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母断绝关系18年，妈妈突然来电说拆迁要分钱，我冷笑！

手机在凌晨一点震动的时候，我刚把最后一份报表保存好。屏幕亮起，一串十八年没见过的号码，归属地写着老家那个小城。

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拇指悬在接听键上方，最终还是划了过去。

"喂。"

"小言，是妈妈。"

那声音很陌生，像是从旧收音机里飘出来的，带着电流声和某种小心翼翼的试探。我甚至需要花几秒钟去确认，这确实是我妈的声音。

"有事说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五秒。这五秒里我听见她在喘气，像是在做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你爸走了。"

我握着手机没动。窗外的路灯把树影投在窗帘上，晃来晃去。

"什么时候。"

"上个月二十三号。火化都办完了。"

上个月二十三号。我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日历。那是三周前。她等了三周才打这个电话。

"哦。"

"你……不回来看看吗？"

"看什么。人都烧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我听见有打火机响了一声，她点了一根烟。她戒烟十五年了，看来最近又捡起来了。

"还有个事。"她的声音突然变了调，从试探变成了某种公事公办的口吻，"老房子要拆了。拆迁办来量过面积了，补偿款下来不少。"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是顾家的孩子。法律上你有继承权。"

"十八年前签的断绝关系协议，白纸黑字，你忘了？"

"那不算数，法律上不认那个。"她吸了一口烟，"拆迁款下来，按人头分，你那份我帮你留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办手续？"

我闭上了眼。

十八年了。十八年没打过一个电话，没发过一条消息，没寄过一张贺卡。我爸走了三周她才通知我。现在打电话来，第一件事是让我回去签字分钱。

"妈。"

"嗯？"

"你帮我留着的那份，是多少？"

她又沉默了。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

"具体数额还没定。但按面积算，你那份……大概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

我差点笑出声。

"你跟顾朗商量过了？"

"你弟他……他没意见。"

"他没意见？"我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感觉自己的嘴角在往上翘，"他真的没意见？"

"小言，你别这样。你爸不在了，你弟一个人也难。但妈妈还是想着你的。"

"想着我。"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十一月的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

"行。我考虑一下。"

"你考虑什么？你到底回不回来？"

"我说了，我考虑一下。"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抽了半包烟。

不是我爸的那半包。是我的。

十八年前我十八岁。那年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但有些画面像刻在骨头上一样，怎么都磨不掉。

我妈叫周秀兰，我爸叫顾德明。他们开了一个小饭馆，在老城区的菜市场旁边。我下面有个弟弟，叫顾朗，小我四岁。

顾朗从小就是家里的宝贝。不是那种正常的疼爱，是一种近乎病态的偏袒。他打碎了碗，是我挨骂。他考试不及格，是我被罚站。他偷了家里的钱去买游戏卡，是我被怀疑。

我十六岁那年，顾朗把邻居家的玻璃砸了。邻居找上门来，我妈当着人家的面扇了我一巴掌，说"你这个当哥的怎么不看好弟弟"。

那巴掌不疼。真正疼的是她打完之后说的那句话。

"你反正也考不上大学，迟早要接手饭馆。你弟是要读书的人，你别耽误他。"

我考不上大学？我那年年级排名第十七。我们学校一千二百多人。

但她就是这么说的。当着邻居的面，当着顾朗的面。好像我天生就该是那个在饭馆里端盘子的人，而顾朗天生就该坐在教室里。

十七岁那年我拿到了市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我妈把通知书放在桌上看了很久，最后说："学费太贵了。你弟过两年也要上初中，家里供不起两个。"

"我可以打工。"我说。

"打工能赚几个钱。你弟的成绩比你好，先紧着他。"

顾朗的成绩比我好？他小学三年级留过一级，初中数学考过十八分。

但我知道说这些没用。她从来不听我说的话。或者说，她听，但她选择不信。

十八岁那年我拿到了省城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次我谁都没告诉，自己偷偷去学校报了到。学费是助学贷款，生活费是我在学校食堂打工赚的。

