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从妈妈的房子里滚出去了

作者：黑素

值班主编：赵靖含

妈妈的怒吼在空气中回荡：“那么讨厌那么恨我，那你就滚出去啊！滚出我的房子！”

2022年一个工作日早上，她突然向我抛来的厌恶和恨意。

这样的场景和话语，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母女生活中，重复出现。

每一次，那些话和行为都像是敲打在我的心上，让我反复痛苦地思索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再不走上班就要迟到了。于是我努力装作没听见，试图直接绕过她走出大门。

但她开始愤怒地推搡我，似乎想将我从逃避的壳中拉出，迫使我面对这不断升级的母女争执。

“你这人真的是有毛病啊！你有病，为什么非要怪我？家里凭什么要承担你的问题？难道你过得不好就全是我的错吗？！”

她的声音逐渐升高，怒火似乎要将屋内的潮湿都蒸发掉。

那段时间我确实“有病”——嗜睡，毫无食欲，无法控制的痛哭……各种痛苦的症状折磨着我。

在朋友的提醒下，我去了医院做诊断，最后确诊了抑郁。

她的言语像钩子一样勾住了我最脆弱的部分，随后就是一种“悬着的心终于死了”的感觉，我感到一切都尘埃落地。

后来才知道，那是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会有的感觉。

那天，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哭着和她大吵，哭着质问她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只是转身，打开门，下定了决心，离开了家。当晚，我就定好了周末要搬进去的房子。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搬出去住。但那个周末开始，我就再也没有搬回家。

我们的关系并不是突然交恶的。

长久以来，我都感觉到她对身为长女的我似乎有一套模糊的标准。

她一边对我充满期待，一边又持续打压着我。但这种情况，似乎从未出现在我的弟弟妹妹身上。

我一直试着打破这种杂乱的状态，试图让她梳理清楚她究竟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

在那个远离妈妈、通过心理咨询等方式疗伤的日子里，我似乎在女性主义理论和书籍中找到了一些答案的思路：

在结婚之外，获取社会成就的更多途径面向女性开放以后，女儿也开始难以逃脱母亲的期待。

女儿们成为“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背负着此前“长子”才有的责任和期待，但他们的女儿身份又让母亲无法释怀与正视。

这份期待从那个还处于“母凭子贵”时代的外婆开始，传导到身处开放腾飞的时代中在国外和深圳赚得第一桶金的妈妈，随后传到现在的我身上。

在这个链条里，互为母女关系的我们好像彼此的“分身”。

为了打破这个传递的链接，我只能不断地与我妈妈对峙。

逃离

我“滚”出妈妈的房子后，偶尔回到家与其他家人相处，但自始至终与她保持距离。

同时也不再对她、对我们关系的改变抱有期望。

一直以来，每当我的女性朋友谈到她和妈妈的一些相处和琐事，我总会发自内心地感叹：“你和你妈妈关系真好。”

因为那都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我和妈妈的关系。

我们一直住在同一屋檐下，这种密不可分的接触，催生了无数的小争吵和偶尔的大爆发。

我们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因为她的暴脾气，我挨打更是常有的事情。

我不是没有对这样不亲近，甚至是有些交恶的母女关系产生过困惑，毕竟身边的女性朋友大多是和妈妈关系更好。

（当然，也因为更多的家庭劳动以及亲子感情的维系大多是她们妈妈进行，而在我们家，这些情感上的劳动更多是我爸进行）。

无论中外，在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的情感共同体中，似乎都存在着一个宛如圣母一般完美、善良又温柔的母亲形象。

赞美和歌颂母亲也是一种家庭伦理传统，无数文艺作品都在宣扬母爱的伟大与无私，以及母女之间的亲密和联结。

在这样的影响下，我也无法避免地对我妈妈有种理想化、完美化的期待。

我希望她能够全然理解我，对我展示出温柔和无条件的爱，而不是时常显示出的暴躁和情绪化。

而她对我们的关系似乎也有同样的困惑——

每次吵完架，我们关系进入一段“缓和期”的时候，她是总会有点喃喃自语地问我：“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和我吵架呢？我真的不明白。”

