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逼我捐肾给弟弟，我笑着拿出了DNA报告

凌晨两点，我被手机震醒。

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

妈妈

。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三秒，直到震动停止，屏幕暗下去。病房里很安静，只有隔壁床林阿姨轻微的鼾声。窗帘没拉严，路灯的光漏进来一道，正好落在我床尾。

手机又震了。

还是“妈妈”。

我按了静音，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可震动透过木质的床头柜传来，闷闷的，嗡嗡的，像某种垂死昆虫的挣扎。

第三遍。

我终于接起来，没说话。

“来医院。”母亲的声音，没有称呼，没有铺垫，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你弟弟出车祸了，需要手术。你现在过来做配型。”

“什么配型？”我的声音哑得自己都陌生。

“肾脏配型。”她说，每个字都像冰锥，“他右肾破裂，左肾也有损伤，可能保不住。你是他姐姐，成功率最高。”

我坐起来，背脊一阵发凉：“现在？”

“现在。”电话那头有脚步声，有仪器的滴滴声，有她压低声音和别人的交谈，然后她的声音重新清晰起来，“市一院，急诊大楼三楼手术准备区。半小时内到。”

“妈，我明天有重要客户……”

“周薇。”她打断我，叫了我的全名。这是她极度不耐烦时的标志。“周扬是你亲弟弟。他可能活不过今晚，你在跟我说客户？”

电话挂了。

我握着手机，坐在黑暗里。屏幕的光映着我的脸，二十七岁，眼角已经有细纹，脸色苍白得像病房的墙。上周体检，医生说我贫血，建议多休息。我笑笑说好，转身就接了三个新项目。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停。

停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下床，穿外套。动作很轻，但还是惊醒了林阿姨。她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小薇，这么晚了……”

“家里有事。”我说，从抽屉里拿出包，“您睡吧。”

“哎，路上小心啊。”

我点点头，拉开门，走廊的声控灯应声而亮。

电梯下到一楼，我走出住院部。夜风很冷，我裹紧外套。马路对面就是市一院，急诊的红灯在夜色里刺眼地亮着，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

我和周扬，就在这家医院出生。

我比他早七分钟。

七分钟，成了我这辈子都跨不过去的鸿沟。

手术准备区的灯亮得让人头晕。空气里是消毒水、血腥味和某种隐约的甜腥气混合的味道。我一眼就看见了母亲。

她穿着米白色的羊绒开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背挺得笔直，坐在长椅边缘，像随时准备起飞的鸟。她今年五十三岁，看起来像四十三岁。保养得宜，妆容精致，连此刻——儿子在手术室里生死未卜的此刻——她的口红都没有花。

“妈。”我走过去。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冰冷的、审视的光，像在评估一件商品是否合格。

“去抽血，做配型。”她递给我一张单子，“已经开好了，直接去检验科。我跟王主任打过招呼，加急，三小时出结果。”

我接过单子，上面写着周扬的名字，诊断：

多脏器损伤，急性肾衰竭

。建议治疗：

肾脏移植

。

“他怎么样？”我问。

“还在手术。”母亲看了眼手表，“你去吧，结果出来直接拿过来。我在这儿等。”

“爸呢？”

“在来的路上。”她说，视线已经移向手术室紧闭的门，不再看我。

我捏着单子，站了几秒，转身走向电梯。电梯门关上时，我从反光的金属门板上看见自己——头发凌乱，眼圈发青，外套里面是病号服。而母亲，坐在那里，像一尊完美的雕塑。

完美。这个词贯穿了我对母亲的所有记忆。

完美的长相，完美的学历，完美的婚姻，完美的事业。以及，完美的偏心。

从我有记忆起，周扬就是太阳，我是绕着太阳转的、可有可无的卫星。

周扬第一声含糊的“妈妈”，能让母亲抱着他在客厅转三圈。我清晰地说出“花开了”，她只是点点头，说“嗯”。

周扬摔一跤，她能请三天假在家陪着。我高烧四十度，她说“吃点药，多喝水，别耽误上学”。

周扬要学钢琴，买了最好的施坦威。我想学画画，她说“浪费时间，你又不是那块料”。

周扬考上重点高中，全家去欧洲玩了两周。我考上同一所高中，她给了我一张卡，说“自己买点需要的”。

我曾经以为，是我做得不够好。

所以我拼命学习，永远考第一。我参加所有竞赛，拿所有能拿的奖。我听话，懂事，不惹麻烦，不要求任何东西。

可没有用。

母亲看周扬的眼神，是发光的，柔软的，充满爱意的。看我，是平静的，审视的，偶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

