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李讷特意去江西看望贺子珍，见面后喊了贺子珍一声“妈妈

1958年的夏天，北京的蝉鸣吵得人心头发慌。一张皱巴巴的请假条，在中央办公厅的桌子上递了好几手。上面就写了三行字：随姐探亲，去南昌，十天回。写字的人是李讷。

没人知道，这趟出门，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头。他捏着那张纸条，手指头在纸边摩挲了两下，只跟李讷说了一句话：到那边多陪陪她，她身上的老伤，阴雨天准疼。这个“她”，就是贺子珍。那个跟着毛主席在井冈山闹革命，身上嵌着十七块弹片，一别就是二十多年的女人。

那时候的贺子珍，刚从上海搬到南昌的一栋小洋楼里。房子不大，院子里栽着两棵老樟树，风吹过来沙沙响。她这辈子遭了太多罪，打仗时落下的伤，一到变天就疼得直咧嘴。身边就几个工作人员照应着，屋子里静得能听见钟摆滴答响。

李讷的行李包里，除了几件换洗衣裳，就是一捆沉甸甸的书。那是毛主席让她捎的，说贺子珍这辈子就爱看书，闲着没事翻两页，心里能踏实点。火车一路往南，哐当哐当晃了一天一夜。李讷靠在车窗上，看着外头的稻田一片片往后退，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她只在全家福上见过贺子珍，知道这是姐姐李敏的亲妈，可真要见面了，该咋喊人呢？

跟她一块儿去的，还有李敏和孔令华。那会儿李敏正忙着高中毕业考大学，孔令华天天往中南海跑，帮她补习功课。毛主席早就松口同意他俩处对象，却板着脸说：婚姻大事，得问问你妈贺子珍的意思。年初李敏去上海看贺子珍，贺子珍拉着她的手，眼泪掉了一脸，说只要主席点头，她没啥不同意的。现在贺子珍搬到南昌，李敏本想自己来，可复习实在太忙，李讷就主动揽下了这个活儿。一来是看看长辈，二来是给姐姐壮壮胆——毕竟看完贺子珍，他们还要去沈阳见孔令华的爹妈。

南昌的小洋楼门一开，贺子珍就站在门廊下。她穿着一件灰布褂子，头发梳得溜光，手里还攥着一块手帕。看见李讷他们，眼神先是一亮，跟着又有点慌神。李讷没多想，脚刚跨进门，嘴里的话就蹦了出来：“妈妈！”

这一声喊，脆生生的，像院子里的樟树叶子被风吹得响。贺子珍愣了半天，眼圈唰地就红了。她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一把拉住李讷的手，那手心里的温度，烫得李讷鼻子发酸。她扭头朝屋里喊：“快！把柜子里的糖拿出来！还有那筐刚买的橘子！”

小洋楼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贺子珍拉着李讷坐在板凳上，问东问西，絮絮叨叨的。问北京的天气，问毛主席吃得香不香，问中南海的海棠花开了没。李讷一一答着，把那捆书递过去。贺子珍摸着书皮，手指头都在抖，翻了好几页，才抬起头笑了，说：“还是他懂我。”

晚上天热，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李讷和贺子珍挤着睡。窗外的老樟树沙沙响，贺子珍忽然就说起了井冈山的日子。说那时候穷啊，天天吃红米饭南瓜汤，饿得肚子咕咕叫。说行军的时候，她把马让给伤员骑，自己跟着队伍走，一走就是几十里。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亮闪闪的，哪里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太太。

李讷听得入了迷，忽然想起啥，问她：“姐姐忙着考试没来，您不会怪她吧？”贺子珍摇摇头，叹了口气，拍着李讷的手背说：“考大学是正经事，耽误不得。你们来，我就欢喜得不行了。”

这趟南昌之行，还有个要紧事——敲定李敏和孔令华的婚事。贺子珍听说毛主席已经点头，笑得合不拢嘴。她拉着孔令华的手，左看右看，一个劲儿地说：“好后生，好后生，配得上我们家李敏。”她没啥值钱东西，就把自己戴了半辈子的一块旧怀表摘下来，塞到李敏手里，说：“留着吧，当个念想。”

谁也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贺子珍晚年最开心的一段日子。1959年庐山开会，毛主席和贺子珍见了一面。短短一个多钟头，两个人就那么坐着，眼泪哗哗地流，一句话都没说。毛主席临走时说，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可谁能想到，这一别，就是一辈子。

从庐山回来，贺子珍的精神头一天不如一天，后来竟连人都认不清了。毛主席听说后，急得好几宿没睡好觉，让李敏扛着两筐水果去南昌。他记得贺子珍不爱喝水，说吃点水果能润润嗓子。李敏赶到的时候，贺子珍正坐在椅子上发呆。看见水果，她慢慢伸出手，听见李敏说“这是爸爸让我带来的”，她浑浊的眼睛里，忽然闪过一丝光，嘴角也微微往上翘了翘。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走了。她这辈子，轰轰烈烈过，颠沛流离过，吃过数不清的苦。可她心里头最甜的念想，怕是还停留在1958年的那个夏天。

李讷后来跟人说起这事，总说那声“妈妈”，喊得一点儿不别扭。是啊，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可褪去这些身份，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人。一声妈妈，无关血缘，只关情分。那是一个女儿对长辈的敬重，是一个革命家庭，藏在岁月里最柔软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