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职何以赋能？数智技术环境下媒体妈妈的工作—家庭边界协商实践

本刊官方网站：

摘要

母职可否赋能职业发展？循此问题逻辑，本文聚焦考察媒体妈妈“工作—家庭”边界协商的技术实践。研究发现，媒体妈妈依托“专业禀赋+母职特质”的复合资源结构，在边界协商实践中培育“数智融合技能”，实现“时空套利”和母职身份的职业效能转化。“数智融合技能”是以数智媒介素养和创新思维基模为智识表征的具身技能，它进一步提升了数字资本与社会资源的耦合速率和渗透效率，并将媒体妈妈职业场域的专业技能转化为母职实践的创新路径，从而实现具身资本跨领域的正向溢出和反向赋能。进而，本文发展出“精英母职”的概念。研究揭示，以媒体妈妈为代表的“精英母职”是数智时代职业液态化与技术具身化等多重因素相咬合的新型母职实践，其折射出的“性别的微光”或将赋能智识女性，助其开拓丰富多元的职业生涯。

作者简介

曾丽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何镇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张尚沐（通讯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融合语境下媒体从业者的社会心态与职业流动研究”（项目编号：24BXW073）的阶段性成果。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加速社会与技术迭代的双重语境下，新闻业呈现出永动机式的高速运转状态（白红义，2018），并带来“不打烊”编辑部等新工作常规的出现（王海燕，2019）。随着新闻实践迈向“云端”在线化和移动场景（Perreault & Stanfiled，2019），新技术创造了流动的新闻生产实践（王昀，张逸凡，2022）。剧烈变动的行业生态对媒体女性的影响非常显著：一方面，她们需要在职业信仰与行业危机感的撕裂共生中寻求突围；另一方面，她们在生育后又将面临工作岗位被替代或职位晋升受阻碍的发展困境。尽管国内女性媒体从业者的占比已高达50.60%（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2022），但职场内部有意无意的性别偏见仍使其处于边缘地位（闾丘露薇，2021）。在性别叠加母职的“双重赋税”下（杨菊华，2019），职业危机感知与职场边缘化迹象在已育媒体女性（亦称媒体妈妈）群体中蔓延。

尽管如此，新闻业的“她力量”依然构筑了一道亮丽的性别文化景观，不少媒体妈妈在职场中脱颖而出，其中不乏吴小莉、劳春燕等传统媒体工作者，也有王小骞、张泉灵等自媒体行业翘楚，她们不仅在职业领域获得成功，还实现了工作与家庭的适配平衡。“她力量”的崛起挑战了“母职必然牺牲事业”的刻板认知，彰显了数智时代女性主体性力量的觉醒与重构，并构成当下新闻业研究中极富性别张力和理论潜力的经验场域。

遗憾的是，学界研究尚未敏锐地捕捉到“她力量”背后潜藏的理论命题和经验前景，对母职情境下媒体女性的职业发展缺乏足够的结构性审察和系统性观照，既有的母职议题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论滞后与经验盲区，彰显出对这个问题域开展理论和经验考察的紧迫性。当前，城市家庭中的母职实践突破了照料子女与家务劳动的传统内涵，转而强调引领并规范子女的教育和生活，对母亲育儿实践中的情感投入和养育智慧提出了更高要求（陈蒙，2018；杨可，2018）。随着主流媒体的数智化转型和系统性改造，本研究重点关注：在数智新闻业争分夺秒的工作常规下，媒体妈妈如何平衡工作与育儿（情感投入和智慧教育）的双向职责？在此基础上，将形成怎样的协商实践？这种实践能否助其突破“母职惩罚”困境，进而转化为职业发展的优势资本？

