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母女上香时，女儿指着那观音旁的空位道：妈妈，我以前站在这

观音旁的位子

一对母女上香时，女儿指着那观音旁的空位道：“妈妈，我以前站在这。”

四月末，玉潭寺的香火比往年更盛。

母亲说，今年闰二月，春天的尾巴长了些，赶在立夏前来上个香，替全家求个平安。我请了半天假，开车载她从城东过来。工作日，上山的路不算堵，寺里倒是人声鼎沸，香炉里腾起的烟把正午的日头都笼得朦胧了一层。

母亲站在大雄宝殿前点香，手抖了抖，三支细香有两支没点着。我凑过去，拢住火机替她点上，又把自己那三支引燃。她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额角沁出细密的汗。我站在她身后半步远，手里捏着香，没像她那么虔诚，只是跟着弯了弯腰。

穿过大雄宝殿，往东配殿走。母亲说要给观音上柱香，这尊观音是前两年重塑的金身，听说灵得很，求什么应什么。配殿里排队的人已经拐了个弯，母亲站到队尾，我陪她慢慢往前挪。

头顶的横梁上系满了红色的许愿带，风一吹，像无数细小的舌头在窃窃私语。我望着那尊观音，越走越近，从侧身看到正脸，慈眉善目，微微低垂着眼。

队伍又往前移了两步。

就在这时，我忽然抬起手，指向了观音像旁边的一片空位。

“妈妈，我以前站在这。”

母亲正低头数手里的香，闻言抬起头，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她愣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来看我，眼神里有些茫然。

“什么？”

我也愣住了。那句话脱口而出，像是走在路上突然绊了一跤，毫无征兆。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却发现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没什么，”我垂下手，笑了笑，“就……脑子里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母亲没再追问，但我看见她多看了我两眼。轮到她上香的时候，她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脊背弯成一道诚恳的弧线。我站在她身后，第二次抬头去看观音旁的那个空位。

那个位子不算大，勉强能容下一个成年人站过去。阳光从殿门外斜切进来，照在观音的衣袂上，也照着那一小块空荡荡的砖地。

我忽然觉得胸口有一点闷。

像什么东西要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浮上来，却始终差了一口气，卡在喉咙与胸腔之间。我盯着那块空地，努力回想，可什么都想不起来。

母亲站起来，把香插进香炉。我也插了自己的那三支。香火呛人，我低头咳了两声。

回去的路上，母亲在副驾驶睡着了。我把车速降下来，沿着盘山公路慢慢往下开。山风从半开的窗户灌进来，吹得后座上那袋供果的塑料袋沙沙响。

手机导航提醒前方转弯，我打了一把方向盘。车轮碾过减速带，车身颠了一下，母亲醒了。

“到哪儿了？”

“快到山脚了。”

她坐直身子，从包里摸出保温杯喝了一口水。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说：“你刚才在庙里说的那话，我想起来了。”

我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你三岁那年，”母亲说，“你外婆带你到玉潭寺来，就那会儿，观音像还在老殿里。你外婆把你放在观音旁边，让你在那儿等着，她去烧香。回来的时候，你还站那儿，一动没动。”

我笑了笑：“三岁的事儿，我哪记得。”

“你是不记得，”母亲也笑了笑，“你外婆回来以后逢人就讲，说这孩子真听话，让站哪儿就站哪儿，跟个庙里的小童子似的。”

“那我刚才……”

“可能是听你外婆讲多了，有印象了。”

我没说话。车继续往前开，山路的尽头是城区的轮廓，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旧纱。

外婆去世十三年了。

她的确讲过很多遍这个故事。在饭桌上，在蝉鸣最响的午后，在铺了竹席的阳台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对每一个来串门的邻居说：“我家细囡啊，三岁就知道听大人话，我让她站在观音旁边，她真就站那儿，小胳膊小腿的，跟庙里塑的善财童子一模一样。”

她说这话的时候，眉眼都笑弯了，像个炫耀收成的老农。

可我刚才在庙里，分明不是想起了这个故事。

那句话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

我知道。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如常。上班，下班，偶尔加班。周末去母亲那里吃顿饭，帮她洗洗碗，修一下漏水的水龙头。母亲退休后在社区活动中心学太极拳，最近又爱上了广场舞，晚饭后总要出门跳上一个小时。她不说，但我知道，她是在给自己找事做。

父亲去世四年了。

他走得很突然。那天他照常去晨跑，跑着跑着，一头栽在河边的小路上。路人打了急救电话，送到医院已经没了呼吸。心梗，医生说，血管堵了百分之九十，能撑到那时候已经是奇迹。

父亲生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当了一辈子中学数学老师，退休后也闲不住，给人补课。他和我之间的话不多，从小到大，他问得最多的就是“钱够不够用”。我工作以后，每次回家，他就坐在沙发上看报，偶尔抬头说一句：“回来了啊。”然后继续低头看报。

