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退休后执意要离婚，全家炸锅，骂她作 她走后三个月，我爸：

妈妈退休后执意要离婚，全家炸锅，骂她作。她走后三个月，我爸：你们说，会不会是你妈把家里运气带走了

我妈退休那天，把办公室里那盆养了十一年的绿萝搬回了家。

那盆绿萝是她从一根枝条插活的，起初搁在办公桌的角落里，叶子蔫蔫的，谁也没指望它能活。我妈每天用喝剩的茶水浇它，拿湿布一片一片地擦叶子，冬天搬去窗边晒太阳，夏天挪到阴凉处避暑。十一年下来，那根枝条长成了一蓬绿瀑布，藤蔓垂下来两尺长，叶子油亮亮的，肥得能掐出水。她把花盆搁在阳台的矮墙上，拍了拍手上的土，站在那儿看了半天。我下班回来的时候，她还站在那儿，天都擦黑了，阳台的灯也没开，就她一个人站在暮色里，背影薄薄的一片。

我说：“妈，站这儿干啥？怪冷的。”

她回过头来，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笑，又像是要说什么说不出来。最后她只说了句：“这盆花，我养了十一年。”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桌子菜。红烧排骨、糖醋鱼、干煸豆角、蒜蓉西兰花，还有我爸最爱吃的酱肘子。我爸一进门看见满桌菜，愣了一下，说：“今天什么日子？”我妈说：“我退休了。”我爸“哦”了一声，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嚼了两口，说：“咸了。”

我妈没说话，低头扒饭。

我弟弟张明带着媳妇和孩子也来了，一进门他媳妇赵小娥就嚷嚷：“妈，做这么多菜，累不累啊？”我妈说：“不累，最后一顿了。”赵小娥没听出话里有话，抱着孩子坐到桌边，拿起筷子就吃。我弟弟开了一瓶啤酒，给我爸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碰了碰杯，说：“爸，妈退休了，以后你们俩就能到处玩玩了。”我爸哼了一声：“玩什么玩，我还没退呢。”

我妈放下筷子，抬起头来。她的目光从我爸脸上移到我脸上，又移到张明脸上，最后落在赵小娥怀里那个三岁的孩子身上。她看了很久，久到饭桌上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她。然后她说：“张德厚，我要跟你离婚。”

我爸嘴里的酱肘子还没咽下去，鼓着腮帮子瞪她。

张明手里的啤酒瓶子歪了一下，酒洒了一桌子。赵小娥赶紧站起来拿抹布擦，孩子被这动静吓着了，“哇”地哭起来。我坐在那儿，筷子停在半空，夹着的西兰花掉在桌子上。

我爸终于把那口肘子咽下去了。他拿手背抹了抹嘴，看着我妈，像是看一个说胡话的人：“你说啥？”

“我说，我要跟你离婚。”我妈的声音平平稳稳的，像在说今天菜市场白菜八毛钱一斤。

我爸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你发什么疯？”

我妈没接话，站起来进了厨房，端出一碗汤搁在桌上，又坐回原位，拿起筷子继续吃饭。她的手一点没抖，筷子夹菜稳稳当当的，嚼东西的声音细细的，跟平时一模一样。我爸盯着她看了半天，指望她说句“开玩笑的”，可我妈从头到尾没再看他一眼。

那顿饭后来怎么吃完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赵小娥抱着孩子躲进了卧室，张明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爸喝了半瓶白酒，脸红脖子粗地骂骂咧咧。我妈吃完饭，把自己的碗筷洗了，擦干净手，进了她跟我爸的卧室，关上门就没再出来。

我坐在客厅里，听见我爸在骂，骂我妈作，骂她不知好歹，骂她六十岁的人了还学小年轻闹离婚。张明在旁边劝，说爸你少说两句，我妈兴许就是一时气话。我爸说气话？她当着全家人的面说离婚，这是气话？她这是存心让我下不来台！

