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思想封建，弟弟出生后我就被彻底遗忘，但没关系，我会装乖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赵招娣，出生于1976年。

三年之后，我妈又生了个弟弟。

家里人总说我懂事，还有福气。

说实话，我一点也没搞明白这两件事到底有什么联系，但从我学会走路那刻起，就知道要在人生有限的条件下，想办法过得更好。

也许，这就是一种本能吧。

我有两个姐姐，不过这是指活着的两个。

我呢，老五，本该和她们有一样的命运，可奶奶觉得家里接二连三死了两个女婴，阴气太重，难怪一直都没能生出男孩儿。

于是，她打算把我扔进荒山。

偏偏命运不肯那么轻易放弃我。

奶奶在去荒山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和蔼的老爷爷，老人说我将来一定能招来儿子。

奶奶被说动了，于是我终于被留下来了。

……

两岁那年，妈妈又怀孕了。

人们都说，小孩子能提前感觉到孕肚里孩子的性别。

奶奶招来大姐，温柔地问：“小花，你觉得你妈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别的什么？”

大姐也被问过很多回了，但总是傻傻地说：“奶，我不知道。”

然后奶奶一巴掌就拍了下来，“不知道？整天就知道吃白饭！”

我晃晃悠悠地走过去，摸了摸妈妈的肚子：“弟弟真乖。”

其实我不会提前知道婴儿的性别，但我清楚那不是别的什么，只能是男孩。

因为男孩就是我的弟弟。

那天早上，我的碗里多了个鸡蛋。

原来，鸡蛋竟然这么香。

到了我弟出生的那天，我们全家都守在门外，紧张得不敢松口气。

奶奶激动地走出来说：“生了，是个男孩！”

爸爸一下子大喊起来，眼睛红红的：“终于有后代了！咱们老赵家的香火总算传下去了！”

我张大嘴，看着奶奶和爸爸抱头痛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家里的期待和那份隐隐的重量。

原来，我和姐姐们都不算那个小家伙的后代。

那个皱巴巴、软绵绵的小东西，就是香火。

那年，我三岁。

三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

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之后，家里开始变了样。

奶奶原本还会偶尔抱抱我，可从那天起，她眼里只有那个襁褓里的娃。

爸爸过去会给我带颗糖吃，可现在买的东西，全都成了“给弟弟的”。

连妈妈也变了——明明她一直说男女平等、妇女顶半边天，是个有文化的女同志，可她似乎也松了口气，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向了那个哭声震天的小男孩。

我们家住在村子东头的老院子里，四间泥土房，一口压水井。

二姐比我大五岁，自从弟弟出生，她就自动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

挣工分、烧水、洗衣、做饭、哄孩子，什么活样样干。

可我呢？在所有人的忽视里，学会了静静地观察和揣摩每个人的心思。

妈妈经常说我“从小就很有心眼”其实那不叫心眼，那纯粹是本能。

就像一棵扎根在石缝里的草，要活命，就得学会弯着腰，拐着弯往前长。

五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弟弟突然高烧不退。

爸爸抱着他，飞快地往镇医院跑，妈妈披着外衣跟在后面。

我缩在被窝里，听着外头急促的脚步声，一声不吭。

第二天清晨，大姐正忙着做家务，他们带着退了烧的弟弟回来了。

妈妈累得靠坐在床头，喘着粗气。

二姐愣愣地站在旁边，轻声问弟弟怎么样了。

我端着一碗温水，小心翼翼地递过去：“妈妈，喝点水，别累着了。”

妈妈愣了一下，接过碗，眼神投向我。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眼里闪过的东西——不是不耐烦，也不是冷漠，而是一种短暂的、温柔的柔软。

我永远记得那种眼神。

弟弟很快就三岁了，他每天在村子里像只小猴子，到处蹦蹦跳跳，闹腾得不行。

可没人敢管他，我和姐姐们也不敢，爸妈更是舍不得骂他。

奶奶呢？她总觉得孙子没有错。

邻居来找我们理论的时候，奶奶却怪我们没劝住弟弟，没及时给人家道歉。

出了错自然要挨打，奶奶和邻居的怒火都得有人承担，而奶奶第一个揪上的，就是我——那个最瘦小的。

我真害怕，心里怕被打死的念头不断涌上来。

只要奶奶手一抬，我的眼眶就湿润了。

她的柳条还没落下，我就泪眼婆娑地盯着她，憋着嘴说：

“奶奶，是我没管住弟弟，是我的错，你打我吧……我也爱你。”

