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 | 英雄父亲老革命

英雄父亲老革命

讲述人：褚建军

讲述时间：2023年4月29日

整理人：赵建雄

褚海生（1928—2013），山西太原娄烦人。1942年1月，在静乐县二区常家坡村当民兵；1943年4月，参加八路军晋绥军区一二〇师；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月，在晋绥军区八分区二支队二小队任副班长；1946年10月，在一二〇师三九八旅六团任班长；1947年11月，在晋绥军区一兵团一军二师六团任文化教员；1948年10月至1951年3月，在西北军区一军先后任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1951年6月至1959 年初，在六十四军先后任高机连政治指导员，青年股副股长，管理股副政治协理员、政治协理员，干部股股长、四级干部助理员；1959年12 月，在沈阳军区司令部通信枢纽部任政治协理员；1960年3月，在六十四军一九二师五七五团任营教导员；1962年3月，在沈阳军区防化学器材仓库任政治处主任；1963年9 月，在六十四军一九二师五七五团任副团长；1965年10月，在沈阳军区防化五团任政治委员；1970年8月起，转业地方工作，先后在大连港务局西区政治部任主任、营口港务局政治处任主任；1971年3 月，在营口市盖县徐屯公社插队，任干宣队组长。1972年9月，被调回娄烦县工作，任县工交组副组长；1982年9月，任县商业局副局长、党总书记；1985年4月，任县财贸委员会副主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政法委主任等职。1990年4月离休。

一年一清明，一岁一追思。清明节刚过，今年是我追忆父亲的第十个年头了。记忆的大门一经打开，真是令人百感交集。

父亲一生从事革命工作，担任过一些领导职务，1994年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享受副司局级待遇。他留给我们的物质东西并不多，更多的是通过言传身教，把他的革命理想、献身精神、无私品行、高尚操守、谆谆教诲等留给了我们。父亲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始终坚守着一颗爱党为国为民的初心，保持着革命军人的优秀本色，他在不断完善自我的同时，一直也在用心回报社会。他用不懈的奋斗和崇高的追求彰显了一名中国军人、一名中共党员矢志不渝的社会责任感和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他的光辉形象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镜子，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廉洁自律，我们的孩子在学习和成长的道路上勤奋努力、刻苦上进、向善向好，这些跟我们的父亲是分不开的。

英雄的父亲

我父亲1928年1月7日出生在山西省娄烦县庙湾乡常家坡村的一户农民家庭。娄烦是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高君宇的故乡，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因为受到进步革命思想的影响，我父亲高小毕业后，于1943年4月就参加了八路军，当时他才十五岁；1948年3月30日，我父亲二十岁，在陕北宜川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一开始参加的是八路军一二〇师二支队，历任八分区二支队战士、二小队副班长、班长，并参加了多次抗击日伪军的游击战、伏击战、围困战。2006年，电视剧《吕梁英雄传》在央视热播，剧中抗日民兵的鲜活形象深入人心，这些民兵英雄原型就在娄烦，剧中围困日军据点的战斗故事就是取材于发生在1944年的娄烦镇围困战。我父亲当时才十六岁，他参加了那场战斗。1942年8月21日，日军占领娄烦镇，随后，他们围绕娄烦镇修建了碉堡群，对娄烦人民进行血腥镇压。1944 年8月中旬，抗日民主政府和晋绥八分区二支队在蒲峪村成立指挥部，决定拔掉祸害百姓已久的娄烦镇日军据点。这以后的一个多月，我父亲所在的二支队战士和民兵用火攻的办法，将镇四周的四座小炮台先后端掉，驻扎在里面的日、伪军也被全部消灭。不过，仍有三十七名日军、一百余名伪军和伪警察固守着山石梁大碉堡和四座炮楼。面对顽敌，我父亲和他所在二支队的战士，还有当地民兵采取围困战术，击毙敌哨兵和走出炮楼的敌兵，并抓捕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一时间，敌人只能龟缩在炮楼里，成了瓮中之鳖。9月22日，我军正在对日军碉堡进行围困的时候，娄烦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那就是由《时代杂志》《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多家国际知名媒体记者组成的国际盟邦记者团。国际盟邦记者团来到了距山石梁碉堡仅有两公里的蒲峪村。他们要亲眼看看，八路军和民兵是怎么对付日军碉堡的。9月23夜晚，二支队支队长林海清、政委孙继争带着部队和民兵队向娄烦镇日军据点发起了强攻。战斗从23日夜里打到24日傍晚，敌人虽然遭到重创，但仍然凭借强大的火力和坚固的碉堡工事继续顽抗。“怎么办？”“上炸药，让鬼子们坐土飞机！”24日晚，在支队长林海清的指挥下，我父亲和战士们，率领民兵运输队通过事先挖好的地道，将2.5吨自制炸药放置在两座碉堡下面。25日，司令员王长江带领记者团来到了距敌碉堡只有几百米的阵地前。看着异常坚固的日军碉堡，看着我军的劣势装备，记者们纷纷提问：“敌军碉堡这样坚固，你们有多少门大炮呀？没有大炮能打下来碉堡吗？就凭你们的这些小战士和民兵吗？”司令员王长江风趣地回答：“我们的‘炮弹’早就钻进敌人的屁股底下了！”正当外国记者们疑惑不解之时，“轰隆”一声巨响，两座碉堡飞上了天。就在这时候，我父亲和他的战友，还有民兵们在嘹亮的冲锋号鼓舞下，与挥动着大刀、长矛、镢头、铁锨的群众一起冲向敌人，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逃跑也来不及了，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这一幕，把盟邦记者团的记者们彻底惊呆了。“你们八路军的战术真高啊！”回过神来的记者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回到延安后，记者们饱含激情地向全世界发出报道。其中，美国记者福尔曼写下轰动世界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后来翻译为《北行漫记》，最后一个章节就专门记述了我父亲他们进攻娄烦日军据点的过程。父亲说，那一次，他也是冲在最前面，面对敌人机枪、炮弹的疯狂反击，面对2.5吨自制炸药的全面开花，他一点儿也没有害怕，心里就是想着要跟战友们一起，尽快打掉敌人的碉堡。