他走了以后，我才发现，那个在客厅角落里翻报纸的人，原来占了那么大一块位置。

母亲刚失去父亲那会儿，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她把父亲所有的衣服都翻出来，一件件叠好，又一件件放回柜子，反反复复，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姐姐轮流回去陪她，住了小半年，她才慢慢恢复过来。现在她学会了用智能手机，会发微信，会点外卖，甚至还在网上买了个手机支架，说是跳广场舞录像用。

她已经能重新笑出来了。

可我知道，她只是学会了和那个洞相处。

四月中旬，公司安排我去杭州对接一个项目，预计待三个月。

走的头天晚上，我请母亲在外面吃饭。她点了一份酸菜鱼，吃得很慢，把鱼刺一根根挑出来，整整齐齐摆在碟子上。我低头看手机，处理几个工作消息。

“你姐怀孕了，你知道吗？”母亲忽然说。

我抬起头：“什么时候的事？她没跟我说。”

“上周查出来的，两个多月了。她本来想等稳定一点再告诉你的。”

“那挺好。”

“你姐今年三十五了，可算是怀上了。”母亲放下筷子，叹了口气，“你啊，什么时候也给我带个人回来看看？”

我拨了拨碗里的米饭，没说话。

“我不是催你啊，”母亲赶紧补了一句，“就是觉着，你别把心思全放在工作上，该处就处，有没有合适的？”

“最近忙。”

“你前年也说忙，去年也说忙。再忙，这事儿也得上上心。你爸走的时候，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爸自己说的？”

“他倒没说，”母亲摇了摇头，“但你爸走那年，你三十了吧？一个三十岁的姑娘，连个正经对象都没有，他那个当爸的，心里能踏实吗？”

“三十岁就非得有对象吗？”

母亲撇了撇嘴，没接茬，又夹了一块鱼肉放我碗里。

我低头吃了。鱼肉酸中带辣，烫得舌尖发麻。

“妈，”我咽下去之后，忽然问，“你信命吗？”

她抬头看我：“怎么突然问这个？”

“随便问问。”

“信一点儿吧，”她说，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不过你爸走以后，我反而不信了。你说，他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都上心，结果呢？人这辈子，跟命不命的，关系不大。”

我点了点头。

“你爸就常跟我说啊，”母亲眯起眼睛，像是在回忆什么遥远的事情，“他说，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钻牛角尖。你姐姐就是，什么都憋在心里，从小就这样，自己跟自己较劲。你啊，这点像你爸，闷着。”

“我也闷吗？”

“还不闷？你小时候，哭都不出声。”

我愣了一下。

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在学校被同学推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流了半条腿的血。老师吓得要命，给我爸打电话。他骑着自行车赶来，把我抱到后座上。我一声没吭，到了医院，护士用酒精棉球擦伤口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出声音。像小狗呜咽，只有一口气从牙缝里挤出来。

护士都愣住了，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能忍。

父亲站在一旁，嘴唇抿成一条线，没说话。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去高铁站。路上经过城东那个老小区，外婆以前住的地方。楼还在，外墙翻新过，橘黄色和白色的砖面，在清晨的阳光下有些刺眼。我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继续往前开。

车速快起来，那栋楼像水雾里的影子，从后视镜里滑走了。

到了杭州，项目组给我安排了一个短租公寓，在文二路附近，离西湖不算太远。安置好行李后，我去楼下的面馆吃了碗片儿川。汤头一般，面偏硬，但店里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在播越剧《梁祝》，很轻，像从别的年代飘过来的声音。

吃完面，我沿着街慢慢往回走。

杭州的四月比家里潮，空气里像含着一层水汽，把人的毛孔都泡得软塌塌的。路两旁种着香樟树，叶子是新换的，嫩绿得有些假。

我走到公寓楼下，手机响了，是姐姐打来的。

“到了没？”

“刚吃完饭回来。”

“妈说你昨天晚上跟她提了命的事？怎么，最近神神叨叨的。”

我笑了笑：“就是突然想到，随便问问。”

“你少想那些有的没的，”姐姐的语气带着她那股惯常的利落劲儿，“妈最近挺好的，你别老往回跑，在杭州好好干。对了，我怀孕的事儿，你别到处说，等过了三个月再说。”

“知道了。”

“还有——”她压低声音，“你那个房子的事，妈跟我说了。你别往心里去，她就是退休了闲得慌，总爱操心。”

我姐说的房子，是我刚工作第三年买的一套小两居。当时首付还差八万，是母亲从她和父亲的积蓄里拿出来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提过一次，说等我不急用钱了再还。我断断续续还了五万，还剩三万一直拖到现在。倒不是没钱，就是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怪怪的。父亲走了，母亲一个人，那八万块像一根透明的线，把我跟那个家紧紧地系在一起，好像还不完，就永远欠着什么。

“我下个月就还，”我说。

“你急什么？我又不是在催你。”

“没说你催。”

“行了，你早点休息。周末有空的话去灵隐寺帮我求个签，我昨天在网上看到说那儿求子很灵。”

我笑了：“你什么时候开始信这个了？”

“这不叫信，叫概率玄学。反正你去一趟又不亏。”