柳条停在了半空。

那个年代“爱”这个字眼连提都很难，我随口说出，竟让奶奶的心头柔软了些许。

当然，这也因为她别无选择。

她放过了我，却反手抓住了站我旁边的大姐。

大姐从来挨打时都不哭，奶奶用柳条打她，她总是硬挺着脖子，一句顶一句，死死站着不吭声。

奶奶越打越生气，柳条几乎快断了。

最后，是邻居看不下去了，出面说“算了”奶奶终于停止了，愤懑地把柳条扔到地上，抱起弟弟说：

“耀祖没吓坏吧？没事了，咱们去吃饭。”

那天晚上，奶奶蒸了两碗鸡蛋，一碗给弟弟，一碗给我，而大姐和二姐却没有。

大姐蹲在灶台旁，默默啃着窝窝头，我看了她一眼，并没说什么，自己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吃着鸡蛋。

我对大姐的心疼不是没有。

有一次我偷偷从自己的碗里分了一点鸡蛋，轻轻放到她碗里，她却不敢吃，反而当着奶奶的面，把那点鸡蛋放进了弟弟碗里。

她冲着奶奶傻笑，奶奶也朝我笑了笑，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颤。

所以，有些说话少的人，并不是傻。

家里能吃的好东西毕竟有限，多吃一口，别人就得少吃一口。

我如果把鸡蛋让给她，自己就只能饿肚子。

那时候，我才六岁，学会了怎么趋利避害。

但我也学会了另一招：嘴巴得甜。

奶奶腿脚疼，我就搬把小板凳给她坐，嘴里说着：

“奶奶你别站着，坐这儿休息会儿。”

这样我就能陪着奶奶，聊天，看着姐姐们忙家务。

爸爸刚从工地回来，我端水给他洗脸，还让他弯下腰亲亲脸蛋，说声“辛苦了”。

妈妈做饭时，我站在灶台边烧火，恭维一句：“妈，你做的饭真香，我以后也想学着给你做。”

妈妈就会先让我尝尝肉菜的味道。

那些话脱口而出，一点儿不费劲，甚至后来自己都分不清究竟是真心的，还是演出来的。

他们也分不清。

他们只觉得，老三这孩子懂事，贴心，会疼人。

我二姐就不一样。

她话少，做事倒踏实，但一开口就是扎人的话。

妈妈说她是“锯了嘴的葫芦，心里有数嘴上没门”。

我弟弟更不行，真是被宠坏了。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颐指气使。

他对奶奶喊着要吃糖，奶奶得马上腾出腿脚去镇上供销社买。

他跟爸爸说想骑大马，爸爸立刻趴在地上给他骑。

他根本不觉得不好意思，只觉得一切理所当然，所有人都该无条件为他服务。

他根本没必要靠甜言蜜语生存。

只有我需要这样。

所以，也只有我，能偶尔从他们这里挤出一点点好来。

八岁那年，家里出了大事。

那天，妈妈在地里干活时低血糖发作，忽然一头栽倒，失去了意识。

大家抬她回家，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色蜡黄得吓人。

二姐被吓得脸色煞白，慌忙跑出去喊我爸赶紧回来。

我弟弟站在床边，瞟了妈妈两眼，伸手探了探她的鼻子底下，然后回头跟大姐说：

“这装的吧？还有气呢，没死。”

二姐气得差点要揍他。

我没吭声，跑到厨房倒了一碗红糖水，小心翼翼地端到妈妈床边。

那时候妈妈已经醒了，闭着眼躺着，脸色还是很难看。

我跪在床边，端着那碗温热的糖水，眼泪一滴滴往下掉：

“妈妈，喝点糖水吧，别吓我……我可真的好害怕……”

妈妈睁开眼睛，她听见了我和弟弟说的话，眼神落在我身上。

那一瞬间，我在她眼里看到了一丝心疼。

她抬手摸了摸我的脸，轻声说：“乖，妈妈没事的。”

然后，她慢慢坐起身，接过红糖水，一口气喝了下去。

喝完还握着我的手，拉着我坐在床边，关切地问我饿不饿，是不是被刚才的事吓着了。

我弟弟在一旁嚷嚷：“妈，我也要喝红糖水！”

