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陪读5年后，一个中年全职妈妈回国“再就业”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的妈妈有一把铲子，专门往别人心眼里挖。”

记者｜吴丽玮

2022年5月，我再次回到霞光里的办公室，同事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逆行勇士’，你为什么要回来？”

五年前我离开的时候，办公室还有国企风格的传统工位，如今已经重新装修成了红绿色调的文艺范儿共享空间。

带着孩子在国外生活五年，仿佛是一个蛮理想的状态，但全职妈妈我当够了，尤其是担心这对我和孩子的成长都不是好事。比如你即便道理都懂，但愤怒的时候还是会控制不住冒出几句类似“我都是在围着你转，你这么做对得起谁”之类可怕的话。当然更有种忧思，当你无法深度参与社会主流话题讨论，当你看不懂别人的艺术、崇尚的体育，当你对别人的处境没有那么感同身受时，常常就被动地成为一个“局外人”。与此同时孩子的成长是飞快的，而你止步不前，这种即将被甩在后面、无法与孩子产生共鸣的危机感比在国内强烈许多。我记得在网上听过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讲话，当时感触特别深，“女儿都会把妈妈当成人生的模板，你希望她的人生理想也是当全职妈妈吗？”

我跟同事说，我希望人生活得更有意义。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感叹是不是深受东亚教育的“荼毒”，才无法把人生享乐当成正当。无论如何，当你重新回到记者的工作岗位，部分人生意义的实现就瞬间变得很具体，那就是如何写出一篇好稿。

但就像每一个“中女”再出发的故事一样，开局都不会太顺利。仅过去四五年的时间，我发现杂志选题的标准和难度都高了很多。我离开的时候，仍然是社交媒体在冲击传统媒体权威性的阶段，媒体面临的挑战是，在人人有渠道有能力发布一手信息的时代，记者如何提供更有价值的报道。等我再回来，媒体的统治时代似乎已经黯然谢幕，自媒体的影响力让人自叹弗如。对于三联来说，传统的报道领域要采用新的采访路径和表达方式，经济、产业、社会心理、教育等新的报道类型在同事们的探索之下已成为杂志非常有支撑力的封面选题。在这些变化面前，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学生。

2017年8月一个微雨的清晨，吴丽玮和青海泽库县牧民吾金当周（左）、先巴才让（中）兄弟俩一起前往圣湖阿尼措日更。阿尼措日更湖畔草原是牧民的夏季牧场，也是当地藏族人的精神家园（黄宇 摄）

我报的第一个选题是写在2022年法网刚刚崭露头角的“火箭少女”郑钦文。在选题会上，编辑陈晓问我想做这个题目的原因是什么。能是什么？不就是因为打得好吗？我一时语塞，面对着一桌子几乎都比我年轻的记者们，尴尬得耳根子发红。过去“新秀”二字就可以让这个选题立足，但对于现在的三联，这个理由远远不够。

幸好郑钦文足够优秀，她的家庭也足够与众不同，在有些匆忙地进入这个选题之后，我发现她的成长经历的确是个有意思的故事。郑钦文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从十堰去了武汉，开始了半天上学，半天打网球的生活。我采访了她在湖北的几个启蒙教练，大家比较一致的印象是，那时候她个子不高，也没有表现出多少身体优势和网球天赋，但就是在场上特别想赢。我几乎一直带入的是她父母的视角来观察郑钦文。如果这是我的孩子，我会在一年级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吗？我肯定不敢。没过多久，郑钦文一家又去了北京的“匠心之轮”网球俱乐部，跟随李娜的教练罗德里格斯团队训练。在那里，她接受了很系统的西方网球教育，但花费也是巨额的。我在采访的过程中不断地问自己，我能孤注一掷地为孩子花这么多钱学网球吗？这需要家长怎样的坚决？

后来的故事可能读者了解的就多了些，郑钦文去了欧洲，经过了一番波折，与西班牙教练里巴合作，终于不负众望，成为中国女网的领军人物。我感叹于郑钦文小时候的“想赢”其实就是一种对网球的极端热爱，而对于网球这个在中国市场化程度特别高的项目来说，一个孩子的成就绝对需要整个家庭拼尽全力的支持，与其说我在写一个体育人物，不如说我写的是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家庭的养育与亲子关系。