有时候，我甚至能在她的困惑中察觉到一丝寂寞。

韩国心理学家金志允在《母女的世界：爱与憎的矛盾体》一书中写道，母女的世界犹如交织在一起二三十年的线团。

很多母女哪怕知道自己所处的艰难境地是因为对方造成的，也还是无法确定这到底是怎样的矛盾。

我与我妈之间的关系，也一直都布满了冲突和不解。

而在冲突之中，我却无法控制地变得越来越像她。

我的语调、声音甚至行事风格都与她越来越相似。

弟弟妹妹经常会在某一刻突然感慨：“你刚刚那样真的和妈妈好像。”

每次听到，我的心里都五味杂陈，脑子里莫名回荡起我们吵架时她总爱说的那句“你永远是我的女儿”，也会感到紧张和不安。

自搬出家后，我和妈妈处于一种微妙平衡的状态。

而我也成功地在自己从小长大、与妈妈同在的城市，建立起了一个与家里无关的生活和空间。

我曾一度以为她对我干涉已经消失。

但某一天，与室友共养的猫在我怀里挣扎，尝试挣脱走而咬了我一口。

那一刻，我仿佛被触动了某根弦，怒火在胸中燃烧，脑子只被一个想法占据：你怎么敢咬我。

现在回忆，当时的我像《闪灵》中的男主人一样，拿着一把隐形的斧头，对猫穷追不舍，只为抓住他泄愤。

几个躲避的回合后，我用力将挣扎着的它从沙发下拖出，手掌在愤怒的驱使下落在了它身上。

仅仅几秒钟后我就突然冷静下来，随后就被内疚感笼罩。

我抱着受到惊吓的猫，轻轻地抚摸着它，试图安抚它的恐惧。

看着它渐渐放松下来，突然间，妈妈的声音和场景在我脑海中浮现：“我是生你养你的妈妈，你居然还敢顶撞我！”

随后，我想起了她拿着衣架毫不收敛地抽打我，而我一边被打哭一边试图逃跑的场景。

这让我觉得很恐怖，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她的这份愤怒和暴力的冲动。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情况只存在于我与小猫的相处中。

我的潜意识里知道，小猫依赖于我无法逃离，正如我的妈妈对待作为女儿的我那样。

当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都重复着曾经我妈妈的影子。

自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自己，而那些不断重复的与她相似的片刻都告诉我一个结论：

无论我如何尝试与母亲保持距离，那些与她相似的部分，如同根深蒂固的藤蔓，已经在我的体内中生根发芽。

我带着她的痕迹成长，成为了一个既有她的影子，又试图寻找自我独立的女儿。

延续、中断

很久以来，我都认为我和妈妈之所以变成这样的关系，单纯是我和我妈之间的问题。

毕竟在社会文化的讨论中，母女会天然地亲近彼此、相信对方会无条件地认同自己。

如果我做不到那样，那只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随着我逐渐成长，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可能存在每个母亲的个人性格和经历所导致的问题，但同样不能忽略她们所经历的社会问题。

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提到：

个人对母亲的怨恨和疗愈的当然只能自己解决。

但是在此之外，如果不去剖析、理解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就无法打断母亲传向女儿的暴力和干涉的连锁。

回顾我妈妈的经历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

其中并不难理解她为何是一个如此好斗、冲动、信奉丛林法则、功利主义、强势且非常具有行动力的人。

在她所生活环境，女性如果没有上述特质，很难在残酷的生存与竞争环境中“活出头”。

她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生活在揭阳普宁的一个小农村。他们有七个孩子，我妈妈在家中排第三。

在潮汕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下，我舅舅是唯一一个男丁。

“男丁稀少”成为他们家庭在整个村子中被边缘化甚至霸凌的原因。

她重复讲述了其中一个故事：在又一次本应属于他们的东西被人抢夺占据后，我的外公、外婆，也就是她的爸爸妈妈似乎再次选择了沉默。

而还是小女孩的她则是冲动又鲁莽地拿上长棍去找当事人要个说法，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将自家挖的水截走。

和我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依然会气得咬牙切齿：

“我当时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不是一个男人，为什么我不会功夫或者武术，这样我们家就不会被欺负了。”