妈妈白了他一眼：“自己去倒。”

大姐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

那晚，妈妈把我搂在怀里睡觉，和爸爸商量说：我到了年龄该上学了。

其实奶奶本来想等弟弟也到了年龄，我能陪他一起上学的。

从那以后，妈妈对我好了一点，虽然她还是偏心弟弟，但有好东西时，也会分点给我。

那次爸爸买了两个黄桃罐头回家，弟弟一拿到就跑进屋吃了一个，另一个暂时没人动。

可我特别想吃，就自己打开了罐头，舀了一勺递给妈妈，“妈妈，你先尝尝。”

妈妈愣了一下，推开勺子，说：

“你自己吃吧，妈不爱吃这个。”

我说：“那我留着，明天给你吃。”

于是我把盖子盖上，塞到妈妈床头柜里。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那个罐头居然出现在了我的挎包里。

“妈妈，你不是喜欢吗？我留着你吃呢。”

妈妈笑了，轻轻揉揉我的头发：“有你这句话，妈就够满足了，快去吃吧。”

我正准备出门，弟弟从屋里追出来，喊：

“我的罐头呢？我还要呢！”

我没理他，一溜烟跑了。

能和妈妈一起分享，我心里暖暖的，给了弟弟就是白送，他根本拿不回去。

十岁那年，爸爸买了一袋橘子回来。

橘子平时太贵，我们家舍不得买，但那天爸爸心情特别好，破例买了满满一袋。

弟弟选了个最大的，一拿起来就吃。

我没说话，低头剥着手里的橘子。

剥完后，我把每一瓣白丝都细心地摘干净，然后走到爸爸面前，把一瓣橘子轻轻塞到他嘴边：

“爸爸，您工作辛苦了，您先尝尝。”

爸爸愣在那里，嘴里含着那瓣橘子。

弟弟看了，也机灵地剥了一个橘子，赶紧喂到爸爸嘴边。

爸爸看到我们都懂事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嘴里嚼着我喂的那瓣橘子，轻轻拍了拍我的头，什么也没说。

那一刻，温暖和幸福在家里流淌，简单的小事却藏着深深的爱。

那天晚上，他悄悄塞给我一毛钱，嘱咐我别声张。

我拿着那一毛钱，跑到供销社买了根冰棍，找了条河堤坐下，慢慢把冰棍吃完。

河水哗啦哗啦地流着，我舔着冰棍，脑子里想着好多事。

我想着我姐和她们现在大概还老老实实地在家喂猪呢吧。

冰棍最后一口舔干净了，我顺手一扔，把冰棍棍丢进了河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朝家走去。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听见隔壁房里，我妈和我爸在说话。

“老三这孩子，真是……”

我妈声音断断续续的，“比老大老二强多了，也就比耀祖差一点。”

“你现在才发现？”

我爸说：“老三随你，嘴甜，会讨人喜欢。”

我妈轻笑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拉了拉被子，盖住了脸。

随妈？ 我随的，不是嘴甜，是活下去的本能。

……

大姐从没读过书，刚满十八岁，晒得有些黑，但还是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可奶奶做主，把她嫁给了镇上三十四岁的屠户，那个屠户还有个十六岁的女儿。

我年纪还小，但都能感觉这桩婚事不太妙。

我爸在一旁默默抽烟，我妈却哭着说自己管不了，也劝大姐接受这门亲事。

大姐虽然难受了半天，还是答应了，后来还反过来安慰妈妈，说屠户人还算不错，有钱，以后常吃肉。

至于那个屠户女儿，早点嫁出去就好了。

我爸妈听了，都很高兴，笑得那叫一个欣慰。

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为大姐的妥协高兴，还是为了那一千块的彩礼钱。

二姐只读到小学毕业，成绩吧，也就那样，没多出彩，后来没办法，只能辍学了。

她本来还想继续念初中，可妈一听，直接说别念了，回家帮忙干农活去了。

二姐没办法，只好听奶奶的，第二天就跟着村里的人去了镇上的砖厂，那边搬砖。

砖厂里干活的大多是男人，可二姐硬是不服输，也把活儿干得不错。

一个月挣80块钱，几乎全上交，留给家里75块。

后来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成绩特别好，班主任还说我有潜力，让我一定得好好念书。