二 理论溯源与文献综述

（一）女性何以实现职业发展：“性别—技术”资本的视角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2011）指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其物质化的形式或‘内化’的（incorporated）、具体化（embodied）的形式呈现。当它被行动者以私有的、排他的方式占有时，能够使他们以物化（reified）或活的劳动（living labor）的形式占有社会能量。”资本积累对职业发展至关重要，但其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传统经典研究发现，男性在社会经济主导下限制女性对资本的获取，导致其在职场被边缘化（Burt，1998；Timberlake，2005）。在某些技术性工作中，技术呈现的男性气质将女性置于劣势地位（卜卫，2002），并固化了“女性不擅长技术”的社会偏见（方玲玲，2020）。Volz等（2013）基于“补偿模式”理论，揭示新闻行业存在对女性记者的性别偏见，女性记者需增加额外的“补偿资本”——譬如更高的学历、城市背景等来抵消其性别弱势，以此获得与男性同行相当的职场地位。布迪厄（1979/2015：65+317-322）认为，传统性别劳动分工塑造了女性更为自然化的情感表达，女性对劳动分工的服从程度与文化资本密切相关，由此衍生出一种“性别化资本”（gender capital），即将性别视为一种社会空间建构规范和文化资本（Laberge，1995；McCall，1992）。性别化资本与性别气质相绑定，在某些职业场域中，温柔、细心和善于沟通等女性气质作为正向资本转化为女性的职业竞争优势（Huppatz & Goodwin，2013；Ross-Smith & Huppatz，2010）。譬如有研究发现，女性媒体精英具有多种积极的资本，她们利用各种符号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优势制定相关策略，进而维护其职业地位和发展空间（Djerf-Pierre，2005）。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的发展推动虚拟空间重构传统性别关系，使女性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资本积累和转化成为可能（Calderón Gómez，2021）。Ragnedda（2018）曾提出“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体积累的数字技术与数字技能。其一方面表现为对象化（objectified）的数字技术形式（如软件、硬件设备、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表现为具身化（embodied）的技能形式（如信息处理、内容创作、问题解决等）（Calderón Gómez，2021）。在新闻业中，数字资本对于女性而言，具有明显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家庭职责和技术的性别偏见使得女性面临更多的资本积累障碍（De Vuyst & Raeymaeckers，2019）；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反哺女性的生活劳动机遇（余玲铮，魏下海，万江滔，2021；Wajcman，2004：3）。由此，职场女性的资本结构与获取方式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也是女性职业发展的关键突破点。然而，当数字技术与专业规范、新闻实践和育儿职责交织缠绕，这一过程能否发生互补或增进效应，为女性带来职业机会或生活机遇，这一问题在已有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二）母职何以赋能女性：中国语境下的母职悖论与突破

在英文文献中，“母职”对应的单词为“motherhood”或“mothering”，前者强调结构层面的母性特质和社会规范，后者强调能动层面的母职实践策略。Rich（1986：13）将其区分为“作为制度（institution）的母职”和“作为经验（experience）的母职”。受女性主义思潮影响，早期母职研究聚焦对制度性母职的批判，认为母职是父权制建构的产物（Tong，1998：80-82）。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母职研究转向探讨经验性母职与制度性母职之间的张力，围绕“母职是压迫抑或赋能”（Ruddick，1980）展开讨论。“压迫论”以Budig等（2001）提出的“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为代表，母职惩罚的形成机制暗喻了母亲职责与职业发展的不可兼得。而当下“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意识形态，更要求母亲以孩子为中心，高密集地投入时间、情感和劳动，并将职业和个人发展置于次要地位（Hays，1996：8-10）。“赋能论”则将母职视为一种自我认同，主张通过母职实践夺回身体控制权（Budig，2004：416-434；Tong，1998：83-85），以“经验母职来反抗制度母职”（mothering againstmotherhood）（O’ Reilly，2010：401）的策略打破制度束缚。譬如采取“松散母职”（extensive mothering）、“整合母职”（integrated motherhood）等实践策略，强调母亲在养育中的主体性（Christopher，2012；Dow，2016）。在此过程中，有学者将母职区分为“作为性别天赋的母职”（mothering as a gendered talent）和“作为有意识的合作的母职”（mothering as a conscious collaboration）两类模式。前者常见于传统夫妻关系中依照性别框架进行家庭分工，母亲因性别因素成为育儿的主要承担者，围绕孩子安排生活，父亲则因参与较少而处于次要的位置；后者强调取消以生理性别为分工依据，父母共同且平等地承担育儿责任，父亲则通过多种策略弥补性别差异带来的育儿责任倾斜（Derya, 2019）。可见，对母职的批判并不必然走向对母职的完全拒绝，关键在于如何为母亲创造职业发展机遇并改变不平等的性别劳动结构。这就引发出母职的天然悖论：给女性带来压迫体验的母职本身，能否以及如何成为女性获得自我认同和解放的力量？

在城乡二元制背景下，中国的本土研究将经济供养纳入母职内涵中，形成城乡阶层的差异化母职实践。农村母亲为增补家庭收入，以外出务工为“做妈妈”的第一要义，通过“远程照料”“代际合作”等策略履行育儿责任（曹晋，2009；肖索未，汤超萍，2021）。而城市中产母亲强调育儿的自主权，采取“育儿经纪人化”（杨可，2018）、“鸡娃不如鸡自己”（裴谕新，龚泽玉，2022）等精细化培育手段。近年来不少研究聚焦城市母亲育儿实践中的技术嵌入，提出“远程媒介化抚育”（甘雨梅，2023）、“数字母职实践”（赵雅馨，2023）、“人机合作育儿”（任韵灵，2024）等多种实践策略。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城市背景下，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角色冲突日益凸显，并构成以家庭优先还是以个体优先、以孩子为中心还是以女性事业追求为中心的母职悖论（吴小英，2021）。诚然，在数智时代语境下，唯有将研究视野拓展至私人和公共领域的融合地带，才能突破“母职惩罚”带来的狭隘叙事，让母职为个人、行业乃至社会赋能。