我那天晚上没走，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阳台上有个人影，是我妈。她站在那盆绿萝旁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正一片一片地剪叶子。那些她养了十一年的叶子，厚实油绿的叶子，她一片一片地剪下来，剪得整整齐齐，放在脚边的小篮子里。月光照着她，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睡衣，头发披散着，白头发在黑发里一根一根地亮着。

我站在客厅的黑暗里看着她，她没有回头，可她知道我站在那儿。她说：“这些叶子，明天我给老赵家的、老刘家的、楼下小孙家的，都分一分。这盆花太大了，我带不走。”

我说：“妈，你真要离婚？”

她停下手里的剪刀，想了想，说：“我嫁给你爸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我每天早起给他熬粥，他喝粥要放糖，放了糖又说甜，下回我少放一勺，他又说淡。三十五年，我没穿过一件自己挑的衣裳，他嫌红的艳，嫌绿的土，嫌花的骚。三十五年，我回娘家住过三晚上，他打了十七个电话催我回来，不是想我，是没人做饭。”

她顿了顿，剪刀又动起来，咔嚓一声，一片叶子落进篮子里。

“你爸人不坏。”她把剪下来的叶子一片一片摆好，大小分开，老的嫩的搭配着。“可我不想再伺候人了。”

第二天我妈真把那些叶子分了。老赵家一盆，老刘家一盆，楼下小孙家一盆，还有对门新结婚的小两口，也分了一盆。她给每盆叶子都写了张纸条，教人家怎么浇水、怎么晒太阳、怎么用湿布擦叶面。那盆光秃秃的绿萝桩子，她搬回了自己屋里，搁在窗台上。

我爸那天没回家吃饭。第三天也没回。第四天回来了，喝得醉醺醺的，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把电视开到最大声，看了一下午的戏曲频道。我妈在阳台上擦窗户，擦得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擦了四遍。我爸隔着玻璃看她，看了一会儿，忽然把电视关了，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站在我妈身后。

他说：“你真要离？”

我妈说：“真离。”

他说：“你就作吧。你离了婚，谁要你？六十岁的老太婆，要模样没模样，要钱没钱，你出去能干啥？”

我妈把抹布拧干，搭在窗台上，回过身来看着他。她比他矮半个头，仰着脸看他，目光平平静静的：“张德厚，我嫁给你的时候，你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咱俩住在你妈那间西屋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我跟你过了三十五年，给你生了两个孩子，给你妈养老送终，给你弟弟妹妹张罗婚事。你问问你自己，这三十五年，你跟我说过一句软话没有？”

我爸的脸涨红了。他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说出来。

“你打我的那一巴掌，我记了二十年。”我妈的声音低下去，低得几乎听不见。“那年你弟弟结婚，我多炒了两个菜，你说我败家，当着满院子的人扇了我一耳光。你后来忘了，我没忘。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爸退了一步，他的后腰撞在阳台栏杆上，疼得他龇了龇牙。他想说什么，到底什么也没说出来，转身进了屋，把电视又打开了，戏曲频道唱得呜呜哇哇的，盖过了所有的声音。

我妈是半个月之后走的。

那半个月她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衣裳一件一件叠好，装进一个旧皮箱里，那是她嫁过来时带的箱子，棕色的，皮子裂了缝，铜扣子锈得发绿。她把自己的书装进一个纸箱里，那些书都是旧书，书页发黄，有的封皮掉了，她用牛皮纸包了书皮，上面用钢笔写着书名。她把她的梳子、镜子、雪花膏、擦脸油，还有那只用了十几年的搪瓷缸子，都装进了皮箱。那只搪瓷缸子磕掉了好几块瓷，露出黑铁的颜色，可她舍不得扔，说用了半辈子，顺手了。

我爸那半个月一句话没跟她说。白天他在工地看大门，晚上回来吃饭，吃完就进卧室看电视，看到半夜才睡。我妈照常做饭，照常洗衣，照常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只是不再给他熬粥了。我爸头两天没说什么，第三天早上坐在饭桌前等粥，等了半天端上来一碗白开水，他看了我妈一眼，我妈低头啃馒头，什么话也没说。他端起白开水喝了一口，放下碗，走了。