妈妈听了乐坏了，给我买了身新衣服。

我弟弟那年刚上小学三年级，成绩一塌糊涂，还老闯祸，老师几乎三天两头就叫家长。

我妈去了几回，回来就骂他，骂完还是那个惯法。

有一天放学，我路过砖厂，正好看到二姐从里面出来。

她身上穿着一身灰扑扑的衣服，头发上还沾着红砖的粉，脸晒得黑糊糊的，可她眼睛却亮晶晶的。

她看见我，愣了愣，然后笑着问：“放学了？”

我回答：“嗯。”

她从兜里掏出一块钱，递给我：“拿着，买根冰棍吃。”

我没接，她却硬塞到我手里，说：“姐挣钱了，拿着吧。”

我攥着这块钱，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忽然觉得酸酸的。

不过这感觉也就一闪而过。

回到家，我把那块钱夹在课本里，然后继续埋头读书。

我特别用功，成绩一直稳稳地排在年级前三。

我清楚，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得一直读下去，哪怕不择手段，也要把握这个机会。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心够坚强，能让我一直伪装到大学毕业。

可现实很快给了我新的抉择。

奶奶那天把二姐从砖厂叫回家，刚好是礼拜六。

那会儿我正在院子里给鸡喂食，忽然看见二姐从村口的土路上慢慢走过来。

她穿着一身灰扑扑的劳动布工装，头发随便用橡皮筋扎着，脸和脖子上的皮肤黑红发亮，那是砖窑里烤出来的颜色。

二姐走到院门口，放下肩膀上的蛇皮袋，向我咧嘴一笑：“小妹。”

她嘴唇裂开着，笑时还渗出血珠，模样让人心疼。

奶奶从堂屋走出来，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眉头紧紧皱着，像能夹死苍蝇似的：

“咋晒成这样了？”二姐低着头，没有说话。

奶奶侧身开门：“进来吧，去烧热水洗洗。”

那天下午，奶奶把箱底压着的那块香皂翻了出来。

那是去年过年时大姑带回来的，奶奶一直舍不得用，说是要留着“紧要的时候”。

她把香皂递给二姐，又找了条新毛巾。

晚饭时，二姐换上干净的衣服出来，那是一件大姐穿剩下的碎花衬衫，洗得发白。

她洗过的头发还没干，就披在肩膀上，黑亮油亮的。

奶奶看着她，点了点头：“好好养养，把皮肤养嫩白点。”

二姐端起饭碗，轻轻点头。

奶奶夹了一筷子咸菜给她：

“你三姨奶奶说镇上有家人，在街上开铺子，那儿人家儿子在县城上班，正想找个老实能干的媳妇呢。”

二姐的筷子顿了顿。

“砖厂那份活，我决定不去干了。”

奶奶皱了皱眉头，说：“这阵子哪里也别跑，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二姐低着头扒着饭，只嗯了一声。

……

那天晚上，二姐躺在我隔壁的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她的翻来覆去，让我也没法安稳入眠。

我知道，她和大姐不一样。

她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主意识。

我轻声地试探她：“你是不想嫁吗？奶奶给你挑的对象听起来还比大姐夫强呢。”

黑暗中，二姐没回话。

好一会儿，我以为她睡着了，却忽然听见她轻轻地说：

“小妹，你知道砖厂的窑洞有多热吗？”

“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热得想剥了自己一层皮。”

“但就是在那儿干活，我心里才能踏实。”

那一刻，我知道她彻底清醒了——清醒到知道父母和奶奶其实并不疼爱自己。

这种觉醒，是残酷的。

我没再吭声，只说了句：“睡吧。”

二姐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亮了她露在外面的脖颈。

那块皮肤深浅不一，像是褪色没褪匀的旧布，斑驳而无声地诉说着她的故事。

接下来的日子里，二姐真的没去哪儿。

每天清晨，她都忙着扫院子、喂鸡、做饭、洗衣服，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忙完之后，她就搬把小板凳，坐在屋檐下做些手工活，吹着凉风，神情平静。

偶尔村里路过的人见着她，会停下来拍拍她的肩膀，聊几句。

大家都会问：“咋不去砖厂了？”

二姐只是笑笑，摇摇头：“不去了。”