“好，给你求。”

挂了电话，我站在小区门口，看着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一些念头浮起来，又沉下去。我忽然又想起那句“我以前站在这”。

那句话里有一个很确定的“以前”。

可我到底在说什么？

也许是因为换了个城市，换了一张陌生的床，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

我梦见一条河。

河水很亮，像是夏天正午的日光，白晃晃的一片，刺得人睁不开眼。河边坐着一个人，戴着草帽，穿白衬衫，卷着袖子，手里夹着一支烟。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见那支烟在风里忽明忽暗。

我朝河边走过去，走到一半，那个人忽然开口了。

他说：“你来了。”

我停在原地，不敢走了。

他接着说：“我一直在等你。”

声音很熟悉，像父亲。

可我明明知道，父亲不会说这种话。他从来没有等过谁，他总是那个先走的人。小时候放学，别人的爸妈在校门口伸长了脖子等，他从来都是最后一个到。我站在传达室门口，看着同学一个个被接走，最后剩下我一个人。老师问我：“你爸什么时候来？”我说：“他骑得快，一会儿就到了。”

其实我知道他骑得不快。

他四十岁那年学会了骑自行车，带我的时候，总把车骑得歪歪斜斜的，生怕摔了我。有一回转弯太急，前轮磕到马路牙子上，我们俩连人带车倒了下去。我手心擦破了皮，他吓坏了，一个劲儿地说：“没事吧没事吧？”比他平时讲课的声音还要大。

他从来没有让我等过太久。

他只是到得晚，但他一定到。

梦醒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

我坐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空调在嗡嗡地响，窗外有一盏路灯，把一小片白光送进来，正好照在床头柜上的手机旁。我走过去，划开屏幕，看到母亲两个小时前发来的一条微信。

“到杭州了吧？早点睡，别熬夜。”

我回了一个“嗯”。然后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就在我转身回床上的时候，脑子里忽然有一个画面闪过——

一间教室，黑板，讲台上的粉笔灰。

还有一个男孩，坐在靠窗的位置，侧过头来冲我笑。

那个笑容的弧度，他的眼角和眉梢，他嘴唇下面那颗淡淡的小痣，他转笔时习惯性的动作。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他的头发上，毛茸茸的，像一只刚晒过太阳的小狗。

我甚至能闻见教室里擦过地板后的水汽味，混着窗外香樟树的花香。

可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站在那家黑网吧门口，手指按在门把上，犹豫了五秒钟。

“你到底进不进去？”

我回过头。

第一次认真看清他的脸。十六岁，高高瘦瘦的，头发有些长，遮住了半只左眼。穿一件松垮的灰色T恤，领口洗得有些变形了。右耳上有一颗淡褐色的小痣。手里转着一串钥匙，转了三圈，停一下，又接着转。

“黑网吧抓得严，别站门口跟个傻子似的。”

他把钥匙收进口袋，推开门，侧身让我先进去。门里面是一道很窄的楼梯，往下走，拐个弯，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禁止吸烟”标识，底下的墙角里却堆着好几个烟头。

网管是个胖子，窝在吧台后面打游戏，头也不抬地说：“上机五块，包夜十五。”

那男孩走过去，从兜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两台，包夜。”

“身份证呢？”

“没带。”

胖子这才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没说话，把钱收进抽屉里，从旁边的纸箱里摸出两张写着号码的小卡片，扔在吧台上。

我跟着他往里走。通道很窄，两边的电脑桌被磨得发亮，有些椅子已经裂开了皮，露出黄色的海绵。空气里飘着一股汗味、泡面味和烟味。显示器一个挨着一个，泛着冷白色的光，把每个人的脸都映得青白青白的。

他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把外套脱下来，铺在那张坏了一半的椅背上，拍了拍座位：“你坐这。”

“那你呢？”

“我坐你旁边。”

我坐下，他弯下腰，帮我把主机开了。桌面跳出来一个游戏图标，花花绿绿的。我从来没玩过网络游戏，手指放在鼠标上，不知道该怎么动。

“不会啊？”他凑过来，手覆在我的手背上，带着我的手指点击鼠标左键。“先注册个账号，然后跟着我走。”

他的手掌很大，又热，把我的整个手都包住了。我抽了一下手，没抽动。他感觉到了，连忙松开，挠了挠后脑勺：“不好意思啊，我教你。”

那个晚上，我坐在那家黑暗嘈杂的黑网吧里，注册了我人生中第一个游戏账号。他的名字叫“夜游神”，我想了半天，给自己取了一个叫“河边柳”的ID。

他问我：“为什么叫这个？”

“不为什么。”

“你住河边？”

“不是。”

“那你家附近有柳树？”

“没有。”

他笑了，露出一排很白的牙齿：“行吧，你高兴就好。”

我没有告诉他，我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一棵很大的柳树。后来那条河被填了，柳树也被砍了，建了一个菜市场。菜市场又拆了，建了一个停车场。停车场现在也旧了，逢年过节，车停得满满当当的，像一块密密麻麻的碑。

