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爸爸病逝妈妈改嫁，姑姑把我们兄妹带回她家，视如己出

一

我爹走的那天，灶台上的灯还亮着。

那是腊月的早晨，天还没亮透，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我缩在被窝里，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着什么东西。后来门帘一挑，姑姑进来了，带着一身寒气。她站在炕沿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睡得正沉的妹妹，半天没说话。

“妮儿，”她叫我小名，“起来吧，跟姑回家。”

那年我八岁，妹妹四岁。我娘是在我爹走后的第三天走的，临走前来过我们一回，站在院子里，没进屋。她穿着那件过年才穿的枣红棉袄，脸白得像纸。姑姑挡在门口，两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半晌，谁也没说话。后来我娘转身走了，走到巷口又站住，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就没影了。

姑姑进屋来，把我俩的衣裳拾掇成一个包袱，又把灶台上那盏煤油灯吹灭了，揣进怀里。

“这灯是你奶留下的，”她说，“带着吧。”

姑姑家在同村，走路一袋烟的工夫。姑父姓周，是个木匠，话少，手巧，会做八仙桌和太师椅，也会做小板凳和小木马。他家有两个小子，大的叫建国，比我大两岁，小的叫建军，比我小一岁。

去姑姑家的头一晚，姑父在堂屋中间拉了一道布帘子，帘子那边是建国建军两张床，帘子这边是我和妹妹一张床。妹妹抱着她那只秃了毛的布老虎，缩在我怀里，一声不吭。她从早上起就没说话，谁问也不开口。

姑姑端着一碗热粥进来，蹲在床沿边，拿勺子搅着粥，吹了又吹，递到我手上。又端了一碗给妹妹，妹妹不接，她就一直举着，举了老半天。

“妮儿，”姑姑说，“打今儿起，这儿就是你们家。有姑一口，就有你们一口。”

那天晚上，姑姑把那盏煤油灯点着了，搁在我们床头的箱盖上。灯光黄黄的，一跳一跳的，照得布帘子上的人影也跟着晃。妹妹终于睡着了，手还攥着布老虎的耳朵。我睁着眼，看着那盏灯，看了很久。

二

姑姑家日子紧巴。

姑父干一天木匠活，挣一块二毛钱。姑姑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天八分。家里添两张嘴，粮食就不够吃了。姑姑想了个法子，每天做饭时多添两瓢水，粥熬得稀稀的，照得见人影。她自己喝最稀的，把稠的都捞给我们。

有一回我撞见她躲在灶台后面，就着咸菜喝刷锅水。她看见我，慌忙把碗藏到身后，脸上挤出笑来：“妮儿，饿不饿？锅底还有点儿稠的。”

我不饿。我什么也没说，转身跑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姑姑的手。她的手原先应该也是细的，后来就糙了，裂了口子，贴着胶布，胶布上沾着灶灰。冬天洗菜，手伸进冰水里，一伸就是半晌。洗完菜手冻得通红，红得像腊月里的柿子。

姑父也不容易。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背着那口刨了一二十年的刨子，走村串户找活干。夏天晒得褪几层皮，冬天冻得手背像馒头。有一回他从梯子上摔下来，摔断了三根肋骨，在家躺了半个月。躺着的那些天，他天天念叨：“耽误活计了，耽误活计了。”

姑姑不让他念叨，说：“活计能有人要紧？你好好养着，家里有我。”

那些年，我亲眼看着姑姑和姑父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过年扯布做新衣裳，建国建军是蓝布，我和妹妹是花布。一样的布料，一样的新里新面新棉花。姑姑熬了几个晚上，缝纫机嗒嗒嗒响到半夜。大年初一早上，我们四个穿着新衣裳站成一排，姑姑前前后后看了一遍，眼圈就红了。

“好看，”她说，“都好看。”