（三）母职实践何以“能动”：工作—家庭边界协商

工作与家庭原本是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与规范的独立领域（domain）（李原，2013），但在现实中常出现相互渗透、融合共生的情况（杨菊华，2018）。Nippert-Eng（1996）借助“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概念，探讨“家”与“工作”之间的一系列边界实践。所谓“边界”是指不同实体以及实体中的不同部分之间建立的限度或界限，具备渗透性（permeability）和弹性（flexibility）两种特性。其中渗透性是指某个领域内的元素进入其他领域的程度；弹性则指边界的柔韧性，是某个领域中的部分元素能够进入另一个领域的灵活程度或者时空界限的柔韧程度（Hall & Richter，1988）。基于渗透性和弹性特征的不同组合，工作—家庭边界形成介于“完全整合”（integration）和“完全分离”（segmentation）两个极端之间的连续统（Nippert-Eng，1996）。工作与家庭边界在连续统中动态游移，构成现代社会母职实践的典型情境。

“工作—家庭边界”将母职实践中的结构性冲突转化为“能动”的可操作空间，强调工作和家庭边界通过主体的协商实践可实现平衡。受性别价值观念的影响，个人对于家庭和工作平衡有着不同的界定方式，持传统观念的女性更强调家庭身份，倾向于构建低渗透的家庭边界以阻隔工作的侵扰，而男性的工作边界通常表现为显著的外部渗透性特征（Amirkamali et al.，2024），其工作和家庭之间处于单向渗透的不平衡状态。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某些女性特征（如人际导向、关怀等）使女性群体有更高的正向溢出（positive spillover）效应，即从某个领域获得的资源、情感或技能，对另一个领域产生积极影响（Powell & Greenhaus，2010）。在Nippert-Eng（1996）的研究中，日历和钥匙（圈）是边界工作的重要元素，反映了个体对时间和空间的分类和管理方式。随着数智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移动手机、智能手表等终端设备成为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的重要工具。然而其边界协商实践还需要进一步结合个体的职业追求（Shockley & Allen，2010）及其使用技术的方式（Duxbury et al.，2014）来展开考察。

在数智技术语境下，媒体女性依然难以走出母职的“双重悖论”：外在悖论呈现为母亲在私人领域（家庭）与公共领域（新闻业）的时间冲突，内在悖论体现为母职压迫与母职赋能的功能冲突。如何消弭时间和功能冲突带来的负面效应，寻找正向溢出的能动转化机制，则成为当前媒体性别研究的重要议题。当下优秀媒体妈妈的职业发展路径，恰好成为观测此议题的最佳切口：事实上，媒体女性的职业发展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作—家庭领域的内生性矛盾难以调和或无法转化。基于此，本文将围绕数智时代的技术环境，重新审视女性媒体从业者的职业处境和育儿实践，并尝试将公共领域的“新闻人”和私人领域的“母亲”身份带回研究，聚焦考察媒体妈妈的工作—家庭边界协商与数智技术挪用——唯有在工作—家庭的混杂情境下，媒体妈妈的结构性困境和能动性实践才能变得清晰可见。与此同时，本研究亦将工作—家庭边界从传统物理空间拓展至虚拟数智空间，并进一步追问：媒体妈妈的新闻工作、母职实践如何与数智技术能动接合助其开创职场未来？这种边界协商实践形塑了媒体妈妈的何种职业特质？其又将如何影响媒体妈妈的职业发展？通过对特定情境的分析，本文试图为媒体女性的职业规划提供新的事业版图和参考镜鉴。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重返媒体妈妈的劳动情境，探寻其跨越公私领域的边界协商实践。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研究者之一以实习生身份加入广州新闻媒体机构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参与式观察，通过较长时间的“浸泡”以了解数智技术环境下媒体机构的工作流程、组织制度与日常工作模式，并不定时地切入话题与媒体妈妈们进行非正式交流或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为确保数据的多样性与代表性，研究者通过媒体从业者关系网络与初期访谈对象的介绍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追加访谈对象，从2020年4月至2025年8月，一共有25位对象接受了研究者的访谈（见表1）。

从年龄分布看，访谈对象年龄跨度在25～45岁，从业年限为2～20年，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城市的一线新闻媒体机构，涵盖基层采编到高层管理等不同岗位类型；从经济层面看，其收入结构多由年薪（底薪+稿分/绩效）和奖金所构成，平均年收入15万元，略高于广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文化层面看，她们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认同感较强，拥有先进的育儿理念；从育儿情况看，她们人均养育1～2个子女，孩子年龄在1～15岁，大多数家庭育儿照护形式以配偶与家人协助为主，仅有少数家庭育儿照护外包，平均花费为1～1.5万元/月，育儿花费由配偶和父母等共同承担。具体访谈方式分为两种：一是面访，二是网络访谈。网络访谈主要通过微信聊天或语音通话来获取数据，每位访谈时间约2～3小时，后续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了追踪回访，为了保护隐私，访谈对象均进行匿名处理。同时，研究也广泛收集网络平台媒体妈妈发表的公开自述性文本作为拓展分析材料，最后从资料文本中归纳和提炼概念，并不断进行比对、归纳和阐释，直至理论饱和。

