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闹钟、铜戒指甚至铁树！少年到案拒不开口，检察官请来了“一夜白头”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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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

成立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

这是我国检察机关最早专门办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小组

是“未成年人检察”的前身与起点

时任组长的丁永龄如今已年逾古稀

她告诉《方圆》记者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

少年起诉组已经成立40周年了，

今年淼淼也有52岁了”

在丁永龄办理的案件中

很多孩子的面孔已经逐渐模糊

但唯有淼淼

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印象鲜明

少年多次偷盗，却不为钱财

1990年，刚满16周岁的淼淼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逮捕，案件侦查终结后，由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移送至长宁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丁永龄翻开厚厚的案卷，一页页笔录、一份份估价单、一张张现场勘查照片，勾勒出一个胆大、随性、毫无法律意识的少年形象：从1989年底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淼淼单独或伙同他人在长宁区多处连续作案，盗窃对象涵盖居民住宅、街道文化站、烟酒杂货店，甚至连自己居住的小区也不放过。

淼淼作案胆子极大，常趁户主出门，光明正大“闯空门”，甚至还偷配户主家的备用钥匙，伺机入室。

1990年春的一个上午，淼淼携带老虎钳等工具，撬锁进入一居民家中，正欲作案时被当场抓获。当时，盗窃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常见的罪名，但丁永龄却从案件细节中发现，淼淼和其他人盗窃的目的不同——

他可能不是为了钱。

淼淼盗窃的财物种类繁杂，除了人民币和粮票这些值钱的硬通货以外，他从不放过香烟、酒等消费品，更是把粗花呢男式西装、皮夹克、牛仔服、自行车这类彰显年轻人“时髦”的物品收入囊中。

淼淼盗窃的财物中，还有一些小玩意儿——好看的闹钟、几块金币巧克力、一个印着双喜的铜戒指，甚至还有几棵盆栽的铁树。

这些东西，他都是随性处置：喜欢的自己留着，不喜欢的、看不上的，随手就送给了身边的小伙伴，剩下的钱自己挥霍一空。

“他不是被生活所迫，更不是有预谋地敛财。他把盗窃当成一种满足自己心理的方式。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对错边界，也没有法律底线。”丁永龄心里清楚，这不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而是一个是非观完全空白、不懂法、不辨善恶的孩子。他的盗窃行为危害社会，但他的内心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未成年人案件和成年人案件区别很大，小孩子不懂法、很天真，动机单纯，更容易教育、挽救、改造，我的经验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拉回来。”丁永龄说，

“像淼淼这样的孩子，简单起诉、判刑容易，但真正拉他一把、让他明白是非对错、走正道，才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真正意义。”

总有一道缝隙，能撬开僵持的局面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按照程序，检察官必须提审犯罪嫌疑人，核对事实、听取供述。

可谁也没想到，面对检察官，16岁的淼淼成了“哑巴”。

第一次提审，丁永龄和同事来到看守所。隔着提审室的玻璃，她看到一个身材瘦小、充满倔强气质的少年。面对丁永龄和同事，淼淼双手抱在胸前，满脸抵触。丁永龄放缓语气，问他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想慢慢拉近和他之间的距离。可淼淼连眼皮都不抬。无论检察官问什么，他都一句话不说。讯问无奈结束。

淼淼在看守所中也是如此吗？丁永龄找到看守所民警，对方反映，淼淼在监所里极为任性，不吃饭、闹脾气，谁教育都不理，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结合案卷和淼淼的反应，丁永龄判断，问题不在孩子本身，而在其家庭。

第一次联系淼淼父母，他的父亲觉得淼淼给他丢人了，不愿露面，只有淼淼母亲来到检察院。谈话时，淼淼母亲只说夫妻俩平时工作忙，对孩子关心不够，孩子跟着外面品行不好的人学坏了，希望检察院从轻处理。

丁永龄意识到，淼淼的母亲并没有说出家庭的真实情况，但她没有指责，只是诚恳地说：“我们不是要把孩子一判了之，他才16岁，人生路还很长，我们想和你们一起拉他一把。希望您回去之后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再来沟通。”

第二次提审，淼淼依然一言不发。那些用于其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沟通技巧，在淼淼这里全都无效。

第三次提审，淼淼只抬头说了一句话：“我要是招了，你们马上就放我回家？”

