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驻守南极3年，天天准时打视频哄我，直到儿子盯着屏幕问：妈妈，爸爸窗外那两只企鹅，为什么从来都不动？

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和丈夫陈砚结婚六年，他去南极的第三年，我开始数日子。

不是盼他回来的那种数，是那种心里隐隐不安、却又说不清楚哪里不对劲的数。每天晚上七点，视频准时响起，雷打不动，三年如一日。暴风雪的夜晚响，我们结婚纪念日响，除夕夜零点刚过也响。那个头像亮起来的瞬间，曾经是我一整天里最踏实的时刻——觉得这段婚姻还撑着，这个家还在。

直到儿子陈小年开口说了那句话。

那天他爬上椅子凑到屏幕前，歪着脑袋盯了好一会儿，忽然转过来问我："妈妈，为什么爸爸窗外总有那两只企鹅？它们从来都不动的。"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说南极企鹅多，站着不动是正常的，哄他去玩了。话说得轻巧，心里却像被人悄悄扎了一针，细细的，又准准的，疼在最难察觉的地方。

孩子的话我没放下。

当天夜里，我翻出了手机里存着的近三个月通话录像，从头一帧一帧地慢放。那两只企鹅出现在每一段视频里，永远站在舷窗右侧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朝向，同一个姿势，连羽毛的弧度都没有半分偏移。雪在飘，光线随着"时间"在变，可它们就那样钉在原地，像两枚被人按进画面里的图钉。

我坐在黑暗里，心脏一点一点往下沉。

南极极风最强时速可超过三百公里，零下六十度的极寒能将裸露的皮肤在几分钟内冻成坏死，那片雪原上没有任何活物能以同一个姿势在同一处站立三个月，纹丝不动。这不是奇迹，这是不可能。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一种东西——

那么陈砚在哪里？他真的在南极吗？

01

我叫林晚，今年三十二岁，在南京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也从没短缺过什么。

陈砚是我大学同学，学地球物理的，高高瘦瘦，说话慢条斯理，不是那种一眼看过去就让人心动的类型，但耐看，越处越耐看。他追我追了整整两年，愣是把一个闷头搞科研的理工男熬成了情话专家，我妈第一次见他，回来就跟我说，这个人靠谱，嫁了吧。我嫁了。

结婚那年他刚拿到国家极地考察项目的参与资格，说是有机会加入南极内陆科考团队，专门负责冰川地质的长期数据采集，是他从读研开始就写在心里的事。我没拦他。我以为我能等，也以为等待是件容易的事。

后来才知道，等待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夜里。

陈砚出发那天，小年刚满两岁，走路还摇摇晃晃的，抱着爸爸的腿死活不松手。陈砚蹲下来，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哄他说："爸爸去南极，等爸爸回来给你带企鹅。"小年不懂南极是哪里，只知道眼前这个人突然要走，哭得惊天动地，眼泪鼻涕一把糊在陈砚肩上。我站在机场出口，扶着儿子，眼睛跟着陈砚的背影一直看，看到那个背影彻底消失在安检口，才把眼泪忍回去，低头对还在抽泣的小年说："走了，回家。"

从那天起，我们的婚姻就靠一根网线维系着。

陈砚驻守的是南极中山站附近的一个辅助科考驻点，专门负责内陆冰川数据的长期采集，条件比站内更艰苦，通讯也更依赖卫星信号，但他几乎从未断过联系。每天晚上七点，视频准时来，哪怕只有五分钟，也要露个脸说两句。这个习惯，他坚持了将近三年，从没间断过。我身边的朋友听说，都说我嫁了个好男人，说现在有几个出了门还天天记得打视频的。我每次听到这话，嘴角都会往上扯，顺着说"是啊是啊"，回到家却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空荡感落在胸口，不重，但也不散。