半夜的时候，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把耳机摘下来，放在桌上，说：“你睡会儿吧，时间到了我叫你。”

“不睡。”

“那你看我打。”

我半眯着眼睛，看他在游戏里带着队友冲锋，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快得像在弹钢琴。他偶尔转头看我一眼，看见我还醒着，就笑一笑，又转回屏幕上去。

网吧天花板上有一扇很小的窗，天光透进来的时候，整个网吧都变得灰蒙蒙的，像隔着一层脏水。他的侧脸在清晨的光线里显得很年轻，甚至有些稚气。

我忽然想起，外婆说我小时候在庙里一站就是半天。那天也是清晨吧，庙里的香火还没旺起来，殿里很静，观音像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

我站在那个位子上，能看见什么呢？

外婆去烧香了，很久才回来。我站在观音旁边，一动没动。

我那时候怕吗？还是不怕？

“喂，”他伸出手，在我面前晃了晃，“你睁着眼睛也能睡觉啊？”

我回过神来：“你才睁着眼睛睡觉。”

“你流眼泪了。”他说。

我伸手去摸脸，指尖触到一片湿润。

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擦。他递过来一张纸巾，我接过来，按在眼睛上。纸巾有一股很淡的烟味，也不知道是他身上的，还是网吧里的。

“打游戏能把你打哭啊？”他说，“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不是。”我把纸巾揉成一团，攥在手心里。

他没有再问。

我也没有再说话。

天光大亮的时候，我们出了网吧。他在旁边的早餐店里买了两份豆浆和四个包子，分给我一半。我咬了一口，是梅干菜肉馅的，很咸。

“你回家吧。”他说。

“嗯。”

“下个周末还来吗？”

我看着他。清晨的街道上，扫地的大爷正推着车从我们身边经过，竹扫帚刷过水泥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

“再说吧。”我说。

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跑回来，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塞在我手里。

“我电话，你要来就给我发消息。”

我捏着那张纸，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纸片被手心的汗浸湿了一小块，我展开来看，上面写着一串数字，字迹潦草，有几个数字写得歪歪扭扭。

我拿出手机，盯着屏幕犹豫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按了保存。

我在杭州待了两个多星期。

白天跟着项目组开会、改方案、和甲方扯皮，晚上回到公寓，瘫在床上刷手机。日子过得很快，又好像没过。

母亲隔三差五发几张她跳广场舞的照片，我回个“好看”。姐姐发来一张B超图，模糊的一团黑影，她说：“看到了吗？就这个，像个豆芽似的。”我放大看了半天，说：“像。”她说：“你心不诚。”我笑了。

五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一个人去了灵隐寺。

寺里人很多。我挤在人群里，替姐姐求了一支签，中吉。签文写的是“云开月明，孕珠怀玉”。我把签文拍下来发给她，她回了一句：“借你吉言。”又加了个双手合十的表情。

从灵隐寺出来，我忽然不想回公寓。打车到了西湖边，在长桥附近找了一张石凳坐下。风很大，湖面上起了细密的波纹，几艘游船在远处慢悠悠地荡着。旁边有卖莲蓬的小贩，挎着竹篮，嘴里吆喝着“嫩莲蓬，十块钱三个”。

我买了一份，剥着吃。

莲蓬清甜，微苦，像极了某种记忆深处的东西。

我嚼着莲子，望着湖面，忽然没头没脑地想起了一个人。

不是那个男孩。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说：“你总坐这里。”

那声音不像是从我记忆里浮出来的，倒像是从耳边擦过去的，带着一点温热的呼吸。我甚至觉得自己闻到了他用的洗发水味道，青柠混着海盐。

我下意识地转过头。

身边空无一人。只有一只灰鸽子，从柳树上扑棱棱地飞下来，落在我脚边，歪着脑袋看地上的莲子壳。

我盯着那只鸽子，心跳得很重。

“你是谁？”我在心里问。

没有人回答。

只有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带着不远处的游客的说笑声和相机的快门声。

那只鸽子啄了一口莲子壳，发现不能吃，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我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碎屑，沿着湖边慢慢走。手机在包里响了一声，是工作群的消息。我扫了一眼，又放回去。

走到断桥边的时候，人群拥过来。我侧身让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先过去。她对我笑了一下，说谢谢。我也笑了一下。

就在错身而过的那一瞬间，我听见一个声音。

“你等一下。”

我猛地站住。

那个声音很轻，从人群的另一头传过来，像被人潮剪碎了一片，落到我耳朵里。我回头张望，满眼都是陌生的脸，年轻人举着自拍杆，老人摇着蒲扇，小孩舔着冰淇淋。

没有人在看我。

没有人在喊我。

我站在断桥中央，被四面八方的人流推着、挤着，却忽然觉得天地都安静下来了。我抬头看天，云层很低，像要从头顶压下来。

我小声问自己：“你到底在找什么？”