有人问在忙啥，她就说：“没忙啥，就呆家里。”

时间一久，村里传开了，说二姐是在家“养着”准备嫁人呢。

二姐听了这些话，也不吭声，只是低着头，手上的针脚剪裁得更快了些。

三姨奶奶是半个月后才上门的。

那天正下着小雨，院子里泥泞得走不稳脚，她踩着满脚泥件进屋，一进门就抱怨：

“这鬼天气，裤腿全是泥点儿！”

奶奶倒了碗水给她，又让二姐去灶房生火做饭。

二姐刚进灶房，三姨奶奶的目光从头到脚地打量她，像在评估一头牲畜的身价。

“三姐就是黑了点儿。”三姨奶奶低声对奶奶说。

奶奶也轻声回答：“是养着呢，之前刚回来那会儿，黑又瘦，难看得很。”

“身子倒结实，能干活。”

“在砖厂干了两年多呢。”

三姨奶奶点点头，眼睛又瞄了一眼灶房：

“长得还算周正，就是那家人，镇上开着铺子，儿子在县城上班，吃商品粮的，眼光高着呢。”

“他们不看女方家境，只要老实勤快、踏实。”

奶奶听着，满心信任：“我家二妮从小就乖，老实得很！”

我站旁边，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他们说的好像是二姐，又好似谈论一件物件，那种被衡量的感觉，让人沉默。

三姨奶奶走时，奶奶还把她送出去很远。

二姐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们渐渐消失在雨雾里，一动不动，眼神空洞。

几天后，奶奶说，男方那边答应了，要先相看相看。

那天我看着二姐被奶奶从头到脚地“收拾”了一遍。

她穿上了那件一直压在箱底的碎花褂子。

不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而是大姐出嫁前留下的那件，料子好，颜色也鲜亮。

头发重新梳理过，编成一条大辫子，扎着红头绳。

奶奶还翻出了一对银耳环，让她戴上。

那是大姑陪嫁的，二姐没耳洞，就那样夹在耳垂上，夹得生疼。

我盯着二姐看，忽然觉得她已经不像二姐了。

她更像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一个被打扮得等待别人挑选的“物件”。

男方跟着三姨奶奶一起来的。

一个五十出头的胖妇人，脸圆圆的，笑得很和气。

她身后是一个瘦高个年轻男人，穿着蓝色的确良衬衫，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

那人是在县城上班的。

奶奶忙不迭地迎进堂屋，倒茶递烟，脚步匆匆。

二姐从里屋出来，低着头，站在那儿，两只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那个男人的目光毫无掩饰地从头到脚打量她。

看完，他高傲地点了下头，嘴角勾起一丝笑，好像很满意的样子。

他们还和奶奶在说话，可我只记得那声音嗡嗡的，像夏天的苍蝇声。

二姐始终没抬头，她就那样站着，像被晒得蔫了的庄稼。

后来，他们走了。

奶奶送客回来，脸上带着笑，拍着大腿乐呵呵地说：

“成了！人家相中了！”

二姐抬头看了奶奶一眼，那眼神一闪而过，短得几乎让我以为看错了。

但那眼神里的东西，我到现在依旧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种空洞的感觉，像一口枯井，往里看什么都没有。

这件事定得特别快。

男方催着快办，因为儿子年龄不小了，想赶紧成家。

奶奶也说，二姐马上就二十了，在咱农村这年纪算老姑娘了，不能再拖了。

婚期定在腊月十六，离过年还有半个月，说是娶进门正好能过个团圆年。

那段时间，二姐变得比平时更安静了。

每天一大早，她还是照常起床做家务，可气色和精神都不太对劲。

她经常默默地坐在角落里，眼神越过院子，越过村口那条土路，望向远方一个连我都看不见的地方。

我叫她几声，她有时都没反应，得喊好几遍她才回过神来。

过了几天，她又开始活跃起来，没事就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转得特别仔细，好像在找什么遗失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她站在后墙根那里，一站就是好久。