02

陈砚不在的三年，我一个人撑着这个家。

白天上班，下班接小年，做饭、洗澡、陪读绘本、哄睡，一套流程走完差不多已经九点多。等我终于能坐下来喘口气，手机里就剩一堆没回完的工作消息。偶尔加班到深夜，小年在奶奶家住着，我一个人开车回来，停在楼下，坐在车里发一会儿呆，才有力气上楼。我妈说我把自己过成了一个陀螺，说这不是过日子，是在耗。我说哪有，陈砚还有不到一年就回来了，再撑一撑。她叹口气，帮我把碗收走了，没再说话。

那段时间，每天最盼的就是晚上七点那通视频。

不是因为有多少非说不可的话，是因为那七点的响声会让我觉得这一天过完了，明天还有个奔头。陈砚每次接通，第一句话总是问我吃没吃饭，问小年今天乖不乖，然后才说他那边的事——某组数据出了成果，某天暴风雪把天线打歪了，某次巡查冰川时碰上极光，亮得像整片天都在烧。

"那边冷不冷？"我有一次问他。

"冷，但冷得惯了，"他在屏幕那头搓了搓手，"你那边最近降温，多穿点，小年的棉袄换厚的没？"

"换了，上周买的，他说太胖了不好看，让我退掉。"

"才五岁就知道臭美，随你。"他笑起来，眼角皱起来，和结婚前长得一模一样。

我也跟着笑，那一刻觉得，日子是能过的，再难也能过。

就这样一天一天往前熬，熬着熬着，三年快到头了。

03

小年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个话痨，两岁多开口说话，三岁就能跟大人接上话茬，五岁了嘴巴从早到晚没有停的时候。陈砚走了之后，他就专门来烦我，问这问那，十万个为什么全朝我一个人来，有时候我洗着碗他站在旁边讲话，能从幼儿园今天发生的事一路讲到他昨晚做的梦，中间一口气不带换的。

但他和陈砚的感情，比我以为的要深。

陈砚走的时候他还太小，记不清爸爸的脸，却记得每天七点要坐到妈妈旁边，跟屏幕里那个男人说话。久而久之，那个屏幕里的人就成了他和"爸爸"这个概念挂钩的全部。他会把幼儿园发生的事讲给陈砚听，讲他今天跑步得了第一，讲他跟隔壁小胖吵架了又和好了，讲他新学了一首儿歌，说完就要当场唱，唱到跑调还不自知，唱完还要问爸爸好不好听。

陈砚每次听，那种高兴是藏不住的。

"小年，你长高了没？比上次高了吗？"

"高了！妈妈说我长了一厘米！"

"那快赶上爸爸了，等爸爸回来你再长一厘米，咱们比比看谁高。"

"爸爸肯定比我高，你那么大个！"小年理直气壮，随即话锋一转，"不过等我上了小学，说不定就超过你了！"

陈砚大笑，笑到肩膀抖，说那就等着瞧，爸爸回来一定跟你比。

小年挺起胸膛，神情极其郑重，用他五岁孩子特有的口气宣布："说定了，不许赖！"

"不许赖。"陈砚也一本正经地回。

那些夜晚，屏幕里屏幕外，父子两个说得热闹，我坐在旁边听着，有种说不清楚的滋味混在里头，酸的甜的都有，说不上哪个更多。有时候小年讲完话跑开了，视频里只剩我和陈砚两个人，他会安静地看我一会儿，然后说："辛苦了，晚。"

就四个字，我却能在心里压着很久。

有一次小年突发奇想，非要在视频里给陈砚表演他在幼儿园新学的舞蹈，把客厅的椅子全搬开，腾出一块"舞台"，让我拿着手机"转播"。他跳得手舞足蹈，完全不按动作来，自己瞎编了一套，跳完还鞠了个躬，大声问："爸爸，好看吗？"

陈砚在屏幕那头已经笑趴下了，说好看好看，世界上最好看，给你鼓掌。

小年当即宣布："那等爸爸回来，我再跳一次给你看，你要坐在最前面！"