我妈走的那天是四月初八，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庙会，村东头的庙里唱大戏，锣鼓敲得咚咚响。她一大早就起来了，把屋里屋外扫了一遍，把灶台擦得锃亮，把剩菜剩饭装进饭盒里搁在冰箱里。她把那盆光秃秃的绿萝桩子端到客厅窗台上，浇了最后一次水，用手指头松了松土。然后她拎着皮箱，背着那个装了书的纸箱，站在院子门口。

那天我特意请了假没去上班。张明也来了，带着赵小娥和孩子。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着我妈站在门口。晨光照着她，她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发卡别着。她的脸很平静，平静得跟平常出门买菜一个样。

张明说：“妈，你别走。”

我妈说：“明儿，妈不是不要你们。妈就是想过几天自己的日子。”

赵小娥抱着孩子站在张明身后，孩子伸着手喊奶奶，我妈走过去摸了摸孩子的脸，手在孩子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收回来，转身往巷子口走。

我爸站在堂屋门口，穿着一件旧背心，手里捏着半根烟。他看着我妈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忽然喊了一声：“你走了就别回来！”

我妈停下脚步，没回头。她站了几秒钟，然后继续往前走。她的背影瘦瘦的，皮箱在手里晃着，纸箱搁在皮箱上，压得她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巷子口拐个弯，就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爸把电视开到最大声，看了一整夜的戏曲频道。我睡在东屋，听见锣鼓敲了一夜，胡琴拉了一夜，唱戏的人嗓子都哑了。天快亮的时候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堂屋的灯还亮着，我爸坐在沙发上，头歪在一边睡着了，电视屏幕上全是雪花。

我妈走后的第一个月，家里没什么变化。

我爸照样早上出门看大门，晚上回来吃饭。张明隔三差五带着赵小娥和孩子来，赵小娥进了门就喊“妈”，喊完了才想起来婆婆不在，讪讪地笑一下，钻进厨房做饭。她做饭手笨，炒出来的菜不是咸了就是糊了，我爸吃一口皱一下眉，可没说什么，闷头扒完一碗饭，搁下筷子就走。

我跟我爸住在一个院里，东屋是我，西屋是他。我妈在的时候，家里总是有声音的，炒菜声、洗衣声、拖地声、还有她哼哼的小曲。她爱哼评剧，什么《刘巧儿》《花为媒》，哼得跑调，可哼得认真。现在那些声音都没了，院子里安安静静的，静得能听见树叶落地的声音。

第二个月，家里开始出怪事。

先是灶台上的那口铁锅，用了十几年的老锅，我妈走之前还用它炖了一锅红烧肉。我妈走后我爸自己做饭，第一回炒菜就把锅底烧穿了，火苗从锅底窜上来，差点燎了他的眉毛。他站在灶台前愣了半天，那锅是他跟我妈结婚那年买的，锅底厚厚的一层黑灰，我妈每隔一阵子就拿铲子刮一刮，刮得干干净净。我爸不会刮，火一直烧着锅底，把铁烧穿了。

然后是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那棵树是我妈嫁过来那年种的，长了三十五年，树冠遮了半个院子。每年秋天石榴熟了，我妈摘下来分给左邻右舍，剩下的搁在窗台上，红艳艳地摆一排，看着就喜庆。今年那棵树开了满树的花，可花刚落，叶子就黄了，一片一片地掉，掉得院子里到处都是。我爸拿扫帚扫，扫完了又落一层，扫了三天，他索性不扫了，让叶子就那么铺着。

再后来是家里的鸡。我妈在的时候养了六只鸡，三只母鸡三只公鸡，母鸡下蛋，公鸡打鸣。我妈走了之后我爸喂鸡，头一天忘了喂，第二天想起来喂了，可喂的是干玉米粒，鸡吃了胀肚子，第二天死了两只。剩下四只也不好好下蛋了，母鸡趴在窝里一动不动，公鸡也不打鸣了，蔫头耷脑的，跟丢了魂似的。