我走的那天晚上，我妈在饭馆里跟人打麻将。我爸在厨房刷碗。顾朗在客厅打游戏。

没有人发现我走了。

我在省城读了四年书。大二那年我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问我借钱。说顾朗在学校跟人打架，需要赔医药费。我那时候一个月生活费四百块，给她转了两百。

那是十八年里唯一一次联系。

后来我毕业、工作、跳槽、升职。从省城到深圳，从深圳到上海。我换了三个城市，做了五份工作，最后在一家中型公司做到了中层管理。

我结了婚，又离了。没有孩子。

这些事他们一概不知。

我也没有告诉过他们。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陌生号码，但归属地还是那个小城。

我接起来。

"哥？"

是顾朗。

他的声音倒是变化不大，还是那种带着点懒洋洋的调子，像是从来没为什么事着急过。

"有事？"

"妈跟我说你打电话了。说拆迁的事。"

"嗯。"

"你……打算回来吗？"

"还没想好。"

"哥，你别误会。妈说给你留一份，我是同意的。"

"你同意的。"

"对啊。毕竟是家里的房子，你也有份。"

"所以你打电话来，是确认我同意分钱？"

"不是不是。"他笑了笑，"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好久没联系了。"

"十八年。"

"对，十八年。"他的笑声有点尴尬，"哥，你现在在上海？做什么工作？"

"普通上班族。"

"哦。那……收入还行吧？"

"还行。"

"那就好。"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哥，拆迁款的事，你看什么时候方便回来？拆迁办催得紧，说要在年底前签协议。"

"年底前。"

"对。所以……"

"所以你希望我尽快回去签字。"

"也不是催你。"他语气软了下来，"就是……毕竟是一家人嘛。你回来，咱们也好久没见了。"

一家人。

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奇异的荒诞感。

"顾朗。"

"嗯？"

"十八年前我走的时候，你多大？"

"十四。"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吗？"

他没说话。

"你记得我走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吗？"

"在打游戏。"他声音低了下去。

"对。你在打游戏。我拖着行李箱从你旁边走过，你连头都没抬。"

"哥，那时候我还小……"

"你十四岁了。不是四岁。"

我又点了一根烟。

"我回去会联系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黑暗里想了很久。

理智告诉我，我不该回去。十八年的断绝不是演戏，是拿刀在身上划了一道口子，血都流干了才结的痂。现在有人告诉你，那道口子底下埋着钱，你要不要扒开看看？

但有些东西在蠢蠢欲动。

不是对那三十万的渴望。说实话，三十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去年年终奖都比这个数多。

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你以为已经死掉的某个器官，突然在深夜发出了微弱的疼痛。

我打开手机相册。里面没有一张老家的照片。没有一张我妈、我爸、顾朗的照片。

我唯一留着的东西，是那张十八年前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我把它夹在一本旧书里，搬了五次家都没扔。

上面写着：顾言同学，你已被我校录取。

我盯着"顾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

这个人是谁？十八年前从那个饭馆后厨的油烟里逃出来的少年，和现在坐在上海陆家嘴写字楼里敲键盘的中年男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第二天我请了年假。

不是因为决定回去了。是因为我需要时间想清楚。

我在阳台上坐了一整天。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影子从短变长。楼下小区的孩子们在滑梯上尖叫，隔壁邻居在阳台上晾衣服。

生活在这里按部就班地运转着。没有人知道我接了一个凌晨的电话。没有人知道在几千公里外，有一栋要拆的老房子，和一个已经烧成灰的人。

第三天晚上，我买了一张高铁票。

不是回老家。是去隔壁省的一个朋友那里。我想在路上想清楚。

但高铁开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买的终点站是那个小城。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以为你在做A计划，身体已经在执行B计划了。

高铁上四个半小时。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风景从高楼变成农田，又从农田变成连绵的丘陵。

