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总说家里困难，于是我在大学啃了四年馒头，直到妈妈来电：每

宿舍窗户关不严，冷风从那条缝里挤进来，吹得桌上那张皱巴巴的十块钱纸币边角微微掀起。手机屏幕还亮着，通话记录停留在五分钟前，备注是“妈”。

电量跳到百分之三的红色警示，和那串数字并排闪烁着——每月给你的两万八够花吗。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个被掌心捂了半天的馒头，表面已经凝了一层细密的水珠。食堂每天傍晚六点半开始打折，一元三个的冷馒头，我买了四年。这一回吃到第三个，只咬了一口就咬不下去了。

窗外是十一月末的阴天，梧桐叶铺了一地。楼下有人在喊收废品，三轮车链条吱呀吱呀碾过湿漉漉的路面。

手机黑屏前最后一条微信来自周沉：“研三开题我过了，晚上请你吃饭吧。”

我捏着那个冷透了的馒头，把它轻轻搁回塑料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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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没去赴约。

馒头在塑料袋里搁到第二天早上，硬得像块石头。我把它扔进垃圾桶的时候，室友杨琳正在对着镜子描眉毛，头也不回地说：“你爸又打电话来了？昨晚你宿舍电话响了好几回。”

“没。”我拉开抽屉拿学生证，抽屉把手上的漆早就磨没了，露出底下黑灰色的铁皮。“我妈打的。”

杨琳从镜子里看了我一眼。她和我从大二就住一个宿舍，有些事她看得到——比如我四年没换过一件冬衣，比如我每次接到家里电话就会在阳台站很久，比如我和周沉之间那些越来越长的沉默。

但有些事她看不到。比如我爸在电话里说“闺女，爸这个月工资又拖了”，他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音里他妈在咳嗽，我甚至能想象出他蜷在客厅沙发角落的样子——那个沙发已经塌了一块，用一摞旧报纸垫着。比如我挂完电话对着余额两位数的一卡通发了十分钟呆，然后去食堂买了六个馒头。

更比如我银行卡里每月雷打不动进账的那串数字。

两万八。从大一开始，每个月十五号，准时到账。转出账户是我妈的名字。

我一直以为那是她打零工攒下来的全部，每次收到转账都在心里默算她要洗多少件衣服、做多少个小时的保洁。我爸说家里欠着债，说我弟还在上学，说他单位要集资建房扣了半年工资。这些事他翻来覆去地讲，像一块磨刀石，把我心里的愧疚越磨越薄，薄到只剩一层随时会裂开的壳。

壳在昨晚碎了。

“妈，你说什么？”

电话那头她顿了一下，好像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什么。“你爸没跟你说？”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奇怪的小心翼翼，“他说他跟你说过的……他那个厂子前年拆迁，补偿款加安置费，一次到位的。加上我这边……”她停住了，电话里传来炒菜的声音，铁锅碰到灶台的脆响。“我说你每月的生活费，两万八，够花吧？不够妈再给你加点。”

窗外梧桐叶被风卷起来，打在玻璃上啪的一声。

“够。”我说，“够了。”

“那就好，别省着，你爸那人就是抠，他老跟你说家里困难是不是？你别听他的，他就是怕你乱花……”她还在笑，那种家长里短、不紧不慢的笑。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着屏幕上通话计时一分一秒地跳。余光扫到书桌上那张早上刚取出来的课程表，研三了，下学期的课只剩两门选修。

“妈，我先去上课了。”我说。

“诶好，记得吃早饭啊。”

电话挂断。宿舍里安静得能听见杨琳棉签碰到眼影盘的声音。

我站了很长时间。久到窗外那阵风停了，久到杨琳涂完妆出了门，久到桌上的十块钱纸币被吹到地上，弯腰去捡的时候，看见自己手指在发抖。

后来我坐下来，把那四个馒头一个一个吃完了。冷透的面团又干又硬，卡在喉咙里需要使劲咽。吃到第三个的时候有点反胃，停下来喘了两口气，继续。

那是早餐，也是午餐。

下午两点有周沉的课，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看着他站在讲台上讲完开题报告的全部流程。他瘦了，下颌线条比以前锋利，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中间，板书的时候肩胛骨在布料底下耸动。