四 液态数智情境：媒体妈妈的

“工作—家庭边界”协商实践

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贺萧，王政，2008）。媒体妈妈肩负着“新闻人”与“母亲”的双重职责与身份，受现代社会精英教育的价值叙事影响，渴望在自我追求与孩子教育之间取得平衡（陈蒙，2018）。而最能充分呈现媒体妈妈双重角色冲突与张力的便是日常习焉不察的工作—家庭边界情境，这里是职业关系、家庭关系、性别关系、技术关系乃至各种现实关系角逐、协商和博弈的互动之所和隐蔽之处，彰显并隐匿着各种“可见性”来源与“不可见性”机制，折射出主体各种经验感知、欲望光谱、思维惯习和行动图式。

（一）时空套利：数智技术环境下媒体妈妈的“工作—家庭边界”整合

技术革新弱化了实体编辑部的地方感，使绝对空间的采编场所转变为时刻联结各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对空间。这既有利于新闻机构制定时间灵活、无需坐班的弹性工作制度，也重构了媒体妈妈育儿实践的时空形态，为其提供了碎片化操作的可能。在无固定截稿时间与“不打烊”编辑部等工作常规下，为了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需要，处于哺乳期的媒体妈妈一般采取远程办公的方式。如P在生完二胎的近一年时间里，申请居家办公陪伴与照料孩子，依赖单位内部工作系统处理日常稿件并与部门联系：“譬如我们接到一个宣传海报的任务，就直接在网上联系设计部，并告知要求。”（受访者P，2021年7月14日）L自述在线上可完成采访和写稿工作：“一些事情通过网络视频或者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受访者L，2020年5月15日）K坐月子期间集中学习了不同的AI工具，复工后习惯在通勤路上追踪热点、思考选题并借助AI工具展开新闻构思。新闻实践的数智化转型与弹性化办公为媒体妈妈构建了友好的育儿技术—制度支撑，其“边界整合”以数智界面为原点，实现生产关系重组、职业情境再造的“整体性整合”实践。在此，公共领域的“新闻人”和私人领域的“母亲”身份通过“整体性整合”的方式得以重构和贯通，并以高效率和高灵活度降低跨越边界的成本，生产额外的劳动价值，实现“时空套利”（见图1）。

在“整体性整合”的边界协商实践中，媒体妈妈拒绝将自我价值内眷于家庭育儿劳动当中，要求家人尤其是伴侣共同承担：“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另一半必须承担（育儿）责任……我不会完全牺牲自己，我也要追求事业。”（受访者F，2025年2月24日）社会对媒体机构具有较高的认同，这为媒体妈妈的边界协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媒体还是稳定和体面的……我家公家婆很支持我的工作。”（受访者U，2021年8月20日）高学历伴侣通常具备更好的沟通技巧（Ono，1998），媒体妈妈的职业素养也能强化其协商能力：“我会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感受告诉他，现在（他）都会主动配合做家务。”（受访者J，2024年8月14日）进而，媒体妈妈通过整合与调节家政资源，放下育儿的过度责任承担：“我让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买菜、洗碗、取快递，让孩子学着自己整理物品。我出差时，先生陪着孩子阅读、做作业或玩游戏。”（受访者J，2024年8月14日）“我忙的时候，先生也会请假来照料小孩。”（受访者U，2021年8月20日）在此基础上，媒体妈妈通过移动智能终端构筑云端育儿模式，在虚拟在场中同步履行精细化的情感抚育与安全监护的远距离母职育儿（胡春阳，毛荻秋，2019）。J将这种育儿方式称为“云监工模式”：“我专门买了一个智能屏幕放在他的学习桌面上，能监控也能打电话……后面买了智能电视，也是为了控制看电视的时间。”（受访者J，2024年8月14日）A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为了维系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她给孩子们配了儿童手表：“通过手表就能及时了解他们又跑去哪儿玩了，想他们了，就直接打电话。”（受访者A，2024年8月10日）B购买了智能音箱作为早教启蒙的辅助工具：“我把音箱放在客厅电视旁，远程连接后能让她有一个声音环境。”（受访者B，2024年7月26日）可见，数字界面既是信息内容的二维呈现，也是情感流通的三维传导，人们通过手机与亲人达成“联系的在场”（胡春阳，2012：75-84）。

