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大学习·忻州有声】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朝鲜战场上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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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上的婚礼

讲述人：郑爱菊 樊家兴 樊伊丽 樊丽萍 樊晋萍

主讲人：樊丽萍

讲述时间：2022年9月8日

整理人：江雪

樊克明（1920—2010），原名樊峻吉，江苏赣榆人。1942年10月参加工作，194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十一军通信独立营教导员、政委，山西省劳改局政治处组教科科长、干部科科长、政治处副处长，山西省晋普山煤矿筹建处负责人，山西省忻县地区医院党委书记，山西省公安医院政委等职。1983年离休。

朝鲜战场上的婚礼

我们的父亲樊克明是一位老革命。对我们来说，父母的婚礼是我们姐妹“羡慕”了一辈子的事。父亲的婚礼太浪漫了，因为那场婚礼是在朝鲜战场上举行的。

1920年1月，父亲出生在江苏省赣榆县（今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小莒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祖母家里有一些地，开明的他们供父亲读了私塾。父亲从私塾毕业后，到附近一个村庄教书。这时候，抗日烽火已经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父亲便开始瞒着祖父母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42年，他组建起抗日武工队，公开与日寇战斗。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后，父亲率领武工队伍参加过当地的剿匪战斗。父亲对我哥哥讲过，那股土匪装备好，战斗力比国民党的正规军还强。

淮海战役前夕，父亲率武工队归建二十一军，担任二十一军通信独立营教导员、政委。二十一军由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编而来。解放战争中，第二纵队转战于华东战场，在孟良崮、济南及淮海等战役中主要担任阻击和“打援”任务，而后参加渡江战役、上海战役、舟山战役，并参与了解放舟山群岛。这些战斗和战役，父亲参加了没有，他从没有对我们讲过。我们知道，为救父亲，父亲的一位警卫员壮烈牺牲了；父亲的脊背上有枪伤疤痕，但他从没有跟我们，甚至我们的母亲讲过是什么时候负的伤。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尤其对那段艰难的战斗岁月，总是讳莫如深。

1949年5月3日，二十一军接到命令，5月5日南下进军浙东南沿海。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被派往温州，成为温州解放后第一支进驻温州的解放军野战部队。1951年，母亲郑爱菊（母亲是温州人）参军，与父亲同在二十一军。就在那年，在战友的介绍下，父亲与二十二岁的母亲相识并相爱了。

其实，1940年，父亲在老家赣榆县娶过一位妻子。不幸的是，在连天的炮火中，父亲的这位妻子因病撒手而去，留下两个男孩——我大哥樊家杏和二哥樊家兴。妻子去世后，父亲随部队南征北战，一直没时间考虑个人的事情。

淮海战役前夕，有一天，祖母听说父亲的部队在离老家二三十里外的一个地方驻扎，于是带着不到五岁的二哥樊家兴去看望父亲。二哥自从出生开始算起，那是第一次见父亲。二哥年纪小，一路哭着让祖母抱。祖母是小脚，也只能背二哥一段，再拉着二哥的小手走一段。

1953年3月，二十一军奉命入朝作战。1953年7月26日，中朝两国与“联合国军”的代表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议》。毛主席下令让二十一军驻扎朝鲜“三八线”附近，一则防止美国举兵再犯，一则承担起帮助朝鲜战后家园重建的责任。

1954年，父亲的一位战友回老家省亲，父亲便委托他把二哥樊家兴带到朝鲜住几天。父亲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二哥甚至记不得他长什么样子。在二哥的记忆中，在朝鲜那次才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并记住父亲的模样。二哥在朝鲜住了一个多月，但父亲忙于工作，早出晚归，陪他的只有父亲的勤务兵。

我想，也许正是二哥到了朝鲜才让特别忙碌的父亲有了结婚的想法——十来岁的孩子，太需要母爱的润泽了。1953年父亲入朝鲜时，母亲郑爱菊所在的二十一军后勤部来到了中朝边境，当时驻扎在长春。因为此时战火已然熄灭，从1953年到1955年，母亲每年都会过鸭绿江到朝鲜去探视一次父亲。与二哥的待遇一样，母亲到朝鲜后，父亲也没有时间陪她，她只能自己在部队驻地“三八线”附近转转。

1955年11月，恋爱了近五年的父亲与母亲终于结婚了。此时的父亲正随部队忙于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且在“三八线”上，他们的婚礼非常简单，两床被褥搬到一起，买了些糖果给战友们发了发，准备了一些茶水，大家一起坐坐，热闹热闹，就算结了婚了，走到一起了。父亲母亲的婚礼虽然简单，但在我们看来，那场婚礼却是那么奇特而有意义——那是一场举办在“三八线”战争堡垒之间的婚礼啊！