四十分钟的课，他没往最后一排看过。

下课铃响的时候走廊里涌进来人，我抱着书包从后门出去，听见他和几个学弟学妹讨论文献检索的事，声音平稳客气，像隔了一层玻璃。

“你今天没来。”

“下午有课。”我回。

“我问的是昨晚。”

屏幕亮了一会儿又暗下去。我盯着对话框顶上那个“对方正在输入”看了很久，最后只跳出来两个字：“算了。”

我回了个“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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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过完的时候，我把银行卡流水拉出来看了一遍。

四年，四十七个月，缺了大一开学的九月那一笔，可能我妈忘了，也可能那个月她还没想好怎么跟我说。总共一百二十八万六千。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朝下，金属壳碰到木面发出一声闷响。

我爸再打来电话是十二月中旬，说家里暖气管道坏了要换，问我手上宽不宽裕。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对面宿舍楼晾出来的被单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面白色的帆。

“爸，我妈每月给我两万八。”

电话那头安静了能有五秒钟。然后是我妈的骂声从听筒深处传出来，声音很远，像隔了两道门。我爸把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在学校旁边的便利店买了一瓶啤酒，坐在操场看台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喝完。十二月的风从北边灌过来，塑料瓶捏在手里咯吱咯吱响。手机震动了好几次，都是周沉的微信，最后一条是：“你在哪。”

我没回。操场角落的灯把塑胶跑道照出一片暗红色，有几个男生在踢球，球撞到门柱上的声音传过来又弹回去。

晚上十一点多回到宿舍，杨琳已经睡下了。我摸黑去水房洗脸，镜子里的自己脸颊凹进去一块，颧骨比大一那年高了。

第二天中午在食堂碰见周沉。他端着餐盘在找位置，看见我的时候脚步停了一下，然后走过来坐在对面。

红烧肉和番茄炒蛋，米饭堆得冒尖。我面前一碗免费汤和两个馒头。

他看了那盘馒头一眼，什么都没说，把自己餐盘里的红烧肉夹了一半到我碗里。

“你瘦了。”他说。

我低头用筷子拨着那些肉，肥瘦相间的方块在米饭上蹭出油渍。“你也是。”

食堂人声嘈杂，旁边桌几个男生在聊游戏，汤勺碰到不锈钢碗的叮当声混在里面。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油渍麻花的餐桌，谁都没再开口。

吃到一半的时候周沉放下筷子。“我下学期去北京实习，”他说，“导师推荐的，半年。”

我继续嚼馒头，嚼到软了才咽下去。“挺好的。”

他等着。等了一会儿，站起来把餐盘端走了。

那碟还剩一半的红烧肉留在桌上，油凝了一层白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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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我回家了。

高铁三个小时，从学校所在的城市到我长大的那个小城。出站的时候我妈在出口等，穿着件新的羽绒服，围巾是羊绒的，手里拎着个保温袋，里面装的炖排骨。

出租车往家开的路上，她一直在说，说我爸现在厂里清闲了，说家里换了新沙发，说我弟期末考了全班第三。“你爸那人就那样，”她说着说着笑起来，“穷日子过怕了，总觉得天要塌。钱都攥手里舍不得花，我说他多少回了……”

我靠着车窗看外面。路两边的梧桐树比记忆里高了一截，树冠在冬天光秃秃的，枝桠朝着灰白的天伸出去。

家里确实换了沙发，浅灰色的布艺款，比我爸原来垫报纸那套大了不少。茶几上摆着车厘子，电视柜旁边添了个加湿器，白雾突突地往外冒。我爸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见我进门，站起来又坐下，嘴里嘟囔了句“回来了”。