就像看一件不太满意、但又无法退货的商品。

父亲呢？

父亲是沉默的。

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家时间很少。他对我和周扬，是一种均等的、礼貌的疏离。他会问成绩，给生活费，出席家长会，但从不拥抱，从不说“我爱你”，从不过问我们真正在想什么。

我曾经偷听到他和母亲的争吵，关于我。

母亲说：“她越来越像你了，那种眼神，那种倔。”

父亲说：“她是你女儿。”

母亲冷笑：“是吗？我有时候都怀疑。”

那时我十二岁，躲在楼梯拐角，手里拿着刚得的奥数奖杯，金属的边缘硌得掌心生疼。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不再期待。

检验科的护士睡眼惺忪，接过单子，瞥我一眼：“周扬家属？”

“嗯，姐姐。”

“躺那儿，袖子撸起来。”

针扎进血管的时候，我闭上眼。血是温的，流进采血管，暗红色，黏稠的。护士抽了三管，贴上标签，摆进托盘。

“加急，三小时左右。去外面等吧，结果出来会叫你名字。”

我道了谢，走到走廊。长椅上零零散散坐着几个人，有的在哭，有的在发呆，有的在刷手机。空气里有种绝望的、等待的味道。

我在角落坐下，打开手机。微信有十几条未读，工作群的，客户的，助理的。我回了最重要的几条，然后点开和周扬的聊天记录。

最后一条是昨天下午，他发的：“姐，妈又给我打钱了，说让我换辆车。你说我买奔驰还是宝马？”

我没回。

上一条是三天前，我发的：“爸生日礼物，我买了块表，你到时候别说漏了。”

他回：“OK，还是老姐靠谱。我差点忘了。”

再往上翻，都是这样的对话。琐碎的，日常的，保持着一种客气而疏远的姐弟关系。他知道母亲偏心，偶尔会流露出一点不好意思，会偷偷给我塞点钱，会说“姐你需要什么跟我说”。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太阳不会对卫星感到抱歉。

它只是发光，而卫星，必须绕着它转。

我关掉手机，靠在冰冷的墙上。疲惫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从脚底淹没到头顶。我想起医生的话：“周小姐，你的贫血有点严重，需要好好调理。另外，你肾脏有一个很小的囊肿，虽然目前是良性的，但需要定期复查，避免劳累和受伤。”

肾脏囊肿。

我摸向左腹，那里什么感觉都没有。

但我知道，它在那儿。

如果配型成功，如果周扬真的需要我的肾，这个囊肿会是个问题吗？母亲会在乎吗？

我扯了扯嘴角，发现自己居然在笑。

不会的。她不会在乎。

三小时十七分钟后，护士叫了我的名字。

“周薇？配型结果出来了。”

我接过那张薄薄的纸。上面一堆数字、符号、医学术语，我看不懂。但最下面有一行结论，用加粗的黑体字打印着：

HLA配型：6/6 高匹配度

交叉配型：阴性

结论：符合肾脏移植供体医学要求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护士疑惑地问：“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把纸折好，放进包里，“谢谢。”

回到手术准备区，母亲还在那里。姿势都没变，只是面前多了个一次性纸杯，里面是冷掉的咖啡。

“结果。”我把纸递给她。

她接过去，快速扫过，在看到结论时，肩膀几不可见地松弛了一毫米。然后她折好纸，收进随身的手提包里。

“王主任说，如果配型成功，最快三天后可以安排移植手术。”她说，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冷静，甚至带着一丝规划项目的条理，“你这几天留在医院，做术前检查。你弟弟那边，只要生命体征稳定，就转肾脏科准备。”

