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临终前告诉我有三个亲生哥哥 三个哥哥身份惊人

妈妈临终前告诉我有三个亲生哥哥 三个哥哥身份惊人

我妈走的那天，下着秋雨。

县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隔夜饭菜混在一起的味道，窗外的梧桐叶子被雨打得啪啪响，一片接一片地往下掉。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已经没有多少温度了，骨节突出，皮肤薄得像一张旧报纸。她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嘴唇干裂，一句话也不说。护士进来说，阿姨，您有什么话就跟闺女说说吧，别留遗憾。

我妈的眼珠转了转，慢慢看向我。那目光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歉疚，又像是解脱。

“小云，”她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妈有件事瞒了你一辈子。”

我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我说妈您别说了，您好好歇着，等您好起来再说。我知道她好不起来了，肿瘤已经扩散到全身，医生早就让我们准备后事。我只是不想让她临走前还惦记着什么事。

“你还有三个哥哥。”我妈说，“亲哥哥。”

我愣住了，脑子像被人敲了一闷棍。我从小跟我妈相依为命，在县城的筒子楼里住了二十多年，家里就我们母女两个。我没爸，我妈说我爸在我出生前就出车祸没了。我从来没怀疑过。

“你爸还在。”我妈咳了两声，声音断断续续，“但他不是你亲爸……你亲爸姓陈……在省城。”

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她年轻时在省城的纺织厂打工，认识了一个叫陈国栋的男人，两个人好上了，生了三个儿子。后来那个男人的家里不同意，嫌我妈是农村出来的，硬是拆散了他们。我妈带着肚子里的我回了老家，嫁给了我现在的爸，一个老实巴交的煤矿工人。她跟我现在的爸说，这孩子是前头的，我现在的爸什么也没问就认下了。

那三个哥哥，最大的比我大十二岁，最小的也比我大六岁。我妈说他们都在省城，各自有各自的日子。她让我去找他们，说他们欠我的，该还。

“为啥现在才告诉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

我妈没回答。她的眼睛闭上了，眼角有一滴泪慢慢滑下来，落在枕头上，洇开一小团深色。她的手从我手心里滑落，搭在床沿上，轻飘飘的。护士过来探了探鼻息，摇摇头，帮我把白床单拉上去盖住了她的脸。

我站在病房里，雨还在下，窗外的梧桐叶子差不多掉光了。

处理完我妈的后事，我回到筒子楼的家里，翻箱倒柜找线索。我妈藏东西的本事一等一，要不是她临了松了口，我怕是这辈子都找不着。在她压箱底的嫁妆樟木箱最底下，压着一个铁皮饼干盒子，里面有一张发黄的照片。

照片上有五个人，我妈站在中间，看着也就二十出头，梳着两根麻花辫，穿着碎花的的确良衬衫，笑得腼腆。她身边站着一个男人，个子很高，国字脸，浓眉大眼，一手搂着我妈的肩膀。前面蹲着三个男孩，大的十来岁，虎头虎脑的，小的也就四五岁，咧着嘴笑，门牙缺了一颗。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1985年春节，陈国栋与孩子们。

我把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试图从那三个孩子的脸上找到跟我相像的地方。鼻子像我，眼睛像我妈，说不上来。我盯着最小的那个看，他缺的那颗门牙让我心里发酸，我小时候换牙，我妈也总笑我，说我们小云是豁牙子。

饼干盒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省城柳河街13号。我妈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我查了查，柳河街在省城的老城区，是个城中村，前几年就说要拆迁改造，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我在县城的小学当语文老师，学校正好放寒假，我请了几天假，买了张火车票就奔省城去了。火车上人挤人，我贴着窗坐着，看外面的灰扑扑的田野往后跑。脑子里乱得很，一会儿想象三个哥哥的模样，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傻，二十多年没见过面的人，人家认不认我还两说呢。我妈临终那句话“他们欠我的，该还”在我耳边转来转去，可我压根不知道他们欠我什么，欠的又该怎么还。

