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李敏为妈妈贺子珍申请北京住房被批评，公公为她撑腰

1979年秋，贺子珍第一次去了北京。作为一名老红军，谁不想到新中国的首都看一看？早在1949年，贺怡就带着贺子珍从东北前往北京，但是在半道上，两人被拦下来，对方以要开除贺怡党籍威胁，让她带着贺子珍到她们哥哥贺敏学那里去。

1979年年初，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孔从洲给邓公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贺子珍的情况。基于贺子珍是老红军，长期遭受迫害，建议将其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当邓公拍板后，孔从洲按流程需审查贺子珍的档案资料。结果发现，上海、北京的中组部都没有。难怪贺子珍和外孙女孔东梅的照片登报后，人们不禁感叹：“原来贺子珍还活着！”

贺子珍来北京的愿望，几十年后终于实现了。当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一家，老战友康克清、曾志等人，早早地等候在了机场。贺子珍下了飞机后，由于她的病情不稳定，为了保险起见，301医院的医护人员把她直接送进了高干病房。

在病房里，李敏和孔令华经常陪在贺子珍身边。这令孤独了多年的贺子珍，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贺子珍来北京，不仅是要看首都，看女儿、女婿，更重要的是，她想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主席的遗容。

庐山一别后，贺子珍和毛主席成了永别。来到毛主席坐像前，贺子珍以战友的名义，为主席献上花圈。据李敏的小姑子孔淑静回忆，正式瞻仰开始后，贺子珍很快就满面泪水，久久不肯离去。

贺子珍在301医院住了1年多。因为有女儿一家的陪伴，贺子珍的病情也有所好转。她高兴的时候，会和身边人，或者是客人们掰手腕。在贺子珍来北京的这段日子里，很多老战友都来医院看望过她。如此好的生活氛围，贺子珍就想着在北京安度晚年。

以贺子珍的资历，在北京分配一套房，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现实情况却完全不同。贺子珍没有档案，这一点就要很多道工序。而分房子只有在档案明了的情况下，才能执行。为此，李敏和孔令华就给组织写信，希望能帮忙处理贺子珍的事。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不仅信石沉大海，而且李敏还收到了批评，说她和孔令华是胡闹。李敏的公公孔从洲将军，很直白地对批评李敏的人说：“如果你没有档案、工资、住房，你会不会去申诉？”孔从洲非常支持李敏的做法，为儿媳妇撑腰。

从1976年10月后，李敏的情况就不容乐观。后面揭批那四人时，李敏竟然被牵扯了进去。之后，在总政主任的余秋里帮助下，李敏才被调到了总政工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李敏的生活也是很艰难的。孔令华是李敏丈夫，也是一样的遭遇。

由于贺子珍是政协委员，加上身份特殊，既然有报告请示，自然会派人帮她弄房子的事情。但两次找房子，都以失败告终。

起初是想把贺子珍和康克清安排在一个院里，两人是红军时期的好战友，互相了解，在一起互相照应再好不过。和康克清一个院住的是康生的夫人曹轶欧。组织曾给曹轶欧做工作，但她始终都不走。听说贺子珍要搬来，曹轶欧才肯搬出去。但这房子不知是何缘故，最后却被另一位领导住进去了。

另外一回，一个领导很敷衍的带着孔令华看房。尽管答应给钥匙，但后面就没音讯了。

既然北京没有房子安置，只能让贺子珍回到上海。贺子珍在北京有女儿一家的陪伴，加上容易见到老战友们，若是那天思念毛主席，她去毛主席纪念馆也非常方便。考虑到这些，贺子珍坚决地表示：“我哪里都不会去。”

为了劝说贺子珍，只好先从孔令华这边劝说。孔令华为人老实，一贯听从组织的安排。他以大局为重，亲自出面做贺子珍的思想工作。最终，贺子珍同意回上海，但不去华东医院。

贺子珍的身体一直不好，曾在苏联的时候，被关进过疯人院一段时间。也是从那时起，贺子珍就不相信医护人员。那段黑暗的记忆，给她的身心留下了很大的阴影。贺子珍早年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后，听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收音机都烧坏了，贺子珍也病倒了。

被送到华东医院后，贺子珍以为医护人员要害她，说什么都不肯吃药。为此，李敏只能把毛主席的信念给贺子珍听，让她配合医生，好好治病。有了毛主席的安抚，贺子珍的情绪才逐步趋于缓和。

当贺子珍乘飞机到了上海后，刚下飞机就被华东医院的人接走了。据孔淑静回忆说，这件事的发生，使贺子珍的病情更加恶化了。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因病去世，享年75岁。亲人们一起拥在贺子珍的床前，向她的遗体告别。随后，孔令华给父亲孔从洲打去电话，让他想办法联系中央领导，好生安排岳母的后事。

孔从洲向中央领导提出两点请求：“一、将贺子珍的骨灰放在八宝山；二，贺子珍是老红军，又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陪伴毛主席10年，她对革命事业有很大的特殊贡献，应该登报。”

几天后，中央领导批准了这两点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贺子珍去世的消息，并简单地介绍了贺子珍的简历。经过媒体报道，很多贺子珍的战友，自发赶赴八宝山，送贺子珍最后一程！

纵观贺子珍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在老战友的心中，贺子珍永远是那个平易近人的好大姐。她为革命奉献了很多，为她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