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因公牺牲：妈妈拿走抚恤金改嫁，20年后找我养老，我：你没

抚恤金的代价

＂这份抚恤金不但是国家对烈士的褒奖，更是对遗属的照顾。＂单位领导的话还回响在耳边，母亲却拎着那个印有＂慰问金＂三字的布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叫周明生，今年已是四十有三。生在北方，长在北方，骨子里流淌着北方人特有的倔强与坚韧。

一九七八年，我才八岁，父亲周建国在边境执行任务时牺牲了。那会儿，文革刚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在慢慢恢复秩序。

我们住在东北某厂的家属区，一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屋里贴着褪色的花墙纸，冬天要靠煤炉取暖。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那台＂红灯牌＂收音机，每到晚上七点，父亲总会准时打开，收听新闻联播。

母亲叫李淑芳，是厂里的缝纫工。她手巧，经常能用几块碎布料拼凑出一件漂亮的衣裳。厂里的女工都爱找她帮忙改衣服，家里常常挂满了别人送来的衣物。

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到冬天，他都会扛着煤球袋子回来，一进门就呼哧带喘地说：＂淑芳，快给我倒碗热水，冻死我了！＂母亲总是笑着应一声，然后递过一杯冒着热气的开水。

父亲牺牲的那天，我正在学校上课。班主任王老师突然进来，脸色凝重地把我叫出教室。她蹲下来，双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声音有些颤抖：＂明生，你要坚强，你爸爸在执行任务时......＂

我没等她说完，就挣脱她的手，飞奔回家。推开家门，只见母亲跪坐在地上，怀里抱着父亲的军装照片，无声地哭泣。屋子里还站着几个穿制服的叔叔，神情严肃。

＂周建国同志为保卫祖国边疆安全英勇牺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一位戴眼镜的领导模样的人正在说话，但我只听到了开头，剩下的都被我的哭喊声淹没了。

那一夜，母亲搂着我，两个人依偎在一起，直到天明。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桃子，嘴唇也咬得发白。＂明生，咱娘俩以后要相依为命了。＂她摸着我的头说。

可没过多久，父亲的抚恤金发下来了。那是一个装着钱的布袋，上面印着＂慰问金＂三个红字。拿到钱的当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跟前，欲言又止。

＂明生，妈妈有些话要对你说......＂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醒了什么。

我抬头看她，发现她的眼神闪烁，不敢直视我。

＂妈妈要去南方一趟，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她终于说出口，＂你要在家好好的，听张大娘的话。＂

＂去南方干啥？＂我懵懂地问，＂带我一起去呗。＂

＂不行，＂她摇头，＂妈妈有些事情要处理，等处理好了就回来接你。＂

我没多想，只当是她要去办什么重要的事。毕竟那时候，出远门可是件大事。要坐好几天的绿皮火车，买票还得排长队。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收拾好了简单的行李。临走前，她把我托付给住在隔壁的张大娘。＂淑芳，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好明生的。＂张大娘拍着胸脯保证。

母亲蹲下来，紧紧地抱住我：＂明生，妈妈去找个活路，以后来接你。＂这是她留下的唯一一句话。

我站在家门口，看着她拎着那个印有＂慰问金＂字样的布袋，一步一回头地走远了。她的背影在晨雾中渐渐模糊，直到完全消失在胡同尽头。

那时我哪里知道，这一别，竟是二十多年。

张大娘家里已有三个孩子，但她还是把我领回家。＂娃啊，你爹是烈士，咱们不能让烈士的孩子没人管。＂她说这话时，眼里有泪光。

张大叔是厂里的电工，每天早出晚归，修修补补。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踏实。张大娘做的酸菜炖肉，香味能飘三条街。每次做这道菜，她总会给我盛一大碗，里面特意多放几块肉。

＂明生，多吃点，长身体。＂她总是这么说，眼里满是慈爱。

厂里也派人照顾我，安排我住进了厂办的子弟学校。那时候的学校很简陋，教室里的黑板都有些脱落，课桌椅也东倒西歪的。但老师们都很负责，特别是教政治的李老师，知道我是烈士子弟，对我格外关照。

＂周明生，你爸爸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你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每次见到我，李老师都会这样鼓励我。

八十年代初的冬天格外寒冷，宿舍的暖气时有时无。北方的冬夜，冷得能把人骨头冻裂。我和几个同样家境不好的孩子挤在一起，靠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取暖。

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发誓要像他一样坚强。每当想起母亲，我就告诉自己：她一定是去做很重要的事情了，等事情办完，就会回来接我。

起初，我经常跑到邮局去问有没有我的信。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别说微信了，就连座机电话都是稀罕物。邮递员老赵看我可怜，每次都耐心地翻找，但总是摇头：＂小明生，今天没有你的信，改天再来看看。＂

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去了。渐渐地，我不再去邮局了。心里虽然还有期盼，但那火苗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点星星火光。

高中毕业后，我进了厂里当学徒。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国企的日子并不好过。我从车间小工做起，每天和机油、铁屑打交道，手上的茧子厚得能扎针。