晚饭的时候我妈炖了鱼，排骨汤，还有一盘糖醋里脊。我爸闷头扒饭，从头到尾没提电话的事。我弟在餐桌上背英语单词，我妈一筷一筷往我碗里夹菜，我的碗堆出一座小山。

电视开着，新闻联播里播音员的字正腔圆混着油烟机的声音。我低头吃那碗饭，吃得特别慢，一粒米一粒米地嚼。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起来倒水，看见我爸一个人坐在客厅黑暗里。电视关了，茶几上的车厘子盘子还摆着，他没开灯，就那么坐着，手机屏幕的光照着他半边脸。

听见我脚步声，他动了动。“你妈给你的钱……”

“爸。”

他停下来。

“以后生活费不用给了。”我说，“我自己能挣。”

他在黑暗里沉默了很久。然后嗯了一声，站起来走了。拖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拖拖沓沓，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瞬，像有什么话卡在半空，最终还是咽回去了。

我站在客厅中央，车厘子盘子旁边搁着遥控器，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一道细细的光。

水忘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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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三下学期开学，我申请了学校的助教岗位，又在图书馆找了份晚班。

每个月卡上不再进那笔两万八，取而代之的是三千七的工资加补助。馒头不用再买了，食堂的套餐六块五一份，米饭管饱。

只是有时候握着筷子，还是会下意识算一下这一顿花了多少钱。

杨琳说我是被PUA太久了，家庭创伤应激。我没接话，因为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创伤。我爸在黑暗里那个沉默的嗯，比他说过的所有“家里困难”加起来都重。他妈那年住院是真的，他单位拖欠工资也是真的，只不过那些事都过去了，过去了很久，久到他忘了告诉我已经过去了。

三月中旬周沉走之前来找过我一次。

他在宿舍楼下等了半个钟头，我晚班回来的时候看见他站在路灯底下抽烟。他以前不抽烟的。

“走之前见你一面。”他把烟掐了，烟头摁在垃圾桶顶上的沙子里。“半年的实习，要是表现好可能直接留那边。”

楼道口的声控灯亮着又灭了，灭了我们俩谁都没动，又亮了。

“去吧。”我说。

他看着我，像是等了一句别的什么。风从楼道里穿过来，我把外套拉链拉到顶，下巴缩进领子里。

“馒头别吃了。”他说。

我愣了下，然后笑了。那是那几个月里我第一次笑，笑得脸有点僵。“早不吃了。”

他也笑了一下，很浅，嘴角动了动就收住。“那我走了。”

“嗯。”

他转身走了，行李箱滚轮磨着水泥路面咕噜咕噜响。走到花坛拐角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回头，然后继续走。

我在楼道口站到声控灯又灭了一次，才转身上楼。

楼梯间里有一股潮湿的拖把味儿，三楼拐角的窗户开着半扇，四月的风灌进来，温温的，带着楼下玉兰花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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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沉实习半年，在北京扎了根。

朋友圈偶尔刷到他定位在国贸的咖啡店、望京的写字楼、某个学术会议的会场。他不太发私人动态，大部分是转发行业资讯，隔几周一张蓝天白云的照片，配字“今天天气不错”。

我研三毕业留在本校读博，导师的项目压下来，日子被实验数据填得满当。有时候深夜从实验室出来，看见手机上有他发的消息——一张食堂的饭，或者路边一棵开花的树——回过去常常是第二天中午。

时差两小时，隔着一千两百公里，我们活成了两个平行运行的坐标系。

杨琳毕业去了上海，走之前请我吃了顿饭。火锅店里热气腾腾，她隔着红油锅底冲我喊：“你和周沉到底怎么回事？”

我把毛肚在锅里涮了七上八下。“什么怎么回事。”

“装。”她把啤酒杯往桌上一顿，“他从大二追你到大四，你俩在一起两年多，毕业就散了？”

“没散。”

“那叫没散？你们上次见面什么时候？”

我算了一下。“他实习之前。”

杨琳瞪着眼睛看了我半天。“行。”她把肉片捞起来放到我碗里，“你俩真行。”