手机里存着那个号码。我翻到通讯录，看着"妈妈"两个字。

这个称呼在我这里已经空了十八年。像一个被注销的账号，突然又被激活了。

我妈今年应该五十六了。我爸如果活着，五十九。

我最后一次见我爸，是在火车站。不是送我，是我转车的时候碰见他。他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双袜子。他说来城里进货。我们站在出站口聊了十分钟。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看了我一眼，说"瘦了"。

那是唯一一句像父亲会说的话。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高铁到站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小城的火车站还是老样子，出站口停着几辆三轮车，司机在喊"打车不打车"。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儿？"

我报了老城区的地址。

车开进老城区的时候，路变窄了，路灯变暗了。两边的房子低矮拥挤，阳台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

那个饭馆还在。卷帘门拉下来了，上面贴着一张"旺铺转让"的纸，边角已经卷起来了。

我让司机在路口停了车。

站在那条街上，十八年的时光像潮水一样退去。我看见十四岁的自己从饭馆后门出来，端着一摞脏盘子走向水龙头。我看见十六岁的自己蹲在门槛上背单词，油烟味从门缝里钻出来。我看见十八岁的自己拖着一只帆布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向公交站。

这些画面清晰得可怕。

我妈住在饭馆后面的老小区里。三楼，最里面那户。楼梯间的灯坏了，我摸着墙往上走。

到了门口，我站了很久。

门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横批写着"家和万事兴"。

我敲了门。

开门的是我妈。

她比电话里听起来老得多。头发白了一半，脸上全是皱纹，手背上有一块烫伤的疤痕。她穿着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出了毛边。

她看见我，眼睛瞪大了。

"小言？"

"嗯。"

她站在门口没动。我也没动。

"你……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让我回来签字吗？"

她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侧身让我进门。

屋子里还是老样子。客厅很小，摆着一套旧沙发和一台老电视。茶几上放着一副没打完的毛线，旁边是降压药和一副老花镜。

墙角堆着几个纸箱子，上面写着"顾德明遗物"。

我看见了那几个字，喉咙突然紧了一下。

"你爸的照片在那边。"她指了指电视柜，"你看看吧。"

电视柜上摆着一个黑框。里面是我爸的照片。不是遗像，是年轻时候的。他穿着一件白衬衫，站在饭馆门口，笑得很拘谨。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他怎么走的？"

"心梗。早上起来说胸口疼，送到医院人就没了。"

"送哪个医院？"

"县医院。"

"为什么不送市里？"

她低下了头。

"来不及了。"

我信。县医院到市里开车要四十分钟。心梗发作的黄金抢救时间是四分钟。

"你吃饭了吗？"她突然问。

"吃过了。"

"我给你下碗面。"

"不用。"

"下碗面。"她重复了一遍，语气里有一种不容拒绝的东西。

我坐在沙发上。她进了厨房。我听见水龙头的声音，然后是切菜的声音。

厨房的灯是暖黄色的，从门缝里透出来。

这个画面很奇怪。一个十八年没回家的儿子，坐在客厅里。一个十八年没见的母亲，在厨房里给他下面。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面端上来的时候，我看见碗里卧着一个荷包蛋。煎得焦焦的，蛋黄还是溏心的。

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吃吧。"她坐在对面看着我。

我拿起筷子。面很烫，汤很咸，荷包蛋煎糊了。

但我吃完了。

"你住哪儿？"她问。

"酒店。"

"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收拾一下。"

"没想好要不要回来。"

她点了点头，像是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拆迁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还没见顾朗。"

"他在楼上。你弟买了个两居室，在四楼。你要上去看看吗？"

"明天吧。"

"你今晚住酒店？"

"嗯。"

她从抽屉里翻出一把钥匙，放在茶几上。

"这是老房子的钥匙。你要是想去看看，自己过去。"

"老房子？"

"就你长大的那个。你爸走之前还住在那里。后来我搬过来了，那边就空着了。"

