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性侵了我，妈妈却怪我妨碍了她的婚姻

这两天，文学界有件事掀起了轩然大波。著名作家爱丽丝·门罗的女儿斯金纳，在《多伦多星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了儿时被继父性侵，而她的诺贝尔奖得主母亲却在长达几十年的人生里对此无所作为。

这篇自述触目惊心。给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的朋友简述一下：

斯金纳平时跟着父亲和继母生活，假期会去母亲门罗和继父那儿。在她 11 岁的暑假，继父对她进行了暴露下体等侵犯行为。

斯金纳长大以后终于有勇气报警，在继父被判 2 年缓刑的情况下，母亲仍然选择陪伴继父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一连串的伤害让斯金纳患上了严重的身心疾病，她恨着继父，但母亲的不作为和全家人的心照不宣，更让她承受了几十年的折磨，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媒体报道里对母亲婚姻的美化，她终于选择说出来。

盛名的母亲、性侵的继父，这些听起来对于普通人来说冲击力太强也太遥远。毫无疑问，施害人的罪行需要被谴责，但恐怕对于我们来说最难以理解的部分是：

为什么一位母亲在明知道孩子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会选择继续和施害人一起生活？

当她在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中选择后者，她是如何消化这一切的？

为什么一位作家可以在作品中对人性剖析如此勇敢，却在现实中面对冲突如此软弱？

我们和多位咨询师聊了聊，发现在性侵事件中，这种家庭状态并不罕见。事实上，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中的矛盾远比大家意识到的要普遍。

孩子被当成

婚姻中的第三者

两个成年人陷入爱河、组成家庭，这时的关系形态是一对一的，生活中并没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人去争夺彼此的注意力。但孩子出生后，二人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第三者”。

家庭作为一个情感单位，每两个成员之间都有着依赖和互动。有了孩子以后父母双方对彼此的关注可能都会减少，大家的精力都不可避免地要分给孩子。

这时，有些父母就有可能会因为这个“第三者”的介入，感受到自己曾经拥有的、来自另一半关注的丧失。

当这种丧失不能被很好地排解和补偿，父母就有可能会进入一种退行的状态，他们真的会把孩子当作一个竞争者，而自己则退行成了孩童，去盲目地寻求更多关注。

我们经常会听说，谁谁谁的母亲因为注意力全在孩子身上，爸爸感觉到被冷落，就去出轨。这就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正退行成不成熟的小孩，在向外寻求关注。

除了在家庭以外寻找关注，有些父母还会产生其他的退行表现，比如嫉妒孩子。

门罗在面对女儿吸引了丈夫的注意力时，她退行回了和女儿一样的年纪，有意识地去和女儿争夺这段关系中那个权威的形象（即丈夫）的爱。

或许这时对门罗来说，女儿不是女儿，而是她在爱情路上的竞争者。在斯金纳还小的时候，就有其他人指控过继父对邻居幼女做过类似的骚扰，但当门罗听见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警惕，而是去确认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丈夫的“菜”（not his type）。

当斯金纳鼓起勇气写信告知门罗自己被性侵的事实，门罗的反应是否认这件事的伤害，完全不考虑女儿的受害者立场。

“她曾经意识到过她在和一个受害者交谈吗，这个受害者还是她的孩子？即使她意识到了，我也不曾感觉到。当我试图告诉她她的丈夫是如何侵害我时，她表现出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可你是个多快乐的孩子啊！’她说。”

母亲把女儿当成竞争对手一样来嫉妒，至少从精神分析的历史，和一些近年的调查中，绝不是一件罕见的事[1]。

在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许多著作中，我们都能看见她对“嫉妒的母亲”这件事的探讨。她认为在某些母亲身上一定存在一些投射，这些投射代表了她未解决的情感从图和竞争心理，比如她是否在童年时不曾获得父亲足够的关注，又比如她是否曾在爱情中受挫，被别的女性“比下去”[2]。

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人觉得孩子把伴侣“抢走了”：

小🍠真实截图

心理咨询师严艺家和李戈洲也提及，在亲子关系中退行，嫉妒孩子、和孩子竞争，甚至对孩子展露出攻击性并不是一件稀有的事。有时来访者因为育儿问题来寻求建议，在咨询展开的过程中，咨访双方渐渐发现了隐藏着的嫉妒。

图源：心理咨询师@严艺家 的微博

因为退行而导致嫉妒、攻击孩子，会极大地损伤孩子的身心健康。

但很多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伤害孩子的事，他们甚至会积极地带着孩子去治疗，也会发出疑问：为什么孩子无缘无故得上心理疾病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孩子其实已经在父母的攻击性中变得千疮百孔。

