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63岁经常眩晕，检查多次无果，换大医院一查，终于找到原因

妈妈63岁经常眩晕，检查多次无果，换大医院一查，终于找到原因

我妈第一次说头晕的时候，我正蹲在厨房择韭菜，准备晚上包饺子。她靠在门框上，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按着太阳穴，说这天怎么转起来了。我扭头看她，脸色的确不好，灰扑扑的，嘴唇也发白。我说妈你坐下歇会儿，别是低血糖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就是猛地站起来那一阵晕，眼前发黑，几秒钟就好了。

那时候谁也没当回事。我妈身体底子好，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扛着一袋面从超市走回来，腰不酸腿不疼的。邻居都说她看着像五十出头。她自己也挺得意，平时跳跳广场舞，种种花，日子过得比我还规律。所以那天她说晕，我只当是她没吃早饭，血糖低了，赶紧给她冲了杯红糖水。她喝完说好多了，还帮我包了饺子。

可后来就不对了。那天晚上她起来上厕所，刚走到卧室门口就栽倒了。我听见咚的一声响，跑出去看时她正坐在地上，一脸茫然，说不知道怎么就摔了。扶她起来，她说头又晕了，这回不是眼前发黑，是整个屋子都在晃，像坐在船上似的。我伸手摸她额头，一层冷汗。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她去了县医院。挂的神经内科，排队排了快俩小时，医生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问了几句，让我妈做了个抬头低头转脖子的动作，然后开了个单子说去做个脑CT吧。CT结果出来，说是有点腔隙性脑梗塞，但不严重，开了点活血化瘀的药就让回去了。

药吃了半个月，头晕的毛病一点没见好。我妈又开始说耳朵里嗡嗡响，有时候还恶心，不想吃饭。我又带她去县医院，这回换了耳鼻喉科。医生拿着小电筒往她耳朵里照了照，说耳膜没问题，又开了点眩晕宁和敏使朗。吃了几天，还是晕。

那段时间我真是焦头烂额。我在县城的纺织厂上班，三班倒，本来就累，还得隔三差五请假带我妈往医院跑。我老公在建筑队干活，常年在外面跑，家里就我们娘俩带着孩子。我妈一病，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她倒比我镇定，总说没事，老毛病了，缓缓就好。可我看她站在水池边洗碗时身子微微晃，看她在客厅里扶着沙发背慢慢挪步子，心里就跟针扎似的。

后来又去了市中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查了颈椎，查了眼底，连心脏彩超都做了。医生说颈椎有点退行性变，但不至于引起这么严重的眩晕；心脏也还好，有点早搏但问题不大；脑子里的腔梗是陈旧性的，也不是新发的。最后医生皱着眉头说可能是前庭功能紊乱，开了些营养神经的药。我问能好吗，他说这个不好说，有的人自己就好了，有的人反反复复。

我妈那时候已经开始怕出门了。她怕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晕倒，怕丢人，也怕摔坏了给我添麻烦。她把广场舞也停了，花也不怎么管了，整天就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发呆。我下班回来问她今天晕没晕，她总是说还行，好多了。可我看见她茶几上放的饼干几乎没动，就知道她肯定又不舒服了。

有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喝水，听见我妈屋里窸窸窣窣的响。我推门进去，看见她正坐在床边，一只手死死抓着床头栏杆，身子微微发抖。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眼睛里全是泪。她看见我，赶紧抬手去擦，说没事，就是起来喝口水有点晕。我走过去抱住她，她的肩膀在我怀里一抽一抽的，却咬着嘴唇不出声。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妈老了，老得那么快，快得我都没来得及准备。

我开始到处打听哪儿有治眩晕的好大夫。问了厂里的同事，问了街坊邻居，问了网上能问的所有人。有人说济南有个老中医专治这个，有人说北京有个医院有个专家特别厉害，还有人说我这是不是撞了邪，该去找个神婆看看。我老公在电话里说要不咱去省城的大医院看看吧，别怕花钱。我说县里市里都看了，去省城能有多大差别。他说你不去怎么知道。

其实我是舍不得钱。我妈没有退休金，前些年我爸走的时候留了点积蓄，这几年也花得差不多了。我工资一个月三千多，老公的收入也不稳定，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去省城看病，挂号费检查费路费住宿费，哪一样不是钱。可看着我妈一天天瘦下去，看她扶着墙一步一步挪的样子，我又恨自己没用。