第三个月，张明出了事。

他在工地上干活，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左腿。工头把他送到医院，打电话给我，我赶到的时候张明已经进了手术室。赵小娥抱着孩子在走廊里哭，哭得孩子也跟着哭，娘俩的哭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撞来撞去。我爸后脚到的，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褂子，头发乱糟糟的，大概是跑着来的，喘得厉害。他站在手术室门口，盯着那盏红灯看，看了半天，一句话没说。

手术做完了，医生出来说腿接上了，得养半年。张明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纸，看见我爸和我，咧了咧嘴想笑，没笑出来。我爸站在床边，看着儿子腿上的石膏，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到走廊的窗户边，掏出一根烟点上。护士过来说病房区不能抽烟，他把烟掐了，扔进垃圾桶，两只手撑着窗台，肩膀一耸一耸的。

赵小娥抱着孩子走过来，眼睛哭得肿成一条缝。她站在我爸身后，小声说：“爸，你说这是咋了？明子干活一向仔细，从来没出过事，怎么偏偏就……”

我爸没回头。他的肩膀不耸了，撑在窗台上的手慢慢攥成了拳头。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哑得厉害，像是嗓子眼里塞了什么东西。他说：“你们说，会不会是你妈把家里运气带走了？”

赵小娥愣住了。我站在病房门口，也愣住了。

我爸转过身来，他的眼睛红红的，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堆。他看着赵小娥，又看着我，嘴唇抖了抖：“你妈在的时候，家里啥事都顺。你妈走了，锅烧穿了，树叶子落了，鸡也不下蛋了，明子又摔断了腿。你们说，是不是她把运气带走了？是不是？”

赵小娥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怀里的小孩伸手去够爷爷的脸，我爸偏过头，躲开了。

我站在那儿，心里翻来覆去地响着他那句话。你妈把运气带走了。他把家里所有的不顺都算在了我妈头上，就好像我妈走的时候，把家里的好运打了个包，塞进那个裂了缝的旧皮箱里，一起拎走了。

可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妈走的那天早上，她把冰箱里的剩菜都装进了饭盒，把灶台擦得锃亮，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她走的时候，家里整整齐齐的，就跟她在的时候一样。她走了之后，我爸烧穿了锅，忘了喂鸡，不扫院子，不擦灶台。锅烧穿是因为我爸不会用铁锅，鸡胀死是因为我爸喂了干玉米，石榴树叶子落了是因为没人浇水。

不是我妈把运气带走了。是我爸把日子过坏了。

可我没说出口。我看着我爸站在窗边，手攥着拳头，肩膀塌着，像是老了十岁。他这辈子没说过软话，没认过错，没低过头。他现在说的这句话，是他这辈子说过的最软的话了。他在找一个理由，找一个能让他不那么难受的理由。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跟他一起看着窗外。窗外是县城的街道，人来人往，车来车往，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我说：“爸，我去找我妈。”

他没回头，也没说话。

我请了三天假，买了去南方的火车票。赵小娥给了我一个地址，说是从我妈的老姐妹那儿要来的。我妈在南方的一个小城，给人家做保姆，伺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火车坐了一天一夜。我下车的时候是清晨，小城的火车站破破旧旧的，站台上没几个人。我按照地址找过去，坐了三轮车，拐了七八个弯，在一个老小区的六楼找到了那扇门。我站在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又抬起来，敲了三下。

门开了。

我妈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家居服，头发剪短了，齐耳，黑发里掺着白，梳得整整齐齐。她瘦了些，可精神还好，眼睛亮亮的。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笑起来还是那样，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跟以前一模一样。

“你咋来了？”她侧过身子让我进门。

屋子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的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新插的，才几片叶子，嫩绿嫩绿的，藤蔓刚垂下来一小截。我妈给我倒了杯水，问我吃饭没有，我说吃了。她坐在我对面，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等我说话。

我喝了口水，说：“张明摔了，腿断了。”

我妈的手攥紧了，又慢慢松开。她问：“严重不？”

我说：“接上了，养半年。”

她点点头，没说话。

我说：“我爸说，是你把家里的运气带走了。”