在工作、家庭、社会混杂叠加的多重空间，新闻从业者个性化的媒介使用和生活方式相互融合。当孩子步入青春期，母亲最关心的便是孩子的学业辅导和情感抚育，新闻实践的AI应用助推媒体妈妈生活情境中的技术接入。Y提到让AI“带娃”：“我让AI跟小朋友聊天讲故事，AI很会提供情绪价值。”（受访者Y，2025年7月25日）P尝试让AI给孩子辅导功课：“效率高、速度快，孩子也觉得好玩，他们现在都会主动让AI教英语。”（受访者P，2025年8月10日）可见，基于多重任务情境的“工作—家庭边界”的相互介入和灵活穿越已成为新闻人日常生活与工作常态。此外，新闻的价值取向还能为媒体妈妈的数智育儿提升内在品质和外在格局，M出差时常与女儿保持视频通话，希望通过分享日常工作经历来拓宽孩子的认知视野：“新闻理想一直在重塑我们的家庭观。我们总说要‘见证时代’，希望女儿在听到我的分享时，（能）感受到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感。”（受访者M，2023年6月21日）研究指出，与家人谈论并分享工作中的积极事件，对维持家庭满意度和保持工作—家庭平衡有极大的促进作用（Weiss & Cropanzano，1996）。“我比较独立，家人心疼我，更多是支持，而不是干涉。”（受访者P，2021年7月14日）意识到这一点，媒体妈妈们重新定义母职内涵，并将其转化为事业发展的内驱力：“只有过好自己的人生，才能给孩子树立起榜样。”（受访者M，2023年6月21日）可见，数智技术的情境连接满足“永动机式”的新闻实践需要，而跳脱物理空间的办公环境满足媒体妈妈的育儿需求。媒体妈妈以“时空套利”应对“边界整合”，彰显其主体性与灵活性特征。

（二）培育“数智融合技能”：边界协商实践形塑媒体妈妈职业特质

新技术促使劳动的身体构成理解和塑造社会生产的关键基础设施（孙萍，李云帆，吴俊燊，2022）。媒体妈妈的边界协商正是一种具身化的技术实践：不仅需要掌握具体操作技能，更需要重构认知框架以应对职业身份与育儿实践带来的冲突。在调适新闻实践与育儿责任的情境张力中，她们发展出以数智技术为交互媒介的“身体技术”，即通过社会再生产实践掌握运用自己身体的基础方法（Mauss，2006：83），从而凝结为关系内嵌、灵肉合一的“数智融合技能”。“数智融合技能”是一种基于数智技术的融合能力，是个体通过对数智技术的反复操演，以上手状态提升数智媒介素养与创新思维基模进而强化和拓展行动潜力的具身技能。随着主流媒体将DeepSeek大模型应用于内容生产的全链条之中，新闻业正在成为一种以数智技术为“座架”的资源配置场域，进一步加速了与社会系统的跨领域融合。在此维度上，媒体妈妈的“数智融合技能”表现为灵活地借助数智技术开创性地实现工作—家庭边界“整体性整合”的应用能力。正如Q所言，她在工作—家庭边界协商过程中培养出快速搜寻有效信息、跨应用多线程工作、多人线上协作等核心技能：“一边开视频会议，穿插着用共享文档写报告，一边通过微信、APP监测小孩的行为和健康，学着用AI找选题材料，也会设计一些家庭活动、小孩的学习规划等，还用Notion把AI生成的内部同步在看板上。”（受访者Q，2025年8月22日）以智能信息交互界面展开的多元空间实践，使得媒体妈妈在时空漫游中灵活穿越数字界面，自主开发数智技术创新应用——如通过“妈妈群”学习育儿经验获取新闻线索，利用线上的数字教育资源，为孩子提供多元化的教辅渠道，并协同参与到编程、AI应用等课程学习当中：“因为工作性质，我在生活中也会很积极地使用新技术，在心态上对新事物的接受度较高，掌握也快。”（受访者C，2025年6月23日）G认为，拥有把控数字技术连接与断连的能力，是数字融合技能的集中体现，极大提升了工作和家庭的边界协商效率：“数字化办公可以（让我）随时进入和脱离工作，对工作和育儿的安排更加灵活。”（受访者G，2024年7月13日）

“数智融合技能”既是一种“身体技术”，也是一种围绕性别视角的“文化技艺”。文化技艺与身体的关系网络勾连，这种由文化与社会所呈现的“培育性”，能够形成群体差异（吴璟薇，毛万熙，张金牛，2022）。媒体妈妈的“数智融合技能”表征为技能化、多线程、跨领域、虚实联动的数智媒介素养，可实现专业技能与育儿实践的双向赋能。研究发现，女记者在“数字能力中的内容创作”方面优势更为明显（何映霏，张国良，2023；王玥，2022）：“她们擅长图文、视频……生活阅历丰富，在创意方面也很创新。”（受访者M，2023年6月21日）在数字情感劳动场域，因具有较高的新媒体素养以及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和情感饱满度，媒体妈妈能够更敏锐地洞察时事热点，高效地进行信息吸收、消化与整合，建构出独特的性别化资本进而将其转化为职场效能。Q是某省台的内容总监，她认为育儿实践会增加女性媒体人的工作灵感：“当女性将生活细腻度与情感颗粒度带到新闻生产中，会形成独特的职业竞争力。”（受访者Q，2022年3月26日）

