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产最大的焦虑来源：教育

在韩国，教育是阶级战争最白热化的战场。社会学者具海根在田野调查中听到一位中产妈妈说：“过去，教育孩子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父母过去常告诉孩子要好好学习，在学校认真听老师的，好好做作业，诸如此类。但现在，情况变得如此复杂。我们必须送他们去上私人英语课、数学学院、钢琴课、写作学院。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考虑是否需要或何时需要送他们出国留学。我们听到了各种关于早期留学的故事，有好有坏……我们不知道做多少才够。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我们希望看到他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以我们尽力而为，但这太难了……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足够。（我担心）其他人可能正在做更多、更聪明的事情。我不知道。教育对我来说真的充满痛苦。”

全球化导致韩国的中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少数受益于全球化经济的群体进一步精英化。这种内部分化为韩国社会注入了新的复杂动力，因为新兴精英试图将自己与其他中产阶级区分开来，将他们新获得的资源传递给下一代，巩固新的特权地位。具海根认为，他们这种新的阶级实践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赢家和输家都承受着巨大的焦虑。具海根在《特权与焦虑》一书中分析了韩国中产阶级的变迁。本文摘编自《特权与焦虑》第5章，经出版方授权刊发。注释见原书，较原文有删节。

《特权与焦虑：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中产阶级》，[韩]具海根 著，张海东 / 姚烨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8月。

教育是如今所有韩国家庭最大的关切和焦虑来源。过去，教育并不是如此昂贵和令人紧张的事情，家长之间的竞争也没有现在这么激烈。通过教育，许多家庭看到他们的孩子比父母上升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但现在，教育不再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尽管如此，教育竞争却日益加剧，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冲突和焦虑也变得更加严重。

韩国教育的两面性

关于韩国教育存在有趣的反讽（或谜题）。这是因为外国人看到的韩国教育和韩国人自己看到的教育截然相反。从外部来看，韩国是拥有全球最出色教育体制的国家之一。韩国学生在国际化标准测试中总是位于前列，因此经常受到外国媒体的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对韩国教育印象深刻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在2009年首次访问韩国后，他对韩国教育说了许多赞美之词，并敦促美国教育工作者向韩国教育体制学习。

他在韩国教育中看到了什么？他很可能看到了那些异常勤奋的学生，韩国家长对教育的浓厚兴趣，国家和私人对教育高水平的投资，以及似乎有条不紊的教育管理。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教育水平之高令人惊讶。90%的初中生上了高中，其中80%的人进入了大学（包括专科学校）。

根据2021年的经合组织教育指数，25到34岁的韩国人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达到了69.8％，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名列第一。英国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在50%左右，而法国为48%，德国为33%。根据这些数据，韩国现在拥有全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

那么，韩国人不应该为他们的教育成就感到自豪吗？然而实际上恰恰相反，韩国人对他们的教育体制极为不满。为什么韩国人对一个从外部看来表现得非常出色的教育体制感到如此不满呢？原因有很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韩国教育体制下的竞争激烈、压力巨大且费用非常昂贵。随着韩国成为一个发达的、全球化的经济体，所有这些方面都变得更糟了。

韩国纪录片《学习的背叛》（2016）画面。

为什么韩国会发展出这样的教育体制呢？这是我在本章中要探讨的问题。在这里的分析中，我特别关注了阶级利益，尤其是富裕中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如何塑造了教育过程，而这往往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同样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影响韩国教育环境方面的作用。

我的分析将凸显韩国日益增长的阶级不平等如何导致教育竞争加剧，国家发展更加平等的学校制度的努力被富裕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扼杀，以及这些如何导致私人教育市场异常发展。这些变化的后果是教育越来越具竞争性，依赖于私人市场，而且无论是在金钱、时间方面还是在信息方面都所费不赀，因此，更与家庭的阶级资源密切相关。

教育热与平等主义

那么，这种自相矛盾的教育体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解释韩国这一现象时，出现最频繁的概念是“教育热”（kyoyuk’yul）。众所周知，韩国人对教育异常热衷，许多家长愿意为子女的教育做任何牺牲。因此，教育竞争激烈且充满焦虑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那么为什么韩国人的教育热如此高呢？