我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笑得轻轻的，像是听了什么笑话，可笑完了眼睛里又有点湿。她站起来走到窗台边，给那盆小绿萝浇了点水，手指头拨了拨那几片嫩叶子。

她说：“你爸那人，一辈子都在找理由。年轻的时候他打了我，说是喝多了酒；后来他对我不好，说是日子紧、压力大；现在他把日子过坏了，又说是我把运气带走了。他这辈子就没想过，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

她回过头来看着我：“你回去跟你爸说，运气带不走。人走了，就是人走了。留下的那些，是自己没弄好。”

我在我妈那儿住了两天。她白天去老太太家干活，晚上回来给我做饭。她做的还是那几样菜，红烧排骨、糖醋鱼、干煸豆角，跟我小时候吃的一个味儿。吃饭的时候我跟她聊家常，说张明家的孩子会背唐诗了，说赵小娥现在学着做饭了，说村里修了新路。她听着，不时点点头，偶尔问一句。

走的那天早上，她给我包了一包东西，是她自己腌的咸菜，装在一个玻璃罐里，罐子外面裹了层报纸，用皮筋扎着。她送我到楼下，站在单元门口，阳光照着她，她眯着眼，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

我说：“妈，你啥时候回去？”

她说：“再说吧。我在这儿挺好的，老太太人不错，活儿也不累。周末我还能去公园逛逛，看看人家唱戏。”

她顿了顿，又说：“你跟你爸说，让他自己学着做做饭，别老凑合。他那胃不好，不能老吃凉的。”

我点点头。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手粗糙粗糙的，指头上全是茧子。她的手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收回去，转身进了单元门。走了几步，她又回过头来，说：“那盆绿萝，你爸要是养不好，你帮我养着。”

我坐火车回去的时候，把那罐咸菜搁在腿上，罐子凉凉的，隔着报纸也能感觉到。我低头看着那罐咸菜，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妈腌咸菜的时候，总是让我帮她搬坛子。那坛子沉，我搬不动，她就自己搬，搬完了腰疼好几天。她腌的咸菜好吃，脆生生的，咸淡正好，左邻右舍都来要。我爸爱吃她腌的咸菜，每天早上就着咸菜喝粥，喝得呼噜呼噜响。现在我妈走了，没人腌咸菜了，我爸的粥也就喝得没滋没味了。

回到家我把咸菜搁在灶台上。我爸看见了，走过来，盯着那罐咸菜看了半天。他伸手把报纸揭开，拧开盖子，拿筷子夹了一块搁嘴里嚼。他嚼着嚼着，忽然蹲下去，蹲在灶台边上，脑袋埋在胳膊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站在他身后，什么话也没说。

那天晚上我爸把电视关了。他坐在堂屋里，灯也没开，就坐在黑暗里。我听见他咳嗽了几声，然后是打火机“咔嚓”一响，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过了很久，他忽然说：“你妈那盆绿萝，我明天搬过来养。”

我说：“好。”

第二天他把那盆光秃秃的绿萝桩子从我妈屋里搬出来，搁在堂屋的窗台上。他蹲在那儿看了半天，那桩子上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就剩一根老茎，皱巴巴的，像一根干柴。他伸手摸了摸，又缩回来，站起来去灶房拿了把剪子，把枯了的根须剪了剪，又浇了一瓢水。水从盆底漏出来，淌了一窗台，他拿抹布擦了。

过了半个月，那根老茎上冒了一个小芽。嫩绿嫩绿的，才米粒大，得凑近了才看得见。我爸蹲在窗台前看了半天，回头喊我：“你来看，发芽了。”

我走过去看，那个小芽蜷着，像一只握紧的小拳头。我爸伸出手指头，在芽尖上轻轻碰了一下，又缩回来，好像怕碰坏了。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拿扫帚把地上的石榴树叶子扫了，扫成一堆，装进簸箕里倒进垃圾桶。他扫得很慢，一下一下的，扫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他自己熬了粥。粥熬得稠稠的，搁了红枣和枸杞，盛了两碗，一碗搁在自己面前，一碗搁在对面。对面那把椅子空着，他看了一眼，低下头喝粥，喝得呼噜呼噜响。