郑钦文（图源：视觉中国）

对比我二十几岁在三联写的稿子，写郑钦文时确实不一样了。今年三联做了一期名叫《中女转型》的封面故事，黄子懿写一位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的研究，在30～50岁之间，人的大脑前额叶皮质衰退，导致依赖快速反应、创新能力的“流体智力”在衰减，可以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人的职业生涯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不过现实也不必如此悲观，中年人可以通过提升“晶体智力”来增加自己成长进步的机会，“晶体智力”与人的知识、经验以及表达沟通的能力密切相关。我告诉自己说，至少这些年我多了些人生体验，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深度应该也不同了吧。

比如如何去理解那些有争议的人物。

2023年刚过完春节，我去了张兰的直播间参观。从2022年11月开始，她的直播间因为卖床垫等操作频频爆火，相关话题在抖音以“指数级”的热度连续飙升。我震惊于她的玩梗能力，以及她无限的精力，能够源源不断地把恨意转化成流量，当然也对她打造的人设和讲述的真实性极度存疑。没有什么比在直播间一探究竟更直接的了。

直播间的张兰（夏天 摄）

张兰的直播间在她别墅的一楼。因为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门是不上锁的，张兰定制的全套意大利家具，也都淹没在了人员和货物的嘈杂中。一楼只有一个角显得特别清静、整洁，那里摆了一架三角钢琴，钢琴上放着张兰孙女和孙子的照片。张兰本人倒是跟直播里攻势凌厉的状态不太一样，她满面笑意地跟我点头，显得非常客气，这让我不禁想起她在自传里写的，她自己当年的基业是“一盘菜一盘菜炒出来的”，她也一直保持了“笑迎八方宾客”的职业习惯。

不过这种客气只是表面上的，包括她在直播间里非常爽朗的性格，根据我在现场的观察，都跟真实情况有所出入，于是我采访的重点分成了两条线：真实的张兰是什么样，张兰讲述的故事里哪些真，哪些假，以及她是如何找到“快人快语、无所忌讳”的这种网络人设的。

采访刘晓庆是另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故事的开端是寻找刘晓庆。我找到她正在拍摄短剧的导演、多年合作话剧的制作方、有40多年交情的演员朋友、为她妹妹维权的律师，以及在网上爆料自己是刘晓庆前男友的前助理等，其中一些人跟我打包票，承诺一定帮我促成跟刘晓庆的见面，但每一次都没了下文。我想起法拉奇在《好莱坞的七宗罪》中开篇就写她去美国，想采访梦露，也遇上了很多声称在娱乐圈人脉很广的人，但总是功亏一篑，每次都扑空。法拉奇气呼呼地写了一个她没找到梦露的故事。我不会也找不到刘晓庆吧？

刘晓庆出现在片场时都是走戏、演戏，除此之外她会回到狭小的房车中休息，剧组成员很难近距离接触到真实的她（黄宇 摄）

幸运的是，我得到前往刘晓庆拍摄短剧的现场探班的机会，第一个感慨就是美人虽然迟暮，但通过竖屏短剧的监视器，70多岁脸蛋依然能打。“你早这么说就对了。”刘晓庆身边的新助理悄悄对我说道，“谁不想被别人夸漂亮，庆姐也一样。你的提纲我早就看过了，说实话，写得太差了，所以庆姐不想接受你的采访。”她的助理是一个50多岁的男士，自称是做生意的，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现在跟着刘晓庆是一种不带任何目的的帮忙。

去年刘晓庆因为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而重新走红，我在片场的确也感受到了她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和饱胀的精力，但我更感觉到她的孤独。每一场戏拍完，她都迅速走回到自己的房车上，在逼仄的空间里背台词和休息。这种孤独背后是与亲人相隔离的决绝。刘晓庆的妹妹之所以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就是希望传递一个想跟姐姐和好的信号，但刘晓庆每年过年都飞到国外去度假，拒绝在阖家团圆的时刻软下心来。前段时间有一个热搜，说刘晓庆的外甥发布谣言称“刘晓庆去世”，她的妹妹把律师声明发给我，说这件事多么多么荒谬。我也觉得很荒谬，可是刘晓庆相信了，曾经亲密无间的两姐妹，她们之间现在的鸿沟如此之深，令人唏嘘。

我时常把这些采访见闻讲给我女儿听，用一种成人之间的谈话方式。回国四年，她早已适应了现在的生活。刚回国的时候我有一次问她，长大了想不想当记者，她非常坚决地告诉我，“不要，太累”。现在她已经习惯了在我出差回来后，立马问我又遇见了什么新鲜事，她对我的评价也变了。在国外的时候，她刚刚开始学习造句，她会写：“我的妈妈是个厨师，我的妈妈也是个司机。”去年我看她做课堂练习，她写道：“我的妈妈有一把铲子，专门往别人心眼里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