最常见的答案是，这是高度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所致。事实上，拥有儒家传统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越南，民众也表现出高度的教育热情。当然，不仅仅只有在儒家社会中我们才能看到高度的教育热情。犹太人在世界上的教育成就可能是无可匹敌的，尽管文化完全不同。

韩国高度教育热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韩国人在20世纪经历的动荡历史。韩国在解放后经历了剧变，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普遍贫困。这些历史事件摧毁了旧的社会地位体系和统治阶级（两班），导致出现了一个实际上没有阶级的社会。

在这个新社会中，昔日的社会地位要求已经无足轻重，人们彼此间平等对待。正是这种高度流动的、灵活的社会结构使平等主义成为韩国社会伦理中的关键因素。韩国人开始对世袭财富或特权并不十分尊重，他们坚信机会均等和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必须理解，韩国人对教育的浓厚兴趣并不仅仅是儒家价值体系的产物，同时还是韩国现代历史进程塑造的，这一历史进程摧毁了传统的分层体系，为普通民众打开了社会流动的大门。

由于韩国人对教育的热情（教育热）与强烈的平等主义有关，因此整个社会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社会地位和奖励分配是由教育决定的。尽管儒家传统的大多数其他价值观已经崩塌，但韩国人对教育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几乎没有人会争论通过教育来确定社会地位和报酬是否合理。

与此同时，韩国人对教育公平机会的信念也变得更加坚定。他们希望看到教育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并且希望教育竞争能够公平进行。当这一期望被背叛时，韩国人会强烈反抗，特别是当违反规则的人拥有财富或权力时。

学阀社会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韩国人对教育的狂热与教育的真正含义有所不同。对大多数韩国人来说，教育的重要性不一定在于获得真知灼见、培养品格或文化启蒙，而在于获得“学历”（hakryuk）或“学阀”（hakbol），这对于在社会中受到尊重并获得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学历是指一个人接受了多少学校教育，是就业市场在筛选时最为重要的标准。在韩国，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大学文凭将导致被歧视并难以获得好工作。此外，即使一个人已经大学毕业，他/她毕业于哪所大学在确定他/她的人生道路方面也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学阀很重要。

在韩国，学阀是基于一个人毕业院校的声誉和校友社交网络形成的。从本质上讲，学阀意味着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大学并成为该校校友强大社交网络的一员。因此，学阀是一种对个人社会地位和职业有重要影响的文化资本。韩国中产阶级父母的教育热本质上意味着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一所著名大学并获得重要的学阀。韩国教育领域的激烈竞争基本上是为了争取好的学阀。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大学的等级（排名）系统是学阀系统的基础。处于这一层级顶端的是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俗称“SKY大学”。SKY大学自解放（摆脱殖民统治）以来一直享有顶尖精英地位，几乎没有变化。（梨花女子大学在不久前还是精英大学，但随着男女同校的趋势逐渐增强，目前已经失去了这一地位，而得到三星集团巨额资金支持的私立成均馆大学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声誉正在迅速赶上其他精英大学。）

其中，国立首尔大学在规模、财力、声誉等方面均在国内外占据领先地位。韩国的报纸经常报道排名前三的大学如何垄断韩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高层职位。例如，以下是《韩民族日报》报道的数据：“截至2016年10月，在1411名高级公务员中，有780名来自SKY大学，占总数的55.3%（仅国立首尔大学就占33.7%），较2013年的48.0%有所上升。2016年最高法院新任命的法官中84%的人、第20届国会253名议员中48.2%的人（122人）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此外，500强企业的CEO中有一半毕业于这三所大学（2015年），4年制大学的校长中30%以上的人是国立首尔大学的毕业生（2009年）。这意味着历届政府采取的旨在打破学阀制度的政策被证明是徒劳的”。

如果说2000年以来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大学排名体系变得更加垂直式的等级分明，首尔大都会地区的大学与位于省会城市的大学之间的差距拉大。现在，首尔大都会地区约10所大学以各自的方式占据精英大学的地位，使自己与位于省会城市的大学区分开来。与此同时，过去以悠久历史为豪的省级公立大学已经明显衰落（或处境恶化）。