我拿起钥匙。沉甸甸的，铜的，磨得发亮。

"我明天去看看。"

"好。"

她送我到门口。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小言。"

"嗯？"

"你瘦了。"

我站在黑暗的楼梯间里，喉咙发紧。

"没有。"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老房子。

那条巷子更窄了。两边的墙皮脱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青砖。巷子尽头那扇木门还在，门上的漆掉得只剩斑驳的红色。

我打开锁，推开门。

院子里长满了杂草。一口水缸歪在墙角，里面积了半缸雨水。墙根下有一棵石榴树，是我爸种的，现在长得比房檐还高了。

正屋的门没锁。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里面还是老样子。堂屋正中挂着一幅山水画，两边贴着我小学得的奖状。桌子上的搪瓷杯还在，杯壁上有一圈褐色的茶垢。

我走进里屋。那张木架子床还在，床板上铺着一张旧席子。床头有一个木箱子，锁着。

我蹲下来看了看那把锁。锈了。我用手掰了两下，锁扣断了。

箱子里是一些旧书、旧衣服，还有几本相册。

我翻开相册。

第一张照片是我妈抱着我。那时候她很年轻，扎着马尾辫，笑得眼睛弯成一条缝。我大概一岁，光着身子坐在她腿上。

第二张是我和顾朗。我坐在小板凳上，他站在我旁边。我大概五岁，他一岁。我们长得不像。我像我妈，单眼皮，圆脸。他像我爸，双眼皮，高鼻梁。

第三张是全家福。我爸站在中间，我妈在左边，我和顾朗在前面。我爸穿着那件白衬衫，我妈穿着一件红衣服。我和顾朗都穿着校服。

照片背面写着日期：二〇〇一年春节。

我那年七岁。

我一张一张翻下去。照片里的我在长大。从光屁股小孩变成背着书包的学生，变成穿着校服的少年。照片里的顾朗也在长大。从襁褓婴儿变成胖乎乎的幼儿园小朋友，变成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

最后一张照片是我十八岁那年拍的。高考完，我站在学校门口。穿着一件白色T恤，头发很短，表情很淡。

那是我离开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把相册合上，放在膝盖上。

院子里有鸟在叫。石榴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我坐在那张旧床上，突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你背着一个东西走了十八年，突然被允许放下来，但你发现你已经忘了怎么站着了。

手机响了。

"哥，妈说你回来了？"顾朗的声音。

"嗯。"

"我在老房子这边等你。你过来吧。"

"我就在老房子里。"

"啊？你在里面？"

"刚到。"

"行，我马上下来。"

十分钟后，门响了。

顾朗站在门口。他比电话里听起来更胖一些，头发剪得很短，穿着一件黑色夹克。脸上带着一种讨好的笑。

"哥。"

"嗯。"

他走进来，环顾四周。

"这地方真破。妈说要拆了，我还不信。"

"你多久没来了？"

"好几年了。"他挠了挠头，"爸在的时候还来，后来……"

后来我妈搬走了，这里就彻底空了。

他走到相册旁边，翻了翻。

"这还有呢？我还以为都扔了。"

"没扔。"

"哥，你这次回来……住几天？"

"看情况。"

"哦。"他搓了搓手，"拆迁的事，妈跟你说了吧？"

"说了。"

"那你的意思是？"

"什么意思？"

"就是……你同意签字吗？"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微妙。不是紧张，不是期待，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在跟一个不太熟的人谈一笔生意。

"顾朗。"

"嗯？"

"你真的觉得我应该分这笔钱？"

他愣了一下。

"这……这是你的权利啊。法律上你确实有份。"

"我问的不是法律上。"

他沉默了。

"哥，你别多想。我就是觉得……毕竟一家人。"

"你刚才说，你同意分给我。"

"对啊。"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为什么同意？"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

"因为……妈说要给你留一份。"

"如果妈没说呢？"

