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妈妈友好”的社会长什么样？

今天想聊一聊最近热议的话题：

“妈妈岗”。

这是一些城市和地区专为育有 12 岁以下孩子的女性设置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灵活，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

热搜的评论里，叫好的很多，提出质疑的也很多。

而我们想指出的，是“妈妈岗”的设置背后，一项隐性的不合理：人们似乎在默认，只有母亲天然需要兼顾工作和育儿，承担所有的育儿责任。

霍克希尔德在《职场妈妈不下班》指出这种女性状态：第二轮班。女性在办公室或工厂里上完第一轮班，回家后开始上“第二轮班”。

因此，在讨论“妈妈岗”的利弊前，我们想要厘清一个前提：

育儿不是母亲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家庭，乃至社会的共同托举任务。

那么，一个社会能为育儿做些什么？

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算是“育儿友好型社会”？

我们在不同城市和不同国家寻找了一些可行的范例，希望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性。

你可能难以想象女性生育的痛苦。

有许多妈妈和我分享过，她们形容“像一把刀架在肚子上”，“感觉五脏六腑不像是自己的”。

美国 McMill 疼痛调查问卷中，分娩被列为妇女能体验到最剧烈的疼痛，比牙痛、背痛以及深度裂伤所致的疼痛还要糟糕。一项调查报告显示，60%初产妇将宫缩痛描述为“承受不住、无法忍受的、极度剧烈痛苦”。

一个社会能尽可能减轻女性生育过程中的生理痛苦吗？

可以。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条好消息，无痛分娩将在全国逐步普及。

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女性在分娩时不需要只靠忍耐，来熬过剧烈的疼痛。

但一个比生育疼痛更 “疼”的现实是，仍有很多人认为，女性生育的疼痛是理所当然、必须承受的。在一些陈旧的观念里，一位女性是需要经历疼痛才能成为母亲的。

我见过选择不用无痛分娩的女性，她们的理由是：为了孩子好。

我很想分享一位产科医生在生育笔记中所写的话：作为人，我们经常想要或需要从我们遭受过的痛苦里寻找意义。但痛苦有意义，不等于痛苦有存在的必要。有太多时候，我们因为寻找意义错过了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女性在受苦。

痛苦不是勋章，也不是评价母亲的标准。

帮助女性面对疼痛最好的方法，是止痛。

一位哺乳期的女性需要什么？

一位背奶妈妈告诉我，她需要保护隐私的空间，干净卫生的座位和桌台。

对哺乳期的女性来说，每隔三四个小时就需要吸奶。算上通勤加上工作时间，意味着她们白天往往要吸奶 3-4 次。为了完成这件事，她们还需要准备各种装备：吸奶器、储奶袋、冰袋、保温包……

有一位妈妈提到，她的公司没有育婴室，只能每隔几个小时去厕所吸奶，空间狭小，体验也很糟糕。

这个社会可以提供更多的便利吗？

2021 年，深圳地铁上线了 1.6 平方米移动育婴室，有洗手台、尿布台、温奶器。那一年底，深圳有了 1124 间育婴室。

对于背奶妈妈来说，她们还需要育婴室里有安全、干净、私密的独立哺乳空间。

在找资料的过程里，我还看到了许多便于大人和孩子一起出门的改进措施。

在芬兰，乘坐公共交通时，推婴幼儿车的乘客都是免费的。这项举措是为了让家长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集中注意力，保证婴儿车的安全。

苏州地铁建立起了儿童通道，1.3 米及以下儿童可以直接进出站，让儿童过闸口时“不被夹到”。

（来源@我我我我是个小麦）

日本为小朋友设定了较低的台阶，让他们可以自己上车。

杭州一座商场的亲子洗手间里，配制了儿童的小马桶、和婴儿的临时座椅。

我们想要一个让家长和儿童都感到便利的社会。

让他们不再为找不到舒适私密的空间而焦灼，也不再为了出行过程中孩子的安全而过分担忧。

一位妈妈和我说过她的恐惧和不安。

她很爱她的孩子，却很怕照顾不好，害怕自己不留神而造成的疏忽。她甚至幻想过，自己的头发会被孩子塞到嘴里，卡到他的喉咙。

一个社会可以如何消除母亲的不安？

在芬兰，对于母亲的关怀是从女性怀孕就开始的。

政府会帮忙安排与妇幼保健诊所的见面、咨询、上新生儿的课程。

在生育之后，还会安排护士家访，确定定期的见面检查。

这是一份心理上的兜底。

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通过补贴或减税的方式，为生育后的女性提供保障。

在瑞典，家长如果要请假照顾生病的孩子，政府会补贴扣掉的薪水。

西班牙有一项关于母亲的税收减免的政策，在孩子 3 岁前，母亲每年最多可减税 1200 欧元。

在上海，母亲们领取生育津贴的方式也变得更简单， 只要在定点医疗机构分娩，系统自动审核，津贴直接入帐。

除了经济补贴，保障女性在生育后的工作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兜底。而这也是常常陷入争议的部分。