1945年，父亲还参加了绥包战役。那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发动绥远战役，第一次绥远战役在包头打响，也就是绥包战役。11月，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在包头沙尔沁召设立了指挥部，八路军晋绥军区向踞守包头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在那次战役中，八路军迅速扫清外围，虽然歼灭了一部分国民党守军，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时值冬季，天气寒冷，指战员衣服单薄，加之土工作业及部队后勤补给遇到极大困难，而国民党守军人数众多、准备充分，一时难以攻克包头。参战的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2月4日、14日先后撤出对包头、归绥的包围，转入休整。父亲说，第一次绥包战役，历时五十余天，虽未实现预定目标，但歼灭了1.2万敌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控制平绥铁路的企图。那一场战役，打得十分惨烈，部队进攻多次受阻，战士们饥寒交迫，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部队每一次发动进攻，父亲都冲在前面。

1948年2月，参加解放西北的瓦子街战役时，父亲任文化教员兼排长，他先是带领两名卫生员负责抢救伤员，他们机智地通过敌人的两道密集封锁线，完成抢救六名伤员的任务；战斗中，他又带领突击队冲入敌人阵地，消灭敌军三百多人，并俘虏了一名国民党军副团长。那一次父亲腿部多处负伤，其中有一块弹片飞进了他的身体，因为战事吃紧没有取出来，这块弹片伴随了他一生，后来，我父亲被评为“革命伤残军人”并荣立二等功一次。1948年5月，在参加陕西邠县西府战役中，父亲任副政治指导员，他负了伤却仍然坚持战斗不下火线。1949年8月参加扶眉战役，父亲任连政治指导员，他带领一个排的战士，顺利完成掩护步兵运动任务，全排受到通报表扬，并获得奖旗一面。1950年1月，父亲随第一野战军一军二师进军青海大剿匪，调武工队配合进攻时，父亲任六团政治指导员，他认真执行回民政策，大力宣传我党我军争取散匪的有关政策。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说服三名国民党反动军官坦白投诚，并缴获六挺机枪、四十二支步枪，取得剿匪工作胜利，受到师政通令表扬。父亲说，那一次战役中，无论是与匪首谈判，还是与匪军交战，时时处处都有危险，每一次都有回不来的可能，但父亲他们抱着赴死的决心，毅然决然地参加每一次行动，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父亲响应毛主席“保家卫国”的号召，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入朝后，他担任连政治指导员，在工作中积极负责、敢挑重担。有一次，部队连续十八天行军，他带领的全连战士未发生掉队、落伍等情况，每到宿营地，父亲都不顾疲劳，深入班排关心、了解、掌握战士们的各种情况，做到了及时奖评、奖罚分明，因此受到团部表扬。

在二十八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参加过大大小小战斗数百次，多次立功，三次负伤。父亲曾荣获过许多奖章、纪念章，比如：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西北纪念章、青海军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出征纪念章、解放东北纪念章、人民功臣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平万岁纪念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等。父亲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革命军人、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