我也觉得自己挺行的。在一起的时候每周见三次面，图书馆、食堂、教学楼之间那条种满银杏的路，偶尔周末去市中心看场电影。他话不多，我更少，两个人并排走着，肩膀隔着一拳的距离，谁都不觉得需要填满那沉默。

直到那些沉默开始长出刺来。

他拿到北京实习通知那天我们在食堂吃饭，他说完这件事之后等着我反应。我夹了一筷子青菜，说那挺好的。他筷子搁在碗沿上，搁了很久。我没抬头，但我能感觉到他看着我的目光，像一道还没落下来的雨。

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爸的事，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我每个月花两万八生活费但我不敢告诉你因为我怕你觉得我娇气”或者“我家其实没那么困难但我爸演了四年苦情戏我跟着演了四年”。这些话堵在胸口，每次快要到嘴边的时候又咽回去，变成一句“嗯”，一句“没事”，一句“你去吧”。

后来我想，周沉大概一直觉得我不够在乎他。他等了我四年，从大二到大四，等到我点头，等到在一起，等到毕业。他等到的永远是我的后脑勺，是我在阳台接完电话之后泛红的眼眶，是我在食堂低头啃馒头时躲闪的目光。

他不知道的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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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短到不够忘记一个人，长到够两个人各自长成另一副模样。

博后出站那年我二十九，在南方一所高校落了脚。学校在城郊，校区新种的香樟树还撑着支架，夏天的蝉鸣从早响到晚。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窗户朝东，早上阳光好的时候能在桌上投一道金晃晃的光。

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催我找对象，我说忙，她说你忙了这么多年了。我爸偶尔在旁边插一句嘴，被我妈骂回去。

那个每月两万八的事再也没有人提过。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像一道早就长好的疤，平时摸不出来，阴天下雨会发痒。

十一月的一个傍晚，学校承办一个跨校学术论坛。我作为会务组的人去机场接参会的专家，站在到达出口举着接机牌。

旅客一波一波往外涌，行李箱滚轮的声音、孩子的哭闹、广播里航班信息的播报混在一起。我的接机牌举了快二十分钟，胳膊有点酸，换了个手。

就是这时候看见了他。

黑色外套，双肩包，侧脸比五年前棱角更分明。他没往接机人群这边看，低头看手机，脚步很快，往出租车候车区方向走。

我手里的牌子歪了一下。

“周沉。”

声音不大，淹没在机场的嘈杂里。但他停住了。转过身来的时候手机还握在耳边，屏幕亮着，上面是一个还没拨出去的号码。

他看见我。

人潮在我们之间穿来穿去，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孩从我面前跑过去，拖着的卡通行李箱差点撞到我小腿。我往后退了半步，手里的接机牌挡在胸口。

他放下手机，朝我走过来。步子不快，每一步都踏在两个人的沉默里。

在我面前站定的时候他比我记忆里高了一点——可能是换了双厚底靴。又或者是我自己的错觉。

“你在这。”他说。

“接人。”

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牌子。“哪个学校的？”

我说了学校名字。他哦了一声。“我是去你们学校开会的。”

我知道。我接的专家名单里就有他。

出租车候车区排着长队，广播里在播下一班航班的到达信息。我们就那么站着，像五年前在食堂面对面一样，隔着一拳的距离。

“走吧。”他说，“一起。”

出租车后座，我们之间隔了一个人的空隙。司机在放电台节目，九十年代的老歌，女声唱得缠绵。车窗外的城市亮起灯来，高架桥两侧的霓虹连成一条流动的河。

他胳膊搁在中间那个扶手上，手垂下来，指节修长，和以前一样。我看着那只手，想起大四那年冬天在图书馆，他把暖手宝塞到我怀里，指尖碰到我手背，冰得我一哆嗦。

车里暖气开得太足，窗户上结了雾。我用指甲在玻璃上划了一道，水珠顺着划痕滚下去。

“你变了。”他说。

“哪里变了。”

“没以前那么绷着了。”

我看着玻璃上那道水痕。“你以前不抽烟的。”