决定去省城那天，我妈还跟我犟了半天。她说花那个冤枉钱干啥，县医院的大夫说了，前庭功能紊乱就是养着，去省城也是养着。我说妈你别说了，咱就去查一次，查不出毛病咱就回来，往后你说咋办就咋办。她不说话了，低着头半天，然后去柜子里翻出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几千块钱。她把钱往我手里塞，说这钱她出。我看着那些零票子，有五十的，有二十的，甚至还有五块的，鼻子一酸差点没哭出来。

去省城那天是星期三，我请了三天假。坐最早一班大巴，三个多小时到省城，车站出来打个车到省人民医院。医院里人山人海的，挂号窗口前排的队拐了好几个弯。我让妈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等着，自己排了快四十分钟才挂上号。挂的是神经内科，专家号，一百五十块钱。

专家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大夫，姓周，戴着眼镜，说话很和气。她看了我妈带来的那一厚沓检查报告，一张一张地翻，边翻边问话。问我妈第一次晕是什么时候，一天晕几次，一次晕多久，晕的时候有没有耳鸣，有没有恶心想吐，有没有怕光怕吵，摔倒过几次。我妈都一一答了。周大夫又问平时吃什么药，血压多少，血糖多少。我妈说血压有点高，一直在吃降压药，血糖正常。

问完了，周大夫让我妈躺到检查床上，开始做一套很细的查体。让我妈睁着眼闭着眼坐起来躺下去，头左转右转，眼睛盯着她手指头动。做到一半的时候，周大夫突然停下来，问我妈，你平时耳朵里是不是有响声，像有东西在滚。我妈说是，有时候躺下去或者翻身的时候，耳朵里哗啦哗啦的响，跟有颗小豆子在里面似的。

周大夫点点头，说阿姨您这不是脑子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前庭功能紊乱，您这是耳石症。我当时就愣了，耳石症，听都没听过。周大夫解释说，人的耳朵里头有很小的碳酸钙结晶，就是耳石，本来应该待在该待的地方，但它掉到别的位置了，就会引起体位性的眩晕。躺下去、坐起来、翻身、抬头低头，这些动作一刺激，耳石在里头滚来滚去，人就会觉得天旋地转。

我听得云里雾里，但心里突然就亮堂了。我问那能治吗。周大夫说能治，而且不难治，就是做复位治疗，把耳石从掉进去的地方弄出来，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有的病人一次就好了，有的要多做几次。她说今天咱们就试试，要是好了就不用吃药了。

我妈躺在那张检查床上，周大夫扶着她的头，让她先往左转，再往右转，侧身，坐起，躺下，一套动作下来也就十来分钟。做完后周大夫让我妈坐起来试试，我妈小心翼翼地坐起来，愣了一下，又站起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我看见她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从紧张到惊讶再到不敢相信，她说，咦，好像真不晕了。

周大夫笑着说你先别高兴太早，回去注意这几天睡觉枕头垫高一点，不要猛然转头，不要低头捡东西，明天再来做一次巩固巩固。我妈连声说好，眼眶都红了，拉着周大夫的手一个劲说谢谢。我站在旁边，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这大半年的折腾，跑了多少趟医院，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罪，到头来就这十来分钟的事。

出了诊室，我妈还跟做梦似的，说这就好了？我说大夫说了，还得再做一次，但应该问题不大了。我妈突然说，我想吃碗面。我说行，咱吃面去。她走在我前头，步子比来的时候稳当多了，虽然还不敢走太快，但已经不用扶着墙了。看着她的背影，瘦了一大圈，头发也白了不少，我心里又高兴又酸楚。

在医院旁边的小面馆，我要了两碗牛肉面。我妈大口大口地吃着，说这半个月头一回觉得饭香。我看着她低头喝汤的样子，想起这些年她是怎么把我拉扯大的。我爸走得早，那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妈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在镇上的裁缝铺给人改衣服挣钱，眼睛都熬坏了。后来我结婚生子，她又帮我带孩子，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我总觉得她身体好，什么事都能扛，从来没想过她也会老，也会病，也需要人照顾。

那天晚上在省城的小旅馆里，我和我妈挤在一张床上。她睡得特别踏实，呼噜都打起来了。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这大半年的经过。想起她在县医院走廊里坐着等叫号时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的样子，想起她在家扶着墙一步一步挪着去上厕所的背影，想起她半夜坐在床边偷偷掉眼泪的模样。那时候我老觉得是医院不行，是医生不行，其实是我自己不够上心。要是早点带她来省城，要是多打听打听，哪至于让她受这么多罪。