当然，几乎在每个国家我们都可以找到大学的等级制度。然而，韩国的大学等级体系特别垂直和僵化。它确实比美国的大学等级体系更垂直和僵化，甚至与具有类似教育结构的日本相比也是如此。

在日本，东京大学被认为是最负盛名的大学，但除此之外，还有几所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如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阪大学和东北大学，它们保持着卓越的声誉，其毕业生的就业率也很高。而且，虽然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在政界占有重要地位，但庆应义塾大学的毕业生在商界担任CEO的更多。相比之下，韩国的大学等级制度呈现为一个单一的、简单的垂直体系。这一等级制度适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所有领域。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韩国的学阀制度与裙带关系紧密相连。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之间分享着彼此的校友情谊和紧密的社会纽带，他们在就业和晋升方面相互支持。与其他形式的裙带关系一样，以学阀制度为基础的裙带关系通常表现为保护内部成员和排斥外部人员的活动。这就是从占据社会上层的精英大学毕业如此重要的原因。学阀是一种身份证，它在一个人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就确定了，并且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一旦确定，学阀不会改变，也无法被其他方式替代。事实上，这是最可怕的品牌形式。

高中平准化政策

原则上，对教育的强烈渴望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应该是一件好事。事实上，韩国过去半个世纪的杰出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的教育热情，这有助于培养受过良好教育和遵守纪律的劳动力。但是，当富人试图利用他们的财富为自己的孩子谋取不公平的教育优势时，这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正是1960年代后期韩国在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规模开始扩大时发生的事情。

随着高中入学率大幅上升，争夺进入精英高中以期将来进入精英大学的竞争也加剧了。富裕家庭开始聘用私人家教，来为他们的孩子赢得竞争优势。其中，许多家教是兼职的高中教师，他们在提高学生大学入学考试分数方面有着出色的业绩。支付昂贵的家教费的做法最早从富人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中产阶级家庭。

意识到这一发展对军政府的潜在危险，朴正熙总统决定采取严厉措施。作为一个坚信平等教育和社会和谐的人，朴正熙总统于1969年宣布实施初中平准化政策。该政策首先废除了初中入学考试，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学生居住区域的随机选择程序。教师也被重新分配到不同的学校，以促进学区平衡。因此，初中之间的差异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对家教的需求也消失了。

但是，初中平准化政策只是将竞争推迟到高中入学考试的时候。四年后，政府实施了高中平准化政策。同样，这一政策通过强制学校通过随机选择而不是入学考试来选择学生，有效地摧毁了高中排名体制。

这一世界罕见的高中平准化政策的新尝试在改善小学和初中的“考试地狱”问题、减少高中之间的层次差异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该政策有助于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接受与富裕家庭的学生相同的教育，给人的感觉是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平等机会。

但与此同时，它还产生了一个严重的意外后果，即催生了一个破坏公立学校体系的私人教育市场，这是因为富裕家庭愿意尝试任何可能的方法来让他们的孩子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占据竞争优势。他们愿意为教育优势付费，这促进了私人教育市场——包括学院、家教服务和各种教习所——急剧扩张。

尽管政府竭力遏制这种私人补充教育的扩张，包括出台认定私人家教为非法的政策，但需求仍然不断增加。富裕家庭逐渐放弃公立学校，学生格外关注他们校外教育的学习，因为他们认为这会使他们更好地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

同时，国家的高中平准化政策开始被政府自己的政策选择推翻。其中之一是政府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在汉江南岸开发一个新的城市区域——江南。为了将这个地区建设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城区，政府试图鼓励中产阶级家庭从汉江北岸（江北）搬到这里。

但当中产阶级家庭对搬到一个未知且不发达的地区感到犹豫时，政府决定将江北的几所老牌精英高中迁至江南。事实证明，这是使中产阶级家庭搬迁到这个新地区的最有效的策略。这些老牌精英高中在搬迁到江南的中产阶级城区后，迅速恢复了因为高中平准化政策的实施而失去的地位，对来自富裕中产阶级家庭、有竞争力的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

