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给妈妈买房”：工作三年后自闭症青年有了新目标！
发布时间：2026-06-04 11:20 浏览量：2
续签合同那天，包涵逢人就说这句话。三年前，他以四川省第一名自闭症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正式入职大米和小米。三年后，顺利完成合同续签，成了他最开心的事情。
同样开心的，还有广州的潘伟杰。他反复告诉同事：“我很激动。”甚至已经认真规划起工资：“一半给妈妈，一半留给自己。”
近期，大米和小米共有7位自闭症员工完成续签，包括孙驰、曲文、赵明晖（深圳坂田杨美中心）、潘伟杰（广州盈丰中心）、黎恩键（广州黄埔中心）、包涵（成都武侯中心）、丁晖（上海李子园中心）。
这些名字背后，是一群曾经很难被职场接纳的自闭症青年。
整理丨Lila
编辑丨Jarvis
图片丨“大米和小米”、
文中主人公
和刚来时相比，丁晖像变了一个人。
在上海李子园中心，丁晖主要负责根据每周活动主题制作、维护教具，协助康复师打印材料，也承担部分紧急支持工作。
丁晖在工作
最初，他更多待在幕后，很难适应突发任务，也不太会和同事交流。
“第一年的时候，他没办法接受临时工作。”上海李子园中心主任张桂芳回忆。有一次，同事临时请他帮忙碎资料，丁晖一下子情绪崩溃了。
一方面是任务来得太突然，另一方面，他从没接触过碎纸机，对机器本身也感到害怕。
同事们没有催促，而是一步一步带着他尝试：先示范，再轻轻扶着他的胳膊完成第一次操作。
慢慢地，丁晖开始熟练起来，“现在碎纸机用得可溜了，”张桂芳说。
类似的“第一次”，后来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中心曾组织大家一起拆装桌椅、整理活动物料。对丁晖来说，那是他第一次拿起锤子干活。
“他开始拒绝的，说从来没做过。”但最后还是尝试迈出了第一步。张桂芳说，完成后，“小丁还专门打电话给他爸说这事。”
丁晖
变化并不只发生在工作技能上。
过去，丁晖很难应对变化。遇到新增任务时，他容易焦虑，甚至情绪失控；请假这样的事情，也往往需要家长出面沟通。
但去年春节前，他第一次主动走进张桂芳办公室，请求提前请一周假回老家。
“他提前把工作都安排好了。”张桂芳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教具哪些已经做好了，哪些已经交接了，然后再告诉我，他想从几号请到几号。”
接着，他还顺势问起张桂芳：“你回老家吗？什么时候回去？怎么回去？”
有时候，中心同事还会故意“抓小丁摸鱼”，看看他会怎么应对。
张桂芳笑着说，她会故意站到小丁电脑后面，问一句：“小丁，你在忙啥呢？”
“他就会立刻把电脑页面关掉，或者把手机黑屏，赶紧低头认真工作，然后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我在工作。’”
中心的“御用圣诞老人”丁晖
更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丁晖开始学会“复盘”。
有一次，一位康复师请他去叫另一位同事帮忙。结果他冲得太急，把对方吓了一跳。
丁晖意识到这件事后，自己开始主动认真总结：“应该先怎么样，再怎么样，这样同事就不会被吓到了。”
从前那个只能被动接受安排的人，也开始学着主动组织别人。
有一次活动筹备时，丁晖第一次主动给康复师分工：谁负责搬桌椅，谁负责整理教具，谁负责处理活动物料。
“那是他第一次主动安排别人干活，”张桂芳说，“我们当时特别激动。”
中午有午托孩子吃饭时，原本一直是张桂芳自己搬茶几。
后来丁晖看见了，开始主动帮忙，再后来，他干脆把这件事“固定”成了自己的工作——每天中午主动搬桌子。
“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他了。”张桂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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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杰刚来机构工作时，只有19岁。
在区域职能部HRBP傅碧惠的印象里，那时候的他更像个“小朋友”——别人让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很多事情并不真正理解，只是机械地执行。
“今年会明显觉得，他成熟了很多。”傅碧惠说。
伟杰的岗位主要在前台。每天早上，他需要给来到中心的小朋友量体温、打招呼；放学时，则守在门口，防止孩子乱跑。
伟杰在中心工作
除此之外，他还要随时响应同事们的各种需求：帮忙拿物品、送教具、送水杯、找纸巾、联系家长拿替换衣物和尿不湿。
中心一共有三层楼，康复师们工作时，经常需要他在楼层之间来回跑动。
刚开始时，伟杰对这些工作的理解还不够清晰。
“以前就是‘踢一下，动一下’。”傅碧惠形容。
比如有孩子准备跑出门，他以前反应不过来，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去拦；现在一看到孩子靠近门口，他会立刻伸手拉住，“不能出去”。
以前让他搬箱子，他常常第一反应是找别人帮忙。
有一次，一个很轻的空纸箱，因为看起来体积大，伟杰就认定“一定很重”，甚至跑去找一位六七十岁的男家长帮忙搬。
“那个阿爷都挺老了。”傅碧惠现在提起来还是觉得好笑。
后来，同事们开始用更明确的方式告诉他规则：“这种轻的箱子，要自己搬。”
清晰的指令逐渐帮助他建立判断标准。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伟杰已经可以独立完成。