到了省城我懵了。柳河街确实还在，但早不是我妈纸条上写的那个样子了。破旧的平房拆了大半，到处是建筑围挡和挖掘机，剩下几栋没拆的墙上画着大大的“拆”字，窗户都卸了，黑洞洞的。我在废墟里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还在那守着的老头，坐在个小马扎上晒太阳。

我给他看了照片，问他认不认识陈国栋。老头眯着眼看了半天，又看看我，说陈国栋早搬走啦，得有十来年了，听说做生意发了，在城南买了别墅。他儿子们也都有出息，大儿子开了个装修公司，二儿子在学校当老师，三儿子在电视台上班，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老头问我找他们干啥，我说我是亲戚。老头笑了笑，说陈国栋家亲戚多得很，这些年来找的人不少，多半是借钱的。他说你要找就去城南的翡翠花园，陈国栋住那儿，不过人家认不认你不好说。

我没去翡翠花园。我在柳河街的废墟旁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看着那些断壁残垣，想着二十多年前我妈带着三个儿子在这儿生活的样子。那时候她该有多难，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被男人的家里赶出来，走投无路。可她后来有了我，有了一个老实巴交的矿工男人，在县城过了平平淡淡的一辈子，再也没回来过。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省城图书馆，翻旧报纸查陈国栋这个人。还真让我查着了，陈国栋在省城算个名人，从建材批发起家，后来搞房地产开发，十来年前是本市的首富。不过这几年生意不行了，欠了一屁股债，听说把别墅都卖了还债，现在住在城郊的一个老旧小区里。

报纸上还有他三个儿子的消息。大儿子叫陈海生，继承了他爸的建材生意，不过自己单干开了装修公司，在省城口碑不错；二儿子叫陈江生，省实验中学的语文老师，还是什么优秀教师；三儿子叫陈小军，省电视台的记者，拍过好几个有影响的专题片。

我看着那些名字和照片，心里翻江倒海。我的三个哥哥，一个比一个有出息，而我，一个小县城的小学老师，每月两千多块钱工资，租着房，连个对象都还没有。我妈说他们欠我的，可他们欠我什么呢？他们又不知道有我这么个妹妹。

我想了一晚上，决定先不见他们。我给我妈上了炷香，跟她说，妈，我就远远看看他们，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就行了。

我在省城待了五天，每天都出门去找“偶遇”他们的机会。

大儿子陈海生的装修公司在城东一个建材市场里，门面不小，玻璃门上贴着“海生装饰”的字样。我在对面小面馆要了碗面，从中午坐到下午，看见陈海生进出好几趟。他四十来岁的样子，比我照片上壮实多了，国字脸，跟我妈照片里那个男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穿着夹克衫，手里总捏着个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嗓门很大，跟工头吼，跟客户陪笑脸，跟手下的人发烟。面馆老板娘认识他，说他是个爽快人，手下养着几十号工人，从没欠过工钱，就是脾气急，一点就着。

我隔着马路看他给一个工人递烟，拍了拍那人的肩膀，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一酸。

二儿子陈江生就好找多了，省实验中学的门口贴着优秀教师的大照片，他就排在第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我在学校门口转悠了两天，终于等到他下午下班出来。他骑一辆旧电动车，车筐里装着教案和一袋子菜，后座上绑着个儿童座椅。他路过校门口的炸鸡店，停了一下，进去买了两个鸡腿，用纸袋装着放车筐里。我猜他是买给孩子吃的。他骑车的样子很慢，小心地避着路上的坑洼，背影看着温和又踏实。

三儿子陈小军最难找，电视台管得严，门卫不让进。我在电视台对面的奶茶店坐了一下午，也没碰见他。后来我从网上查到他拍的专题片，有个是关于老城区拆迁的，他在片子里露了脸，穿一件黑色冲锋衣，说话语速很快，眼睛很亮，跟他爸年轻时候挺像。我盯着屏幕看了好几遍，看他站在废墟上举着话筒说话的样子，跟我坐在柳河街废墟上的那天一模一样。

我知道了他们各自的日子，也知道了他们谁都不缺什么。大儿子有事业有脾气，二儿子有家有口，三儿子有理想有干劲。他们不知道有个妹妹在县城教着书，每周末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菜，有时候月底了还得跟我妈借两百块钱才能过去。他们不欠我什么。