但中产阶级家长对卓越教育的需求不能仅仅通过一些顶级公立学校的重新出现得到满足。进入1990年代，通过创建新的特殊目的高中（Special-Purpose High-Schools，简称特目高，teukmokko）这种新的类别，出现了第二种高中分层形式。政府声称这些学校是必要的，用以培养更多的外交、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专业人才，他们是韩国在全球化经济中进步所需要的精英技术工作者和专业工作者。

特殊目的高中不受高中平准化政策限制，允许选择自己的学生、设置自己的课程。这是政府试图回应高中平准化政策带来的所谓“向下拉平效应”而不断遭受批评的一种方式，并为专业教育留出空间，同时不放弃高中平准化政策的基本框架。特殊目的高中成立后很快就成为新的精英高中。

在韩国，精英高中主要是通过它们的毕业生成功被精英大学录取来定义的，而特殊目的高中在这方面表现出色。例如，2013年，公立高中和特殊目的高中之间的差距高达9倍：公立高中的毕业生中有1.4%的人被SKY大学录取，而特殊目的高中的录取率为12%。

私人教育市场的扩张

高中的重新分层带来了毫不意外的后果，即加剧了教育竞争。当高中平准化政策全面实施时，学校竞争出现在高中的高年级，但现在已经扩散到初中和小学，甚至更低的层次。家长们越来越依赖学院和私人家教服务来为他们的孩子申请私立高中做准备。

因此，私人教育市场开始更加活跃地扩张，催生了庞大的教育产业。与常规学校相比，私人教育市场实力强大并表现卓越。2000年以来，学院增长速度特别快。这一变化与2000年解除对学院和家教活动的法律限制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后对英语教育需求的增长有关。

私人课后教育的快速扩张意味着个别家庭的教育支出同样快速增加。1990年，韩国家庭平均将其家庭总支出的8.2％用于教育，到2013年，这一比例增至11.7％。作为一个国家，2000年代初韩国在私人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最大（2.79％），超过了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其他国家（OECD，2006）。韩国的私人教育支出超过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2006年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4倍。

韩剧《学习之神》（2010）画面。

几乎所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家庭都参与了补充私人教育。不出所料，参与的程度和形式因家庭收入水平而异。

韩国私人教育产业发展中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教育产业在首尔和农村之间，以及首尔的江南和江北之间的不均衡空间分布。江南在这一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已经看到江南如何成为一个主要的居住区，聚集了一流的学校和教习所。

江南的一个特定地区——大峙洞——被誉为韩国私人教育的圣地。大峙洞被认为拥有全国竞争最激烈的学院、最好的老师和最先进的教学方法。由于这些顶尖学院以其出色的学生录取纪录而闻名，它们本身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有时学生会去其他学院以为进入他们首选的学院做准备。

与其他地区不同，大峙洞的学院往往规模较小，提供专业和定制的课程。即使对江南区来说，大峙洞的房价也很高，因此只有非常富裕的人才能永久居住在那里。然而，临时居住的人会租用公寓，以便在特定时间使用教育设施，尤其是在夏季，大峙洞会吸引来自其他地区的学生，他们渴望向著名的学院老师学习特殊课程。

江南妈妈

在涉及韩国的私人教育时，江南妈妈是媒体和学界讨论都极为关注的一个主题。每当人们谈论韩国的教育热或私人教育市场过于庞大的问题时，她们就会被提起。媒体和通俗文学将江南妈妈视为江南教育风格的英雄或反面角色。江南教育风格旨在通过一种积极且高度物质化的方法，通过大量投资私人教育，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大的优势。

根据有关江南妈妈的通俗说法，对她们来说没有比孩子的教育更重要的了。江南妈妈坚信，在韩国，教育是唯一确保成功的途径，这意味着她们的孩子必须上精英大学以继承父母的社会地位。

她们还相信，韩国的公立教育体制几乎已经瘫痪，因此必须通过私人课外市场找到能为孩子提供教育优势的更有效的方式。江南妈妈因此愿意——也比大多数人更有能力——大量投资江南地区的各种私人教育。

但江南妈妈与其他中产阶级妈妈的区别并不在于她们的教育热情和愿意支付私人补习费用，而在于她们教育孩子的整体方法。学者和流行作家经常将江南妈妈描述为“教育管理者”。事实上，我访谈的一些江南妈妈喜欢这样描述自己。