那堵土坯墙是老屋子以前垒的，风吹日晒已经裂开了不少。

墙外是一条小路，通向村后的庄稼地，接着是大路，通向镇上，再延伸到县城和更远的地方。

我站在她旁边，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夕阳快落山，天边被染成一片火红。

暮色中，那条小路显得模糊不清，像是隐约连通着世间的未知。

太阳暖暖地，但我心里却凉了半截。

到了腊月初三，二姐突然跑了。

那天奶奶去镇上赶集，说是要买几尺布，准备给爸妈过年做新衣服。

其实，虽然二姐马上就要出嫁了，我还得上学，奶奶却没给我们俩置办新衣裳。

弟弟早早跑出去玩了，家里只剩我和二姐。

我正蹲在院子喂鸡，她在屋里收拾东西。

我瞥了她一眼，背上背篓喊声说要去挖野菜，就出门了。

等我提着半篓野菜回来，院子里只见奶奶面色铁青地站着。

她盯着那堵后墙，胸口起伏得厉害，咬着牙说道：“跑？我看她能跑到哪儿去。”

奶奶拉着我去村长家借电话。

电话那头奶奶声音大得快要破了墙，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对，她肯定是想去镇上……”

院子里阳光依旧温暖洒落，可我浑身却是一阵阵冷颤。

那天傍晚，二姐被大姐绑着送了回来。

大姐得意地说，二姐一路跑到镇上，还在汽车站等着买票，就被她一眼给盯上了。

大姐骂她，活得好好的就知道找麻烦。

我心里气二姐，难得跑出村子，到了镇上咋就不会装装，伪装一下呢？

真当没人能抓住她？

不过，说到底，也许她没想到那个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大姐会认出她。

大姐，其实也是被奶奶逼着嫁人的人。

当初的泪水早已忘记，她变了许多。

我望着她正和奶奶说话的背影，忽然有种错觉，好像大姐长得越来越像奶奶了。

二姐被硬生生推进院子，她站在那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满身的衣服沾满灰尘，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留着泪痕，不过泪已经干了，只剩下斑驳的印记。

奶奶坐在堂屋，淡然且深情地说：“把她关起来，好好让她想清楚。”

大姐扫了二姐一眼，也没说什么，反手就把二姐推进柴房，外头一锁门。

我心里忐忑，不知该不该继续帮二姐。

理智告诉我，不能再让她跑了，要不然家里的管制只会越来越紧，我也会更难活。

但脑海里却突然浮现出那块夹在书里的钱，是二姐偷偷给我的。

趁着夜深人静，我悄悄从柴房的窗户往里丢进一包安眠药，那是我一年前从小姑家偷来的。

二姐被锁了整整三天。

奶奶每天亲自送饭，严格不让她和外人接触。

三天后，二姐终于想明白了，向奶奶认错，还保证以后会乖乖地嫁人。

家里一下子又热闹了起来，她认真操持着家务，好像变了一个人。

二姐嫁人前一晚，特意下厨炒了一顿菜，还热情地给家里每个人夹菜，说着舍不得的话。

我把她夹给我的菜一口口全吃完。

然而，二姐这回真的是跑了。

听到消息，在外地打工的爸妈立刻辞了职回家找人。

毕竟，嫁人的彩礼比他们一年辛苦挣的工资都高。

他们找了两三个月，始终无果，天天抱怨着。

最后，还是奶奶冷冷地说：

“别找了！当那个死丫头死外面了吧，等耀祖有出息，她休想跟家里扯上关系！”

日子还在照常过，只是爸妈不再愿意外出打工了。

爸爸嫌累，妈妈嫌周围陌生人太多，没人聊得来。

家里突然失去了收入来源。

我本以为奶奶会逼我辍学回家，也打算劝爸妈再忍几年，继续工作给耀祖攒些“老婆本”但事情远比我想的复杂。

没想到我还没动手，问题就已经顺利解决了。

大姐真是个有魄力的人。

她知道娘家的情况后，担心家里把她当时嫁出去的彩礼钱全花光了，到时候没钱养活弟弟，饿着他怎么办。

于是，她马上找了个出价高的家庭，把继女嫁了出去，把彩礼全部交给了奶奶。

奶奶一边数钱一边说：“我就知道小花是个懂事的孩子。”

“只是不明白你家那个人挣的钱，怎么不给你管？弄得你想拿钱都得费那么大劲。”

她又安慰我姐，“他是不是对你不好？你就大胆跟他闹，问问是不是不想要他儿子了，别怕，有娘家撑腰，你随便闹去吧！”