第二天又去医院做了一次复位，周大夫说没什么大问题了，回去后注意半个月内不要剧烈活动，不要猛然转头，要是再晕就及时来复查。开了点辅助的药，总共花了不到三百块钱。我拿着处方去交费的时候手都哆嗦，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

回到县城后，我妈整个人都跟换了个人似的。第二天一早就起来把院子里的花都浇了，又把积了好久的衣服洗了，还去菜市场买了我爱吃的排骨。我下班回来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腰板挺得直直的，翻炒的动作利利索索的，嘴里还哼着小调。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她，就像几个月前她靠在门框上看我择韭菜一样，只是这次轮到我鼻子发酸了。

吃饭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这耳石症听着怪吓人，其实就是耳朵里有块小石头跑错了地方。她说人也是怪，那么大个医院，又是CT又是核磁的查半天，还不如人家大夫那几个动作管用。我说那是找对人了，对症下药。我妈说也对，病根找着了，石头归位了，我这心里也跟着归位了。

我老公周末回来听说了这事，也松了口气。他说你看，有时候就得走远一点，大医院见的病人多，什么怪病都见过。我说是啊，早知道就早点去了，妈也不用受那么多罪。我老公说现在知道了也不晚，往后咱多个心眼，有啥事别在县里耗着，该去省城去省城。

可我心里清楚，不是我不想去省城，是我心里有个坎过不去。我怕花钱，怕麻烦，怕去了也查不出个结果白跑一趟。这大半年来，我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头一直在逃避。每次我妈说头晕，我就带她去县医院，好像只要去看了医生拿了药，我就算尽到责任了。至于能不能好，好像是医生的事，是老天爷的事，跟我没关系。可那天在省城医院，周大夫只用了十分钟就查出病因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像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原来有时候不是病难治，是我这个当女儿的不够尽心。

我妈后来跟邻居说起了这段经历，说得眉飞色舞的，说省城的大夫就是厉害，一查就查出来了，耳石症，耳朵里有颗小石头掉了。邻居们听了都觉得新奇，说头一回听说耳朵里还有石头。我妈就笑着解释，说那石头比芝麻粒还小，显微镜才看得见，但它往哪边一滚人就往哪边晕。说的时候她还配合着歪歪头，说自己当时就像个不倒翁似的。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我妈重新去跳广场舞了，又开始张罗着腌咸菜晒萝卜干，院子里那几盆月季也剪了枝施了肥。我每天下班回来，总能看见她在厨房或者院子里忙活，听见她跟我唠家长里短，说谁家闺女出嫁了，谁家老头又住院了。我听着这些琐碎的念叨，心里就觉得踏实。

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开始每周给她量一次血压，看着她在日历上记。我把家里容易绊脚的垫子撤了，在卫生间装了扶手，又买了个小夜灯插在走廊里，晚上亮着，她起来上厕所不用摸黑。我还把手机里存的电话号码翻了翻，特意存了省城医院神经内科的预约电话。我妈说我太紧张了，我说不是紧张，是长记性了。

有时候晚上我陪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她就歪在靠背上睡着了。我给她盖毯子的时候会多看她两眼，看她的头发，她的皱纹，她手上的老年斑。这些东西以前我从来没仔细看过，总觉得我妈永远是那个骑着自行车接送我上学、站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冬天给我灌热水袋的妈妈。可那天在省城小旅馆里，在月光底下看着她瘦削的侧脸，我突然就明白了，我妈妈早就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妈妈了，她变成了需要我照顾的老人，只是我们俩谁都不愿意承认。

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有一天我妈突然跟我说，她想去看看我爸。我爸葬在镇上的公墓，清明节的时候去过一次，平时很少去，开车得四十多分钟。我说行，正好周末我休息，带您去。那天天气挺好，不冷不热的，我开着车，我妈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捧着一束从院子里剪的月季花。她一路上话不多，但精神挺好，头也没再晕过。

到了公墓，她蹲在墓碑前把花摆好，又拿抹布把碑上的灰擦了擦。我在旁边站着，听见她小声跟我爸说话，说老张啊，我前阵子病了，晕得厉害，以为自己也要来找你了，后来去省城医院查了，是耳朵里有颗小石头捣蛋，让人家大夫弄出来了，现在好了，又能吃能睡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轻的，带着点笑意，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