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喝粥。他喝完了，把碗洗了，搁在碗架上。然后他走到堂屋，把那盆绿萝端起来，看了看那个小芽，又放回去，把花盆转了个方向，让芽朝着窗户。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可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他这辈子没认过错，没低过头，没说过软话。他现在做的这些事，熬粥、扫地、养绿萝，就是他认错的方式了。他不会说“你妈对不起”，也不会说“我错了”，他只会把这些事做了，一遍一遍地做，做到绿萝长出叶子来，做到石榴树重新发芽，做到张明的腿养好了，做到有一天我妈回来，看见家里还是整整齐齐的，灶台擦得锃亮，粥熬得稠稠的，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叶子油亮亮的。

后来张明出院了，拄着拐杖来家里。他看见窗台上那盆绿萝，愣了一下，说：“这不是妈那盆吗？”我爸说：“嗯。”张明看了他爸一眼，没再说话。

赵小娥现在做饭仔细多了，炒菜知道搁多少盐，炖肉知道看火候。有一回她炒了一盘土豆丝，切得细细的，端上桌，我爸夹了一筷子，嚼了嚼，说：“还行。”赵小娥笑了笑，低下头扒饭。

张明养伤的时候学会了修鞋。他在村口支了个摊子，给人修鞋、换拉链、配钥匙。他的手巧，活儿干得仔细，生意还行。有一回我去看他，他正低着头给一双旧皮鞋上线，锥子扎进皮子里，一针一针地缝。他抬头看见我，笑了笑，说：“哥，你说咱妈在南方干啥呢？”

我说：“给人家当保姆。”

他说：“她也不容易。”

我说：“谁都不容易。”

他把鞋修好了，递给客人，收了钱，搁进兜里。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腿还有点跛，可走得稳当了。他望着巷子口，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哥，你说咱妈啥时候回来？”

我说：“不知道。等她想回的时候吧。”

他点点头，又坐下去，拿起另一双鞋。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听起来挺好，说老太太身体不错，她每天变着花样给老太太做饭，老太太爱吃她做的红烧肉。我说家里都挺好的，张明腿好了，赵小娥会做饭了，我爸养着你那盆绿萝呢，发芽了。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然后我妈说：“让他养着吧。”

我说：“妈，你啥时候回来看看？”

她说：“再说吧。”

挂了电话，我走到堂屋窗台前。那盆绿萝的小芽已经长开了，两片叶子，嫩绿嫩绿的，朝着窗户的方向伸着。我爸浇了水，土是湿的，叶子上还挂着水珠。我伸手摸了摸那片叶子，滑滑的，凉凉的，跟小时候我妈养的那盆大绿萝一个触感。

我爸从外面进来，看见我站在窗台前，说：“别碰，嫩着呢。”

我缩回手，笑了笑。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两个人一起看着那盆绿萝。两片小叶子在灯光下绿得透亮，像两个小小的耳朵，在听我们说话。

我爸忽然说：“你妈那盆大的，分给好几家了吧？”

我说：“嗯，老赵家、老刘家、楼下小孙家，还有对门小两口。”

他说：“那几盆都长得好不？”

我说：“不知道，回头我去问问。”

他说：“问问。要是长得好，咱再要几根枝条回来插。”

我看着他，他的侧脸被灯光照着，皱纹一道一道的，头发花白，可眼睛里头有点光。那种光我以前没见过，像是一个人蹲在黑暗里蹲久了，忽然看见远处有一星火。

我说：“好，我去问问。”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张明的修鞋摊生意越来越好，赵小娥在镇上找了份零工，孩子送进了幼儿园。我爸还是看大门，可下了班就回家，扫院子、浇花、熬粥。他熬粥的手艺越来越好了，搁红枣、搁枸杞、搁花生，有时候还搁几粒桂圆。熬出来的粥稠稠的，香喷喷的，他盛两碗，一碗自己喝，一碗搁在对面。