“妈。”我叫她。

她看向我。

“医生说我有一个肾脏囊肿，虽然现在是良性的，但捐肾可能会有风险。”

她沉默了两秒，然后说：“王主任是全国最好的肾脏外科专家。他知道怎么做。”

“我是说，对我自己的风险。”

母亲看着我，眼神像在评估一台机器的性能损耗。然后她说：“周薇，他是你弟弟。他今年才二十五岁，刚拿到MIT的offer，人生还没开始。你有今天，也是因为这个家。现在家里需要你，你不能只想着自己。”

“我需要想自己。”我说，声音很平，“因为除了我自己，没人会替我想。”

母亲的脸色冷下来。她站起来，比我高半个头。她年轻时是模特，身高一米七二，即便现在，气场也足以压人。

“周薇，我再说一次。”她一字一句，“周扬是你亲弟弟。他现在躺在里面，可能活不下来。而你，在跟我谈风险？”

“我只是陈述事实。”

“事实是，没有这个家，你什么都不是。”她逼近一步，身上香奈儿五号的味道扑过来，浓郁得让人窒息，“你读最好的学校，进最好的公司，住最好的房子，靠的是谁？是你爸的钱，是我的人脉。现在家里需要你付出一点，你就推三阻四？”

一点。

一个肾，是一点。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累。累到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

“手术同意书，我会签。”我说，“但我需要和我的医生谈谈，评估所有风险。这是我的身体，我的命，我有权知道。”

母亲盯着我，眼神锋利得像刀。良久，她突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温度，只有讽刺。

“好，你去谈。但周薇，你记住。”她靠近我，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们俩能听见，“这是你欠他的。从你出生那天起，就欠他的。”

“我欠他什么？”我问，声音在颤抖。

母亲没有回答。她转身，走向匆匆赶来的王主任，脸上瞬间切换成得体而焦急的家属表情：“王主任，配型结果很好，您看什么时候能安排……”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

欠他的。

这句话，我听了二十七年。

小时候，周扬的玩具被我碰了一下，母亲说：“你当姐姐的，不能让着弟弟？你欠他的。”

初中，我保送名额被让给更有“背景”的同学，母亲说：“周扬明年也要升学，需要打点，你委屈一下。你欠他的。”

大学，我想出国，母亲说：“家里钱要留着给周扬买学区房，你就在国内读吧。你欠他的。”

工作，我赚的每一分钱，都要贴补家用，因为“周扬创业需要资金，你当姐姐的该帮一把。你欠他的。”

我欠他什么？

我比他早出生七分钟，所以我欠他一个完美的人生？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是父亲。

“小薇，你妈说配型成功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背景音是机场广播。

“嗯。”

“好，好。”他顿了顿，“爸爸马上到。你……照顾好自己。”

“爸。”我叫住他，“妈说，我欠周扬的。我欠他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你妈她……太着急了，乱说的。”父亲的声音很干，“你别往心里去。等爸爸到了再说。”

电话挂了。

我握着手机，掌心全是汗。

走廊尽头，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满脸疲惫。母亲立刻迎上去。

我听见医生说：“……手术还算成功，命保住了。但右肾没保住，左肾功能受损严重，可能需要长期透析，最好尽快移植……”

母亲点头，询问，记笔记。像一个最专业、最冷静的危机处理专家。

我转身，走进电梯。

电梯门关上，金属壁上映出我的脸，苍白，麻木，眼眶通红，但没有眼泪。

哭不出来。

二十七年来，眼泪早就流干了。

周扬转入ICU观察。母亲在医院旁边的酒店开了间房，说方便照顾。她让我也住下，我说公司有事，要回去处理。

“什么事比你弟弟的命重要？”她问。

“我手下二十个人的生计。”我说。

她冷冷看我一眼，没再说话。

我开车回家。所谓的家，是公司附近的一套小公寓，我自己买的，首付掏空了工作五年的全部积蓄，贷款还要还十五年。母亲来看过一次，说“太小了，还不如家里保姆间大”。之后再没来过。