本文亦注意到一些新手妈妈在面临新技术应用时的适应困难。如W指出其在AI应用方面存在障碍：“我还是不太懂怎么用……我在学习AI上花时间太多了。”（受访者W，2025年5月8日）数智技术所产生的“超负荷连接”也在时刻消耗着用户的注意力（Licoppe，2012），有媒体妈妈在育儿期间不定时地处理工作事务，当技术适应过程消耗她们超额的时间资源时，会加剧其工作—家庭边界的紧张与冲突，使其产生育儿愧疚感和职业焦虑感，进而诱发个体情绪耗竭和自我贬抑：“我开始焦虑、担忧，害怕孩子没带好，工作没做好，哪天还会被AI取代了。”（受访者S，2025年3月3日）数字技术使用的不同方式不仅折射出母职身份背后的文化观念差异，也映射出技术赋能对于特定群体的偏向性和特权化。对于教育背景好、数字素养高的媒体妈妈而言，数智技术能够帮助她们更高效地整合时空和管理任务，即便面临“超负荷连接”所产生的边界冲突，也能具备敏锐的“自我指涉”的反思能力，通过及时调整技术实践，采取“断舍离”等方式来缓解边界冲突。然而对于那些技术接入、理解和应用能力较弱的媒体妈妈而言，技术有可能会演变为新型的异化与压迫工具。数智技术通过潜在地将用户划分为“熟练者”与“落后者”，进而强化了性别内部不平等的职业发展机遇。

（三）加速“数字资本”转化：“数智融合技能”赋能媒体妈妈实现职业边界突破

数字能力表现为个体在数字社会中，对数字技术和产品的接触和运用程度及获益情况（Mariën & Prodnik，2014），个体数字能力越强，技术应用越多样，就越可能充分地从数字空间丰富的资源中获益。“数字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的资本形式，是个体参与数字技术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性情倾向系统”（Park，2017：68）以及个体在ICTs使用中获益的内在能力与禀赋及外部资源（Ragnedda，2018）。“数字资本”是数字化社会分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于文化、社会、经济等不同层面（Paino & Renzulli，2013），通过与其他资本形式相互转换实现资本结构的再生产，从而激活个人职业发展的创新潜能。个体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不仅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多少，更取决于不同资本形式之间转化的效率。因此，经由媒体妈妈边界协商实践培育的“数智融合技能”，将技术能力、情境判断与身体惯习整合为统一的身心操作系统，当它被持续投射到新闻实践或育儿场景时，便可通过情境融合和资源整合来加速数字资本的转化。换言之，媒体妈妈的“数智融合技能”作为一种具身技能，通过强化数字资本与社会资源的耦合速率与渗透效率，进一步推动了数字资本向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化，最终实现职业场域与生活领域的共济与增容。

数字融合技能的培育为媒体妈妈的资本转化与职业转型提供了机会结构。在工作情境上，随着数智媒介的内容生产与消费需求不断增多，媒体妈妈可因时制宜地探索多样化的职业选择。如R说：“新媒体岗位更具时间弹性，比如做直播、新媒体、智库产品等。”（受访者R，2024年12月6日）前央视主持人周洲转型为家庭教育领域的创业者，开创自媒体账号并在标签中强调“新闻人+母亲”的双重身份，以此作为功能定位和传播策略。“新闻人”通常被看作文化资本的持有者，是权威知识的象征；“女性”和“母亲”身份则为新闻人的“自我品牌化”和“共同体化”（彭华新，赵慧莹，2022）提供了符号资本，让其在公共领域拥有某种合法性地位。在智能背景下，数智技术催生出融合社会互动与资本流通的新型技术—社会场域，其技术逻辑深度内嵌并形塑媒体妈妈的身体实践。如V运营文化教育类账号：“我给AI一些视频链接，让它提炼出吸睛的选题、生成图文，再用剪映生成录音编辑。”（受访者V，2025年6月20日）通过一系列技术化操作的具身实践，V高效地将数字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并将其成功转化为经济资本（高播放量与粉丝增长量）：“现在几条视频有几十万播放量，甚至有一条破百万，涨到10万粉了。”（受访者V，2025年6月20日）基于自媒体运营的出色表现，V受邀担任AI应用培训师，其共情式的沟通风格深受学员喜欢。R感慨，数智技术不仅有利于更新新闻人在媒介场域中的资本结构，也有利于实现性别化资本的正向溢出：“我们能便捷地通过新媒体展现自己的魅力。既可以呈现新闻专业性，也可以展示个人丰富性，有助于开拓职业空间。”（受访者R，2024年12月6日）