那盆绿萝长出了第三片叶子，第四片叶子，藤蔓开始抽条了，细细的一根，朝着窗户爬。我爸找了根竹签插在盆里，把藤蔓缠上去，缠得歪歪扭扭的，可藤蔓没掉下来，贴着竹签往上长。

有一回我下班回来，看见我爸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手里捧着一本旧相册。相册的塑料皮裂了，他用透明胶粘着。他翻开一页，里头是张黑白照片，我妈年轻时候的，扎着两条辫子，站在一片油菜花地里，笑得露出两排牙。我爸用手指头摸了摸照片上的脸，摸得很轻，像是怕把照片摸花了。

我没进去，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那盆绿萝长到第五片叶子的时候，我妈打电话来了。她说老太太的儿子从国外回来了，要接老太太去国外住，她这份活儿干完了，想回来看看。

我说：“啥时候到？我去接你。”

她说：“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回去。”

挂了电话我跟我爸说了。他正在浇绿萝，水瓢停在半空，水从瓢沿漏出来，滴在窗台上。他把水瓢搁下，拿抹布擦了窗台，动作慢慢的，擦得干干净净。然后他说：“她那屋我收拾过了，被子晒过了，枕头套换了新的。”

我说：“好。”

他又说：“你问问她，想吃啥，我提前买。”

我说：“你自己问。”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去灶房了。我听见灶房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他在翻碗柜，把碗一只一只拿出来擦，擦完了又放回去。那只磕了边的白瓷碗，他拿在手里看了半天，拿抹布擦了又擦，擦得锃亮，搁在碗架最里头。

我妈回来那天是个晴天。她坐的早班车，我到镇上的车站接她。她拎着那个旧皮箱，皮子裂的缝更大了，铜扣子锈得发绿，可箱子擦得干干净净。她穿了一件浅灰的褂子，头发还是短的，齐耳，黑发里掺着白。她看见我，笑了笑，说：“瘦了。”

我说：“妈，走吧。”

三轮车拐进巷子口的时候，我看见我爸站在院子门口。他穿了一件干净的蓝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刮了，手里捏着一把扫帚——院子其实早就扫过了，他捏着扫帚不知道往哪儿搁，就那么捏着。

我妈下了三轮车，站在巷子里，看着那扇院门。院门还是那个院门，红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木头本色。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堂屋的窗户开着，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藤蔓爬了一尺长，叶子绿油油的，在风里轻轻晃。

我妈看了很久。然后她拎着皮箱往门口走。我爸往旁边让了让，让出门口的路。我妈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两个人谁也没看谁。我妈进了堂屋，把皮箱搁在地上，走到窗台前，看那盆绿萝。她伸出手指头，摸了摸那片最大的叶子，叶子滑滑的，凉凉的。

我爸跟进来，站在她身后。他手里的扫帚还捏着，捏得指头关节发白。

我妈没回头，说：“养得还行。”

我爸说：“还行。”

我妈说：“土该换了，这土硬了。”

我爸说：“明天我去买新土。”

我妈说：“不用买，后院的腐叶土就行，掺点沙子。”

我爸说：“行。”

我妈从窗台上拿起那只白瓷碗——她走之前搁在碗架最里头的，我爸擦得锃亮搁回去的。她翻来覆去看了看，碗沿的豁口还是那个豁口，碗底的黄印子还是那圈黄印子。她把碗搁回原处，转过身来，看着我爸。

她说：“张德厚，我回来看看，不是回来过日子。”

我爸点点头。他手里的扫帚终于放下了，靠在墙边。他搓了搓手，手心里全是汗。他说：“我知道。你住几天，想走就走。”

我妈说：“我住三天。”

我爸说：“行。”

我妈走到灶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灶台擦得干干净净，锅碗瓢盆摆得整整齐齐。灶台上搁着一罐咸菜，玻璃罐，裹着报纸。她走过去揭开盖子闻了闻，咸菜腌得正好，脆生生的味儿。

她说：“这咸菜谁腌的？”

我爸说：“我腌的。腌了好几回，头两回都烂了，第三回才成。”