我洗了个澡，热水冲刷身体，皮肤发红，但骨头里还是冷的。镜子被水汽蒙住，我擦开一片，看见自己的身体。瘦，肋骨清晰，小腹平坦。左边后腰，肾脏的位置，那个囊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在那儿。

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小东西。

就像我这个人在这个家的位置。

我裹上浴袍，走到客厅。凌晨五点，天还没亮，城市是深蓝色的，远处有零星几盏灯。我打开冰箱，拿了瓶冰水，喝了一口，冷得牙齿打颤。

手机响了，是助理小唐。

“薇姐，你还好吗？听说你弟弟……”

“在医院，情况暂时稳定。”我说，“今天上午的会帮我推到下午，客户那边你解释一下，说我家里有急事。”

“好的。那刘总那个项目……”

“资料发我邮箱，我下午看。”我顿了顿，“小唐，如果，我是说如果，我要请一个月的病假，公司能运转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然后小唐小心翼翼地问：“薇姐，你生病了？”

“可能要做个手术。”我说，“还不确定。”

“什么手术？严重吗？”

“捐肾。”我说出这两个字，自己都觉得荒谬。

小唐倒抽一口冷气：“捐肾？给谁？为什么是你？你爸妈呢？没有其他亲人吗？”

“配型成功了，我最合适。”我简短地说，“你先别声张，我还在考虑。”

“薇姐，这可不是小事！一个肾啊，搞不好要影响一辈子的！你才二十七岁！”

“我知道。”我打断她，“所以我在考虑。你先去处理工作，有事我再找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盯着窗外一点点亮起来的天色。

考虑？

我有考虑的余地吗？

母亲那句“你欠他的”，像咒语一样缠在脑子里。

我到底欠他什么？

手机又震，这次是周扬的主治医生王主任。我接起来。

“周小姐，我是王明德。你母亲让我直接跟你沟通手术事宜。”

“王主任，您说。”

“你和你弟弟的配型结果非常好，移植成功率在95%以上。不过，你的体检报告显示左肾有一个1.2cm的囊肿，目前是良性，但捐肾手术本身有风险，术后另一侧肾脏的代偿压力增大，囊肿有恶变或增大的可能。这些风险，你母亲说你知道。”

“她知道我有囊肿，还坚持要我捐？”

王主任沉默了一下，语气谨慎：“从医学伦理上，我们必须尊重供体的意愿。如果你不愿意，没有人能强迫你。但作为医生，我也必须告诉你，你弟弟的情况……如果不移植，长期透析，生活质量会很差，而且有并发症风险，预期寿命会受影响。”

“如果我不捐，还有其他办法吗？”

“等肾源。但排队时间很长，以他的血型和病情，可能等不到。”王主任顿了顿，“当然，你父母也可以做配型，虽然成功率不如同胞兄弟姐妹高，但也是选项。”

我父母。

母亲今年五十三岁，父亲五十五岁。年龄偏大，但也不是不能做。

可母亲提都没提。

“我明白了。”我说，“王主任，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另外，我想和我的主治医生聊聊，全面评估我的风险。您能推荐一位吗？”

“当然。我们院的李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我可以帮你约。”

“谢谢。”

挂了电话，我倒在沙发上，用手臂盖住眼睛。

黑暗里，记忆翻涌。

我看见六岁的自己，站在儿童房门口，看着母亲给周扬讲睡前故事。周扬抱着她的脖子，她笑得温柔。我站了很久，她没回头。

我看见十二岁的自己，在厨房热牛奶，想给加班回来的母亲。母亲进门，看了眼我手里的杯子，说“放那儿吧，我不喝”，然后上楼去看发烧的周扬。

我看见十八岁的自己，拿着录取通知书，想跟母亲分享喜悦。母亲在打电话，给周扬的国际学校咨询报名事宜。她对我摆摆手，示意我别出声。

我看见二十四岁的自己，项目庆功宴，喝多了，打电话给母亲，说“妈，我升职了”。母亲说“嗯，好。周扬要创业，你那里有余钱的话先借他点”。

二十七岁，我躺在这里，被要求捐出一个肾。

因为我欠他的。

凭什么？

手机又震。这次是父亲，“我到医院了。你在哪？我们谈谈。”