天没有回答。

云没有回答。

我的手在出汗。

那段日子，我开始做一个重复的梦。

梦里有一个人，坐在我身边。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很窄的缝隙，刚刚好可以放下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他偶尔会转头看我，但每次他转过来，我都能看清他嘴唇下面有颗小痣，却总也看不清他的眼睛。

梦里的场景一直在换。

有时是在一家旧书店，他站在书架前，手指一列一列地划过去，最后停在一本很旧的书上。他抽出那本书，翻开一页，指着某一句话，侧过身来指给我看。

有时是在一个菜市场。他在肉摊前跟老板讨价还价，买了一块五花肉，又买了一袋土豆。我站在几步外，手里拎着一把青菜。他回头问我：“你想吃红烧肉还是炖排骨？”

有时是在医院。白炽灯很亮，消毒水的味道很重。我坐在长椅上，他站在窗口，背对着我，肩膀绷得很紧。我叫他，他不动。我再叫，他慢慢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嘴唇发抖。

“没事的，”他说，“会没事的。”

可我清楚地知道，有事了。

很大的事。

那些梦太真实了，真实到我在梦里能感受到他手心的温度，能听见他呼吸的起伏，能闻见他衣服上柔顺剂的花香。可每次醒来，一切都像退潮一样迅速消失，只留下一片潮湿的、空荡荡的沙滩。

我试着在纸上写下那些碎片，把它们一个个记在本子上。写着写着，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那些梦里出现的地方，我好像都去过。

旧书店，在大学城附近，招牌上写着“三味书屋”，门口挂着一串铃铛。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在周末的下午去那里坐着翻书，一坐就是半天。

菜市场，在我住过的那个老小区后面，有一家肉摊的老板特别能聊，每次我买肉，他都要跟我扯半天国际形势。他儿子在澳大利亚留学，他老婆在商场卖化妆品。

医院，是市一院。父亲去世后，我在那里守了三天三夜。

这些地方拼凑在一起，像一张地图，把我过去十几年的人生琐碎地标记出来。可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去这些地方的。

一个人逛书店，一个人买菜，一个人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哭到天亮。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我为什么总觉得他来过？

五月底，项目第一阶段结束，我坐高铁回家待了几天。

母亲做了满桌子菜，全是我爱吃的。姐姐和姐夫也来了。姐夫是杭州人，在国企上班，斯斯文文的，话不多，每次来都主动去厨房帮母亲打下手。

吃完饭，姐夫去洗碗，母亲和姐姐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剧。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一边吃提子一边吹风。

姐姐走过来，靠在阳台门上：“妈说你明天去给爸扫墓？”

“嗯，去一趟。”

“我也去。”

“行。”

第二天早晨，我们姐妹俩开车去了城郊的墓园。

父亲的墓在半山腰上，两边种着柏树，风一吹，树叶沙沙地响。我把带来的菊花放在碑前，蹲下来拔了几根杂草。姐姐站在一旁，用手擦了擦墓碑上的灰尘。

“爸，”她说，“我怀孕了。”

墓碑上的照片是父亲五十多岁时拍的，穿着深蓝色的夹克，笑得很浅。我看了很久，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又闭上了。

“你倒是说句话啊。”姐姐看向我。

“我没话说。”

“你跟爸一样，什么都憋着。”

我笑了笑，没反驳。

下山的时候，姐姐说：“妈最近总跟我说你的事，说你这大半年怪怪的，老问她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比如？”

“说你问她信不信命。还说你那天从庙里回来，念叨了一路什么‘我以前站在这’。她以为你中邪了。”

我脚步顿了一下，又接着走。

“我最近老做梦。”我说。

“做什么梦？”

“梦见一个人。”

姐姐转过头来看我，眼睛亮了一下：“男的？”

“嗯。”

“前男友？”

“不是。”

“暗恋对象？”

“我不知道。”

姐姐皱了皱眉：“这叫什么话。”

我没法解释。我总不能说，我在梦里跟一个看不见脸的男人谈恋爱，醒来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姐姐说，“你一个人在杭州待了那么久，又成天对着电脑。多出去走走，别老想那些有的没的。”

“我知道。”

“妈那儿你别跟她扯那些。她这个年纪了，听不得这些神神鬼鬼的。”

“我知道。”我又重复了一遍。

车子开出墓园的大门，柏油路两旁是成片的麦田，绿油油的，在风里起伏不定。我忽然很累，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一截一截往后倒。

我想起外婆说的一句话。

她说：“人呢，这辈子会做很多梦。有的梦是白天想的事，有的梦是上辈子欠的债。你自己分清就行了。”

我小时候听不懂，坐在凉席上，一边啃西瓜一边问：“上辈子欠了债怎么还？”

外婆扇着蒲扇，慢悠悠地说：“梦里还啊。”

“还了以后呢？”

“还了以后，”她看了看我，笑了一下，“就忘了。”

我忘了。

我想不起来那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他的脸。想不起来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分开的。

可我知道，我欠了一笔债。

很大的一笔。

端午节那天，母亲包了粽子。我帮着打下手，负责洗粽叶。

“你最近好像瘦了。”母亲说，眼睛盯着锅里的水，没看我。

“有吗？”

