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我拼过的那场高考

又到高考时，窗外雷雨交加，手机被各种高考消息刷屏。考场外穿旗袍的妈妈、交警开路送准考证、第一个冲出考场的考生被话筒包围……我看着那些画面，想起的是三十一年前，我自己的那场高考。

那是1995年，七月，四川渠县。没有雷雨，没有空调，没有送考车队，没有社交媒体上的加油海报，只有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少年，和他拼尽全力的三天。

一、没有退路，只有一条路

我家在渠县农村。妈妈在三汇工作，爸爸在临巴上班，我在渠县中学住校，妹妹在县城读书。四个人，钉在地图三个点上，平时各干各的。但到了周末或者放假，四个人从三个方向回到家，灶台生起火，桌上摆出几个菜，那种热闹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

当时的我，除了读书考大学，确实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是真没有第二条路。

眼睛近视五百多度。当兵是农村孩子的重要出路，体检第一关就刷下来了。种地？九十斤，风大一点人都站不稳。村里长辈看我一眼，叹口气说：“这娃子是握笔杆的命。”这话不是夸你斯文，意思是——你干不了别的。

爸爸妈妈很辛苦，从中滩辗转到渠县，再到临巴，再到三汇，又回到渠县，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我和妹妹读书上。每次看到他们疲惫的背影，我心里就像扎针一样的痛。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考上大学，替他们卸下担子，让他们在这苦日子里看到一点希望的光。

所以只剩下一条路：考出去。就是这一个念想，支撑了我整个中学时代。

我不是天资出众的孩子，也接触不到太多学习资料和教辅，能做的，只是比别的同学更勤奋，更用力地“苦读”。那时，我和几个来自农村的同学较着劲：比谁晚上打着手电筒复习得更晚，比谁做的试卷更多。除了读书，也没别的爱好。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就是考试机器——但这部机器是被生活逼出来的，不是被梦想驱动的。

二、渠县中学的三年

渠县中学是全县最好的高中。文科班有两个——我们应届班和一个往届班。我们班六十多号人，乌泱泱坐满一教室。我成绩一直挂在前面。名列前茅这件事，说不上高兴，反而觉得是压在身上的石头。掉一名，就是离“考出去”那个可能远了一步。不敢懈怠，也没资格懈怠。

学习的动力不需要动员。不是理想，不是抱负，是生存。班上六十多个同学，大半来自农村，谁都清楚：考不上，就去南方打工。不是看不起打工，而是连试一试的机会都没了。这种恐惧比任何励志标语都管用。

那时候学生的视野有天花板。没有堆成山的参考书，没有全省联考排名，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逼自己。高三那年我给自己加码——学校三节晚自习不够，十点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继续。光跳来跳去映在课本上，眼睛涩了就揉两下接着看。整个人处在一种亢奋状态，不觉得累，或者说顾不上累。

三、考前那一个月，妈妈来了

临近高考，身体是一大问题。

九十斤的体重，风都吹得晃。历史赵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止一次在课间把我叫住，问最近吃得怎么样，有没有加餐。他不是那种说大话的人，每次就几句话：“你这身体要顶住啊。晚上回去煮个蛋，别光顾着做题。”语气像在交代一个让他放心不下的孩子。

爸爸妈妈商量，为了给我高考补充营养，妈妈提前从三汇来到渠县，住在我姨妈家，给我煮了一个月的饭。

那一个月，是我整个高三吃得最好的日子。妈妈和姨妈每天变着法子弄吃的，鸡蛋是不可少的，偶尔还炖点排骨汤。她不会说什么“加油”“你一定行”之类的话，只是把饭菜端到桌上，看着我吃完，然后收碗。母子之间没有太多言语，但我知道她为什么来——她怕我身体垮在考试之前，怕我拼了那么多年，最后倒在体力上。

姨妈家的厨房很小，煤炉有时候呛烟。但那个月的每一顿饭，是我这辈子吃得最安心的。

四、七月，三天

1995年高考在7月，七号、八号、九号。四川的七月，太阳白花花地砸下来，三十五六度是常态。考场没有空调，头顶几个吊扇吱呀吱呀地转，搅动的是热风。

我在五号考室，最后一个座位，靠墙的角落，风扇的风刚好吹不到。考号按学籍排，我在的那个位置，是全校文科排在最前面的学号。

监考老师教理科班数学，跟我平时没什么交集。但每场考试，他都会从我身边经过，有时候在身后站一小会儿，什么也不说，看两眼就走。我闻得到他身上热腾腾的气息。后来我想，他大概认得我——这个瘦得脱相的文科生，眼镜片子厚得跟瓶底一样，写卷子头埋得极低。一个监考老师站着看一个不认识的学生答题，也许只是好奇。