“你这是在谈条件？”丁永龄看着淼淼说，“你说了我也不可能马上放你走。在起诉你之前，我希望你能把问题想清楚、讲清楚，自己错在哪里，认识到错误，我们才能考虑怎么处理。”

这下淼淼又不说话了。

三次失败的提审，让丁永龄的同事有些泄气，说：“这个小孩没救了，干脆起诉算了，不要再跟他搞了。”然而丁永龄并没有放弃，淼淼家庭的原因并未摸清，她始终觉得，总有一道缝隙，能撬开僵持的局面。

而此时，淼淼母亲主动等在检察院门口，要和丁永龄深谈。

再次见到淼淼母亲，丁永龄震撼不已。“她的头发肉眼可见地变白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有人‘一夜白头’。”

这一次，淼淼母亲终于说出他们家庭的真相：淼淼是他们家“三代独苗”，家里4个老人极度溺爱淼淼，对他有求必应。所以，孩子被惯坏了。想要的东西，老人必须满足，不满足就躺在地上大哭大叫、歇斯底里，直到老人妥协。父母想管教，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护着，根本插不上手。久而久之，孩子养成了极端任性的性格，只要是他想要的，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得到。这次出事，4个老人急得卧床不起、几天不吃饭，3个家庭都被拖入痛苦之中……

淼淼母亲说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丁永龄看着眼前这个满头白发的女子，心里又酸又痛。她郑重地向淼淼母亲提出3个要求：第一，不要再护短、不要再溺爱，必须让孩子知道错了就要承担责任；第二，配合检察院教育孩子，帮孩子认清错误，如实交代罪行；第三，承担起父母的责任，不能把孩子完全推给老人。

淼淼母亲含泪答应。她终于明白，孩子走到今天，不是简单地学坏，而是家庭教育错位造成的。她一再表示，要和检察官一起挽救自己的儿子。

一次大胆的尝试

案件审查期限一天天逼近，所有人都觉得，只能放弃提审、依法起诉了。但和淼淼母亲谈话后，丁永龄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提审时法定代理人能不能到场，当时的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

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孩子拒不配合，那么，能不能让孩子的母亲到场，一起参与提审？

丁永龄知道，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尝试，没有先例，没有规范，甚至要承担风险。但她更知道，面对这个沉默、倔强的少年，只有亲情能打破坚冰，只有他的母亲能让他放下戒备。

丁永龄把想法向时任长宁区检察院检察长汇报。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检察长同意试一试，并叮嘱她务必稳妥。丁永龄又提前和公安机关沟通，说明尝试的目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看守所的支持。

一切准备就绪，第四次提审时，当淼淼看到母亲出现在提审室，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原本紧绷的身体软了下来，倔强的眼神里闪过慌乱、委屈，还有一丝依赖。他低下头，不敢再看母亲。

丁永龄轻声开口：“淼淼，我们今天把你妈妈请来，是想和你妈妈一起，帮你把问题说清楚。你一直不说话，解决不了问题。你犯了错，只要如实交代、真心认错，法律会给你机会。”

淼淼母亲忍住眼泪，对淼淼说：“倪子（上海话‘儿子’），你把做过的事情跟检察官说清楚。你错了就要承认，态度好了，才能从轻处理。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等着你回家，你不能再任性了。”

听到母亲的这番话，一直沉默的淼淼终于动了动嘴唇，一点点开口，交代了所有盗窃事实。

在这次提审中，丁永龄见缝插针，探寻淼淼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家里，你和谁最亲？”丁永龄问。

“爷爷奶奶。”淼淼低着头回答。

“为什么呀？”

“他们对我最好，我要什么，他们都给我。”

“你合理的要求他们满足，不合理的要求也会满足吗？”丁永龄追问。

淼淼理直气壮地回答：“为什么不？他们就我一个孙子，就该什么都满足我。”

“所以就把你养成了现在这样任性、不懂法的样子是吧？”

“我确实不懂法。”淼淼的声音低了下去。

丁永龄叹了口气：“你现在涉嫌犯罪了，就要好好学习下法律。”之后，丁永龄没有说教，只是告诉淼淼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他会去思考我的话。”丁永龄回忆，“他的眼睛盯着我，说一句‘我懂了’。有时候我的话和他的认知‘打架’，他要愣很久，才说一句‘我知道了’。”