三

我娘改嫁的那个村子，离我们这儿一百多里地。她没再回来过，也没捎过信来。有时候我想她，想得厉害，就一个人跑到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坐着，看着那条通向外面的土路，看半天。路上偶尔过辆马车，过个骑自行车的，都不是她。

姑姑从来不问我，也不提我娘。但她好像什么都知道。有一回她又看见我坐在槐树底下，就过来挨着我坐下，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坐了半天，她把我的手攥住了，攥得紧紧的。

“妮儿，”她说，“你想哭就哭，姑在这儿。”

我没哭。我把头靠在她肩膀上，靠了很久。

妹妹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有一阵子她天天问我：“哥，咱妈啥时候来接咱们？”

我说：“快了。”

她又问：“快了是啥时候？”

我就答不上来了。

后来她就不问了。再后来，她改了口，管姑姑叫妈。

那是来姑姑家第二年的事。有一天妹妹发烧，烧得迷迷糊糊，姑姑抱着她，拿湿毛巾敷额头，敷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妹妹退了烧，睁开眼，看见姑姑，张嘴就叫了一声“妈”。

姑姑愣了一下，眼泪哗就下来了。

从那以后，妹妹就一直叫妈。我也跟着改了口，叫姑父“爹”。

姑父那天喝了两盅酒，红着脸，什么话也没说。建国和建军在旁边看着，傻乎乎地笑。

四

建国比我大两岁，建军比我小一岁，我们四个天天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一块儿写作业，一块儿打架。

建国是孩子头，有主意，敢担当。有一回建军在学校里让高年级的欺负了，建国二话不说就冲上去，打了一架，脸上挂了彩回来。姑姑问他咋回事，他不说。后来知道了，姑姑也没骂他，只是给他在伤口上抹了红药水，抹着抹着眼圈就红了。

“妈你哭啥？”建国问。

“妈没哭，”姑姑说，“妈是高兴。我儿知道护着弟弟了。”

建军比我小一岁，我俩在一个班。他脑袋瓜好使，学习比我强，考试回回在前头。我笨，算术题老算不对，他就不厌其烦地教我，教一遍不会教两遍，两遍不会教三遍。有一回我终于算对了一道题，他比我还高兴，拍着桌子喊：“哥你算对了！你算对了！”

我们四个在一块儿，也有打架的时候。为一口吃的，为一句不对付的话，为谁碰了谁的铅笔盒。但打完就好，从来不记仇。姑姑看见我们打架，从来不说“你俩是外人”这样的话，她只是把我们拉开，各打五十大板：“都给我消停点儿，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一回我听见邻居大娘跟姑姑闲聊，说：“你这当姑姑的，也真是的，自己俩小子还不够操心的，又揽俩回来，图啥呢？”

姑姑正择菜，手上没停，头也没抬：“图啥？图个心安。他爹是我亲哥，他娘走了，我不养谁养？”

邻居大娘还想说什么，姑姑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那一眼把邻居大娘的话堵回去了，以后再没听她说过。

五

我念到初中，就不想念了。

那时候村里已经有出去打工的，过年回来穿得光鲜，抽的烟也带过滤嘴。我想早点挣钱，帮衬家里，供妹妹和建军念书。

这话我不敢跟姑姑说，就偷偷跟姑父说了。姑父听我说完，半天没吭声，只是闷头抽旱烟。抽完一袋，又装上一袋，才开口：

“你姑知道不？”

“不知道。”

“那就别让她知道。”

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小子，念书的事儿，听你姑的。这个家，你姑说了算。”

当天晚上姑姑就知道了。不知道谁告诉她的，反正她知道了。吃过晚饭，她把我叫到灶台边上，灶膛里还有点火光，映得她脸忽明忽暗。

“听说你想退学？”

我没吭声。

“你是怕家里供不起？”

我还是没吭声。

姑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伸手从灶台上把那盏煤油灯拿过来，吹了吹灯罩上的灰，搁在我面前。