他笑了一声。“戒了。”

车拐下高架，进入学校的林荫道。香樟树在车灯照耀下泛着深绿的油光，树冠在风里簌簌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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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开了一天半。

我在会场最后排负责PPT切换和话筒递送，他在台上作报告。题目是关于城市空间规划的一个子课题，他讲得很稳，偶尔低头看稿，偶尔抬头看台下。目光扫到最后一排的时候停了半秒。

茶歇的时候他被几个学生围着问问题，我端着纸杯站在窗边喝速溶咖啡。窗外是十一月末阴沉的天，校园里的银杏黄透了，风一吹就往下掉。

人群散了之后他走过来，手里也端着杯咖啡，纸杯边缘印着学校logo。

“晚上有空吗。”他问。

“会务组还有收尾。”

“我等你。”

晚上七点半，会场收拾干净，所有设备归位。我背着包从报告厅出来的时候他靠在门口廊柱上，外套拉链没拉，领口被风吹得翻起来。

“带你去个地方。”他说。

学校东门外有一条小巷，巷口卖烤红薯的老大爷支着铁皮炉子，炉膛里的炭火映红了他半边脸。周沉走过去买了两个，大的递给我。

红薯烫手，我左手倒右手地颠了几下才捧住。剥开皮的时候热气扑在脸上，甜丝丝的焦香钻进鼻腔。

我们沿着巷子往里走，路灯不太亮，两边的老房子墙根爬着枯藤。他走在我左边，脚步慢下来配合我的步速。

“我后来回过一次学校。”他咬了口红薯，说话含含糊糊的。“操场后面那排银杏，你记得吧。有一年秋天你在那捡叶子，捡了一捧说要夹书里。”

我记得。大四那年的秋天，我捡了整整一下午的银杏叶，挑最完整的十八片夹进周沉送我的那本《城市意象》里。那本书后来我翻了很多遍，叶子干透了，一碰就碎。

“书还在吗。”他问。

“在。”

“叶子呢。”

我没说话。

巷子走到头是一个小小的街心公园，几把长椅在树荫底下摆着。路灯是暖黄色的，光晕落在长椅的木条上。

我们坐下来，中间隔着一个红薯的距离。

“为什么什么都不说。”他声音低下去，像在跟自己说话。“那年你爸……后来我去问过杨琳，她大概跟我说了一些。但太晚了。”

红薯的热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我低头看着自己捧着的那个焦黄的外皮，上面有烤出来的一道黑印子。

“我不知道怎么说。”这句话从嘴里出来的时候比我预想的轻，轻得像一片银杏叶飘到地上。“我爸在我面前演了那么多年，我跟着演，演到最后分不清真的假的。连你……”

我停住了。膝盖上的红薯慢慢变温。

他把剩下的红薯皮叠好，搁在长椅旁边的垃圾桶上。动作很轻，像怕吵醒什么。

“你那两年，”他说，“吃饭的馒头是不是一块钱三个那种。”

“一块钱三个。”我重复了一遍，觉得这个数字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有点好笑。“那会儿食堂还没涨价。”

他没笑。他看着前面树影里的那盏路灯，手肘撑在膝盖上，脊背弯出一道弧线。

“我跟你表白那天，”他说，“你爸给你打电话。你在阳台站了二十分钟，进来之后眼睛红着。我问你怎么了你说没事。你那会儿连笑都不会，嘴角往上一扯就像在哭。”

我鼻子有点酸，仰头看了看天。阴天，没有星星。

“我一直以为是你不想。”他继续说，声音没起伏。“不想跟我在一起，不想让我走近。你每回那个样子，我就往后退一步。退着退着就远了。”

“对不起。”我说。

“别跟我说对不起。”

沉默在我们之间铺开，像一张摊平了的旧地图，上面标注着我们各自走过的路、绕过的弯、以为走不过去的坎。

风把树梢吹得响了一阵。远处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由远及近又远。

“五年了。”他说。

“嗯。”

“还来得及吗。”

