来熟悉的、锅铲碰撞的声音。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一心想要逃离的读者。我要走进去，成为她那段我从未读懂的生命篇章里，一个终于学会了细看注解的、最温柔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