在资本转化效应逻辑下，媒体妈妈构建起性别化认知的思考结构与行动图式，进一步展现出母性睿智与专业力量，演绎出具备个性化性别能动特征的职业发展路径。“母职”使女性新闻人变得更加历练和成熟，由此也为新闻编辑室带来了更丰富的生活视角与文化包容性。“我的新闻理想既能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孩子也教会我用他的视角来审视新闻。”（受访者F，2025年2月24日）媒体妈妈关注家庭与儿童的专项议题，其报道更具人文关怀与现实意义。育儿劳动赋予媒体妈妈敏锐而细腻的情感表达，有助于提升新闻作品的情感浓度与人文温度：“成为母亲后我对‘铁肩担道义’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与认知。去年尝试做‘流动儿童’播客，创意灵感就是从女儿老是抱怨见不到妈妈这个点上触发的……新闻价值其实就扎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受访者N，2024年8月23日）N对于播客方面的率先尝试获得领导们的一致赞赏，顺利晋升为部门总监：“最初领导让（我）提方案，我想起听众里那么多家长聊教育焦虑、亲子沟通等问题，这些是日常又重要的选题……后来领导跟我说，我的用户思维、内容策划能力和部门的发展方向特别契合。”（受访者N，2024年8月23日）由此，N将性别化资本（育儿实践）与数字资本（新媒体运营）相结合转化为文化资本（优秀新闻作品），进而增益其社会资本，获得职业晋升（符号资本）与绩效奖励（经济资本）。这种资本转化逻辑在H身上也有所体现，她回忆起居家办公育儿期间的心态转变：“我入行时就希望更多人被看见，当母亲后表达欲更强，想记录我看到的世界。”（受访者H，2024年8月9日）H在母职实践中获得创意，策划、制作并主持了一档亲子节目，其温婉形象与育儿心经引发众多共鸣，成为金牌节目主持人。她还继续投身到“传媒+教育+网络”的创业赛道中，持续开拓“新闻人+制片人+创业者”多重身份转化的职业迭代路径。

媒体妈妈的边界协商实践折射出一种“赋能的具身性”，数智技术经由个体具身实践，进而实现社会路径增能。在职业（专业理性）与母职（敏锐细腻）身份加持下，媒体妈妈的工作效率与共情能力渗透至数字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通过边界协商与职业流动赋能社会，最终形塑为女性媒体人绵密交织的职业资本网络，映射出数智技术、新闻实践和育儿特质多重变奏叠化的职业图景。

五

“精英母职”：母职特质与数字实践

协同下的性别能动叙事

媒体妈妈处于专业规范与母职伦理的情境张力之中，新闻场域强调时效性、公共性与专业性，而家庭领域则要求情感投入、私人性与利他性，不同领域的冲突融合形成独特的交叉空间。在传统的母职叙事框架下，媒体妈妈被动接受外化的性别文化规训与内化的母职意识形态约束，承受职业生涯中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和“母职惩罚”困境。然而，本文却发现，媒体妈妈在液态情境中具备主体性解放的潜能，弹性工作制度（时间秩序）和数智化办公情境（空间秩序）为其搭建了工作—家庭边界整合的制度保障与技术条件。进而，媒体妈妈通过数智空间的虚拟在场，使得“新闻间隙的育儿实践”或“育儿罅隙的新闻实践”成为可能。基于此，媒体妈妈将个人的体验感知作为理解空间世界的第一视角，拓展时空折叠的工作—家庭边界的意象性共连，激活数智技术环境下的主体性实践。在数智育儿劳动过程中，媒体妈妈利用算法逻辑和用户数据资产，拓展出商业资本和社会资源对接的发展际遇，凭借双重身份标签，形塑“内容—流量/资源/作品—收益/晋升”的职业进阶轨迹，这将有利于其进一步探索新技术形态，创建“IP+传媒+产业”的链式发展路径。这种育儿实践为数智时代媒体女性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新范式：工作与家庭并非零和博弈的战场，而是创造性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的试验场。本文的经验探索对“密集母职”的压迫叙事发起质询，进而拓展出“精英母职”的内在意涵：城市智识母亲具备敏锐的“精英意识”，其不仅关注子女高智识技能应用的精细化培养，也重视自身在育儿实践中拓展出来的可赋能职业发展的性别化资本，即从传统的“以孩子为中心”扩展至“以母亲为中心”。“精英母职”的赋能逻辑根植于数智技术、母职禀赋、专业特质与具身实践交织形成的“性别—技术”文化资本，通过“能动”的母职实践幻化为促进职业发展的解放力量，重塑媒体妈妈工作—家庭边界协商实践中的母职认同与职业认同。

“精英母职”是女性在制度约束中寻求性别突破的叙事实践。这一模式是数智时代职业液态化、技术具身化和母职能动性多重因素交织缠绕的产物。媒体妈妈作为城市智识女性的代表，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新闻人”的专业知识底色使其具备基本的人文素养、公共关怀和精英意识，有助于培育其批判性思维和反身性实践。在媒体机构“协商－试错”空间支持下，母职心理势能成为支撑其职业发展的强大内驱，通过“时空套利”协调工作与家庭，实现家庭角色对职业的正向价值感赋能。在公共领域，媒体妈妈专业气质与母职经验交织形成“性别情感网络”，在情感资本叠加中拓展职业潜能，进而为争取体制的“承认”和建立自我认同意识赋权（Taylor，1994：25-74），促其发展出突破结构限定的“使动性”效能。概言之，中国语境下媒体妈妈的“精英母职”实践超越了纯粹的牺牲与服务意涵，其育儿实践已成为媒体妈妈自我价值实现的一部分。媒体妈妈在特定情境下通过具身实践积累的数字资本，将助其开拓性别差异化的职业发展路径，在内容创意、情境融合、情感劳动等方面形成育儿功能的正向溢出效应，进而转化为新的职业优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剥离了智力劳动中逻辑的、理性的、可被数据描述、可被算法解析的部分，那些非逻辑非理性的、无法用算法解析与表达的领域将由人类来执行和主导（喻国明，2024）。智能传播时代，在技术使用过程中有可能形成支持性别平等的新社会文化。这意味着以情感劳动、身体感知为核心的工作，正因为智能技术难以复制，反而在未来可能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未来女性或将以平等的姿态获得职业竞争力，“将‘生’交给人类，将‘育’交给智能机器人”，与数字形态一起构成新的主体形态。由此，“精英母职”叙事将推动数智时代职业女性的生育观念与职业理念的共生共进与二元平衡。