这份刚强，让她成为当时少数没有选择留在老家，而是出去闯荡的女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潮汕普宁汇集了大量工厂，对女工一直有着大量需求，女性在当地大多能有不错的岗位和薪酬，更不会向外跑。

外公告诉她：“女工做不久，工作几年就嫁人了，年轻人还是去大城市见见世面好”。

于是她在18岁那年就前往深圳的工厂打工，中途赴美工作三年，之后便一直留在深圳。

她告诉我，直到27岁认识我爸爸，她才真正开始过自己的生活。

而在外拼搏的近十年里，她都抱着一种重振家庭的信念，想着“家里那么穷，他们都需要钱”，于是将赚来的大部分钱寄回家中。

为此，她一直以来都在压抑自己的个人欲望和需求。

“花钱一直都小心翼翼的，在美国那三年只买过一件衣服”；年轻的时候想省下钱寄回家，常年不吃早餐，后来就有胆结石了。

我能察觉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她一直都有种作为“家庭顶梁柱”觉悟，尽管这通常只出现在长子身上。

这也与潮汕的宗族文化相关：在外奋斗并不是单纯地为个人而拼搏，而是为了父母、兄弟姐妹、家族，甚至是为宗族。

得益于我妈妈赚回来的美金，家里终于熬出了头，盖起了大房子，生活也有所好转。

但我妈妈也因为远在异国而错过了见早逝的外公最后一面……

无论如何，妈妈其中的付出与牺牲不言而喻。

我时常会觉得，无论是面对不公的奋起反抗，还是在外多年的奋斗以及对困难的挑战精神。

我妈妈的经历是那么符合传统叙事中对于男性强者和成功人士的塑造。

如果她真的是一个“男人”，仅仅是用自身奋斗供养起整个大家族这一点，“他”就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但现实是，无论是她成长的年代还是现在，女孩自小被教育要照顾弟妹、帮助母亲料理家务。

更别提在重男轻女的风气下，女性会天然地被视为低于男性的第二性。

同时，另一个性别因素也不可忽视。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母亲对女儿的期待，包含着与对儿子的期待不同的两面性。

母亲对女儿发出双重要求，不仅“要像儿子一样成功”，还要“要成功地做一个女儿（女人）。”

无论哪一种，在母亲对女儿的“别像我这样”的期待中，既有自我牺牲的意味，又隐含着“让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暗暗谴责。

上野千鹤子写道：

“母亲一方面期待着女儿，可当女儿真的实现了自己未能达成的欲求，却又不会只是单纯的高兴，而会怀有更复杂的心情。

儿子无论实现了什么，母亲都无需与他竞争，性别在这种时候起到便利的缓冲作用。但女儿不同。

因为同为女性，母亲无法为自己找到借口。”

这种深植于社会的角色设定，意味着像我妈妈那样展现出独立和坚强的女性，她们为家庭所作的付出与牺牲仍旧被视为理所当然。

同时，如果家里有“真正的长子”，那么她为家庭做出的功劳和牺牲就更得不到肯定与认可。

作为一个好女人、好女儿，她要做的是扶持家中的男性成长，让他成为“真正的”顶梁柱。

正如我妈妈，即便为家族做了不少的牺牲，但她的努力也被视作理所当然。

我试探性地询问她是否有不满和不甘，她也大多回复：“哪有想那么多！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样的，有了钱都会寄回家里，不像你一样自己花掉的。”

一直以来，她在我面前都试图呈现出一种作为孩子的完美形象。

或许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我是个不听话、不顾家，以及没有“长子”担当的女儿。

但我还是从其他地方窥探到了一些她试图掩盖或淡化的真实想法。

她抱怨过为什么外婆把寄回家的钱都给了舅舅，“都被他花光败光”；

也用略带调侃甚至幸灾乐祸的语气说过：“希望她的儿子有出息能给我妈养老吧”。

即便现在她与舅舅的关系显现出一种大人的从容和得体，我也能察觉到妈妈对他一直都有种怨气和不满。

或许长期以来，她都在和舅舅争夺家里的“长子”之位。

相似的轨迹，不同的道路

了解妈妈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经历之后，我确实为很多事情都找到了缘由。

我妈妈的历史像是一个可以给我对照的蓝本。

通过对比分析，很多从前想不明白的地方、她为何这样那样对待我的疑问都迎刃而解。

例如，最初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我如她所愿地乖乖补贴家用，但和她所遭遇的一样，她期望我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都被视作理所当然。