我回复：“在家。下午去医院。”

“现在过来吧。有事跟你说。”

我看着那行字，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到医院时，天已经大亮。ICU家属休息区，父亲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没喝。他穿着西装，但领带松了，头发有点乱，眼下有浓重的阴影。

“爸。”我走过去。

他抬头看我，眼神复杂。有疲惫，有愧疚，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沉重。

“坐。”他指了指对面。

我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小小的圆桌，桌面上有不知谁留下的咖啡渍，已经干了，变成深褐色的污迹。

“小薇。”父亲开口，声音沙哑，“爸爸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一个肾，不是小事。”

我没说话，等他继续。

“但你弟弟……他还那么年轻。”父亲搓了把脸，“你妈说得对，他的人生还没开始。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他……”

“所以就要用我的人生去换？”我问，声音很平静。

父亲愣住，看着我，像第一次认识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艰难地说，“爸爸会补偿你。手术费，术后调理，还有……你想要什么，爸爸都给你。房子，车，钱，都可以。”

“我要什么，你都给？”我重复。

“只要爸爸能做到。”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和我很像的眼睛。深褐色，眼角有细纹，平时看人时总是带着商人的精明和距离，此刻却只有恳求。

“我要知道真相。”我说。

父亲瞳孔微微一缩。

“什么真相？”

“我到底欠周扬什么？”我一字一句地问，“为什么从小到大，妈都这么说？为什么她那么偏心？为什么现在，要我的肾，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父亲移开视线，看向窗外。窗外是医院的花园，有病人被护工推着散步，有家属蹲在树下哭。清晨的阳光很好，但照不进这个角落。

“你妈她……性格比较强势。”父亲慢慢说，“她对你要求高，是希望你能独立，能坚强。周扬是男孩，又是小的，你妈难免宠一点。这不代表她不爱你。”

“爱我？”我笑了，笑声干涩，“爸，你看着我的眼睛，说妈爱我。”

父亲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你说不出口，对吧？”我靠回椅背，浑身发冷，“因为你自己都不信。”

“小薇……”

“我要看周扬的病历。”我打断他，“全部病历。车祸报告，手术记录，所有的。”

父亲皱眉：“你要那个干什么？”

“我是他姐姐，也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我有权知道他的具体情况，不是吗？”

“医生会跟你沟通。”

“医生只会说医学部分。”我盯着他，“我要看全部。包括事故认定，现场报告。车祸怎么发生的？对方司机呢？保险呢？”

父亲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很轻微，但被我捕捉到了。

“对方酒驾，全责。保险会赔。”他说得很快，像背台词。

“司机呢？”

“在拘留，等着起诉。”

“有目击者吗？”

“有，路口监控拍得很清楚。”父亲看了眼手表，“小薇，这些细节不重要。现在关键是救周扬的命。你妈已经联系了最好的医疗团队，只要……”

“只要我点头。”我替他说完。

父亲沉默。

“病历。”我重复，“给我看，我就考虑。”

父亲盯着我，良久，叹了口气，从随身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文件，推过来。

“这是复印件。原件在医院档案室。”

我接过来。最上面是急诊记录，然后是手术记录，影像报告，化验单。我快速翻着，目光停留在事故报告上。

时间：昨晚十一点二十三分。

地点：滨海大道与星光路交叉口。

事故简述：周扬驾驶的黑色奔驰轿车在路口与一辆货车相撞，奔驰驾驶侧严重变形，驾驶员（周扬）重伤，送医抢救。货车司机经检测为醉酒驾驶，已被控制。

看起来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但不对劲。

周扬昨晚应该在城西的酒吧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滨海大道在城东，他去那里干什么？而且，昨晚十一点，派对应该还没散，他从来都是玩到凌晨两三点的人。

我继续翻，翻到一张现场照片的复印件。模糊的黑白图像，奔驰车头撞烂了，但隐约能看到，副驾驶座上有人。

一个长头发的人。

“副驾驶是谁？”我问。

父亲的身体僵了一下。

“什么副驾驶？”