“这盏灯是你奶留下的，”她说，“当年你奶守寡，一个人拉扯你爹和我，点这盏灯。后来你爹没了，你娘走了，我带你们回来，也点这盏灯。妮儿，你知道这灯照的是什么吗？”

我摇头。

“照的是希望，”她说，“灯亮着，就有希望。你念书，也是希望。这个家有我在，就有你们一口饭吃，有你们书念。念多念少是你的事，供不供得起是我的事。”

我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掉在膝盖上。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六

妹妹念到初三那年，出了点事。

她那时候在镇上念书，住校，每个礼拜回来一趟。有一回回来，脸色不对，饭也吃得少，话也不多说。姑姑问她咋了，她说没事。

晚上我听见姑姑和姑父在里屋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

“他姑，你是想多了吧？”

“我想多？你没看见那丫头脸色？肯定有事。”

“要不我去镇上问问老师？”

“你别去，我去。”

第二天姑姑就去了镇上。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脸色铁青。

原来妹妹班上有个男生，老是纠缠她，放学路上堵她，写信往她书桌里塞。妹妹不敢跟老师说，也不敢跟我们说，就一个人扛着。

姑姑第二天又去了镇上，这回是去找那个男生的家长。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反正从那以后那个男生再也没敢找过妹妹。

妹妹后来考上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是我们村第一个女大学生。走的那天，姑姑送她到村口，拉着她的手说了半天话。我听不见说的什么，只看见妹妹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后来抱着姑姑哭了。

姑姑给她擦眼泪，说：“哭啥？念书是好事，妈高兴。”

妹妹上车走了，姑姑站在村口，站了很久。我过去叫她回家，她回过头来，脸上挂着笑，眼睛红红的。

“你妹妹出息了，”她说，“咱家出息人了。”

七

我高中毕业那年，姑父病倒了。

他那些年太累，身子骨早就垮了，只是一直撑着。撑到我们都大了，撑到建国成了家，撑到我高中毕业，他撑不住了。

送医院那天，姑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攥着他的手，攥得紧紧的。姑父躺在担架上，还冲她笑：“没事，你别怕，没事。”

怎么没事呢？肝癌晚期，医生说准备后事吧。

姑父走的那天晚上，姑姑守在他床边，守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姑父醒过来一会儿，看着她，说：“他姑，这些年，苦了你了。”

姑姑摇头：“不苦。”

“俩孩子……”姑父想说什么，说不出来了。

姑姑说：“你放心，有我呢。”

姑父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办完丧事那天，姑姑把自己关在屋里，关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她又像往常一样起来做饭，喂鸡，扫院子。眼睛肿着，但脸上不显。

我问她：“妈，你没事吧？”

她说：“没事。你爹走了，日子还得过。你们好好的，他就放心了。”

我看着她端着盆去喂猪的背影，忽然觉得她的背有点驼了。

八

后来我们都大了，各奔东西。

我考上了省城的中专，毕业后在城里找了工作，成了家。妹妹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当了老师。建国学了木匠，子承父业，在镇上开了个家具店。建军当兵复员后去了南方，听说混得不错。

我们各忙各的，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姑姑一个人在老家，守着那三间老屋，守着那盏煤油灯。

我接她来城里住过几回，她住不惯，最多三天就要回去。说城里楼太高，憋得慌；说城里人说话听不懂，没处拉呱；说她那几只鸡没人喂，不放心。

有一回我回去看她，发现她头发白了大半，走路也没以前利索了。我问她身体咋样，她说好着呢，能吃能睡。我不信，带她去镇上医院查了查，也没查出大毛病，就是老了。

老了，这就是病。

那回我在家住了一个礼拜，天天陪她说话，听她讲以前的事。她讲我爹，讲我娘，讲姑父，讲我们小时候的事。有些事我都忘了，她还记得清清楚楚。

有一回她讲到半夜，忽然想起来什么，起身去把柜子顶上那盏煤油灯拿下来，递给我。

“这灯你带走吧，”她说，“留在我这儿也是闲着。”