车间主任老丁是个脾气火爆但心地善良的人。他知道我的情况，经常在下班后教我技术。＂小周啊，手艺这东西，靠的是勤学苦练。你底子好，肯用心，将来准有出息。＂他抽着＂大前门＂香烟，眯着眼睛对我说。

在老丁的指导下，我很快掌握了车床操作的各种技巧。车间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能把铝合金车出＂丝绸面＂，谁就是真正的高手。我废寝忘食地练习，终于在入厂两年后，车出了让老丁都称赞的＂丝绸面＂零件。

＂好小子，有出息！＂老丁用满是机油的大手拍我的肩膀，那一刻，我感到无比自豪。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大潮涌来。我们厂也难逃厄运，开始大规模裁员。那几年，多少人拿着＂买断工龄＂的补偿款，走出了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厂门。

车间里弥漫着一种低沉的气氛。老丁的头发在一夜之间全白了，据说是因为他不得不把裁员名单交给几十个相处多年的工友。

我原以为自己年轻，技术又好，应该不会在裁员之列。没想到，厂办主任找我谈话那天，却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

＂小周，厂里决定把你调到技术科，负责新设备的操作培训。＂主任翻着档案，推了推眼镜，＂你是烈士子弟，又肯学习，厂里不会亏待你的。＂

就这样，我从一线工人变成了技术员，开始了新的工作。技术科的条件比车间好多了，有空调，有饮水机，还有软绵绵的办公椅。

科长王大力是个爽快人，上来就给我分配了任务：＂小周，下个月有批进口设备到，你负责编写操作手册，然后培训车间的师傅们。＂

＂王科长，我行吗？＂我有些担忧，毕竟我只是个高中毕业的车工，从没做过这种工作。

＂怕啥！＂王科长拍拍我的肩膀，＂我看人很准的，你小子够聪明，吃苦又耐劳，肯定能行。＂

为了不辜负王科长的信任，我买了本英语词典，硬是把设备说明书翻译了出来，然后编写了一套通俗易懂的操作手册。培训的时候，车间的老师傅们都竖起大拇指：＂小周，有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就放心了！＂

我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工资也一年比一年高。九十年代中期，我攒够了钱，在厂区附近买了套小两居。搬家那天，张大娘和张大叔帮我收拾东西，张大娘还特意包了顿饺子，说是＂乔迁之喜＂。

＂明生，这些年苦了你了。＂吃饭时，张大娘突然红了眼眶，＂你妈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么出息，肯定高兴。＂

我沉默了一下，夹起一个饺子放进嘴里：＂张大娘，您就是我妈。这些年要不是您，我哪有今天。＂

张大娘抹了抹眼泪，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但我不想听关于母亲的任何事。在我心里，那个拎着抚恤金离开的背影，早已模糊不清。

随着年龄增长，我也开始考虑个人问题。厂里办公室的小芳是个热心肠的姑娘，经常帮我整理资料，有时还会送些自制的点心。同事们都打趣说我们是天生一对。

小芳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很有气质，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灵气。我们渐渐熟络起来，经常一起吃饭、看电影。眼看着关系就要更进一步，我却迟迟不敢表白。

＂明生，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一次吃饭，小芳直接问我。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真诚的眼睛：＂小芳，我家里情况特殊，我妈......＂

＂我都知道。＂她打断我，＂你妈改嫁的事，厂里谁不知道？但那不是你的错啊。＂

我苦笑一下：＂可我怕......＂

＂怕什么？＂

＂怕有一天，我也会像她一样，抛下自己的亲人。＂我终于说出了心里的恐惧。

小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明生，你不是她。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

小芳的话像一道阳光，照进了我黑暗的内心。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主动牵起了她的手。

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很顺利，第二年就领了结婚证。婚礼很简单，就在厂里的食堂办了几桌酒席，请了些同事和亲友。张大娘和张大叔坐在主桌上，脸上的笑容比蜜还甜。

＂明生，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有什么愿望？＂敬酒时，王科长问我。

我看了看满座的宾客，深吸一口气：＂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日子越过越好。＂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小芳是个贤惠的妻子，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们有时会为一些小事拌嘴，但从不隔夜。每到周末，我们就骑着二八自行车，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或者看场露天电影。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我们的儿子周小军都上小学了。小军很聪明，学什么都快，特别喜欢摆弄机械。我经常带他去车间，让他看我操作机器。

＂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当个技术员！＂小军仰着脸，一脸崇拜地说。

我摸摸他的头：＂好啊，不过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上大学，比爸爸强。＂

在单位，我也渐渐有了些成绩。通过自学和参加培训，我掌握了计算机操作和编程知识，成为厂里信息化建设的骨干。新世纪初，我被提拔为技术科副科长，负责设备更新和技术革新工作。

生活正沿着既定的轨道平稳前行，直到前年冬天，一个陌生电话打破了平静。

那天晚上，我正帮小军检查作业，电话突然响起。我拿起话筒：＂喂，请问找谁？＂

＂明生，是妈妈。＂电话那头是一个苍老的声音。

我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差点把电话掉在地上。二十多年过去了，她终于想起还有我这个儿子。