“照片上，副驾驶有人。”我把复印件推过去，指着那个模糊的轮廓。

父亲看了一眼，脸色变了。虽然只有一瞬，但他拿起咖啡杯的手，微微发抖。

“你看错了。那是变形后的座椅阴影。”

“是吗？”我盯着他，“那为什么事故报告里没提副驾驶有人？目击者呢？监控呢？如果副驾驶真的没人，为什么这张照片的角度，特意避开了副驾驶侧车窗？”

问题一个接一个，父亲的额头渗出细汗。

“小薇，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我提高声音，“等我签了手术同意书，躺在手术台上，任人宰割的时候？”

“周薇！”父亲低喝，看了眼四周，压住火气，“注意场合。”

“注意什么？”我站起来，声音在抖，“注意不让别人知道，你们在逼亲生女儿捐肾？注意不让别人知道，这场车祸可能另有隐情？注意不让别人知道，你们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只在乎周扬？”

父亲也站起来，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很大。

“你跟我来。”

他拉着我，快步走出休息区，走到楼梯间。防火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外面的声音。楼梯间里只有安全出口的绿光，幽幽地亮着。

“你听好。”父亲松开我，喘着气，眼神凌厉，“这场车祸，就是酒驾意外。没有阴谋，没有隐情。副驾驶没人，你看错了。周扬需要你的肾，你是他姐姐，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义务。不要胡思乱想，不要节外生枝。”

“如果我不呢？”

父亲盯着我，眼神变得陌生，冰冷，甚至带着一丝威胁。

“周薇，你二十七岁了，有事业，有前途。爸爸能给你，也能拿走。你想清楚。”

我看着他，这个我叫了二十七年爸爸的人。

他在威胁我。

用我的事业，我的前途，威胁我捐出一个肾。

“原来如此。”我轻轻说，“我终于知道，我欠他什么了。”

“什么？”

“我欠他一个完美的、顺遂的、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人生。”我说，每个字都像刀，割着我的喉咙，“而你们，要用我的血肉，去填补他人生里所有的坑。对吗？”

父亲没说话。但他的沉默，就是答案。

我点点头，退后一步，背抵在冰冷的墙上。

“病历我拿走。手术的事，我会考虑。”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意外，“但在那之前，我要回趟家。拿点东西。”

“拿什么？”

“我小时候的东西。放在阁楼里，很久没动了。”我看着他的眼睛，“捐肾这么大的事，我总得……跟过去的自己告个别，对吧？”

父亲的眼神闪烁，似乎在判断我的话是真是假。最终，他点点头。

“早点回来。你妈下午要和你谈手术细节。”

“好。”

我转身下楼，脚步很快，快到几乎要跑起来。直到走出医院大楼，走到阳光下，我才停下来，撑着膝盖，大口喘气。

手在抖，全身都在抖。

但我脑子很清醒。

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家，这个地方，这些所谓亲人，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而我，必须知道真相。

不惜一切代价。

父母的家在城东的别墅区，独栋，三层，带花园和游泳池。我二十岁搬出去后，就很少回来。每次回来，都像客人。

用指纹开了锁，玄关空荡，保姆大概去医院送东西了。屋里很安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没有停留，直接上三楼。

阁楼在走廊尽头，一扇不起眼的白色木门，平时锁着。钥匙在母亲书房左手边第二个抽屉，我从小就知道。

我打开书房门。房间很大，整面墙的书柜，红木书桌，皮质座椅。空气里有雪茄和旧书混合的味道，是父亲的味道。母亲的味道是香水和文件。

我走到书桌边，拉开左手边第二个抽屉。

钥匙还在老地方，挂在一个小小的铜环上。我拿起钥匙，转身要走，余光瞥见抽屉深处，有一个深蓝色的丝绒盒子。

我见过那个盒子。小时候，母亲从不让我碰，说里面是“重要的东西”。

鬼使神差地，我伸出手，拿起盒子。

打开。

里面没有珠宝，没有文件，只有一张照片。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边缘有被撕开又粘合的痕迹。照片上是年轻的母亲，大概二十出头，穿着碎花连衣裙，站在一棵槐树下，笑得灿烂。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裹在襁褓里，看不清脸。

