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不开心，全家都糟心！

从《在鳐鱼化石中观察到的吻突锯状齿的早期发展验证了脊椎动物齿列进化的经典理论》的写作到《治愈黑暗》的写作，从每天分析数据、绘制理论示意图到每天吃药、尝试各种疗法。作者莱利为抑郁症所困，也试图解码抑郁症。莱利从两名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埃米尔·克雷佩林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起，讲述抑郁症的“前世今生”。

抑郁症是一种持续的情绪低落，还是一系列的症状？它可以通过单一的诊断来表达，还是实际上指的是多种精神障碍？现在有或将来会有更科学的治疗方法吗？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莱利发现了关于抑郁症的研究理论和治疗方法的丰富历史，并带读者踏上了充满传奇的叙事之旅。

几十年来，韦斯曼都在研究精神病学最有趣的规律之一：如若父母患有抑郁症，那么孩子患有抑郁症的风险往往偏高。尽管背后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有一点显而易见：抑郁的父母无法养育、照顾孩子，也无法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关心他们。韦斯曼说：“这不像造火箭一样错综复杂，而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你有孩子，你就会知道养孩子有多么磨人，更何况抑郁症患者怎么能照顾好孩子呢？”她用自己在纽黑文市的调查作为对照，测量了一群儿童从童年到成年，再到身为父母这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存在的风险。10年后发现，若父母患有抑郁症，则孩子患抑郁症的风险是其他孩子的3倍。（15年、20年及25年后，这一数值也几乎没有变化，最近新测出的30年后的结果也是如此。）

一次，韦斯曼去夏威夷参加了一场会议。会后，她在机场等着回美国的班机起飞时，与一名精神病学家聊起了天。这名精神病学家告诉她，一个震惊世人的药物试验研究成果即将发表。该项研究名为STAR*D（抑都症的序贯治疗研究），研究对象是现代药物疗法以及彻底治愈（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抑郁症状）所需的时间，研究是针对4000名患者展开的。如果一种药物没有用，那么研究人员就会立刻换另一种药物。如果这种药物也失败了，那么研究人员就会立刻开具第3种药物。韦斯曼问她是否能够研究这些患者的孩子。假如父母接受治疗，那孩子的抑郁症状会随之改善吗？在美国各地几个研究小组的帮助下，韦斯曼在研究中验证了这一点。就像一个基石物种3可以决定其他物种的繁衍生息一样，远离抑郁症所带来的健康益处，似乎也能从父母传给孩子。这里的关键在于缓解，而不仅是治疗。只有那些摆脱了抑郁症影响的父母，才能令孩子受益。

《纽约时报》报道了韦斯曼的研究。为了庆祝这一研究成果的发表，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为她买了一件定制T恤衫，上面印着“妈妈不开心，全家都糟心”的字样。这项关键研究发表于2006年，重点是从父母角度来讨论抑郁症的预防。但这项研究也在精神病学界造成了一些困惑，甚至影响到了一部分受试者。“从这项研究中，我们无法得出治疗父母可以使孩子的状况得到改善这一结论。”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临床儿童心理学家、抑郁症序贯治疗研究试验基地之一的领头人朱迪·加伯说，“我们只能从中看到，如果父母正在好转，那么孩子也会好起来。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加伯提出，首先，对于状况有所改善的孩子，其父母的抑郁症严重程度可能相对较低。并且，研究也没有考虑到父母孩子共同经历的生活事件。或许这一关联应该反过来，是孩子们的存在让父母的治疗产生了更好的效果。虽然韦斯曼可以看出因果顺序是从父母到孩子（而不是从孩子到父母），但她同时也知道需要对这项研究进行微调并再来一遍。

“所以我们进行了另一项研究，那是一项临床试验。”韦斯曼说道。说起来简单，但却要完成计划研究、申请资金、选择患者、进行试验、分析结果、同行评审、编辑手稿、科学论文发表等整个过程。该研究于2015年在《美国精神障碍学期刊》上发表。研究发现，如果患有抑郁症的母亲能够接受艾司西酞普兰的治疗，那么孩子在社会功能和心理健康方面就会出现大幅改善。“与之前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韦斯曼说道，“如果母亲因治疗而有所好转，那么孩子们也会好起来。”在韦斯曼位于曼哈顿匹兹堡大学的办公室以西几百英里处，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前同事在继续研究人际关系疗法。2008年，他们使用了在韦斯曼帮助下创造的人际关系疗法，再现了她在抑郁症序贯治疗研究试验中获得的结果。如果母亲接受了人际关系疗法，那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也会得到改善。孩子要接种疫苗和看牙医，保证身体健康；同样的，保证孩子心理健康的责任不应该全压在他们的父母身上。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政府应该为家庭提供循证治疗。这些治疗可以是普遍的（无论风险应用于所有家庭），也可以是有针对性的（只给予高风险人群所在的家庭），这两种分配方法是预防医学的主要形式。海伦·克里斯滕森认为，普遍预防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