当我开始质疑这种索取，选择从家里搬出去，想要远离她的控制以及拥有独立空间后。

争吵的内容变成了我是“自私不顾家”的坏人，以及“拿着本该给家里的钱去给外人还房贷”的不孝女。

好几次，我都泣不成声、强忍哭到脑袋发胀的不适地向心理咨询师描述我的不甘：

“我明明就做了很多事情，多到已经超出了身边部分同龄人。

为什么她就是看不见，也看不见对我的伤害，非要直接把我整个人都全盘否定了呢？”

心理咨询师提醒我：“或许，你的妈妈是在嫉妒你也说不定。

可能之前她为了获得父母的认可，选择放弃自己的生活，对他们的要求全盘接受。

但同样的事情到了你这里，你没有像她一样奉献自己，而是选择尊重自己的意愿，去过了自己的生活。

她可能自己都没察觉到，她很羡慕。”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与妈妈的生活轨迹惊人地相似，却也截然不同：

我们都是家里的女儿，但我拒绝了她成为“长子”的人生轨迹。

我是家里的大女儿，妹妹排第二，弟弟最小。

一直以来我都能感受到，相较于我和妹妹，父母对弟弟有着更多关注以及更宽容的态度：

我和妹妹从小就被要求要学会做饭照顾家人的饮食，成年之前就时常负责家里的三餐，但我的弟弟直到现在都从未做过一顿像样的饭；

分配家务劳动的时候，我和妹妹永远会被安排，但弟弟则可以消失；

弟弟向父母提出的需求大多不会被搁置，因为持续有着良好反馈，比起我和妹妹，他会更愿意表达并继续提出需求……

相较于舆论场中被抨击的那些重男轻女的案例，存在于我家的不平等是更加隐秘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难辨、糊成一团的。

所以也很难去实质性地反抗些什么，只是会在某些瞬间突然感觉到，我和妹妹是一个阵营，爸爸妈妈和弟弟是另一个阵营。

一次在爸妈房间的资料柜里找文件的时候，我翻出了家里的三本护照——属于我爸妈还有弟弟。

现在想来，这个情况是可以被解释的：弟弟高考需要加分，爸妈抓紧让他落了户，顺手就把护照也一起办了。

但当下的我莫名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有什么紧急事情需要出国的话，能走的就是他们三个人，我和妹妹被留下。”

这些意识到区别的瞬间堆积起来，时常会让我感到痛苦：

妈妈对我和对弟弟的评价完全是两套系统的，她对弟弟从不吝啬赞美，但只会一直和我说“你还不够好”。

双重标准下，弟弟不用做太多事情，去证明自己、挑战自己，就轻轻松松就拥有了我想得到的认可和关注。

与此同时，她对于我需要尽早独立并反哺家庭这件事情也有种过分苛刻的执着，但她却很少对弟弟表达过同样的期望。

正如外婆对待她和舅舅的那样。

她在年轻时就坚定地承担了家庭责任，希望通过自己的牺牲获得外婆的肯定和家庭的和谐。

她对我施加同样的期望，希望我继承这一角色，因此不理解我追求独立的决定。

我曾以为，母亲对我的“针对”都是无理由的，仅仅是因为她不喜欢甚至讨厌我。

也正因此我更难去反驳和抗衡，只能在深夜想起来的难过得流泪。

但反思这一切后，我开始理解母亲的复杂情绪：

她对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豪也并不后悔，却又包含了一种难以释怀的“凭什么你就可以享受生活，那我当初那么拼命算什么”的不甘心。

另一方面，在外打拼多年的她也肯定体会过女性在这个社会上所遭受的不公对待。

因此极度慕强且恐弱，也要求我也要像个男人、像个强者一样思考和行事。

当我得知妈妈从前也经常因为舅舅被溺爱的情况，会像我和她吵架一样，和外婆大吵特吵好几回（现在也偶尔也会争辩），或者以为自己是外婆最讨厌的孩子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原来曾经的妈妈和我一样啊。”