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小字，是母亲的笔迹：

“1985年夏，与我的扬扬。愿你一生平安喜乐。”

1985年。

周扬是1998年出生的。

那这个“扬扬”是谁？

我盯着照片，脑子飞快地转。母亲结婚前有过孩子？流产了？送人了？为什么从没听人提起？

楼下传来开门声，保姆回来了。

我立刻把照片放回盒子，盒子放回抽屉，抓起钥匙，轻轻关好抽屉，退出书房，闪身进了阁楼。

门在身后关上，我靠在门上，心跳如雷。

阁楼里堆满了杂物。旧家具，旧书，旧玩具，旧衣服。空气里有灰尘和樟脑丸的味道。唯一的光源是一扇小小的天窗，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光柱里尘埃飞舞。

我找到属于我的那个角落。几个纸箱，上面用记号笔写着“周薇小学”、“周薇初中”、“周薇高中”。

我打开“小学”的箱子。里面是奖状，作业本，手工作业，还有一本日记。

粉红色的封面，带一把小锁。锁已经锈了，轻轻一掰就开。

我翻开第一页，是歪歪扭扭的字：

“9月1日，晴。今天我上一年级了。妈妈给我买了新书包，红色的，上面有美少女战士。周扬哭了，他也想要，妈妈说明年给他买。老师让我当班长，我很开心。”

我快速翻着。日记断断续续，记录着琐碎的日常：考试得了第一，母亲说“下次继续努力”；周扬生病，母亲陪了他三天没上班；我参加朗诵比赛，母亲没来，是保姆去的……

翻到最后一篇有字的，日期是我十二岁生日那天。

“5月20日，雨。今天是我生日。妈妈忘了，爸爸出差。我自己煮了碗面，加了鸡蛋。周扬说，姐，我送你个礼物。他给我画了张卡片，上面写着‘姐姐生日快乐’。我哭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难过。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他们不爱我？是不是因为我不好？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亲生的？”

最后一行字，写得又重又乱，几乎划破了纸。

“我偷听到妈妈打电话，她说‘那孩子越来越像他了，我受不了’。那个‘他’是谁？爸爸吗？还是别人？”

我盯着那行字，手开始抖。

不是亲生的。

这五个字，像闪电一样劈进脑子里。

所以母亲才偏心？所以她才说“你欠他的”？所以她才不在乎我的肾，不在乎我的死活？

因为我不是她亲生的？

可DNA呢？长相呢？我和父亲明明很像，尤其是眼睛。

除非……

一个更可怕的念头浮上来。

除非，我不是父亲的亲生孩子。

所以母亲说“那孩子越来越像他了”——那个“他”，是我的生父？

所以她才“受不了”，所以才厌恶我，所以才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周扬——她和她真正爱的男人的孩子？

我跌坐在地上，纸箱被撞倒，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奖状，证书，奖杯，哗啦啦铺开，像一场无声的展览，展览着一个孩子如何用尽全力，想要换取一点点爱，却始终徒劳。