而且，他在工作中也学会了“举一反三”。
有一次，傅碧惠请他帮忙把一个快递搬上楼。伟杰到了楼下后，发现旁边还有其他几个她的包裹，干脆一起搬了上来。
“我其实只交代了一个快递。”傅碧惠说，“但他看到其他的，也主动帮忙拿了。”
另一种变化，则来自他对“职场规则”的理解。
伟杰有时会比较刻板。他会觉得，某项工作如果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职责，就不应该由自己完成。
有一次，同事在群里请他帮忙送东西到二楼，他直接回复：“这个不要艾特我，要艾特吴老师。”
因为在他看来，那属于另一位行政同事的工作。
后来，同事们提醒伟杰说，“如果别人找到你了，即使本来不是你的工作，如果别人在忙，你也可以先帮忙。”
慢慢地，他开始理解，工作并不总是严格按照边界划分。
甚至临近下班时，他还会主动问一句：“大家还有什么要做的吗？一次性说，我快下班了。”
这种变化，也发生在人际互动里。
伟杰很喜欢和人打招呼。只要有同事跟他说过一次“早上好”，他以后几乎每次见面都会主动问好。
“看到我的时候，他会特别积极。”傅碧惠笑着说，“有时候隔着窗户，还会探个头出来跟我打招呼。”
家长们也很喜欢逗伟杰。
有位家长问他：“伟杰，你要不要结婚？”他特别认真地回答：“我不要谈恋爱，我要给我妈妈买房。”
续签完成后，伟杰显得格外开心。
“他说自己很激动。”傅碧惠笑着说，“还说以后工资一半给妈妈，一半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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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大米小米的员工”
在包涵妈妈看来，儿子这三年最大的变化，不只是“会工作了”，而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包涵在工位上工作
以前的包涵，对人与人的距离非常敏感，尤其是女性。
“以前是我把他吓到了。”妈妈说。
担心儿子因为社交边界问题被误解，她长期反复提醒包涵：在地铁上不要离女生太近，要保持“一个手臂”的距离。
久而久之，包涵也慢慢把“女性”理解成一种需要警惕的存在。“他看到女生，会躲得远远的。”
但进入大米小米之后，包涵第一次从真实的人际关系里，感受到另一种相处方式。
机构里的同事大多是女性。有人给他带吃的，有人提醒他注意卫生，也有人教他怎么洗鞋、整理衣服、分类收纳工作服等技能。
慢慢地，他开始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只有防备。
“他现在敢和别人接触了，不像以前那样，总觉得自己要离别人远远的。”
包涵和同事在中心
最近，包涵认识了一位女孩。对方也是一名残障人士。妈妈原本并没有抱太大期待——过去的包涵，看到女生都会下意识躲开，更别说主动接触。
但那次见面时，包涵的表现让她很意外。
过马路时，他会下意识伸手扶着女孩；看到绿灯快结束了，还会提醒她慢一点。
后来一起吃饭时，包涵还主动请吃冰淇淋。“他平时其实很‘财迷’的。”妈妈笑着说，“结果那天特别大方。”
刚进入大米和小米时，包涵是典型的“马大哈”——丢三落四，东西乱放，对打印、复印、文件整理这些办公技能几乎一窍不通。
如今，他已经能熟练操作各种打印设备和办公软件，机构甚至放心把库房交给他管理。
“我们圈子里的家长都开玩笑说，以后就算失业了，他去开个打印店都能养活自己。”妈妈说。
包涵的工作卡片
续签那天，包涵是自己去签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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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原本问妈妈要不要一起去，但包涵直接表示：“不用，我自己签。”
签完合同，包涵刚好要去参加一个游泳比赛，“在那里逢人就说‘我还是大米小米的员工’，他觉得特别光荣。”
在她看来，包涵真正珍惜的，并不只是工资。“他自己也知道，他不是那种会挣大钱的人。但他觉得，这里有空调，不用晒太阳淋雨，有五险一金，还有人关心他。”
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人。
“这是他自己说的，”妈妈说，“在这里，他不但领到了工资，还找到了自信。”
从2019年开始，大米和小米陆陆续续招聘了16位自闭症青年，担任新媒体剪辑、综合支持等岗位，分散在全国多个城市。
有人刚工作时无法接受临时任务，一发生变化就情绪崩溃；有人分不清“职责范围”，只能机械地执行指令；也有人长期害怕社交，不敢和陌生人对视。
但三年过去，他们开始慢慢理解“工作”意味着什么。
有人第一次学会主动分工；有人会下意识拦住准备跑出门的孩子；有人开始帮同事热饭、和家长聊天，甚至第一次尝试与陌生人建立更亲近的关系。
他们也逐渐学会复盘工作、理解规则、主动帮助别人，并在一次次具体的互动里，慢慢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连接。
对很多人来说，“续签”只是一次普通的合同流程。
但对他们而言，它更像一种确认——自己可以工作，可以被信任，也可以成为团队里“越来越离不开的人”。
而比“留下来”更重要的，或许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能够被需要，也值得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