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贺子珍病重 李敏哭着求毛主席把妈妈接来北京，主席却叹气说：我这边也确实有难处

一九三七年九月，延安凤凰山吴家窑的窑洞里，刚刚开完洛川会议的毛泽东回来了。

窑洞里没有妻子贺子珍的身影，她去了西安。

警卫员从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捎回一件东西——不是信，是一块白手帕。

人去屋空，他们甚至没有来得及道一声别。

这一别，二十二年。

那块白手帕后来被毛泽东一直收着。

十年前的井冈山不是这样的。

一九二七年深秋十月，三十四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了井冈山。

他第一次见到十八岁的贺子珍时愣住了——没想到这山里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

袁文才把贺子珍派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贺子珍是永新县城撤退到井冈山上唯一的女党员，也是队伍中少数几个女兵之一。

她年轻美丽，双手持枪，左右开弓。

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

塘边村老贫农周香姬家摆了酒席，婚礼热烈而简朴。

贺子珍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

此后十年，她跟着他从井冈山下来，走过中央苏区，走过长征。

一九三五年四月，长征途中，贺子珍为掩护躺在担架上的政委钟赤兵，被敌机炸成重伤，身上嵌进十七块弹片。

弹片取不出来，一直留在身体里。

到延安后，情况变了。

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涌进延安，史沫特莱来了，吴光伟来了。

毛泽东喜欢同文化人交往，爱跳舞，爱开玩笑。

贺子珍接受不了这些。

她骂了人，还动了手。

毛泽东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

两人吵得很厉害。

贺子珍觉得毛泽东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

她一气之下要走。

她说要去治病，要取出身体里的十七块弹片。

毛泽东舍不得这个家。

他派警卫员追到西安，带了信，劝她回去。

贺子珍没有回，她捎回了那块白手帕。

一九三七年冬，她把刚一岁的女儿娇娇——就是后来的李敏——托付给保育院，一个人去了苏联。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柳瓦。

孩子六个月大时染上流感，死了。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孩子的坟上去哭。

毛泽东很少给她写信，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

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

一九三九年九月，刚满三十岁的贺子珍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

信中委婉地表示要终止婚姻关系。

这封信到达的时候，她正在异国的孤独里。

更大的磨难在后面。

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被疏散到莫斯科郊外的伊万诺沃市。

她和女儿李敏住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她语言不通，性格刚直，说话急躁，有时不顾对方反应就大声争执。

院方把她当成精神病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从一九四一年秋天开始，她被关在那里。

她不是精神病人，她被错误地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在精神病院里，她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

医生们终于承认她神智清楚，不像是精神病。

但精神病院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没有人来看过她。

她写了一封信寄出去，信中说她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来接她。

信发出后，每天的盼望都落空。

她在这座疯人院里被关押了将近六年。

一九四六年，王稼祥偕夫人到莫斯科治病。

他们无意中从留学生的谈话里获悉，贺子珍被关在伊万诺夫的精神病院。

王稼祥把消息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亲自复电“完全同意”由王稼祥夫妇带贺子珍母女回国。

经过多方努力，苏联政府同意让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

一九四七年夏，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回到哈尔滨。

她离开中国整整十年。

从西北走出国门，从东北回到祖国。

回国后的贺子珍没有立刻见到毛泽东。

她先后在东北财委机关、总工会干部学校工作。

建国后南下，任杭州市妇联主任。

一九五〇年，她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她有两个心愿。

据孔东梅回忆，贺子珍曾向一位老战友讲：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来；第二，她希望见一见毛泽东，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贺子珍在上海的住所里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

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

她凝神细听，是毛泽东在说话。

他在宣读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

经过抢救，她苏醒了，但精神上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

医生说，她患了精神分裂症。

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

轻易不落泪的他，流泪了。

他让女儿李敏多次到上海来看她，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

他还多次给贺子珍写信，有时让李敏带信。

信的开头总是称呼她“桂妹”——贺子珍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小名叫桂花。

贺子珍的病情时好时坏。

她提出去江西南昌住些日子，仍不见好。

发病时，她疑虑、恐惧，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

厉害时不吃不喝，木然而坐，两眼发呆。

不发病的时候，她仍然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脑也清醒。

一九五九年夏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

毛泽东早早就到了庐山。

七月七日中午，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回到家里，郑重地对夫人水静说：“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

毛主席要见她。”

水静几乎叫了起来。

七月九日晚上九点。

一辆轿车准时开进庐山一处巨大的别墅庭院。

贺子珍被领进“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

这座别墅是蒋介石为宋美龄建造的。

贺子珍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倒了两杯茶。

贺子珍没想到能见到他。

她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贺子珍哭得更厉害了。

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泽东谈起了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

贺子珍只是提醒他：“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

毛泽东又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

同意不同意？”