1958年7月，二十一军终于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凯旋。

父亲和母亲伉俪深情，携手风雨五十五年。父亲少言寡语，母亲任劳任怨。他们先后生育了樊洁、樊伊丽、我、樊晋萍和樊英萍五个女儿。作为女儿，我们见证了父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工作的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也见证了父母亲朴素而平淡的一生。

清正廉洁 一身风骨照日月

1959 年，父亲转业到了山西省劳改局政治处，先后担任组教科科长、干部科科长、政治处副处长等职；之后又被调到山西省晋普山煤矿筹建处。因为是筹建，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住在荒山野岭中的几间简陋的房子里，自己动手做点简单的饭菜。那里蚊虫遍地，蚂蚱都可以用桶装，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父亲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组建完成了晋普山劳改煤矿。1970 年，干部下基层，父亲又被调到山西省忻县（现忻州）地区医院担任党委书记。从劳改煤矿到医院，父亲面对的管理内容和人员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但父亲工作能力强，肯吃苦，肯用心，很快便熟悉了新的工作流程。再加上父亲待人真诚，在工作上讲原则，他很快得到了各职能部门和各科室专家的拥戴。父亲充分调动医院业务技术骨干的积极性，使医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

父亲对工作积极认真的态度也影响了我们。我记得，当时通信技术还不发达，整个医院宿舍大院只有我们家安装有医院的电话，我们几个子女便充当起了义务通信员。一旦医院有病人需要抢救，或者需要哪些主任专家会诊，接到电话，我们便摸黑上门去通知。

1973 年，父亲被调到山西省公安医院（今山西省109医院）担任政委等职务，一直到1983年离休。父亲是副厅级干部，而且多年在医疗系统担任一把手，我们兄妹七人，却没有一个是父亲利用手中权力安排工作的。

大姐樊洁，小时候放学家里没人，就到医院找父亲要钥匙。一来二去，她喜欢上了那些穿着洁白衣服的医生。医生是大姐的第一职业理想。大姐高中时学针灸、学打针，可是，父亲从来没提过让她到医院工作。大姐学习非常优秀，那时候，我家的墙上贴的全是大姐的奖状。大姐高中毕业后，服从分配，被安排到忻州解村农场插队。1977 年高考恢复，大姐经过努力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时，父亲正担任公安医院的党委书记，但父亲还是没有为她开一下“绿灯”。大姐一开始被分配到忻州，最后通过自己努力才留到了太原。当时有两所医院可以选择，一个是传染病医院，一个是精神病院，最后大姐选择了精神病院，穿上白大褂成为一名医生。

1974 年，二姐樊伊丽刚满十五岁，她的理想也是做一名医生。但她毕业后，父亲亲自把她送到了千里之外的永济虞乡农场插队。分别时，父亲交代二姐：一定要好好干，不要怕吃苦，更不要怕吃亏。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们姐妹性格都很要强，干活都非常积极。二姐虽然只有十五岁，是插队到永济的知识青年中年龄最小的“青年”，但她特别能吃苦，耕地、种小麦、割小麦，样样都是一把好手。

半年后的一天，有人敲我家的门，母亲打开门，只见一个又黑又瘦的女孩站在门外。母亲愣了一下，问：“你找谁？”女孩含着眼泪叫了一声“妈”，母亲这才认出，是二姐回家探亲来了。半年前离开时，十五岁的二姐水润水润的，像水葱一般，乌黑的大辫子一甩一甩的，那是多么漂亮的姑娘啊；半年后，眼前的女孩身材消瘦，皮肤黧黑，头发像一丛秋后的荒草，完全变了个人——以致母亲都没认出亲生的女儿！母亲一把抱住二姐忍不住哭了起来。父亲下班回家，看到二姐的样子，也吃了一惊，但半天没有说话。第二天早上上班时，不善于表达感情的父亲交代母亲，让伊丽睡吧，不要叫她起床。这几天叫她好好休息，不要让她干家里的活儿。几天后，二姐又要离开家里回永济的农场了，临行前，父亲又一次叮嘱她说：去了要积极干活，别怕吃苦，做人要实诚……