大姐听了，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了。

最终，她真的把钱拿到手了。

从那以后，大姐成了我们家最尊贵的客人，奶奶的腰包一天比一天鼓。

中考那年，我考进了县里重点高中。

妈高兴得不得了，杀了一只鸡炖汤给我喝。

弟弟一边嚷嚷也要喝，我妈赶紧先给他盛了一碗。

结果他喝了一口就摔碗：

“这是什么汤，没放盐！”

我妈没有骂他，只是耐心地把碎碗扫干净、加了盐，又重新盛了一碗。

现在的弟弟跟我完全不一样，从小被惯坏了。

上了初中后更是无法无天，逃课、打架、抽烟，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妈管不住他，爸又舍不得打，最终两人干脆选择了不管。

妈一直担心，如果将来我们都帮不了弟弟擦屁股，家里怎么办。

爸拍了拍妈的肩膀说：“别太担心，他还有姐姐呢。”

这时，大姐跟着扶着腰挺着肚子，笑呵呵地说：

“妈，你别担心，还有我呢！”

我也赶紧接话，“爸妈你们放心，等我上了大学，你们就能轻松享福了！”

后来我上了高中，整整三年都住校，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每次回家，妈妈都会准备一大桌我爱吃的菜。

可我弟弟总是看我不顺眼，他有时候会摔筷子，有时候甚至摔门，让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到了填志愿那会儿，我成绩超好，几乎哪些大学都能选。

我本来打算都填北京的学校，心里就是想去首都瞧瞧，感受一下大城市的氛围。

可对外我都说去深城，还特意跟家里人说想去那边挣钱，多给他们花花。

其实我知道，虽然这些年他们对我还算不错，但我从来没敢完全放下心防。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当初的防备不是多余的。

我顺利参加了高考，还真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那会儿，我联系了朋友，托他给家里送回一张假的通知书。

通知书那天一到我家，妈抱着那张纸就哭了。

爸一脸骄傲，最后还说了句：“好，好，老陈家总算出了个大学生！”

我弟弟站门口瞟了眼那张通知书，冷嘲热讽地说：

“不就是个大学吗，有啥了不起的。”

我懒得和他争辩，转身正好撞上奶奶那阴森森的眼神。

奶奶把爸妈叫到一边去了。

我看到他们站远处密谋，终于我爸吐出一口烟，丢下烟头踩了踩，回头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感觉周围的空气突然冷了下来，像是预示着什么不妙。

我盯着爸的嘴型，清楚地看到他唇形吐出一句话：“那就别让她走。”

这话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里，没想到我装了这么多年，最终还是败给了他们的谨慎和算计。

不久，我妈抢过我的录取通知书，神情复杂地说：

“听你奶奶说，这通知书值钱得很，卖给那些想上大学的人，人家排着队要呢！”

我没想到那个老不死的竟然还能想出这么“时髦”的歪门邪道，连这事儿都不放过。

我没有反抗，迅速接受了他们的安排。

毕竟，我这个“准大学生”的身份，成了他们眼中一张能换来丰厚彩礼的“资本”。

彩礼钱当然是顶格收，他们还要“优中选优”挑最好的女婿。

这一切仿佛一场无声的交易，而我，只能无奈地成为被牵线搭桥的棋子。

空气里弥漫着寒意，心头却更冷。

我在家里享福了整整两个月，好吃好喝的，他们却还在等着下一户人家抬价。

眼看开学临近，我也没法再陪他们胡闹了。

那天一早，我特地孝顺了一回，给奶奶洗了她屋里的尿桶，还顺手把它晾在了院子里。

结果晚上回去时，我一不留神，竟忘了把尿桶拿进屋。

奶奶晚上经常起夜。

这不，半夜她发现尿桶没了，嘴里嘟囔着骂骂咧咧，拎着手电筒拄着拐杖往茅厕走去。

我趁她刚进茅厕的时候，偷偷溜进奶奶的屋子，掀开凉席，一把抓出了两大把钱。

动作利索地把钱藏好，盖上凉席，急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不多时，奶奶回来了，院子里又恢复了那份难得的宁静。

我等着家里的人都睡着了，背上所有行李，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门。

借着两个板凳，干脆利落地翻过院墙，心里全是冲出那个村子外的念头。

风自田野里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气息。

那是自由的味道，沁入心脾，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仿佛一切都在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