我准备回县城了。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又去了柳河街那片废墟。围挡上贴着拆迁公告，说下个月就正式动工，所有住户必须搬离。我站在围挡外面，对着那片黑黢黢的空地发了一会儿呆，准备转身走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人问了一句：“你是……来找人的吗？”

我吓了一跳，回过头，看见一个瘦高个的男人站在路灯下面，穿着黑冲锋衣，手里拿着个摄像机。他走近了几步，我也看清了他的脸——跟电视上一模一样，就是更憔悴些，眼下有青黑，像是好几天没睡好。

是陈小军。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下意识就往后退。他看着我，又看看我手里的照片（那照片我这些天一直揣在兜里），表情有点复杂。“我前两天就看见你了，”他说，“在实验小学门口，你跟着我二哥，走了两条街。”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是我妹妹吧。”陈小军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他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那纸上打印着一张照片，是我妈年轻时候的证件照，不知道他从哪儿翻出来的。“你长得跟她一模一样。”

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止都止不住。我蹲在地上哭，他就站在旁边等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哭够了，从兜里摸出一包纸巾递给我。

“我知道你来找过我们，”他说，“我爸跟我说了，妈……阿姨走之前给他打过电话。”

我愣住了。

“我爸前几年一直在找你们，”陈小军蹲下来，跟我平视，“可他不好意思，当年是他家里对不起阿姨，后来他想弥补，又怕打扰你们的日子。阿姨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爸哭了，在我们哥仨面前，头一回哭。”

他说我跟我妈这些年的事，我爸都知道了。他爸本来想赶在年前去县城看我们，没想到我妈走得那么快。陈小军说，我哥几个商量过了，咱们得见一面。我二哥说了，亲妹妹在县城遭罪，我们当哥哥的不能装不知道。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什么，”我哑着嗓子说，“我就是……就是想看看你们长啥样。”

陈小军笑了，他那颗缺过的门牙早就补上了，笑起来却还是跟我照片里那个豁牙子小男孩有一点像。“走吧，”他说，“我大哥二哥都在我家等着呢，我爸也在。”

我就那么稀里糊涂地跟着陈小军走了。他家在老城区一个普通的居民楼里，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净利落。我一进门就看见客厅沙发上坐着三个人，陈海生坐得四平八稳，手里端个茶杯；陈江生旁边坐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正在画画；陈国栋坐在沙发最边上，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跟报纸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企业家判若两人。

我进屋的时候，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陈国栋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嘴唇哆嗦着，半天才说出一句：“丫头，你妈……你妈走的时候，安详不？”

我说安详，没受什么罪。

陈国栋的眼圈就红了。

那天晚上，我在陈小军家吃了一顿饭。陈小军媳妇下的厨，做了四菜一汤，都是家常菜。陈海生一直给我夹菜，说我太瘦了，县城那地方吃饭对付。陈江生让他闺女喊我姑姑，那小姑娘怯生生地喊了一声，我答应的时候声音都是抖的。陈国栋不怎么说话，就坐在那儿看着我吃，看一会儿，低头擦擦眼睛。

吃完饭，陈海生开口了，说他跟我二弟三弟商量过，想把妈……把我妈接回省城来安葬。他说当年陈家有愧于我妈，现在人走了，得给她一个堂堂正正的交代。

我说我妈生前跟我说过，她哪儿也不去，就跟我现在的爸葬在一块儿。我爸那坟在县城的公墓里，我妈每年清明都去给他烧纸，念叨说老刘啊老刘，你活着没享过福，死了我多陪陪你。我现在的爸姓刘，煤矿上瓦斯爆炸走的，赔了三万块钱，我妈拿那钱供我上的师范。

陈海生沉默了，茶杯在手里转了又转。陈小军说，那也行，我们每年去县城上坟。陈江生说咱们也该去看看刘叔的墓，虽不是亲爸，到底养了妹妹一场。

我在旁边听着他们商量，心里那层厚厚的冰一点点地化了。原来认亲没有那么难，原来他们都愿意认我。可我不知道的是，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