韩剧《追赶江南妈妈》（2007）海报。

正如标签所暗示的那样，她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角色仅仅是支持性的。她们不满足于让孩子接受私人教育、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相反，她们认为私人教育市场几乎是一片丛林，里面充斥着不同质量的多样化教育服务。因此，她们的工作就是为孩子另辟出路：找到最好的学院，安排最有能力的老师和顾问，制定最有效的策略，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大学招生政策做好准备。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和热情，还需要优质的信息、对选项的明智评估以及熟练的规划和决策。江南妈妈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她们认为有必要积极管理孩子的教育生涯。

成为一名有效的教育管理者并不容易，前提是妈妈拥有很高的教育素养，并拥有足够的财力实施她认为最好的策略。此外，获取高质量信息也至关重要。江南妈妈因此以勤劳闻名。

理想的江南妈妈一定不会错过大型学院举办的公开性大学升学讲座；她逛书店并仔细研究资料；她密切关注国家不断变化的大学招生制度，孜孜不倦地收集相关招生信息。但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其他经验丰富、人脉广的妈妈，这使江南妈妈形成了小型网络，在其中分享信息并为孩子组织社交活动。

大多数妈妈的目标是加入拥有表现最好的孩子和（或）优质信息的妈妈网络，而尖子生的妈妈则希望团结在一起并排斥平庸学生的妈妈。在外工作的女性，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在这些网络中也不受欢迎，因为她们无法像全职教育管理者妈妈那样做出更多贡献。

除了管理者角色外，江南妈妈还以特定的态度而闻名。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江南妈妈是具有高度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教育倾向的人。她们主要将教育视为成功的手段。她们不太关心高中教育的内容，因为她们只关心学校能否有效地为孩子的高考做准备。

在这方面，她们对公立学校失去了信任，转而信任声誉良好的学院、私人教师和顾问。她们对优质补充教育力量的极度信任似乎增强了其高度物质主义的教育取向。她们中的许多人似乎相信教育上的成功可以用金钱购买。

一些妈妈乐观地认为，如果私人教师和顾问对孩子进行适当的教学辅导和训练，即使是平庸的学生也可以取得成功，即进入精英大学。当然，这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而且，与任何其他投资一样，必须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投资才能得到最佳回报。这就是称职的江南妈妈的角色。爸爸通常缺席这样的场景，他们是必要资金的提供者，但管理者——拥有相关信息和社会联系的人——则是妈妈。

简而言之，在韩国，江南已成为教育机会最多的地方。江南地区的学生就读于更好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有机会获得最优质学院的教学辅导服务。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了非常积极的教育管理者（即他们的母亲）的主动协助。与此同时，非江南家长在看到江南学生的教育优势时感到焦虑和沮丧。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从199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推动了韩国教育体制的转型。新自由主义最早在全斗焕政府期间（1980到1987年）引入，但在1997到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在韩国逐渐占主导地位。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自那时起，韩国教育体制经历了许多重要变革。

新自由主义对教育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以便在反对高中平准化政策的情况下使教育市场更加自由化。我们已经看到1990年代特殊目的高中的出现。这些特殊学校被允许不受高中平准化政策监管。

但在2000年代初，金大中政府允许开设另一种独立学校，称为“自治私立高中”（jasako schools）。对自由和左倾的金大中政府来说，要实施这种与平等教育理想相悖的政策并不容易，但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环境使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教育家有能力说服国家实施这一政策。

在随后的保守派李明博政府期间，自治私立高中的数量进一步增加。特殊目的高中和自治私立高中有许多共同特点：几乎都是私立学校，学费昂贵，教职员工素质较高，课程具有很强的国际取向。因此，它们比其他学校更成功地让毕业生被精英大学录取。

2000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盛行在政府的司法部门引发了一个有些令人惊讶的事件。这一年冬天，宪法法院裁定国家禁止补习教育违宪。这项禁令是全斗焕政府为了遏制私人校外教育产业而实施的，背景是私人校外教育产业因高中平准化政策的实施而增长。