二姐积极能干，年年是先进。1981年，二姐插队七年才回了城，到太原医药公司上了班。

我十三岁那年，部队到我们学校招女兵。我那时特别想去当兵，还曾借来别人的军装穿上照相——一身“橄榄绿”，多么光荣啊！父亲知道后说，那你就按规定去参加考核吧。后来，我考核失败了。我当时想，如果父亲肯找他的老战友帮我说一句话，也许我就能圆梦“橄榄绿”。我留城到“大集体”性质的太原第二变压器厂上班，后经学习考上了职工大学，成为一名技术人员。

1958年，我大哥樊家杏、二哥樊家兴被父亲接到太原，与我们一起生活。我大哥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学院，我二哥考上了太原理工大学，我妹妹樊晋萍接母亲的班在太原气压机厂当了一辈子工人，小妹樊英萍也是凭自己努力考上了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天津工作。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辈子不给组织添麻烦，也从没有因为私事请求组织照顾过。我母亲1951年当兵，在部队多年，按说身份应该是干部序列。我们兄妹七个，年龄跟台阶一样，那时候都小，吃饭、穿衣，再加上家里事情非常繁杂，有一段时间，母亲只能暂时放下工作，全力照顾家庭。1973年，父亲到了忻州，这时候我们年纪大些了，母亲在忻州一个印刷厂上了班。母亲的工龄就是从这时候才算起的。算起来要比实际工龄少二十多年，但父亲从来没有为这事找过组织。

我母亲现在居住的房子是租来的——母亲九十三岁了，上下楼不方便，这套房有电梯。1958年，父亲转业到太原，一开始住在坞城路，那里是部队的营房；后来又搬迁到胜利街、大营盘。1970年，父亲被调到忻州，住在忻州医院宿舍；1973年，父亲回到太原后，住在劳改医院宿舍。那套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七十多平方米，直到现在还是灰白墙、水泥地。父亲有好几回可以分到新楼房，但他执意不肯要。

大事父亲不肯麻烦组织，小事就更不用说了。父母亲是南方人，他们习惯了吃米饭，但父亲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忻州后，经常吃的是玉米、高粱等粗粮，常常吃得我们大便不通畅。看到我们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样子，父亲也很心疼，于是他就利用星期天的一点儿空闲时间到山上打猎，有时猎一只野兔，有时猎一只野鸡。母亲炖了野味为一家人补充营养，用野兔皮给我们做手套，用野鸡毛为我们做毽子。那时候，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人。但他对他们医院的困难职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非常宽厚。他给很多困难职工子女安排过工作，唯独没有管过自己的儿女。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那么忙碌，甚至在家吃饭，也总有人来找他谈工作。我那时候很烦这点，为什么家里老是来人，连吃顿饭都不安宁！父亲的忙碌和无私，甚至一度让我误以为，父亲不爱我们。

我们兄妹七个，父亲没有给我们任何一个开过家长会。父亲虽然对我们不打不骂，但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们兄妹从小就很独立、上进。

后来我们长大了，对于我们的婚姻，父亲也不多插手，他只是会过问一下对方的家庭。父亲说，他并不是要求对方家庭多有钱，而是要看对方的人品、家风。父亲说家风好、人品好的家庭错不了。大姐结婚时，背着一个包就走了；二姐结婚时，父亲给她买了个皮箱。

父亲离休后，忙碌一生的他终于停下了早出晚归的步伐。这时候我们才从父亲身上看到了父亲应该有的样子。记忆中，父亲没有抱过我们，但我们的儿女基本都是父亲和母亲照顾长大的。二姐伊丽的儿子李洋，出生三个月就由父亲和母亲照顾，一直到他上幼儿园；晋萍的女儿王硕从出生到十几岁，一直与我父母生活在一起；二哥的孩子出生后，父亲给孩子买了小礼物，专门到运城去看望（二哥在运城棉麻公司棉机厂担任厂长）。看着父亲那么亲切地抱着下一代，我忽然想到，父亲对我们的爱是多么深厚啊！只不过，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工作，他舍小家为大家，牺牲了本该享受到的天伦之乐！

2010年2月20日，九十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翻开相册，看到父亲与母亲金婚时拍下的照片，我们忍不住泪流满面。结婚时，父亲母亲在朝鲜战场，他们没有穿新衣服，没有举行像样的婚礼。父亲在公安系统多年，那身公安制服几乎成了他的衣着标配。父亲母亲照金婚纪念照时，一辈子没穿过西服的父亲穿了西服，因此留给世界、留给我们一张仅有的西服照，而那件西服还是照相馆的！

父亲说过，这辈子，他没有什么遗憾。

是啊，对于党，对于国家，父亲信念坚定、尽心尽责，奉献了一生，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