认亲之后，哥哥们对我的态度从客气慢慢变成了亲近。陈海生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问我钱够不够花，说让我别在县城干了，到省城来，他公司正缺个管账的。陈江生每个月给我寄书，都是些教育类的，说是他们学校图书馆淘汰的，其实都是新买的。陈小军最实在，不声不响给我转了两次钱，我退回去他又转回来，说这是给咱妈的一点头心意，你要不收就是跟咱妈过不去。

日子好像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了。寒假结束我回了县城，继续上班。同事们都说我气色好了，问我是不是谈对象了，我笑着没解释。

可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

先是学校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认识省城什么大人物。我说咋了，校长说教育局那边有人打了招呼，说要重点培养我，还说要给我解决编制问题。我在学校代了快五年的课，编制一直没着落，这事传出去，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说我攀上高枝的，有说我家里有背景以前装穷的，难听话一箩筐。

然后是筒子楼的邻居们。我妈生前人缘好，街坊们都认识。我妈刚走那会儿，隔壁王婶天天给我送饭。可自从我那几个哥哥来县城给我妈上坟之后，风言风语就多了。有人说我亲爸是个大老板，我妈当年是给人当小三的；有人说我那三个哥哥是私生子，现在发达了来找我分家产的。传得有鼻子有眼，我出门倒垃圾都有人在后头指指点点。

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现在的奶奶找上门来。我现在的爸是独子，爷爷奶奶就我爸一个儿子，我爸死在矿上之后，我妈带着我隔三差五去看他们，给他们洗衣做饭，跟亲闺女一样伺候到他们走。我爷爷走得早，我奶奶前两年也走了，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小云啊你是刘家的好姑娘。现在她的大儿子，我大伯，找上门来了。

大伯快七十的人了，拄着拐棍，站在筒子楼下面喊我的名字。我下去接他，他一见我就用拐棍点着地，说刘小云我问你，你妈瞒了我们家几十年，你不是老刘家的种，你凭什么占着我们刘家的房子？

那房子是当年矿上分给我爸的福利房，我爸没了之后，我妈花钱买断了产权，房本上是我妈的名字。大伯说他咨询过律师，我妈不是刘家的媳妇了，她带着别的男人的孩子嫁过来，这叫骗婚，房子得归刘家的后人。

我站在筒子楼下，看着大伯激动的样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围围了一圈邻居看热闹，有人帮我说话，说王老六你讲不讲理，老刘家的房子当年是小云她妈拿抚恤金买的；有人煽风点火，说可不是嘛，外姓人霸着老刘家的房子，老刘在底下能闭眼吗。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翻出我妈留下的铁皮饼干盒，里面除了照片和地址，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是我妈和我现在的爸的结婚证。上面写着1987年3月登记，我是1987年8月生的，按日子算，我现在的爸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他亲生的。他还是一声没吭地把我上了刘家的户口，给我取名叫刘小云。

我把结婚证贴在胸口，哭得一塌糊涂。我妈这辈子，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

第二天我给我哥几个打电话说了房子的事。陈海生在电话那头就火了，说那是刘家的东西，咱们姓陈的不稀罕，但谁也别想欺负我妹妹。他说他马上来县城帮我处理。我拦住了他，说这事我自己能解决。

我去找了大伯，把结婚证给他看了，又把房本的复印件给他。我说大伯，这房子是我爸和我妈的共同财产，我爸走的时候没有遗嘱，按继承法我妈占一半，我作为我爸法律上的女儿，继承另一半。您要是不信，咱们可以走法律程序。

大伯看我拿出这些东西，气焰就矮了半截。他又说那抚恤金的事，我说抚恤金我妈全花在我爸的丧事和我爷我奶的养老上了，账目我都有。大伯张了张嘴，最后叹了口气，说小云啊，大伯不是图你什么，就是心里这口气过不去，你妈瞒了我们家这么多年……