"好，爸爸坐最前面，专门给你鼓掌。"

那个夜晚，我一边帮小年擦汗，一边听他们父子俩在屏幕两端说话，窗外的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台灯的光落在桌上，整个世界都安静而温热。那个瞬间，我差点忘了这一切是隔着一块屏幕的，差点以为他就在旁边。

04

事情的变化，是从小年的那句话开始的。

那天是个普通的周三傍晚，我刚把晚饭收拾完，七点的视频准时响了。小年比我还积极，抢先跑过来爬上椅子，把脑袋凑到摄像头前冲他爸喊："爸爸！今天我们老师夸我了！"

"夸你什么？"陈砚笑着接话。

"说我画的画漂亮！我画的是企鹅！就是爸爸窗户外面那种！"小年得意扬扬，手比划着，"我画了两只，一大一小，老师说画得很像！"

陈砚顿了一下，随即笑道："那一定好看，下次拍给爸爸看，爸爸贴在床头。"

小年答应了，却没急着跳开，反而继续盯着屏幕里陈砚身后那扇小小的舷窗看。就那么盯着，歪着脑袋，大眼睛一眨不眨，安静得不像他，看了快有一分钟，然后转过来问我：

"妈妈，为什么爸爸窗外总有那两只企鹅？它们从来都不动的。"

我愣了一瞬，凑近屏幕扫了一眼，舷窗里确实隐约能看见两个黑白的轮廓，立在雪地里，一高一低，不偏不斜。

"南极企鹅多着呢，"我摸了摸他的头，"站着不动是正常的，你快跟爸爸说说你的画。"

小年撇撇嘴，像是觉得我的回答没什么意思，但也没再追问，转回去跟陈砚叽叽喳喳说开了。屏幕里陈砚配合得很好，笑着听儿子说话，偶尔插两句，一切都和往常一样自然。通话结束，我哄小年洗澡睡觉，收拾完厨房，关了灯。然后我拿起手机，坐到沙发上，把录像翻出来，开始找。

05

我有录视频通话的习惯，是陈砚去南极之后养成的。

最初是怕信号不好通话突然断掉，录下来至少还能回看。后来变成了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每次接通就顺手开录，存在手机里，偶尔翻出来看看，看陈砚说话的样子，看小年跟他爸咋咋呼呼的那些片段。这三年攒下来，录像文件多到我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个。

那天夜里，我把近三个月的录像全翻出来，从最早一段开始，一帧帧慢放，专门盯着舷窗那个位置看。

企鹅在第一段视频里就在。两只，黑白分明，站在舷窗右侧偏下的位置，一个略高一个略矮，朝向完全一致，都是侧身对着镜头方向。我把视频往后跳，跳到两周之后，再跳到上个月——同样的两只，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朝向，连那只略高的企鹅右侧翅膀微微上翘的弧度，都没有任何变化。

我开始截图，把不同日期的截图拼在一起对比。三个月里陈砚跟我们通话超过八十次，每一次那两只企鹅都在，每一次姿势都精确如一。我把相隔将近六十天的两张截图摆在一起，找不出任何差异，连光线打在企鹅身上的阴影方向都完全吻合。

我放下手机，在黑暗里坐了很久，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06

第二天，我趁小年在幼儿园，专门查了些资料。

南极中山站位于东南极大陆，是中国建立的第二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常年驻守人员三十余名，主要从事气象、冰川、地质等方向的研究，每年有两个窗口期可以轮换人员，一次在南极夏季也就是北半球的十二月前后，另一次在次年三月左右。这些陈砚都跟我讲过，我也都信。

但我还查到了另一件事：中山站所在区域，在极夜期间，太阳会长达数周完全不升出地平线，整片大陆陷入漫漫长夜，雪原在没有人工照明的情况下极暗，几乎不可能有我们日常概念里那种明亮均匀的自然光。