六 余论

既往研究过于强调女性媒体从业者受制于性别结构桎梏，忽略和遮蔽了女性的主体性策略与职业发展韧性。本文聚焦媒体妈妈的性别能动特征，通过挖掘其工作—家庭边界协商实践，提取“数智融合技能”与“数字资本”概念，细致刻画和描摹母职与新闻实践在数智技术环境下相互激发、相互证成的增补效应，有效弥合了媒介性别研究对“女性+母职”混合禀赋的理论失察与工作—家庭边界协商研究的经验缺席。传统研究认为，随着女性从业者数量增多，行业薪酬地位反降，这一“天鹅绒贫民窟”（velvet ghetto）效应在新闻业尤为显著（Cline et al.，1986），新闻业内部结构嵌入了“性别化组织”机制与“理想工作者”的隐含期待（刘杰，张璐瑶，2025）。与此同时，“时刻在线、随时工作、随时生活”等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状态使媒体从业者产生强烈的职业焦虑（王海燕，2019）和工作倦怠（Derks & Bakke，2014）。然而，本文揭示媒体妈妈在数智技术环境中建立新闻实践与母职育儿的边界整合关系，具备突破母职惩罚的能动潜力——这种精英意识有利于本文提炼出“精英母职”概念，并用其来重点阐释中国家庭转型过程中城市智识女性的能动育儿实践，突破了传统母职叙事的“悲情框架”和“牺牲基调”，为理解数智时代媒体女性的工作环境与职业境遇提供新的变动视角。同时，本文延续“人—机”融合为共生主体的关系探讨，阐明媒体妈妈通过对数智技术的创新性应用，培育出内嵌于身体之中的“数智融合技能”，加速和增益“数字资本”向其他资本形式的转化，揭示新型育儿实践范式从“情感密集型”向“智识密集型”的转变。数智技术环境下媒体妈妈的工作—家庭边界协商成为一种弥合性别弱势的职业实践，进一步拓展了“性别化资本”在职业发展情境中的突破意涵。

需指出的是，本研究关注的媒体妈妈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新）一线城市，这些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较高。总体而言，媒体妈妈们属于该地区的中等水平收入群体，她们不一定是经济层面的精英，但必定是具备反思性实践和“能动意识”的智识精英，才能有效拓展出“精英母职”的赋能实践。基于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适当推广至覆盖数智技术环境的城市智识女性的职业生涯，“精英母职”叙事将为其提供职业发展的思维导图、方法论启迪与行动指南。

在强调技术赋能的同时，仍需警惕女性在数字家务劳动过程中的隐蔽化风险。当前母职呈现出“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与持续的育儿照料不均（Hochschild & Machung，1989）的特征，家庭父职多集中于工具性任务，情感互动与教育规划仍由母职主导（王蕾，2022），父职在育儿照料上的缺席或有限参与仍是家庭的结构性常态。数智技术使得媒体妈妈得以有效连接工作—家庭领域，但也在无形中迫使母职承担一种“永不离线”的全能角色期待，母职逐渐被重塑为一种持续的信息管理与社会比较行为（Facca，2023）。当平衡工作和家庭成为一种“内化的自我监控意识”（陈蒙，2018）时，数智技术给媒体妈妈们带来的可能是更为深入隐蔽的时间剥削、性别规训和劳动异化。此外，“精英母职”作为一种个体（群体）赋能视角，仍然需要政策赋能、组织赋能和结构赋能等均衡加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性别结构的不平等现状。故而，仍需制定与数智技术环境相适配的有利于性别平等发展的宏观传媒政策，为媒体妈妈的职业发展提供制度性支持与结构性保障，这亦是当前媒体系统性变革需着力的重要方向之一。在得到一系列发现的同时，本研究亦有不足之处：作为一项针对城市智识女性的探索性研究，暂未涉及对未婚媒体女性等横向关系网络的讨论，后续期待系统性挖掘媒体女性之间的差异化职业发展路径，这种比较视野和关系视角可望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增长点。而这，亦为媒介性别研究放飞了一定的社会学想象力。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2期。

本期执编 / 杨雅婷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mall.11185.cn/h5/#/bkGoodsDetails?spuId=113613&from=imgShare&dsId=zxSWChat&dsModule=c3df4964-af5d-40a8-d6cc-a768b5306e52 ，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订阅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