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谨以此文，怀念我那天堂中的妈妈

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腊月二十三（小年），我的母亲出生于荣成县埠柳镇一个靠海的小村庄。母亲姊妹六人，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哥在天津给人当小伙计，十四岁那年因煤气中毒回到家中，无钱医治，眼睁睁看着在家中去世。当时俺姥爷、姥姥哭得死去活来。

母亲说，她大哥、就是我的大舅直到临死时还在央求俺姥爷，“快去找长忠爷给我看看吧！”

可怜我那没见过面的大舅，还未成年就带着对人世间的万般不舍，撒手人寰了。

一九五〇年，我的姥姥，也撇下了我的姥爷和五个儿女，驾鹤西去了，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当时，母亲最小的妹妹、我的小姨，还不到三岁。小姨连她母亲的模样都不记得（连个照片都没有留下），这是小姨一生的痛，这事在小姨面前不能提，一提就哭。

从此，母亲就承担起了照顾弟妹的责任、当了弟妹们半个妈。

姥爷是个善良、直爽的农家汉子，为了五个儿女不受后妈的气，终生再未续弦，直到一九八一年去世，享年72岁。

母亲的家境很不好，家里一贫如洗，是标准的贫雇农。姥爷年轻时给人打长、短工，母亲小时候则跟着她的奶奶要饭，日子过得很苦。结婚后，一直和我爷爷、奶奶一起过日子，基本没红过脸。母亲刚结婚时，俺叔叔才六岁，对这个新来的大嫂亲的不得了，母亲也对这个小叔子格外关爱。

母亲虽然出身贫寒，但“酷爱”读书，老是缠着姥爷要求上学。姥爷大字不识一个，却非常支持母亲上学的想法。

母亲曾告诉我，有时要交学费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姥爷就说，去借点吧。

母亲到了人家家里，有时坐了一个晚上，也开不了口。临到要走了，人家看到母亲为难的样子，就说：

“孩子呀，来借钱吧？”

“啊”。母亲难为的一个劲地磋着衣襟，不好意思抬头：

“要交学费，家里没钱了。俺爹让我来找你借点。”

可穷人的朋友也是穷人，谁也拿不出多少钱，好歹凑够了学费，母亲才能继续上学。

在母亲的努力下、在姥爷和乡亲们的支持下，母亲终于完成了 “完小”的学业（六年），顺利毕业了。在那个年代，有这么个学历的女孩子，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母亲在二十岁那年结婚后，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可姥爷一家却接二连三地有人生大病。

1957年冬天，母亲22岁时，先是俺大姨得了场大病，差点送命。据母亲说，大姨当时腿肿得很厉害，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当时俺大姨才十二岁，高烧不退。俺姥爷急了，请村里四个壮小伙帮忙，加上俺姥爷和老母亲，从家里抬着用门板做的担架，从村里一口气抬到了文登城医院。

从村里走的时候，乡亲们都说，这孩子活不成了。

村里到文登城有100多里地，我年轻的母亲和年近50的姥爷，连饭都吃不饱，就这样和村里的乡亲们抬着俺大姨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文登城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说俺大姨要输血。母亲是O型血，我的母亲又毫不犹豫地给俺大姨输了血。输血后，母亲感到一阵的头晕目眩，站都站不稳了。经治疗，大姨的病终于好转了，俺姥爷和俺母亲又把俺大姨给抬了回来。

那时俺姥爷家是一贫如洗，没有任何资产。出院时欠了医院一笔医药费，也就百、八十元钱，可在那时，却是一笔巨款。人家医院问俺姥爷啥时候能还清欠款，俺姥爷说啥时候有钱啥时候还。

文登城医院的医生还真是有爱心、负责任。在俺大姨出院后，经常到家里进行出院随访，了解康复情况（其实也是不放心那笔欠款）。大概出院的第三年，俺小舅在村里遇见了两个人，向俺小舅打听俺姥爷的家住在哪。

俺小舅说：“我是他儿子，什么事？”

“俺是文登城医院的，来看看病号的情况，另外如果有钱了，最好把欠下的医药费结清了。”

“好好好，我带你们去。钱今天可以算清了，今年攒够了。”俺小舅连声说。

那时的社会风气是真的纯朴，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真诚和友善。

大姨的病好了没几年，小姨又病了，是脑膜炎。

小姨比俺母亲小十三岁，不到三岁就没了母亲。在小姨15岁的那年，正在上学，突然感到浑身发冷，站都站不住，回家就躺下了。家里赶紧把小姨送到了城厢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也治好了。

小姨的病刚好，俺小舅又病了，这回得的是“痨病”。

“痨病”就是结核病的俗称，是一种慢性传染病。

那几年，俺姥爷真是太“糟心”了，儿女们一个又一个地得大病，家里又穷，幸亏有俺母亲给扛着，平时回家给俺姥爷洗洗涮涮，收拾家。母亲当时就是她弟妹们的半个妈。

我和妹妹出生后，母亲也经常带着俺俩回“娘家”。其实，我的母亲那还有娘呀，家里只有俺姥爷和俺小舅、大姨和小姨。

我小时母亲奶水不足，在姥爷家，俺小舅就去挤羊奶烧给我喝，有时晚上哭闹，小舅还大晚上的在村里贴“夜哭郎”专用贴：

“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明。”

姥爷家的后院有棵大杏树，我稍大些的时候，就会在杏子熟了的时候，爬到树上摘杏子吃。俺小舅还会到海里“赶”回来一些鱼和蛤类的海货，我们坐在平房上，边吃边玩，其乐融融。

现在母亲的兄弟姊妹中，只有小姨还在世，现住在辽宁大连开发区，其他的都已过世了。

母亲除了照顾我们兄妹外，还要到生产队挣工分，辛苦的很。

母亲告诉我，一次赶着毛驴上山驮草，母亲个子矮，劲又小，怎么也无法将草放到驴背上，毛驴又不听话（犟驴），老想往前走，母亲急得直哭。后来在村里人的帮助下，才把草顺利地驮了回来。

后来我们家随军了，生活才逐渐好了起来。但母亲依然劳累，不知疲倦地为我们这个家操劳着。

二〇一八年二月三日，我的老母亲在父亲走后不满三年，也去世了，享年82岁。

父亲和母亲的碑文是我亲自起草的。共十六个字：

“诚实做人，扎实做事；子孙楷模，永世不忘”

这是我对父母一生的总结，也是父母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