他没回答。

"如果妈没说，你会主动想到我吗？"

"哥，你别这样。"他的声音有点急了，"我承认，一开始我没想到。但妈一提，我就同意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心里还是有你的。"

"心里有我。"

"对。"

"十八年没联系，心里有我。"

他低下头。

"哥，那时候你还小。你走了之后，妈哭了好久。后来她不提你了，但我知道她想你。每年过年她都多做一副碗筷。"

"一副碗筷。"

"对。放在桌上，没人动。"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石榴树被风吹得摇晃。

"顾朗，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我走的那天晚上，你真的没看见我？"

他沉默了很久。

"我看见了。"

"你看见我拖着行李箱从你旁边走过。"

"嗯。"

"你为什么没叫住我？"

"我……"他的声音哑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不知道该说什么。"

"哥，那时候我才十四。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走。我以为你就是去上学了。后来妈说你不要我们了，说你断绝关系了。我信了。"

"她让你信的。"

"对。她让我信的。"

我转过身看着他。

"你恨我吗？"

"恨过。"他说得很轻，"有一阵子恨。觉得你凭什么说走就走。但后来……后来我长大了，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明白你为什么走。"

他走到窗边，和我并排站着。

"哥，我不是傻子。家里什么情况我知道。你走了之后，我考上了高中。学费是妈卖了一根金项链凑的。她跟我说，家里就这一根金项链了，你哥当年要是留在家里，这根项链就是他的。"

"她真这么说的？"

"嗯。我那时候才知道，你不是不要我们。你是被逼走的。"

我闭上了眼。

"后来我上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在市里一家公司上班。工资不高，但够花。我结婚了，老婆是同事介绍的。有个女儿，三岁。"

"你过得还行。"

"还行。"他笑了笑，"就是……妈那边我照顾得不够。她一个人住，我隔三差五去看一眼，但确实没怎么管。"

"你爸走的时候你在吗？"

"不在。我在公司加班。接到电话赶回去，人已经没了。"

他低下头。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我们沉默了很久。

"哥，拆迁款的事，你看着办。你要是要，我支持。你要是不要，我也理解。"

"我还没想好。"

"不急。拆迁办那边还有时间。"

他走了之后，我又在老房子里坐了一下午。

翻了翻那个木箱子里的旧东西。几本初中课本，封面上的名字还是我写的。一支钢笔，笔尖锈了。一件毛衣，我妈织的，织得不好看，针脚歪歪扭扭。

还有一封信。

没有信封，折成四折。上面没有字。

我打开来。

"小言：

妈不会写信，这是你爸让我写的。你走之后，你妈病了一场。不是大病，就是不吃东西，瘦了十几斤。后来好了，但再也不提你的名字。

你爸知道你恨我们。但有些事，不是你爸不想做，是做不了。你妈那个人，脾气倔，认死理。你弟是她的心头肉，谁都说不动。

你爸不怪你走。一个男人要有骨气，你做得对。

这封信你妈不知道。你爸偷偷写的。你要是回来，就当没看见。你要是不回来，也别怪我们。

钱的事，你爸留了一点。在老房子堂屋的灯泡上面，有一个暗格。不多，几千块。你爸说，万一你回来，就给你当路费。

小言，你爸这辈子没本事。开个饭馆，养不活一家人。对不起你。

顾德明

二〇〇六年三月"

信纸上的字歪歪扭扭，有些地方墨迹洇开了，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

我抬头看向堂屋。灯泡还在，是一个老式的白炽灯，上面落满了灰。

我搬了把椅子站上去，拧下灯泡。灯泡底座上面有一个小铁片，撬开，里面塞着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里是一沓钱。一百的，五十的，十块的。加起来大概三四千。

钱已经发黄了，有些粘在一起。

我站在椅子上，手里攥着那袋钱，突然想起我爸。他站在厨房里刷碗的样子，他穿着那件白衬衫站在饭馆门口的样子，他在火车站说"瘦了"的样子。

他从来没说过爱我。但他在灯泡上面藏了三千块钱。

我下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哭。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眼泪自己流下来的，我甚至没感觉到。