那三天，我把每一寸力气都挤进去了。

语文作文一气呵成，写到手指发抖——不是紧张，是用力太猛。

数学是我最拿手的。一个文科生，最强的居然是数学，这事我自己也觉得奇怪。那天的卷子做得极顺，从第一道选择到最后一道大题，每一个空都填上了。放下笔的时候，心里是一种少有的踏实。

英语听力那台录音机声音闷闷的，几个词全靠猜。但阅读和写作是强项，补了回来。

历史和政治，拼的是背功。那些知识点翻来覆去背了不知多少遍，写在卷子上几乎不过脑子，手比脑子快。

每一科出场，人是虚脱的。准备了十二年，五张卷子，不能留一丝力气。留了，就是对不起吃过的每一顿饭，对不起老师们一遍遍的叮嘱，对不起爸爸妈妈四处奔波赚的血汗钱。

最后一门考完，走出考场，七月的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操场上全是人，哭的笑的扔课本的。我什么都没做，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用完了。所有储备，全部用完了。

那天晚上彻夜失眠。累到骨头都是酸的，但一闭眼脑子里全是题。翻来覆去，窗外虫鸣很响，响得人心慌。

第二天，我干了一件在那个年纪最奢侈的事：花五块钱，去县城宾馆开了一个房间，睡了一整天。

五块钱在1995年够吃两天半的食堂。顾不上。那个房间，那张床，那个安静到能听见自己呼吸的空间——我倒下去就没再动过。从早上睡到天黑，醒过来的时候窗外路灯已亮，橙黄的光透过薄薄的窗帘落在被子上。人是空的，但那种空不一样，是拼到底之后的空，像一根弦绷到极限，终于松了，松得干干净净。

这大概才是高考真正的收梢。不是光荣时刻，是一个人，在县城最便宜的宾馆里，把拼光的自己一点一点捡回来。

五、查分，通知书，出发

查分那天，我在三汇用公用电话亭拨电话。号码拨了三遍才拨对。电话那头报了总分，数学那一项最高，和我预想的一样。

妈妈正在承包的饭堂里忙碌，听见分数，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干活，什么也没说。但我看见她眼角动了一下。

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在学校取通知书的时候，又碰到了监考老师——那个考试时在我身后站了三天的监考老师。他说：“我站你后面看你答题，每一科都看了一会儿。你那个劲儿，我就知道你能成。”

他不知道，那个劲儿，是在手电筒底下熬出来的，是爸爸妈妈用血汗钱喂出来的，是各科老师一次次叮嘱催出来的，是六十多个同学一起拼出来的。

8月30日，拖着一个小皮箱，从渠县坐火车到重庆，又从重庆坐飞机去了广州。第一次坐飞机，窗外的重庆和广州，看得我直瞪眼睛。世界越来越大，心里有什么在膨胀——不是兴奋，是恍惚：原来外面是这样的。

高考改变了什么？它改变了我能看到的世界。从渠县到广州，从四川盆地到珠江边。

但最重要的改变，不是城市，不是大学，不是工作。

是那种“我拼过”的记忆。

六、三十一年后，回头看那场考试

三十一年过去了。从九十斤到一百三十多斤，从渠县到广州，再到深圳。

我有时会梦到那段日子。不是五号考室，是姨妈家那个小厨房，妈妈在煤炉前面忙活。或者是赵老师在课间把我叫住，问那句他每次都会问的话——“今天加餐没有。”

也许赵老师早已不记得了。一个退休的特级教师，教过那么多学生，哪里记得住一个九十斤的瘦孩子。但我记得。我记得每一个细节——他说话的语气，他皱起来的眉头，他看我时那种放心不下的眼神。

这段经历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分数，不是录取通知书，是那种“拼过”的记忆——确信自己曾经把所有力气押在一件事上。这种确信，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次次帮到我。面对难过的坎，觉得撑不住的时候，就会想起十七岁那个七月，五号考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风扇吹不到，汗水洇湿卷子，我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一道都没放过。

有人说那个年代的高考残酷，一考定终身。这话不假。那时候没想这么多，卷子摆在面前，只管做就是了。

从屏幕上那些高考的画面收回来，再看看自己。三十一年了。那三天拼出来的劲儿，至今还在我身上。那间渠县宾馆五块钱的房间，那个睡了一整天才缓过来的少年，一直都在。

有些事，拼过一次，就忘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