贺子珍回答说：“我见过了，我满意。

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

毛泽东告诉她，等开完会回去就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他们没有握手，也没有告别，只点点头，各自回了房间。

水静同封卫士在值班室等候了一个多小时。

铃声响了。

封卫士走进毛泽东的书房，一会儿搀扶着贺子珍走了出来。

水静看到贺子珍两眼通红，还带着泪痕。

水静推开毛泽东书房的门。

毛泽东身穿白色长睡袍，站在那里吸着烟，面部表情有些愁苦。

他对水静说：“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所答非所问。”

他还说：“她拿走我三瓶安眠药，这种药很厉害，千万不能让她多吃，最好把药拿回来。”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水静点头：“我向主席保证，一定把药拿回来，一定把贺大姐安全送回南昌。”

第三天傍晚，水静陪着贺子珍下了山。

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二十二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也是最后一次。

庐山相会之后的八月二十三日，刚刚回到北京一天的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为女儿主持了婚礼。

李敏和孔令华八月二十八日结婚。

婚礼简单，请了一些关心他们的亲朋好友。

贺子珍没有参加。

婚礼前几天，李敏收到一封来自江西的信。

信里说母亲的病情恶化，始终不愿进食。

贺子珍趁着身边工作人员不注意，想偷跑到省委找人。

当时下着倾盆大雨，工作人员找到她时，她浑身湿漉漉，尽显疲惫与狼狈。

李敏颤抖地看完了信。

她找到父亲，把信给他看。

毛泽东沉默许久。

李敏问，妈妈的病情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让她先回去，自己再想想办法。

等了三天，李敏收到了通知：中央准备了专机，安排她去江西看望母亲。

毛泽东让李敏带上些水果。

李敏抵达江西南昌，见到母亲面容憔悴、衣衫杂乱的模样，眼泪夺眶而出。

回北京后，李敏认真跟父亲提了请求：能不能让妈妈来北京住？

毛泽东沉默了很久。

他说，我也有难处。

贺子珍不能来北京。

有政治的原因，也有安全的考虑。

她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见到他，谁也不知道。

此后，李敏继续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传递消息和礼物。

毛泽东托李敏给贺子珍带过一方男用真丝旧手绢。

贺子珍一直保存着。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七〇年，庐山又开过两次会议，毛泽东都上了山。

贺子珍没有再去。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贺子珍在上海。

她没有去北京。

但她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心愿。

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的态度是：贺子珍可以随时来往京沪两地，想住多久住多久。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

这一天离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六天，离十月七日贺子珍七十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中央派专机把贺子珍接到了北京。

在北京机场，她见到了前来迎接的井冈山姐妹曾志。

曾志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

三十年前，贺子珍即将进京时被阻止。

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

贺子珍刚到北京就要求去毛主席纪念堂。

李敏、孔令华和医护人员很为难，劝说她再等几天。

九月八日。

李敏和孔令华陪着母亲，来到天安门广场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

贺子珍坐在轮椅上。

纪念堂里，一九七九年已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各地群众一百五十三万人。

这一天迎来了一位最特殊的参观者——与毛泽东有过十年患难夫妻生活的贺子珍。

走进纪念堂，隔着水晶棺，她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人。

二十年前在庐山的匆匆一面，成了他们生前最后的相见。

而这一次，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见到毛泽东。

贺子珍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没有说话。

她只是看着。

这是她第二次见到他。

中间隔了二十年。

从纪念堂出来以后，贺子珍在北京没有再外出。

她唯一的外出，没有超过天安门广场和左右公园的范围。

她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上海。

一九八四年四月初，贺子珍断断续续出现体温升高的现象。

四月中旬，突然变成高烧，还便血。

她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

四月十五日，孔令华正在辅导孩子们写作业，突然接到中办电话：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

飞机到达上海后，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病情，直奔病床前。

贺子珍呼吸急促，非常虚弱，眼睛微微闭着。

看到女儿和孩子们都来了，她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

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

贺敏学听说高烧不退，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

服药后体温降了下来，贺子珍沉沉地睡着了。

退烧后，贺子珍神智清楚了。

她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

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弄点好吃的。

大家以为病情好转了。

这是回光返照。

四月十八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陷入昏迷。

医生们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通宵守候在外间。

四月十九日下午，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享年七十五岁。

贺子珍逝世后，后事怎么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上海市委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中办。

中办也为难，又请示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

四月二十五日，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了花圈。

下午，遗体火化。

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骨灰运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

全国各大报纸刊载了新华社的电讯。

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回到凤凰山吴家窑的窑洞，窑洞里已经空了。

人去屋空，他们甚至没有来得及道一声别。

四十七年后，那块白手帕的主人躺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第一室。

中央领导人都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