一直以来，我也能感觉她给自己徒增了很多压力，比如“必须变强”的压力。

那是我妈妈的妈妈，就也就是我外婆施加的压力。

而她也将这个压力传导给我。

即便我的妈妈是我人生中拥有最初的绝对权力者，却仍伺候并被控制于更为强有力的权力者——是外婆、是舅舅，也是我弟弟。

正因为我得知妈妈在过去也同样遭受了来自母亲重男轻女、不被认可的伤害。

我才明白她的一些行为不仅仅是一个选择，而更多是无数历史和文化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

这种行为模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既有不平等的接受，实际上或许也是一种无意识的适应机制，是她在那个环境下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她和我一样是受害者。

她也曾像我现在一样，一直在和家里的弟弟暗中较劲。

我仍会期待对话那天

在习惯了自己独立生活，有稳定的社交圈子后，且开始试图理解母亲后，“家”以及“母亲的认可”对我已不像从前那么有吸引力。

我回家的周期不断地延长，甚至两三个月才回去一次。

我能感受到我们的关系不再那么剑拔弩张，她对我们的关系似乎也反常地有所反思。

一次全家人热烈的饭桌聊天之后，饭桌上只留下我们两个人。

我们聊到了什么，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你知道，妈妈年轻的时候真的过得很苦。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们有更好的生活。可能我方法不对，说话也难听，但我真的希望自己女儿过得好。”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温柔和无奈。

那一刻，我们之间的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感。

我鼻子酸了酸，眼眶也发热，但因为不习惯和她太过亲近，我还是选择把情绪压制下来。

我知道，因为她十分能干，为了我们拼命赚钱，支撑起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生活需求，我才可以不用像她一样当“长子”，才可以去过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关系处于破裂边缘的时候，我曾一度想过，要不就这样吧。

就这样永远不要对话、永远不要有期待、冷淡地和她维持基本的联系，做好基本的作为成年人的职责就好了。

但在去年过年回家时。

我看到在我记忆中一直做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过于有能量的妈妈有些面色憔悴，身体因为屋子里的湿冷而有些微微蜷缩时，才开始意识到她也是会老去，会有成为弱者的那一天。

我想起上野千鹤子在书中提到的一处细节：

在她40岁的时候，突然发现她母亲已经成了弱势——母亲患了癌症，还是个病人，如此一来， 她就错过了与母亲对决的时机。

“要是一开始坚持对峙，说不定我们就会走出母女关系，成为忘年交，听她讲讲‘我年轻那时’的故事呢。

结果到了最后，我们还是没有成为那种关系。”

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选择避开，一直对我们的关系放置不管，不去真正理解她的痛苦与无奈，在她变为弱者之前仍无法与她对话。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因为从未触碰到她真实想法，而活在这样或那样的遗憾或者阴影之中。

一直以来，我都莫名会回忆着一个场景：

一次我妈妈和其他女性长辈闲聊时，我的二姨放话，认为女儿的关系肯定是和妈妈更好的，她也自认为她的女儿、我的表姐和她关系很好。

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我忍不住反驳，可是我和爸爸关系就很好啊，和妈妈就一般。

我不太记得当时妈妈的表情，但听到这话大抵是不开心的，或者是有些尴尬和失落。

二姨或许是打圆场、或许是真的那么想，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教道：“我跟你讲，女儿长大了自然就会和妈妈关系好了。”

现在，我长大了，我和我妈妈关系依然算不上好。

但随着我逐渐长大，成为一个成年女性、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也确实从另一个层面理解了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逻辑和预设：

有些感悟与经验，是仅存在于女性之间的。

只有女性会经历，只有女性会痛苦。也正因如此，身为女儿的女性会在日后的某一瞬间开始理解母亲的行为和用意。

这些理解的瞬间像是一块块基石，能够搭建出一条接近从前属于“上位者”的母亲的上升阶梯。

幸运的话，两者会脱离彼此的母女身份，成为两个独立又平等的人，在同一水平的平等空间进行对话。

我仍会期盼那一天的到来。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作 者：黑 素

编 辑：吴 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