我没接：“妈，这是你留的念想。”

她说：“我念想啥？我念想的是你们。你们好好的，我就啥都有了。这灯你带着，看见它，就当看见我了。”

我把灯接过来，灯罩上落了一层灰，擦干净了，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看着窗外的月亮，怎么也睡不着。这间屋子，这张炕，我睡了十几年。炕那头，姑姑睡得很沉，呼吸均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的皱纹更深了，她的头发全白了。

我忽然想起那年刚来姑姑家，妹妹抱着布老虎缩在我怀里，姑姑蹲在床沿边举着碗喂她粥。那时候姑姑还年轻，头发还是黑的，手上还没有那么多口子。

一晃三十年。

九

今年过年，我们四个约好了，一起回去陪姑姑过年。

建国开车，拉着我和建军，从镇上接上妹妹，一块儿往村里走。路修了，好走了，但村子还是那个村子，老屋还是那个老屋。

姑姑站在大门口等着，穿着那件过年才穿的枣红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见我们下车，她迎上来，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摸，嘴里念叨着：“瘦了，瘦了……胖了，胖了……黑了，黑了……”

我们围着她笑，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

年夜饭是姑姑做的，一桌子菜，摆了满满一桌。她说：“也不知道你们爱吃啥，就都做了一点儿。”我们都说爱吃，都好吃，抢着往嘴里扒拉。

吃完饭，我们把带来的礼物一样一样拿出来。建国给姑姑买了个按摩椅，妹妹给姑姑买了件羊绒衫，建军给姑姑买了个大电视。我没什么买的，就把那盏煤油灯还给了她。

“妈，这灯还是放你这儿吧，”我说，“你点着它，我们就能找着回家的路。”

姑姑接过灯，看了半晌，又把它放回柜子顶上。

那盏灯放在那儿，和三十年前一样。只是灯罩旧了，灯座上的漆也磨掉了，露出黄铜的颜色。但它还在那儿，等着被点亮。

守岁的时候，姑姑坐在炕上，我们四个围着她坐了一圈。她讲我们小时候的事，讲那些我们都快忘了的事。讲我第一天去她家，缩在门后不敢出来；讲妹妹第一次叫她妈，她哭了半宿；讲建国打架挂彩回来，她给抹红药水；讲建军教我算术，教不会急得直跺脚。

我们听着，笑着，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妈，”妹妹忽然问，“你后悔过吗？”

姑姑愣了一下：“后悔啥？”

“后悔管我们，后悔养我们，后悔这辈子……”

姑姑没让她说完。

“傻丫头，”姑姑说，“妈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把你们接回来。你们四个，都是妈的心头肉。你们好好的，妈这辈子就没白活。”

窗外响起了鞭炮声，新的一年到了。

姑姑起身去灶台边，划了根火柴，把那盏煤油灯点着了。火苗跳了跳，渐渐稳住，黄黄的，暖暖的，照得满屋亮堂堂的。

我们看着那盏灯，谁也没说话。

灯光里，姑姑的脸又年轻了，像三十年前那个冬天，她站在灶台边，吹了吹灯罩上的灰，揣进怀里，说：

“这灯是你奶留下的，带着吧。”

十

年后我们各奔东西，姑姑送到村口，还是站在那棵大槐树底下。

车开出老远，我从后视镜里看她，她还站在那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那盏煤油灯，我带回来了。

有时候晚上加班回家，点上它，看着那黄黄的火苗一跳一跳的，就好像姑姑还在身边，还在说着那些车轱辘话：

“妮儿，饿不饿？锅底还有点儿稠的。”

“妮儿，你想哭就哭，姑在这儿。”

“妮儿，灯亮着，就有希望。”

那年腊月的早晨，姑姑把我们带回了家。那年冬天的晚上，姑姑把那盏灯点着了，搁在我们床头。

一晃三十多年。

那盏灯还在，姑姑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