“有。下巴都尖了。”

“减肥。”

“你减什么肥，风一吹就倒的人。”

我笑了笑，把洗好的粽叶沥干水，放在案板上。

“妈，我问你件事。”我说。

“说。”

“我小时候，除了外婆，还有没有别的人带我去过庙里？”

母亲手上动作没停，把两片粽叶叠在一起，卷成一个小斗：“你问这个干嘛？”

“没什么，突然想知道。”

“除了外婆，就是你爸带你去过一次。你忘了？”

“我真不记得了。”

“你五岁那年，有阵子老是晚上哭，也不发烧也不闹，就是睡着睡着突然坐起来，也不睁眼，就一个劲儿地哭。你爸带你去庙里，找人看了看。”

“找谁？”

“那时候玉潭寺有个老和尚，听说你的事，就在你头上敲了三下，给了你一道符，让你爸贴在床头。说来也怪，贴了那个符以后，你就不夜哭了。”

我愣住了。

“那老和尚呢？”

“早不在了。”母亲说，“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你爸回来还跟我说，那和尚讲，这丫头心里装的事多，以后得慢慢放。”

我低下头，继续洗粽叶。水龙头开着，水哗哗地流。

“我那时候哭，”我说，“你们不害怕吗？”

母亲摇摇头：“你爸说，小孩都这样，长大就好了。”

“那我好了吗？”

“好了。”母亲说，“后来你就再没有夜哭过。一觉睡到大天亮，跟你爸一样。”

我关上水龙头，把粽叶端到母亲面前。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今天怎么老问这些？”

“就是过节了，想爸了。”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低下头继续包粽子，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嗯”了一声。

我没再说话。

吃饭的时候，母亲开了瓶黄酒，倒了两杯。我喝了一口，辣得嗓子眼发烫。

“慢点喝。”母亲说。

我把那杯酒慢慢喝完了。微醺的感觉浮上来，像隔着一层温水看世界。

“妈，”我支着下巴，看她在对面剥粽子，“你以前，爱过一个人吗？”

母亲抬头看我，笑了：“怎么问到我头上来了？”

“就是想知道。”

“你爸就是我第一个对象。我们那时候，哪像你们现在，什么爱不爱的。就是经人介绍认识，见了面，觉得还行，就处。处了半年，觉得挺合适，就结了。”

“那也总有个心动的瞬间吧？”

母亲想了想，说：“有一回，他骑自行车送我回家。半路上下雨了，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了给我披上，自己光着膀子骑。淋得跟个落汤鸡似的。我在后座上，看着他那个后脑勺，第一次觉得，这人挺靠得住的。”

我笑了。

“你笑什么？”

“原来我爸还会光膀子。”

“怎么不会？他年轻的时候有肌肉的，是后来上了年纪才发的福。”

我端起杯子，又抿了一口。

“那你怪过我爸吗？”

“怪他什么？”

“他走得那么早。”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天已经暗了，楼下有人在放烟花，五颜六色的，在玻璃上炸开又熄灭。

“怪过。”她说，“怎么不怪。刚开始的时候，我天天想，这个老东西，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他以前好歹还知道留个纸条说去学校了。那天他出门跑步，连张纸条都没留。”

“后来呢？”

“后来我想，他这一辈子，什么都按部就班的，就连死都死得这么利落，不拖累任何人。他倒走得轻松。”

她笑了笑，眼睛亮晶晶的，没有哭。

“你爸这个人啊，最怕麻烦别人。教书一辈子，从来没请过假，生了病也是自己扛。你们小时候，他都不怎么抱，不是不亲，是怕把你们碰坏了。他手重，自己知道。”

我低下头，发现自己的指甲缝里还卡着一小片粽叶。

“妈，”我说，“我也想有个人，能让我半夜梦醒的时候，知道他去哪儿了。”

母亲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会有的。”

我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我住在母亲家里，睡在父亲的旧书房里。书架上的书整整齐齐，每一本都包着牛皮纸的书皮，上面用钢笔写着书名。我抽出一本《红楼梦》，翻开，里面夹着一张书签，是父亲自己画的，用铅笔画了一棵柳树。

柳树下面，用极小的字写着：细囡，生日快乐。

日期是我十二岁那年。

我把书签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把它重新放回那一页，合上书，放回原位。

灯关了以后，黑暗里浮着书页陈旧的气味。我躺在父亲睡过的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一阵阵的蝉鸣。

从十四岁开始，我就很少回家了。

那时候住校，一个月回来一次。后来去了外地上大学，半年回来一次。再后来工作，一年回来一次。父亲去世前的那一年，我只回了两次家，一次是过年，一次是他生日。

他生日那天，我给他买了一件羊毛衫，灰蓝色的。他试了一下，说合身。后来我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发现那件羊毛衫还叠在衣柜最上面一层，连吊牌都没摘。