“淼淼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可以教育和挽救的。我说的话，他当时到底听进去了多少，懂了多少，我不知道。但他还小，教育埋下的种子，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发芽。”丁永龄说。

案件随后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丁永龄发表公诉意见，既指出淼淼盗窃数额较大、多次作案、危害他人财产的犯罪事实，也重点说明：被告人作案时未满18周岁，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较好，家长积极退赔赃款赃物，建议法庭依法从轻处罚。

法庭教育环节，丁永龄没有念稿子，而是让淼淼看着他身边的母亲，一字一句地说：“淼淼，你看看你的妈妈，一夜白头；爸爸为了给你退赃夜夜加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为了你卧床不起、吃不下饭。你从小被宠着，要什么有什么，可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有规矩、有法律，不是你想要就能拿。你今年才16岁，人生还很长，这次犯错是个教训，只要你真心悔改，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家人不会放弃你，我们也不会放弃你。”

话音未落，淼淼“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反复说：“我错了，我对不起爸妈，对不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我一定改好。”淼淼母亲抱着儿子，泣不成声。

1991年初，上海市长宁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淼淼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追缴赃款赃物发还失主，作案工具予以没收。判决作出后，淼淼没有上诉，真心接受处罚。

教育埋下的种子发了芽

一年六个月的刑期，对16岁的淼淼来说，是惩罚，更是成长。服刑期间，他规律生活、学习法律、学会自律，不再是那个任性胡闹的孩子。1992年，淼淼刑满释放，回到家中。

丁永龄一直惦记着这个孩子，在他出狱后多次回访，关注他的生活与思想变化。

出狱后的淼淼，没有回到以前的朋友圈，拒绝了曾经同伴的联系，找了一份校办工厂的临时工工作，踏踏实实干活。

回访中，校办工厂的负责人告诉丁永龄一件小事：有一次，淼淼外出帮工厂采购物品，商店店员悄悄对他说：“发票多开点，多出来的钱我们分了。”放在以前，淼淼或许会觉得这事“有钱赚、占便宜”而欣然同意。

可这一次，他当场拒绝了商店店员，并认真地说：“不行，这是骗领导，是错误的，我不能做。”

这件小事，让丁永龄无比欣慰——这个曾经“想要就拿”的少年，终于建立了正确的是非观，懂得了底线，学会了拒绝诱惑，真正从心里认了错、改了错。

在第一次回访时，淼淼还拘谨地叫丁永龄“老师”，再次见面，淼淼说：“我还是叫你阿姨吧。”

“他说他觉得我一点也不凶，但讲话蛮厉害的。”丁永龄笑着回忆，“他说他印象中司法机关的人都有一种压倒人的气势，很凶，让人害怕。但我不一样。”

淼淼告诉丁永龄，在监狱那一年多时间里，他不睡懒觉，遵守规章制度，还学了电脑。那个年代，学电脑是件新鲜事，丁永龄为他高兴：“那好啊，以后可以找份电脑方面的工作。”

淼淼不好意思地说，他电脑学得还不太好，先在校办工厂干着。出狱后，他还是住在爷爷奶奶家，因为回到父母家总觉得不习惯。丁永龄依旧叮嘱他：“即使继续住在爷爷奶奶家，也要学会独立、学会长大，真正对自己负责，再也不能走错路了。” 淼淼认真点头，一一记在心里。

后来的日子里，淼淼一直工作稳定，遵纪守法。他从一个是非不分、任性妄为的盗窃少年，变成一个踏实、懂事、有底线的青年。那场发生在1990年的盗窃案，成了他人生中最深刻的教训，也成了他重新做人的起点。

这起案件，也在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90年，长宁区检察院在无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首次尝试让涉案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参与提审，用亲情破冰，用教育感化。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确立“讯问、审判未成年人，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这一制度的源头，正是22年前上海长宁未检人的一次勇敢尝试。

这也正是中国未成年人检察最初的模样：案内明法，案外育人；惩罚是底线，挽救才是初心。一起并不复杂的盗窃案，因为有人愿意多走一步、多等一刻、多爱一分，最终让一个迷途少年重回人间正道，也让中国未检事业迈出了温暖而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