我把这件事在脑子里转了一整天，用了各种角度说服自己——也许那个辅助驻点有特殊的照明装置，也许那片区域有极光的漫反射，也许南极的光线条件和我想的不一样。理由一个一个地往那个疑问里塞，塞完又觉得哪里不对，说不清楚。

那天下班，我坐在地铁上，对面有个孩子抱着一个企鹅绒毛玩具，黑白的，圆滚滚的，搂着不撒手。我盯着那个玩具看了很久，好几站没反应过来，直到报站声响才猛地回神。

回到家，小年已经在奶奶那边吃过饭了，我把他接回来，哄他洗澡，陪他说了一会儿话。他今天特别黏我，抱着我的胳膊不撒手，说妈妈今天眼睛里有点不对劲。我说没有，只是累了。他把脸贴在我手背上，用那种五岁孩子特有的、笃定的口气说："妈妈等爸爸回来就不累了。"

我没说话，把他抱紧了一下。

07

我没有把那件事告诉任何人。

不是没想过找人说，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说什么？说我发现视频里的企鹅三个月没动过？说我怀疑那片背景的光线有问题？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是神经质女人的胡思乱想，连我自己说完都觉得荒谬。

况且，陈砚从没给我任何明确的理由去怀疑他这个人本身。

三年里他没有少接过一次电话，没有对我冷淡过，也没有在任何细节上露出过明显的异样——他一直是那个温柔、耐心、把每一个七点都守得死死的丈夫。

但那两只企鹅，始终横在那里，让我没办法假装没有看见。

我找了个借口，给陈砚发消息说想白天打一次视频，说有点事想跟他说。他回得很快，说白天正在跑数据，设备不能离人，晚上照常七点吧。我盯着那条回复看了很久。一个在南极驻守的科研人员白天没空接视频——合理的，太合理了。

那天下午，我去幼儿园接小年，路上绕了远道，走了一条平时不怎么走的街。小年跟在我旁边蹦蹦跳跳，拉着我的手左晃右晃，说今天午餐有他不喜欢的南瓜，说他偷偷把南瓜夹给了旁边同学，说老师没有发现。

"妈妈，爸爸喜欢吃南瓜吗？"他忽然抬头问我。

"喜欢，爸爸什么都吃，不挑食。"

"那爸爸在南极一个人喝南瓜汤，多可怜。"小年皱着眉，语气认真得像在讨论一件国家大事，"妈妈，爸爸快回来了吗？"

我停下来，蹲下去和他平视，捏了捏他的脸："快了，还有不到一年。"

"一年是多久？"

"就是你从现在再过一个生日，就差不多了。"

小年掰着手指算了一下，表情从认真变成释然，点了点头："那还行，还行。"然后又蹦跶起来，拉着我继续往前走。

我跟着他走，脚步比来时慢了很多。

08

就这样过了将近一周，我在每次通话里越来越小心。

陈砚每晚七点打来，我每次都接，该聊什么还聊什么，说小年今天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说我手上有个书稿快交稿了压力大，说楼下超市新出了一款他以前喜欢吃的饼干。我把那些字一个一个说得和以前一样，声音稳，语气稳，连停顿的习惯都照旧，像一个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在等丈夫回家的普通妻子。

陈砚在那头也照旧——关心小年最近有没有着凉，提醒我降温加衣服，说等他回来了带我们去云南走一趟，行程早订好了，把小年喜欢的景点都列进去了，说得像一件板上钉钉的事。

听着他说这些，我会有一瞬间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多了，觉得那两只企鹅也许真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解释，觉得陈砚不可能骗我，他没有理由，没有动机，三年了，他一直都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但只要那个念头冒出来，我就会想起那八十多段录像，想起那些精确到分毫不差的截图，那个怀疑就又压了回去，像一块石头，沉在胸口，不上不下。

有一次通话快结束时，陈砚忽然沉默了一下，语气变得比平时更轻，更慢，说："晚，再过几个月，我就回来了。"