他舍不得穿。

我躺在床上，突然很想抽一支烟。

虽然我根本不抽烟。

回杭州的前一天，我去了玉潭寺。

这次只有我一个人。买了门票，跨进山门，沿着石阶一路走上去。不是旺季，人不多。两旁的松柏比上次更绿了，风穿过，沙沙响。

我走到观音殿。

殿里只有三五个香客。那尊观音还是那样，微微垂眼，嘴角含笑。我站在殿门口，没有急着进去。阳光把我的影子投在青砖地上，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把没有柄的剑。

我迈过门槛，走到观音像旁。

那个空位还在。

我站了上去。

脚下是冰凉的石板，头顶是描金的椽木，眼前是观音的侧影。风吹进来，把供桌上的烛火吹得歪了一下，又正了。

我闭上眼睛。

外婆去烧香了，很久很久。

我站得腿酸了，可我没有动。

庙里很静，香火的气味钻进鼻子里。有人从我面前经过，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没有睁眼。

“你站这干什么？”一个声音问。

我睁开眼睛。

面前站着一个老和尚，穿灰色僧袍，手里捻着佛珠。他年纪很大了，眉毛都白了，两只眼睛却清亮得像山泉水。

“我以前站在这。”我说。

老和尚看着我，点了点头：“站得还习惯吗？”

“还行。”

“那就再站一会儿。”他说完，转身走了。

我站在那儿，莫名有些想笑。这算什么对话。

从观音殿出来，我在寺里逛了一圈。在放生池边坐了一会儿，看乌龟趴在水边的石头上晒太阳。又去茶室喝了一杯粗茶，很苦。

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山门。山门上的匾额写着“玉潭寺”三个字，金字在日光下反着光。

我拿出手机，打开通讯录，手指慢慢往下划。

很多名字，但没有一个是我要找的。

我关掉手机，走下山去。

六月的杭州热了起来。

项目进入最忙的阶段，我们几乎每天加班。有时候从甲方公司出来，已经是深夜。我站在路边等车，路灯一盏盏的，像一串沉默的问号。

有一天晚上，同事陈哥请宵夜。我们去了文三路上一家小馆子，点了烧烤和啤酒。陈哥是个四十出头的北方人，爱说爱笑，讲起段子来一套一套的。我坐在桌边，听他们聊天，偶尔插两句。

“小林啊，”陈哥忽然转向我，“你上回说老家在哪儿来着？”

“湖州。”

“哦，好地方。我大学就是在湖州上的，湖州师范学院，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

“我们那届中文系有个女孩，好像也是湖州的，叫什么来着……”陈哥皱着眉想了半天，“姓沈？还是姓方？记不清了。”

“你记人家女孩干嘛，嫂子知道吗？”有人起哄。

陈哥摆摆手：“想到哪儿去了。那女孩是新闻系的，跟我不熟。就是有一回，我们文学社办活动，请她来拍照。那天下雨，她来得晚，站在门口抖伞上的水，我印象特别深。”

“多漂亮啊让你记了二十年？”

“不是漂亮，”陈哥喝了一口啤酒，“是身上那股劲儿。说不上来，就是站在那儿，也不东张西望，也不看手机，就安安静静地等人。雨打在她旁边，像跟她没关系一样。”

我没说话。

“后来毕业就散了，也不知道现在哪儿。”陈哥摇了摇头，“人这辈子，能记住的人不多。”

“陈哥，你喝多了。”旁边的人笑着说。

“是有点。”陈哥也笑了，举起杯跟我碰了一下，“来，小林，干了。”

我抿了一口。啤酒泛苦，像眼泪混进了碳酸。

那天夜里回到公寓，我躺在床上刷朋友圈。看到一个高中同学发了一张照片，是在老家的旧街上拍的一碗馄饨。我点开看了一下，放大又缩小。

照片的角落里，有一只手入镜了。男人的手，骨节分明，手腕上戴着一块黑色的电子表。

那块表很旧了，表带磨损得厉害。

我盯着那只手看了很久。

然后我关掉了手机。

七月初，项目接近尾声。

一个周日的傍晚，我独自去了西湖边的长桥公园。天气预报说有雨，但一直没下。天闷热得厉害，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来。我沿着湖边走，出了很多汗。

湖面上有人划着一只小船，在夕阳里慢慢移动。金色的光铺满水面，像无数碎片在燃烧。

我在湖边坐下，脱了鞋，把脚伸进水里。湖水温温的，漫过脚背，很舒服。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喂？”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只有呼吸声，很轻，像一根细线。

“谁啊？”我又问了一声。

还是没有回应。那呼吸声近了又远了，像一个踌躇不定的人，在电话线的那一头，犹豫着要不要开口。

我攥着手机，手心出汗了。

然后，电话挂断了。

我盯着屏幕上的那个号码。它不是骚扰电话，因为归属地显示的正是我的老家。那串数字一打过来，我的心就缩紧了，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了一下。

我打回去。

嘟——嘟——嘟——

没人接。

我坐在湖边的石阶上，脚浸泡在水里，整个人像被定住了。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路灯亮了，投射在湖面上，漾开一圈一圈橘黄色的光。