我给他倒了杯水，说大伯，我妈有她的难处，她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可她没对不起刘家。我爸在世的时候，我妈伺候他吃伺候他穿，我爸走了以后，她伺候爷爷奶奶到终老。刘家的户口本上，从头到尾都有我刘小云的名字。

大伯走了之后，我靠在门板上半天没动弹。隔壁王婶端了碗饺子过来，说小云你别往心里去，你妈是好人，你也是好人，那房子是你的，天王老子也抢不走。我咬了一口饺子，韭菜鸡蛋馅的，跟我妈包的一个味儿，眼泪又掉进碗里。

房子的事刚消停，新的风波又起来了。

陈海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在学校因为编制的事受排挤，他一气之下给县教育局捐了二十万，说是设立一个什么语文教学奖励基金，点名要我来负责。这事闹大了，县电视台都来采访，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学校开全体教师大会，校长让我上去讲两句。我站在台上，看着底下同事们各色的目光，有羡慕的，有不屑的，有等着看我笑话的。我说这基金跟我个人没关系，是企业家陈海生先生支持咱们县教育的，我只是个联系人。可没人信，散会之后我听见两个老师在走廊里嘀咕，说刘小云这下攀上高枝了，指不定哪天就调省城去了。

我心里堵得慌。我跟我妈一样，在县城活了二十多年，这里的人看着我长大，看着我上学，看着我上班。突然之间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有背景的、有来头的、有靠山的人。可我还是我啊，我还是那个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去学校上早读的刘小云，还是那个周末去菜市场跟菜贩子讨价还价的刘小云。

三哥陈小军来县城看我，我跟他说了我的烦心事。他说小云你听哥一句，人活一世，不能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咱妈当年就是太在意了，才躲了这么多年，躲到最后连亲闺女都不敢认。她说我们欠你的，其实是她自己觉得欠你的。她把你养大，没让你过上好日子，心里有愧。

我说我不怪妈，她给了我一条命，把我养大成人，够了。

陈小军沉默了一会儿，说小云，你想不想来省城？大哥的公司、二哥的学校、电视台，你想去哪儿哥几个都能想办法。

我摇了摇头。我在县城待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都能认出来。我现在的爸埋在这儿，我妈也埋在这儿，我的学生在这儿，我的日子也在这儿。再说了，我不能啥事都靠你们，我得自己立起来。

陈小军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劝。

日子慢慢回到了正轨。我还是在学校代课，但心思比以前沉了很多。我把我妈的事慢慢讲给我的学生们听，讲一个女人的一辈子，讲她怎么从省城回到县城，怎么嫁给一个矿工，怎么把不是亲生的闺女拉扯大。学生们听得眼睛红红的，有个女孩下课之后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刘老师，你妈妈很伟大。

暑假的时候，三个哥哥带着各自的家人来县城给爸妈上坟。陈海生买了一束白菊，放在我妈墓前，鞠了三个躬，说阿姨，我是海生，您的大儿子，您放心，小云有我们呢。陈江生带着他闺女，让小姑娘给磕了个头。陈小军蹲在那儿，用手把墓碑上的灰擦了擦，说妈，小军来看您了。

我站在后面看着他们，心里突然就通了。

我妈临终前说他们欠我的，其实不是欠我什么钱什么东西，是欠我一个家，欠我一份血脉相连的亲情。她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把我一个人丢在了县城的筒子楼里，让我孤零零地长大。她把我哥哥们的地址留给我，是让我去找一个归宿。

我走到我妈墓前，也鞠了三个躬。我说妈，我找到他们了，他们都好好的，我也好好的。您安心吧。

从公墓出来，三哥拉着我说，小云，爸想见见你，正式的，以陈家的名义。他说爸现在身体不大好，当年的事他一直放不下，想当面对你说句对不起。

我说没什么对不起的，当年的事我连当事人都算不上。不过爸想见就见吧，我跟他之间没有仇。

陈国栋现在住在城郊一个普通的小区里，两居室，跟普通老头没什么两样。我去的那天，他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手艺还行，就是盐放多了。吃饭的时候他一直给我夹菜，说小云你多吃点，你在县城吃不好。