长期以来，自由派教育家一直指出该禁令的非法性，而富裕的中产阶级父母也不断试图逃避该禁令，但历届政府都认为有义务执行该禁令。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崛起及支持下，自由派教育家和富裕家庭能够影响宪法法院做出反对国家限制私人教育的裁决。通过取消禁令，高等法院为各种私人赚钱的教育服务打开了大门，学院、教习所、家教服务、教育咨询师等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

进入21世纪，持续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给韩国教育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后果，这不仅体现在结构和组织层面，还体现在教育哲学和教育方法的日常实践中。过去那种教育平等和国家控制教育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对教育者的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强调的竞争、绩效、灵活性和选择自由等价值观，这些被视为教育改革的指导原则，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发展和个人责任，以及使用客观和可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技能和绩效的必要性。

这种新自由主义趋势给韩国大学生的就业准备方式带来了重要变化。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在大学生中流行并被不断谈论的一个新词是“spec”。它来自specifications（“规格”）——电子产品和其他消费产品的详细功能列表。对学生来说，它基本上指的是学历和经验。在企业或国家机关中，对少数好工作的竞争不断升级，学生们开始相信他们的就业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简历中展示的“规格”的数量和质量。

因此，“千禧一代”非常关心如何打造自己的简历。韩国大学生往往更注重积累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格”，而不是真正的知识和文化素养的提升。许多人休学一年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规格”，这种做法在顶尖高校大学生中尤为常见。正如延世大学人类学教授 Hae-joang Cho 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一心只想积累‘规格’的年轻人不能忍受浪费时间。我的学生说他们从幼儿时期就开始练习如何进行时间管理。据我了解，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发展手册》是这些学生最喜欢的读物之一。”

Cho的描述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深入韩国学生的内心。今天的学生过于专注于积累自己的“规格”，以至于失去了兴趣并且实际上也没有时间阅读有趣的书籍或参与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的活动。

近年来，教育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采用了效仿美国的大学招生新程序。过去，韩国大学根据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高中平均学分绩点（GPA）和大学特定测试在一个固定的选拔期内录取学生。在新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下，韩国大学开始强调新的资格标准，如创造力、多样性、灵活性和自学能力。

测试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视论文测试，旨在评估学生通过提出想法和逻辑论证来展示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不是被动的、记忆的知识。与此同时，许多韩国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采取了有多个步骤的选拔程序，将选拔过程扩展到固定选拔期之外。在这个程序下，第一梯队的申请者是通过美国式的提前录取程序选拔出来的，领先于通过常规竞争程序选拔的学生。大多数表现优异的学生希望提前入学，为此他们需要有出色的表现。

这就是为什么雄心勃勃的学生努力积累高分英语考试成绩、实习机会、各种竞赛奖项、证书、志愿工作、论文报告、冒险的海外旅行经历等。但是，出色的“规格”往往是在足智多谋的父母的积极帮助下构建的，他们可以动员来自各个领域的朋友、同事和专家等广泛网络的帮助。

对于专业的家长来说，在一些研究机构进行简单的无薪实习可能很容易安排，但对于大多数底层阶级的学生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随着大学录取程序变得更加复杂和新自由主义化，普通中产阶级的孩子在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家庭孩子的竞争中更多地处于劣势。

总之，在过去40年里，韩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是由私有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推动的。这些力量使韩国的教育体制变得更加复杂，教育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反过来增强了阶级资源在决定教育成败方面的影响力。最终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极其复杂、导致焦虑并且依赖阶级的教育体制。

在韩国，一个总的发展趋势是阶级与教育机会之间日益显著的深度关联。在这一趋势下，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阶级是富裕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拥有经济资源，使其成员能够比其他阶级的成员更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市场。这个阶级是最为重视教育的，因为教育是维系其社会地位的关键。

富裕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一点重要差异在于，后者可以通过财富继承或拥有企业来确保阶级再生产，而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家庭的子女必须参与竞争激烈的教育过程，以维持其父母的社会地位。在本章中我们看到的是，富裕中产阶级在推动课后私人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从而使韩国的教育过程变得更加紧张、充满压力且经济成本更高。然而，最终每个人都成为这一竞争极其激烈的教育体制的受害者。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特权与焦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