我坐在那张旧床上，把钱放在膝盖上，哭了一会儿。

然后我擦干了脸，把信和钱收好。

走出老房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巷子里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青砖墙上。我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

回到酒店，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明天去拆迁办签字。"

"好。几点？"

"上午九点。你、我、顾朗，都到。"

"行。"

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人在拆迁办门口碰面。

我妈穿着那件旧毛衣，顾朗穿着夹克。我穿着衬衫。

拆迁办的办公室不大，墙上贴着拆迁补偿方案和一张巨大的规划图。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拿出了协议书。

"顾德明名下房产，面积一百零八平米。补偿方案有两种，一种是货币补偿，总额一百二十万。一种是产权置换，安置房两套。"

"选哪种？"我问。

"你妈说选货币。"顾朗说。

我看了看我妈。

"选货币。"她说。

"好。货币补偿一百二十万。按人头分，你、顾朗、周秀兰，三个人。每人四十万。"

工作人员递过协议书。

"需要所有继承人签字。顾德明已故，由配偶和子女继承。"

我拿起笔。

"等一下。"我妈突然说。

"怎么了？"

"小言那份……"她看着我，"你真要？"

"你不是让我回来签字的吗？"

"我是让你回来。但钱……你如果不要，妈也不勉强。"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你什么意思？"

"妈的意思是，你要是心里还有气，这钱你可以不要。妈不怪你。"顾朗在旁边说。

我放下笔。

"我十八年没回来。我爸走了我都不知道。现在你们告诉我有一笔钱，让我签字。现在又跟我说我可以不要。"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妈低下头。

"妈就是觉得……你回来一趟不容易。钱是小事。"

"钱是小事。"

"对。"

我重新拿起笔。

"我签。"

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我听见我妈叹了一口气。

签完字，工作人员说补偿款会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打到账户上。

走出拆迁办，阳光很刺眼。

"哥，中午一起吃个饭？"顾朗问。

"不了。我下午的火车。"

"这么快？"

"还有事。"

我看着我妈。

"妈。"

"嗯？"

"那三千块钱，我拿走了。"

她愣了一下。

"什么三千块？"

"灯泡上面那个暗格。爸留的。"

她的脸色变了。

"你……你去了老房子。"

"去了。"

"你看见那封信了？"

"看见了。"

她转过身，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你爸写了那封信。"

"我知道。"

"他不让我说。他说你要是回来，就当没这回事。"

"我知道。"

"小言……"

"妈。"

"嗯？"

"那四十万，你帮我存着。"

"存着？"

"对。帮我存着。等我什么时候想回来，再给我。"

她看着我，眼里有泪光。

"你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

我转身走向马路。顾朗在后面喊了一声"哥"，我没有回头。

高铁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小城一点点后退。那些低矮的房子，那些窄巷子，那些挂在阳台上的衣服。

它们会消失的。拆迁之后，这里会变成一片平地，然后长出新的楼。新的路，新的灯，新的人。

但有些东西不会消失。

比如那封藏在箱子里的信。比如灯泡上面的暗格。比如一碗煎糊的荷包蛋。

比如十八年的沉默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我打开手机，翻到通讯录。

"妈妈"两个字还在。

我点进去，编辑了一条消息。

"钱你帮我存着。别乱花。顾朗那边，多照顾一下。你血压高，记得吃药。"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扣在桌上。

高铁穿过田野，穿过河流，穿过隧道。窗外的光一明一暗。

我想起我爸在火车站说的那句话。

"瘦了。"

就这两个字。十八年里，他只跟我说过这两个字。

但这两个字比很多话都重。

我闭上眼，靠在椅背上。

有些伤口不会愈合。但你可以学会带着它生活。

就像这列火车。它带着所有的过去，开往所有的未来。

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但你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