老革命作风

1970年，我父亲服从党组织安排，从部队转业到大连港务局西区任政治部主任。1972年9月，为支援家乡建设，父亲向组织提出申请，自愿回家乡娄烦县工作，先后担任县工交组副组长，县商业局副局长、党总书记，县财贸委员会副主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政法委主任等职务，直到1990年4月离休。

在地方工作二十多年，父亲不居功，不自傲，不追求生活享受，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他的“老革命作风”在工作和生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父亲在部队学习成长，在地方搞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开他的刻苦勤奋、廉洁自律和坚持原则的老革命作风和习惯。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兄弟姐妹。我记得上小学时，暑假作业有一项是练毛笔字，由于贪玩，我胡乱写了几个字，就急急忙忙找小伙伴玩耍了。下班回家的父亲发现了我的潦草行为，他黑着面孔狠狠地批评了我，也许是出于对父亲的害怕，我从那时候起做什么事都不再三心二意，后来我也不自觉地将这份认真带到了工作中，并且传给了我的孩子。

父亲不仅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他一生也酷爱学习。我小时候遇到不认识的字总是问他，他基本上都能说出来，他还能写一手好字。我对父亲能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儒雅的文人气质感到敬佩和惊讶。我们兄弟姐妹都这样想过，父亲难道仅凭读两年高小的私塾就能做到这些？其实不然。父亲对我说过：“学习主要是要养成主动自觉的习惯。你们现在条件好，可以在学校系统地学，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个条件啊！所以，你们要珍惜时间，珍惜机会，要学会见缝插针，有时间就学。”

父亲有一个爱翻字典的习惯，他能熟练地运用字典自学。这个习惯父亲一直保持到他八十五岁。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子女教育是很严厉的，特别是在学习方面，我们总是非常怕他。我们最怕见他的时候，就是拿考试卷子和期末成绩考评让他签字，这等于主动找他挨训，虽然平时他对我们的学习并不过问。父亲总爱以他自己的学习经历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什么是天天向上？父亲说：“就是不断地进步。只有树立理想，才能有学习的动力，才能学得精，学得好……”

父亲常常用一首诗来鼓励我们：“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他要求我们多读书，读好书。父亲不仅要求我们，也同样要求他自己。父亲在大连港务局海港机修厂任职时，为了使单位干部职工的素质有所提高，他想尽办法找各种相关学习书籍，亲自抓深抓细学，使工厂的面貌得到很大的改善。受父亲影响，读书成了我每天必须要做的事。

父亲平时比较儒雅随和，但他在是非面前十分讲究原则，我们兄弟姐妹一旦做错了事，母亲会像护小鸡一样护着我们，总会说小孩子调皮，长大就好了，父亲却认为“子不教，父之过”，他会批评指正我们的错误，让我们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反思和成长。所以，在我们的记忆和认知里，父亲绝对不是一个蛮不讲理之人。他只是不允许我们不学习、不听话，更不允许我们做一些违反原则、违反纪律、不守规矩、有违道德的事。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是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荡荡做事。父亲也从来不会为我们家里的事以权谋私，不让我们占一点点公家的便宜，他从来没有利用他的职权照顾过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和母亲。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各自工作岗位的。

父亲在商业系统任党总支书记期间，他深刻地认识到，商业发展，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从部队到地方，由于角色发生了转换，为尽快加强商业系统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他积极下基层，走访调研，了解情况，征求民意，虚心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针对商业系统行业的特殊性，他把基层党建工作做到下属公司和营业网点，力求党建工作戒虚务实，使基层党务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同时他经常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作风，要做到不占不贪、担当尽责，而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为人表率。

1990年4月，我父亲离休，但他仍然怀着满腔的爱国爱党之情，仍然关心着人民群众。1991年华东大水灾、1996年太旧路建设、1996年山西引黄入晋、2008 年汶川大地震，我父亲都以一个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的身份，带头主动捐款缴纳特殊党费，支持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支持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父亲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别人的甚多。他从来不夸耀自己，也不会拿自己过去的英雄事迹来教育别人；但他总是希望别人进步，希望别人行得端走得正，包括我们家人和他的同事。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我们全家人都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学习用功、做事踏实、工作努力、与人为善、积极向上是我们的良好家风。

我的父亲是一位平凡又伟大的好父亲。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给儿女们留下了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我们将永远铭刻在心，世代相传。

编辑 | 刘家瑜

2026年

《山西妇女报》《生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