我低头看着手心里那个快凉了的红薯。它还是温的，贴着掌心的那一块软软地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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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调到离我两百公里的城市工作。

周末开车过来，周五晚上到，周日下午走。有时候带两杯奶茶放在我办公室桌上就走，等我开完会回来他已经回程了，微信上发一句“茶趁热喝”。

有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在学校旁边的公园里坐着。长椅换了新的，漆成深绿色，脚底下铺着新砖。但香樟树还是那些，撑过了冬天，春天又冒出一层嫩绿的新叶。

又一次坐到天黑的时候他忽然说：“你后来吃馒头吗。”

“不吃了。”

“那吃什么。”

“吃食堂。六块五套餐。”

他转过头看我。路灯亮起来，光从侧面打在他脸上，睫毛在眼睑下投一道淡淡的影。

“以后我做饭。”他说。

我笑了一下。“你会？”

“不会，可以学。”

我靠着椅背，看着头顶香樟叶子的轮廓在天空里剪出一片暗影。春天晚上的风还是凉的，带着草木返青的气息。

他搁在膝盖上的手伸过来，掌心朝上。

我看着那只手，看了很久。然后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他手指收拢，掌心是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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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我回家过年，我爸在厨房剁饺子馅，我妈在客厅包。

我把包好的饺子一排排码在盖帘上，面粉沾了一手。客厅电视开着，还是新闻联播，播音员换了新人，声音没有以前那个浑厚。

我爸剁着馅忽然停了。“那个……周沉，是不是要过来吃饭。”

“初三吧。”我说。

他嗯了一声，继续剁。刀起刀落的声音又响起来，笃笃笃笃，密实得像一场小雨。

我妈往我手里的饺子皮上多塞了一筷子馅。“人怎么样？”

“挺好的。”

“对你好就行。”她把饺子皮捏合，褶子一圈一圈匀匀的。“你爸那会儿……你别怪他。他就是怕，怕没钱了怎么办。他小时候饿怕了。”

我爸在厨房里剁馅的声音顿了顿，又接着响起来。

我看着手里那个捏了一半的饺子，面皮边缘沾着干粉，馅料鼓鼓囊囊的。窗外在下小雪，细细的雪粒打在玻璃上簌簌地响。

“我知道。”我说。

饺子包完的时候天全黑了。我妈去厨房烧水，我爸坐在沙发上剥蒜，蒜皮落了一茶几。电视里的新闻开始播国际要闻，他换了个台，转到戏曲频道。

我在客厅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阳台上。

对面楼的窗户亮着一格一格的暖光，有人在炒菜，锅铲碰到铁锅的叮当声隔着夜色传过来。我掏出手机，拍了张对面楼的照片发给周沉。

“我在家包饺子。”

他回得很快：“给我留点。”

“你来才有。”

“初三一定到。”

手机屏幕的光在夜色里映着我的脸。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收回去，又弯起来。

从阳台回客厅的时候路过我爸身边，他剥完蒜了在捻手指上的皮，低头盯着电视上的京剧花脸。我走过去，把茶几上的蒜皮拢到一块儿扔进垃圾桶。

“爸。”

他抬起头。

“馒头那事儿，翻篇了。”

他张了张嘴。厨房里我妈在喊水开了，饺子可以下锅了。我爸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蒜皮，往厨房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手掌在我胳膊上按了按。

没说什么，走进去了。

厨房里传来我妈的抱怨声——让他别挤在灶台跟前碍事。他嘟囔着往外退，一转身差点撞到端着蒜碟的我。

锅里的水在翻滚，白白胖胖的饺子一个接一个沉下去又浮上来。我妈拿漏勺搅着，蒸汽糊了半边窗户。

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那碟蒜搁在案板边上。窗外雪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阳台栏杆上积了薄薄一层。

手机震了一下，周沉发来一张照片。他那边也在下雪，车窗外的路灯把雪花照成一片暖黄色的雾。配字是：“开了一半了，初三准到。”

我回了个“等你”。

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端了那碟蒜进厨房。

饺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