阁楼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听见血液在耳朵里奔流的声音。

我坐在灰尘和旧物里，很久很久。

然后，我站起来，开始翻找。

不是翻我的东西，是翻整个阁楼。所有的箱子，所有的柜子，所有的角落。

我要证据。

更多的证据。

两个小时后，我找到了。

在一个落满灰尘的皮箱底部，用旧衣服裹着，是一本厚重的相册，和几本笔记本。

相册是父母结婚前的。我翻开，看见年轻时的父亲和母亲，在公园，在海边，在校园。他们笑着，牵着手，看上去很相爱。

但有一页被撕掉了。从粘贴的痕迹看，原本应该有三张照片，现在只剩两张。第三张的位置，留着相纸被撕下的毛边。

我看向那本笔记本。黑色封皮，没有字。

打开，是母亲的笔迹。但不是日记，更像随笔，思绪碎片。

1986年3月12日

他又来了。站在楼下，抽了一地的烟头。我不敢下去，不敢见他。妈说，忘了吧，都过去了。可怎么忘？扬扬才一岁，他会叫妈妈了。可我不能认他，不能。

扬扬。

又是这个名字。

1988年9月5日

听说他结婚了。也好。我们都该有新的生活。只是每次看到薇薇，我就想起他。那双眼睛，太像了。有时候我真恨，为什么偏偏是她留了下来。

薇薇。是我。

那个“他”，是我的生父。

我继续翻，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本子。

1997年11月3日

我怀孕了。周明很高兴，说想要个儿子。我也高兴，但更多的是怕。怕这个孩子，也会有一双那样的眼睛。如果是，我该怎么办？

周明是父亲的名字。

1998年7月20日

扬扬出生了，健康，漂亮。周明抱着他，爱不释手。我看着那张小脸，心里的大石终于落了地。他不像他，像我。是我的孩子，完完全全属于我的孩子。

所以，周扬是母亲和父亲的孩子。

而我，是母亲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

那个“他”。

那个母亲爱过，或许还爱着的男人。

那个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二十七年痛苦的男人。

我合上笔记本，闭上眼，眼泪终于掉下来。没有声音，只是不停地流，流进嘴里，咸的，苦的。

原来如此。

所有的一切，都有了解释。

为什么母亲不爱我——因为我是她错误过去的证据，是她背叛父亲的活生生的提醒。

为什么她偏爱周扬——因为周扬是她和心爱之人的“爱情结晶”，而我，是她在不爱的时候，被迫生下的“错误”。

为什么她说“你欠他的”——因为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原罪。我欠周扬一个完整的、没有瑕疵的母爱，欠母亲一个干净的、没有污点的过去。

所以现在，她要我用一个肾来还。

还她的青春，还她的爱情，还她“完美人生”里，我这道唯一的裂痕。

我坐在地上，哭到浑身发抖，哭到没有力气。

然后，我擦干眼泪，把笔记本和相册塞进随身的背包里。

我要知道更多。

那个“他”是谁？现在在哪？他知道我的存在吗？

还有，父亲知道吗？他知道我不是亲生的吗？

如果他不知道，那母亲这二十七年，是如何瞒天过海的？

如果他知道……那他为什么还养着我？为什么对我还算……客气？

一个个问题，像藤蔓一样缠住我。

手机震了，是母亲。

“你在哪？为什么还没回来？”

“在家，阁楼。”我说，声音平静得出奇，“找到些旧东西，一会儿就过去。”

“快点。王主任等着和你谈手术方案。”

“好。”

挂了电话，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走到天窗下，阳光刺眼。我抬手挡住眼睛，从指缝里看出去，天空很蓝，云很白。

世界看起来，和昨天一样。

但我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不是周薇。

至少，不完全是。

我是某个陌生男人的女儿，是母亲人生里的污点，是这个家多余的、不该存在的人。

而现在，他们要我用一个肾，来买我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我笑了。

笑出声，笑得眼泪又流出来。

好啊。

既然你们要我的肾，那我就给你们。

但在这之前，我要知道全部真相。

我要知道，那个给了我生命，又抛弃了我的男人，是谁。

我要知道，这二十七年的欺骗，到底有多深。

我要知道，我到底，是谁。

背包里的笔记本和照片，沉甸甸的，像一块冰，贴着我的背。

我下楼，走出别墅。阳光很好，花园里的玫瑰开得正艳，母亲最爱的品种，请专人打理，一株上千。

我曾经也想种花，母亲说“没必要，有那时间不如多学点东西”。

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没必要，是我不配。

我不配在这个完美的家里，留下任何痕迹。

就像我不配得到爱，不配被珍惜，不配拥有完整的人生。

我走到车边，拉开车门，手机又震了。

这次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喂？”

“是周薇吗？”一个男人的声音，温和，有礼。

“我是。您哪位？”

“可能有些冒昧，但……我想和你谈谈。关于你的身世，以及，你母亲的事。”

我握着手机，指节发白。

“你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

“名义上，我是你舅舅。按血缘说，是你母亲一直不想让你知道的亲生父亲……”

世界，在我眼前，彻底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