我妈盖上盖子，没说话。她进了灶房，系上围裙，打开碗柜看了看。碗柜里搁着那只白瓷碗，旁边还有几只碗，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她拿出那只白瓷碗，舀了一碗米，淘了淘，搁进锅里，又搁了几颗红枣、几粒枸杞。她点火熬粥，蹲在灶前看着火苗，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起来，米香混着枣香飘了满屋。

我爸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蹲在灶前的背影。她的背还是那么瘦，围裙带子在腰上系了个蝴蝶结，跟以前一样。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去院子里把扫帚捡起来，一下一下地扫院子。院子早就扫干净了，可他还是扫，扫得慢慢的，扫得仔细，把石榴树叶子堆成一堆，搁在树根底下。

那天中午我们仨坐在堂屋里喝粥。粥熬得稠稠的，搁了红枣枸杞，甜丝丝的。我妈喝了一口，说：“火候大了。”我爸说：“嗯，下回小点。”我妈说：“熬粥得小火慢煨，急不得。”我爸说：“记住了。”

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们俩一人一句，平平淡淡的，跟以前一样。可又不一样。以前我妈说啥，我爸总是哼一声，或者干脆不理。现在他说“记住了”，说得认认真真的。

我妈住了三天。三天里她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被褥拆了洗了，把冬天的衣裳翻出来晒了，把灶房里的瓶瓶罐罐擦了一遍。她没动那盆绿萝，只是每天浇点水，把叶子上的灰擦了擦。我爸就跟在她后面，她搬不动的东西他搬，她够不着的地方他够，她洗好的被单他帮着拧。两个人不怎么说话，可干活的时候不用说话也知道对方要啥。

第三天下午，我妈把皮箱又拎出来了。她把自己的东西装进去，梳子、镜子、雪花膏、擦脸油，还有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睡衣。她把皮箱扣上，铜扣子锈得厉害，扣了好几下才扣上。她拎着皮箱走到院子里，我爸在堂屋窗台前站着，手里端着那盆绿萝。

我妈说：“我走了。”

我爸说：“嗯。”

我妈走到院门口，回过头来看了看。院子还是那个院子，石榴树还是那棵石榴树，堂屋的窗户开着，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绿油油的。我爸站在窗台前，手里端着花盆，花盆里那根藤蔓爬了一尺多长，缠在竹签上，歪歪扭扭的。

我妈说：“绿萝别搁窗台上，风大，吹干了。”

我爸说：“放哪儿？”

我妈说：“搁东墙根底下，半阴半阳，正好。”

我爸说：“行。”

我妈拎着皮箱走了。巷子口拐个弯，就不见了。

我爸端着那盆绿萝，站了很久。然后他把花盆搁在东墙根底下，找了个背阴的地方，又拿几块砖头围了个小圈，把花盆搁在圈里头，挡风。他蹲在那儿看了半天，伸出手指头碰了碰那片最大的叶子，又缩回来，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那天晚上他又熬了粥，搁了红枣枸杞，盛了两碗。一碗自己喝，一碗搁在对面。对面那把椅子空着，他看了一眼，低下头喝粥。粥熬得正好，不稠不稀，枣香扑鼻。他喝完了，把碗洗了搁在碗架上，那只白瓷碗搁在最里头。

我坐在堂屋里，看着窗台上空空的——绿萝搬到东墙根去了，窗台上就剩一圈湿印子，花盆底留下的。我爸走过来，拿了块抹布把窗台擦了擦，湿印子擦掉了，木头窗台干干净净的。

他擦完了窗台，走到院子里，站在东墙根底下，看着那盆绿萝。月光照着他，照着他花白的头发，照着他微微弯着的背。他站了一会儿，弯腰把那盆绿萝转了转方向，让藤蔓朝着东边。然后他直起腰来，望着巷子口，望着我妈走的方向。

他的嘴动了动，声音很低，低得我差点没听见。他说：“素芬，你啥时候想回来，就回来。”

巷子口空空的，没有人。

可那盆绿萝在风里晃了晃，叶子沙沙地响了一声，像是应了一声。

本故事为虚构创作，涉及的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将其与现实关联，所用素材来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并非真实图像，仅用于辅助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