门罗也觉得女儿斯金纳在用“母女关系”胁迫她，强迫她放弃对爱情的需求，去履行母亲的职责。她觉得自己是如此深爱丈夫，而丈夫对女儿所做的已经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与她没有关系。

“（母亲认为）...如果我要求她否认自己对爱情的需求，而去为孩子的牺牲，那这就是一种厌女文化对她的压迫。”

这时，门罗其实有意识地否定和忽视了她本身应该面对的最大的冲突：她需要作为一个母亲去保护女儿，和她作为妻子去爱着丈夫，这两件事之间的冲突。

比起积极地协调和承担这个冲突带来的后果，她把一切压力都推在女儿身上。这就像心理咨询师刘杍晨提到的一样，很多家庭在遇见冲突时，由于没有能力承担冲突的结果，只好选择牺牲孩子，把一切都怪罪在家里的“第三者”，即这个孩子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孩子经常会成为整个家庭症状的承担者，斯金纳持续受到失眠、暴食、偏头痛的困扰，她正是在为她如此有毒的父母在痛。

受伤的孩子

一生都在寻求肯定

但比起斯金纳的经历，很多人的父母并没到“十恶不赦”的地步。父母可能攻击过自己，但与此同时，父母也给予过支持和爱。

长大以后再次面对那爱恨交织的亲子关系时，他们也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反应。全心全意地爱着父母？这太难了，童年的伤害到现在还持续存在；但恨父母吗？恨也恨不下去，毕竟父母也给过自己真实的庇护。

在精神分析学家费尔贝恩（W.R.D. Fairbairn）看来，这种混乱和分裂其实是成长过程中很自然的一件事[3]。

费尔贝恩认为，孩子有将父母理想化的需要，因为只有父母能让我们继续生存，给我们安全和庇护。理想化父母作为一个成长的阶段，这种感觉在孩子成长的某一刻也会自然地剥落。

所以很多人回顾人生时，会发问：

这就好像小时候的棉袄不合身了，我们轻轻将它脱下，虽然换上了新的棉袄，但不会否认这件童年的棉袄曾经保护过我们。

但是，如果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来自父母的负面体验，孩子为了保全父母全能的形象，就会将这些难过和痛苦内化为自我攻击和内疚感。父母没有错，一定是因为自己做错了，才招致父母的攻击。

这种内疚和自责会让孩子们长大后无法寻找到新的“棉袄”，他们会一直陷在“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的寒冬里挣扎。当父母继续提出无理的要求，继续给他们负面的体验时，他们也很难从这种惯性的自责里逃出来。

毕竟，父母一定是为我好的，怎么会有错呢？一定是我不够孝顺、不够好。

李戈洲和刘杍晨两位咨询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都提及，孩童在经历各种负面事件时，最需要的就是“肯定”。

当孩子遇见负面的体验时，父母需要向孩子肯定，他们所受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感受是合理且正当的。同时，作为孩子最基础的庇护者，父母也需要向孩子肯定，他们一直都在，一直都会支持和保护孩子。

而当这种肯定不存在时，孩子就会陷入如咨询师严艺家所描述的状态中：

“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照料者？周围人对我的好是真实的吗？那些忽略与伤害是我幻想出来的吗？我可以相信谁和告诉谁？是不是讨好他们就可以不再被伤害？”——这些声音会反反复复出现在一个经历过家族性侵但又无法逃离的孩子心里。

在和这样的孩子工作前有时需要深呼吸很久，或者在见完他们之后把自己关在厕所里或出去散个步平复一下心情。在工作中面对这些早已经形成惯性的心智模式，会让人真切体验到与心理创伤有关的“魔鬼在人间”的黑洞力量。

但在斯金纳的前半生中，这种肯定是不存在的，即使她的其他亲属曾经有小小地支持过她，但这种支持，比起她应当获得的来自母亲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即使一直没有获得母亲的肯定，斯金纳还是尽自己的努力保护着母亲。这种保护母亲的本能，其实也来自她内心最深的希冀：无论如何，母亲还是爱我的。

但是门罗亲手打破了这种希冀。门罗给斯金纳讲过一个虚构的、女儿被继父性侵，最后自杀的故事。在讲述这个故事时门罗表现出了对故事中的女儿的共情：“她为什么不和母亲说呢？”

这促使斯金纳第一次正式地向母亲坦白了自己被继父性侵的经历，但门罗在面对真实的女儿时，完全没有流露出应有的共情。

母亲的反应，对女儿来说就是一种残忍的现实检验：原来，妈妈从来就不爱自己。

“她的反应正如我害怕的一样。”