我打开手机，把那个号码存了下来，备注栏里写了两个字：

旧债。

七月底，项目结束，我回了家。

母亲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还行。她问我在杭州有没有去灵隐寺，我说去了，帮姐姐求了签。她问签文好不好，我说好，大吉。

母亲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玉潭寺。

夜里的玉潭寺不对外开放，我只能站在山门外，望着里面透出来的微光。山风很大，寺门前的两棵大树被吹得哗哗响，像在低声交谈着什么。

我靠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闭上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了脚步声。

一下，两下，从石阶下面传上来，均匀而从容。我睁开眼，看见一个身影从暗处走上来。

是个男人，穿一件旧旧的灰色T恤，领口有些变形。他走到山门前，站住了。

我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他也站着，望着我，像在确认什么。

风吹起他的衣摆，他头发长了一些，遮住了左眼，但嘴唇下面的那颗小痣还在。他瘦了，也黑了，和记忆中的少年重叠起来，又裂开，变成眼前这个三十出头的成年人。

“我下午给你打电话了。”他说。声音比记忆中低沉了许多，像被时间磨平了棱角。

“打了。”

“你不应该打回来。”

“为什么？”

他看着山门上的匾额，笑了一下，嘴角的弧度很淡：“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是我。”

“那你为什么来？”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回老家半个月了。我去了玉潭寺，去的时候，殿里的和尚跟我说，有个女人最近老来，每次来都站在观音旁边。”

“你信了？”

“我觉得像你。”

我靠在门上，把身体的重心往后移了移。门被压得吱呀一声。

“你是来接我的？”我问。

“不是。”他说，“我就是想看看你。”

他朝我走过来，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这个距离太近了，我能看清他额角的汗，能听见他呼吸里的节拍。

“我们是不是认识很久了？”我问。

他的眼神变了一下。

“你这句话，”他说，“我十四年前就听过了。”

我看着他。

“上辈子欠的债，”他说，“都还完了吧。”

我闭上眼，又睁开。

他还是站在那里，没有消失。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他笑了，眼睛里亮晶晶的，像含着一汪很浅的水：“你果然不记得了。”

“我记得，”我脱口而出，那两个字卡在喉咙里，滚烫滚烫地翻上来，又落回胸腔，“陈屿。”

他走过来，停在我面前。我们之间那一步的距离，像一条被填了很久的河。我站在那里，像小时候在观音旁一样，不动。

他伸出手，把我被风吹乱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他的指尖是凉的，带着夜晚露水的湿气。

“进去吗？”他问。

“寺里关门了。”

“我知道有个地方能翻进去。”

我看着他，忽然笑了：“你又知道了。”

他也笑了，露出那口很白的牙。他十六岁的时候也是这么笑的，在网吧门口，在清晨的街头，在递给我那张写满数字的纸片时。

“我还知道一件事。”他说。

“什么？”

“你那年为什么去那个网吧。”

我的笑容僵在脸上。

他没有接着说，只是抬头看了看那扇紧闭的山门，说：“走了，下次白天来。”

我点头。

下山的路很窄，他走在我前面，影子被月光投在我身上。我们踩过同一片树影，同一块石板，同一阵风。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忽然说：“陈屿。”

他停下脚步，回头看我。月光打在他脸上，半明半暗的，像一幅画了几百年的旧像。

“我那天站在观音旁边，”我一字一句地说，“是在等你。”

他愣了一下。

然后他的眼眶红了。

“我知道。”他说。

我们站在山间的小路上，谁也没有再说话。风从山谷里灌上来，把两旁的竹林吹成一片起伏的绿浪，像大地上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

八月初的玉潭寺比平时清静很多。

我和陈屿一起去还愿。上完香，我照例站到观音像旁。香火寥寥，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拿着一个蒲团放在地上，坐在我脚边，仰头看我。

“你真的想起来了？”他问。

“想起了一部分。”

“哪部分？”

“该想起来的都想起了。”

他低下头，额发垂下来遮住眼睛。我伸出手去，把那缕头发拨开。

“我一直不敢回湖州。”他说，“怕见到你，又怕见不到你。”

“那现在呢？”

他抬头，看着我笑了。阳光从他的头顶斜照下来，把他整个人都染成暖金色。

“我陪你再站一会儿吧。”他说。

我站在观音旁边，他坐在我脚边。风从殿外一阵一阵地吹来，把供桌上最后一炷香的最后一截烟灰吹散了。

我闭上眼。

在这座庙里，这个位子上，我站过很多次。

三岁那年，我站在这里等外婆。

十六岁那年，我站在这里等一个人。

三十三岁这年，我站在这里，不再等任何人。

有个人坐在我脚边，他叫陈屿，我认得他。

“回去吧。”我睁开眼睛，说。

他站起来，把手伸向我。

我接过他的手。

他的掌心温热，像一整个夏天。

我们跨出殿门。天上流云如絮，蝉鸣如潮。

山门之外，是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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