我说我在县城挺好的，自己有手有脚，饿不着。

陈国栋筷子顿了一下，低下头扒了两口饭，又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他说小云，爸这辈子做错了一件事，就是当年没扛住家里的压力，把你妈和你们兄妹四个丢下了。等我想找你们的时候，你妈已经嫁人了，带着你。我不敢去打扰她，怕她恨我。

他说你妈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在电话这头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她说她快不行了，让我照顾你。我问她恨不恨我，她说恨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她说老陈，咱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孩子们好好的就行。

我听着陈国栋说这些话，心里那点隔阂慢慢地散了。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有过软弱，有过后悔，到了老了，想弥补又不知从何下手。我妈恨他爱他，到最后还是把女儿托付给了他。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碗筷，陈国栋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说小云，你跟你妈年轻时候一模一样，连洗碗的姿势都一样。我笑了笑，没接话，低头继续洗。水流哗哗地响，窗外的蝉声一阵高过一阵，阳光从厨房的窗户照进来，落在水槽里的泡沫上，亮晶晶的。

九月开学，县教育局的任命下来了，我正式转了编制，还兼任了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我知道这事背后有我二哥的关系，但我没拒绝。我得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我教的那几十个孩子。

陈海生捐的那笔基金我也在认真管着，每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给贫困学生买文具，给老师们订教学杂志，账目公开透明。慢慢地，学校的同事们看我的眼光也正常了，说刘老师办事公道，不愧是刘老师的闺女。

陈小军拍了个关于县城教育的专题片，把我教的班级拍了进去。片子在省台播了，我那些学生们高兴坏了，说刘老师我们上电视了。其实我明白，三哥是变着法子给我鼓劲，让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情有人看着，有人认可。

年底的时候，三个哥哥又来县城过年。陈海生买了县城最好的年货，陈江生带了一堆书给我班上学生，陈小军扛着摄像机说要拍我们刘家的团圆饭。筒子楼的邻居们也都知道了，老王家的闺女有三个省城来的亲哥哥，这回没人说闲话了，都夸我有福气。

年夜饭是我做的，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红烧肉，糖醋鱼，都是我妈生前拿手的菜。三个哥哥围着桌子坐下，陈国栋坐在上首，我坐在他旁边。陈海生倒了一杯酒，端起来说，咱家人齐了，不容易，这一杯敬咱妈。

大家伙儿都站起来，酒杯碰在一起，清脆地响了一声。窗外有人放烟花，嘭地炸开，五颜六色的光照进来，落在每个人的脸上。我看着这一桌子人，从我的亲爸到我的三个哥哥，从年初的孤身一人到年底的热热闹闹，好像做了一场梦。

吃完饭我收拾桌子，陈海生抢着洗碗，说你是妹妹，哪能让你干。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他笨手笨脚地刷碗，水溅了一围裙，忽然就笑了。我想起我妈临终前说的那句话，“他们欠我的，该还”。现在我知道了，他们什么都没欠我，是我欠了老天爷一句谢谢，谢谢它让我妈在临走前，给了我一个真相，也给了我一个家。

夜深了，哥哥们在客厅打牌，陈国栋在沙发上打瞌睡。我回到自己的小屋，打开那个铁皮饼干盒子，把那张全家福照片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照片上我妈笑得那么年轻，那么好看，三个小男孩蹲在她前面，最小的那个缺着门牙咧着嘴。

我把照片贴在心口，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地板上，白得像我妈那天病房里的床单。我小声说，妈，你放心，他们都好，我也好。你给我的这个家，我替你守着。

月光静静照着，秋天又到了，筒子楼后面的梧桐树叶子开始发黄，一片一片地往下落，跟去年我妈走的那天一样。可我知道，今年落下的是旧的，明年春天，新的还会长出来。日子就是这样，有去有来，有失有得。我妈走了，可我多了三个哥哥，一个爸，还有一大家子人。

县城还是那个县城，我还是那个刘小云。只是心里不再空了，像那间筒子楼的老房子，以前只有我一个人住着，现在里头装满了人，装了热腾腾的烟火气，装了从省城到县城的牵挂，装了一辈子也扯不断的血脉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