上野千鹤子曾经犀利地指出这样的困境：

“用人单位‘体谅’这一点，特意减少职场妈妈的加班时间，将她们从责任较重的岗位上调离，这叫作‘妈咪轨道’，所谓‘妈咪轨道’，就是从此把职场妈妈当成二流劳动力的‘战力外通知’，就是困住职场妈妈的隔都。”

但我仍然想展示一些政策支持的可能性。

在捷克，公司不能在女性怀孕、休产假或生完孩子6周内解雇她们。怀孕员工不想上夜班，公司必须同意。

在新西兰，产假工资由政府发，公司不能解雇休产假的员工，必须保留她们的工作。

去年，福建省通过了《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它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准则：不要让性别框定住女性，以及保护女性职工的权益。

而是按成果而非性别来评定、按性别分配部门和岗位。

所谓的“兜底”，不是给予她们更轻松的工作。

是帮助她们争取平等参与工作的机会，保护她们应有的权益。

我们想要一个可以给母亲兜底的社会。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孩子没有办法离开人。

而那个人默认是妈妈。

一位妈妈告诉我，她连上厕所都要抽出时间，因为孩子在她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拍门找妈妈。

那，一个社会可以创造条件，让妈妈不必时时在场吗？

我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场合找到了一些可以参考，并值得推广的设计。

杭州的一个商场设有儿童专用的卫生间。

在上海的大悦城，我发现有一间“父婴室”。

今年母亲节，我们也发起了育婴室改造活动，联合朝阳大悦城、天津金茂汇、万菱汇等商场将“母婴室”改成“育婴室”，呼吁除母亲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参与育儿。

我经常发现在一个家庭里，女性永远是需要“兼顾”的那个人。

读者@lalaya 提起，高考选专业时，家人都极力希望她报“师范类”，潜台词是“以后做老师，可以兼顾教育孩子”。

一项数据显示，77.2% 的职场妈妈每天做家务的时间在 2 小时以上，高于职场爸爸的 47%。但女性的“无偿劳动”却很难被看到。

那女性可以不额外做出牺牲吗？

我很想给你展示，在妈妈不在的情况下，冰岛爸爸带娃的一天。

在冰岛，父亲参与育儿的比例很高。

一位读者说，在北欧，你可以经常看到，人高马大的北欧爸爸组团推婴儿车遛娃的场景。

这里 90% 的男性都会休陪产假。这得益于冰岛实行的政策，在这里，父母双方都有权享受长达 9 个月的育儿假，父亲享有 3 个月不可转让的婴儿假。此外，父亲还可以享受比母亲更长的育儿假。

这项政策，在另一种层面上，也促进了冰岛的性别平等，减少了工作中女性受到歧视的可能。

在冰岛，女性被雇佣比例高达 88%，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里，冰岛已经连续 15 年蝉联第一。

除了父亲，这个社会还可以做什么？

——建立更多的托儿所。

在瑞典，5 岁以下孩子几乎都能上幼儿园，而且费用很低，只有家庭税前收入的 1%-3%。幼儿园全年开放，有特殊需要的家庭，可以申请全天或夜间托育，且不需要额外付费。

我们想要一个离开妈妈也可以的社会。

妈妈的那一根弦不必永远绷着，妈妈也不必永远在场。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不需要女性额外做出牺牲的社会。

你想过，在儿童视角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吗？

你可以试着蹲下来，用一米的高度去看——这是一个“有许多条腿在行走的世界”、“墙壁很高，看不到窗外风景的世界”。

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为孩子多考虑一些？

浙江一个街区在改造时，发现孩子们看导览图，总要仰起头垫着脚，于是设计师们制作了一米高的导览牌，让孩子们可以平视着找到信息。

但不只是这些，我更想让你看到的是，这个社区是如何为孩子考虑的？我听到了一个最触动我的词——「权利友好」。

在改造之前，他们邀请小朋友们做观察员，倾听他们的需求和想法。

在日本奈良，有一项儿童友好的政策——儿童会议室。儿童们不管有什么烦恼，都可以直接走进屋子和大人说。

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保障儿童参与到家庭、社区、社会的事务中。

我想起人大代表蒋胜男，她曾经建议延长男性的陪产假。

她被称为是“一个珍贵的女性声音”，但她一点也不想变得珍贵。因为珍贵意味着一种稀缺。

而我们更期待的，是女性能够真正参与到有关育儿的决策中。

你觉得

一个社会可以为身为妈妈的女性做些什么？

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