我愣了一瞬，挤出一个笑："嗯，等你。"

挂掉电话，我在椅子里坐了很久，手机屏幕暗掉，又亮起来，又暗掉。

09

我开始在每次通话里有意无意地找细节，找任何一个能让我确认他真的在南极的细节。

我问他最近科考站的气温，他说零下五十多度，风大，手套磨坏了一副。我问他吃得怎么样，他说食堂最近换了个厨师，饭菜比以前好了不少，前几天做了红烧肉，香到整个走廊都是味道。我问他最近看没看到极光，他沉吟了一下，说上周有一次，绿色的，铺了半边天，就是太冷，没站多久就缩回去了。

他答得很自然，每个细节都经得起追问，活灵活现，像一个真实的人在讲真实的经历。

但我拿这些细节去核对，极光的颜色——南极极光以绿色最为常见，他说的对得上；气温——中山站附近极夜期间确实可低至零下五十度以下，辅助驻点海拔更高，温度更低，也说得通；红烧肉——查不了，没有资料。

每一个我能验证的，他都没有漏洞，每一个我验证不了的，他说得有声有色。

越查越觉得憋闷，像被什么东西扼住喉咙，使不上劲。

10

撑到第九天，我下了决心。

那天下班，我没有急着去接小年，坐在办公室多留了半个小时，在网上找了一个专业的天文软件，可以实时显示全球任何一个坐标的日出日落和太阳仰角数据。我把中山站的经纬度输进去，屏幕上的数据显示得清清楚楚：此地当前处于极夜，日出时间一栏显示为无，日落时间同样为无，太阳仰角是一个负值，太阳沉在地平线以下二十余度，不可能有任何自然光照射到地面。

而陈砚视频里，每一次，他身后那片雪原都是亮的。

那种亮，是白天才会有的光。均匀，明亮，和极夜的漆黑没有任何关系。

我盯着屏幕上的数据看了很久，那个一直横在心口的石头，忽然变得更沉了，沉得让我想直视它，又不敢直视它。

我不知道陈砚在哪里，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知道这三年里每一个七点准时出现的那张脸，背后藏着什么。但我知道，今晚，我要在那通电话里找到答案。

那天晚上，我提前把小年安顿进了隔壁房间，给他找了两本新买的绘本，告诉他妈妈等会儿要打一个工作电话，让他自己看书，看完就睡。小年没有多问，抱着绘本钻进被窝，翻开第一页，有模有样地念起来。我回到书房，坐到电脑前，把天文软件打开放在一侧，泡了一杯茶，把椅子坐正，调整好摄像头角度，确认自己在镜头里的位置。

脸上，我练了一个笑，和以前每次接视频时一模一样的笑。

11

晚上六点五十分，我坐在电脑前，把儿子打发去了隔壁，深吸一口气，等着。

七点整，视频邀请准时出现。我点了接通。

屏幕亮起，那张我爱了整整六年的脸清晰出现——熟悉的深蓝防寒服，熟悉的干净背景，熟悉的笑。他身后那片"雪原"在"阳光"下泛着惯常的白光，两只企鹅守在原位，一动不动，像两个忠实的哨兵，替这场秘密站岗。

"老婆，今天怎么样？小年没来？"他冲屏幕挥手，语气轻快，毫无破绽。

我挤出一个和往常一模一样的笑，声音平稳得连我自己都意外："在隔壁看绘本，等会儿叫他来。你那边怎么样，实验顺利吗？"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数据、说起进展，声音透过网线传来，清晰、熟悉，像过去一千多个夜晚一样真实。我耐着性子回应他每一句话，聊儿子的趣事，聊他回来后要去哪里旅行，把那个温柔等待的妻子扮演得毫无破绽。可每开口一次，就像拿刀在自己身上轻轻划一道，笑得越自然，就划得越深。

十分钟后，时机到了。

我知道，该收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