这件事让斯金纳终于不再幻想，转而去寻找别的社会支持和肯定。后来斯金纳遇见了爱人，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爱人的支持、女儿的出生让她有了空前的勇气，她完全切断了与门罗的联系。

很多经历过父母的恶意、没有获得过父母的肯定的人，长大以后经常是没有办法这样旗帜鲜明地去和父母割席的；而他们很多时候，也并不需要一定要割席到这种地步。

这时，咨询师李戈洲的建议是，要善用“间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防御机制。

当我们面对同时给了我们伤害和恩情的父母时，要将这两种感情区分开来看待。面对伤害及时隔离，面对爱时坦然接受。

同时，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既需要自己肯定自己的感受，努力尝试自救，也非常需要来自外部的看见和支持。

比如，对于经历了性侵的未成年人，发现可疑迹象的学校老师、受到伤害时就医的医生，都有汇报的职责和义务。即使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支持系统相对完善的情况下，疗伤的过程也会很漫长。

但，迟来的肯定也是有用的。对没有遭遇这种极端情况的年轻人来说，哪怕是社会弱关系的联结、通过阅读、倾诉获得的情绪梳理，都能帮 ta 们在成长中一步步找回自己的力量。

逃进叙事里

但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

斯金纳能最终与母亲割席，有一个重要的触发事件是她读到的对母亲的报道。

在报道里，这位明知女儿经历过什么的母亲，依旧在得意洋洋地谈论爱情，夸耀着自己的婚姻是多么完美。

这种叙述与现实的割裂，对当事人斯金纳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她选择揭露这件事，但同时表示，希望人们能够在了解这个母女故事之后，更全面地看待门罗其人和她的作品。

一些对门罗的文学作品比较熟悉的网友，对此并不是很惊讶，因为这种人性的挣扎在她的作品中多有体现；但更多人的确联想到了之前其他类似的案例，受到了落差带来的冲击：

为什么对人心和情感如此敏感的创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会是这种麻木的状态？难道用艺术手段进行人性剖析，竟会把人推向人性的反面？

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为此感到割裂。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对痛苦的宣泄，和对自我状态的整理。

熟悉 KY 的读者这时可能就会联想到，我们很鼓励大家使用叙事疗法去分析和疗愈自己。

在进行叙事疗法时，我们就需要主动地将自己的故事叙述出来，通过文字的运用，正视和理清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在叙事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应用了很多防御机制。比如，将生活中一些不适和困惑合理化，比如将一些自责和内疚升华。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作家对生活和道德中的不适能有更强的容忍度，写作这件事本身保护了他们。

但是，如果我们在进行叙事时，只沉溺在自己的叙事里，沉溺于防御机制提供的保护中，纵使它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机制，最终也会阻碍我们对现实的感知。

正如咨询师李戈洲说的那样，在虚拟世界释放之后，我们必须要回到现实中。

我们可以非常熟练地利用写作和叙述来捕捉情绪、表达观点，甚至塑造认知。但它更应该为我们提供面对现实、采取行动的力量。

电影《鱼缸》截图

经此一事，也有网友们提醒大家，“不要指望文学能拯救自己”。当我们作为读者时，或者扩大来说，作为观众、听众时，是可以将作品和创作者分离开来欣赏的。

如果说创作者在作品中倾注了自己的情感，那么作为受众，作品落到我们身上时也可以有别的情感和意义。

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非常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她认为作品可以脱离作者的意图，成为读者自己意义的来源[4]。因为一个作品被创作出来以后，它便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存在，所有读取它的人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自己的解读。

阅读、欣赏作品，和创作作品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在这些虚构的东西中找到宣泄、找到庇护，但创作和阅读最终能否起到有启发性的意义，还是需要看我们回到现实以后，对自己真实的生活采取怎样的行动。

回到现实、认清现实，并不是一个人闭门造车就好，而是非常需要和外界的互动和联系，接受外界的反馈，并把自己的故事叙述给真实的人们听。

我们可以从斯金纳的做法里看到这个过程，现在她用自己的口吻将这件事说出来，也许并不是希望替母亲招来更多的批判，而是希望这件事的公布，能成为作家门罗不可忽视的侧写，也给她的作品提供一个新的注脚。

“我希望这个故事，我的故事，能成为人们口中关于我母亲的故事的一部分。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能在关于母亲的采访、传记和事件中被讨论，包括她曾经选择和我的施暴者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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