回来的路上我妈靠着车窗看外面的庄稼地，麦子快熟了，黄澄澄的一片。她忽然说，你爸走那年也是麦收的时候，他还没看见麦子熟就走了。我说那时候我还小，就记得您哭了很久。我妈说能不哭吗，说好了白头到老的，他说话不算话。又说，不过日子总得过下去，我要是跟着他走了，你怎么办。我听着鼻子又酸了，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掌粗糙，指节有点变形，是这些年干活落下的。

我又想起周大夫说的话，说耳石症这个病，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但不少人不知道，以为是自己脑子出了问题，或者就是年纪大了正常的。有的人拖来拖去拖成大问题，有的人甚至在复位的时候因为害怕不敢动，耽误了治疗。我那天听了就在想，要是县医院的大夫也有这么个意识，多问一句耳朵里响不响，多做个简单的体位试验，我妈是不是就不用受那么多罪了。可转念一想，也不能全怪人家，是我自己没把这事当回事，总觉得头晕嘛，吃吃药就好了。

这世界上的事有时候就是这样，看着挺大挺吓人的，其实根子就在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就像我妈这病，折腾了快一年，跑了三四家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最后就是耳朵里头一颗比芝麻还小的石头。可这颗小石头要是没找着，它就能把人折腾得日夜不宁，把人从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太太变成一个连门都不敢出的病人。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路看着远，其实走过去也就到了。有些钱看着多，花了也就花了。可有些时间，错过了就回不来了。我妈六十三了，按现在这日子过，再活个二十多年应该不成问题，可这二十多年里，谁知道还有多少颗小石头会跑错地方。我能做的就是多上上心，别让她一个人扛着，别让她觉得给我添麻烦了。

前阵子我妈的广场舞队组织去省城参加比赛，她兴冲冲地报了名。走之前我特意带她去省城医院复查了一次，周大夫说恢复得很好，没问题。我妈得意得很，说我早就说了没事，你就是瞎操心。我说您得了吧，半年多前是谁半夜哭鼻子的。她瞪了我一眼，说那是我迷眼了。我俩都笑了。

比赛那天我请了假去看，我妈她们跳的是扇子舞，红绸子绿扇子的，配着欢快的音乐。我妈站在第二排中间，动作利落，笑容满面，根本看不出半年前她还在沙发上坐着发呆。我在台下看着，使劲鼓掌，手心都拍红了。散场的时候她下来找我，额头上还带着汗，问我咋样。我说好，比我跳得好。她骄傲地一扬下巴，那是，你妈当年也是文艺骨干。

回去的大巴上我妈靠着我肩膀睡着了，我闻着她头发上洗发水的味道，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突然特别平静。我想起周大夫那天做完复位后跟我说的另一句话，她说，你妈妈这个情况其实挺典型的，早发现早治疗很快就好，但很多人就是被前面的检查耽误了，觉得查不出毛病就没救了。你们做子女的要有耐心，老人身上没小事，一次查不出来就换地方查，总得把根找着。

这话我记着呢，一直记着。往后不管是什么事，我都不怕折腾了。因为我知道，只要肯找，就总能找到那颗跑错了地方的小石头。

回到家已经天黑了，我妈进厨房非要给我煮碗面，说比赛跳饿了。我坐在餐桌边看着她下面条打鸡蛋，动作麻利得很。面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我低头吃了一口，我妈在旁边坐着看我，眼睛里亮亮的，说好吃不。我说好吃，跟我小时候一个味儿。她笑了，眼角皱纹堆在一起，特别好看。

晚上睡觉前我去她屋里给她送水，她正坐在床头看手机，跟老姐妹视频聊天呢，说着今天的比赛，说着省城的见闻，笑得咯咯的。我把水放在床头柜上，退出来的时候顺手把走廊的小夜灯按亮了。那一点暖黄色的光晕开在黑暗中，把通往卫生间的路照得清清楚楚。我站在那儿看了几秒钟，然后轻轻带上了门。

回屋躺在床上，我听着隔壁房间我妈翻身的声音，还有她跟手机那头说笑的声音。那些声音以前我嫌吵，嫌她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可现在听着，只觉得安心。我爸走了这么多年，这个家就是靠她的唠叨撑起来的。那些家长里短的碎碎念，那些反复叮嘱的体己话，那些在我小时候觉得烦、长大了觉得暖的声音，都在那盏小夜灯的光里，安安稳稳地亮着。

这世上的病啊，有的在脑子里，有的在心上，有的就是耳朵里一颗迷了路的小石头。找着了，归位了，日子就顺了。可有些东西比病更难找，比如耐心，比如细心，比如那个肯带着亲人一遍一遍找下去的劲儿。好在，我找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