＂你是谁？＂我强作镇定，故意装作不认识。

＂明生，是我啊，你妈妈，李淑芳。＂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回来了。＂

我沉默了几秒，努力控制着情绪：＂有事吗？＂

＂我身体不好了，想和你团聚。＂她说，声音里带着恳求。

＂您没资格。＂我只回了四个字，便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的手还在颤抖。小芳从厨房出来，关切地问：＂怎么了？谁的电话？＂

＂没什么，推销的。＂我敷衍道。那晚，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一周后，厂办主任找我谈话：＂小周啊，有个人找你，说是你母亲。＂

＂我母亲早就不在了。＂我冷冷地回答。

主任叹了口气：＂人总归是有七情六欲的，你先见见再说吧。她现在就在会客室等你。＂

我强压着怒火，走向会客室。推开门，我看到了一个头发花白、佝偻着背的老妇人。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袄，脚上是一双掉皮的旧皮鞋。

见我进来，她立刻站起身，眼里闪烁着期待和忐忑：＂明生......＂

我没有回应，只是冷冷地看着她：＂有什么事？＂

她似乎被我的冷漠伤到了，嘴唇颤抖着：＂明生，妈妈知道你恨我，但请你听我解释......＂

＂不必了。＂我打断她，＂二十多年前，您选择带着抚恤金离开，现在又回来找我，无非是老了需要人照顾罢了。＂

＂不是的，明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她急切地辩解，从破旧的布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是父亲穿着军装的样子，英姿飒爽，目光坚定。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猛地一颤。这是我儿时最后的记忆，父亲临行前留下的纪念。

＂你爸临走前让我保管好的。＂她的手颤抖着，＂他知道边境形势险恶，写了封信给我......＂

她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发黄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张同样泛黄的信纸。我接过来，认出了父亲工整的字迹：

＂淑芳：如果你收到这封信，就意味着我可能已经牺牲了。边境情况复杂，我已做好最坏的准备。你的肺病一直不见好转，医生说必须去南方治疗。如果我有不测，请你用抚恤金去南方治病，不要耽误。明生那边，我已和厂里打过招呼，会有人照顾他。等你病好了，再回来接他。记住，活着最重要。——建国＂

我看完信，手中的纸张几乎被捏皱。那封信揭示了一个我从未知晓的事实：父亲牺牲前就知道母亲得了严重的肺病，医生说必须去南方治疗。抚恤金是父亲留给母亲救命的钱，而不是她抛弃我的筹码。

＂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我质问道，声音中的怒气已经减弱了许多。

＂你那么小，怎么懂这些？＂她眼里含着泪，＂我去南方不只是治病，还在那边一个药厂打工，想攒够钱再回来接你。可后来......＂

她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可后来病情反复，钱花得比预想的多。等我终于攒够钱想回来时，又得知你在厂里已经安顿下来，还上了高中。我怕突然回来会影响你的学业，就又决定再等等。＂

＂那后来呢？为什么二十多年都没消息？＂我的声音不再那么冷硬，但仍充满质疑。

她低下头，声音几乎微不可闻：＂后来我在南方认识了一个人，他对我很好，帮我治病，还给我找了份轻松的工作。我们......＂

＂你们结婚了。＂我替她说完。

她点点头，眼泪滚落：＂我有写信给你，可能是地址变了，都没收到回音。后来我再婚的丈夫也去世了，家里的积蓄都花在了医药费上。我想念你，但又怕你恨我，所以一直没敢回来......＂

我看着眼前这个苍老的女人，心中五味杂陈。岁月无情地在她脸上刻下了沧桑，曾经那个能干的缝纫工，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明生，我不求你原谅我，只希望能见见你，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她擦擦眼泪，＂看到你现在有出息，当了科长，我就放心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起身走向门口：＂我还有工作要做，您先回去吧。＂

走出会客室，我的心情复杂得难以言表。曾经的怨恨似乎已经不那么强烈，但要说完全原谅，却也做不到。

回到家，我把事情告诉了小芳。她听完后，沉思片刻：＂明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也许，你可以试着理解她。＂

＂理解？＂我苦笑，＂她抛下我二十多年，现在老了、病了，就想起来找我。＂

＂但她毕竟是你妈妈啊。＂小芳轻声说，＂而且，从你父亲的信看，她当初离开也是不得已。＂

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吃完了晚饭。

不久后，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我母亲突然病危，现在正在抢救。挂断电话，我站在原地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拿起外套，匆匆出门。

医院的走廊上，消毒水的气味刺鼻。推开病房门，我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脸色苍白得吓人。

见我进来，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因为虚弱，只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我站在病床前，看着她消瘦的脸庞，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多年的怨恨和思念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让我说不出话来。

守在病床边的那晚，我翻开了母亲随身携带的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她这些年的生活：南方的湿热，肺病的折磨，打工的辛苦，以及对我的思念。每年我的生日，她都会写下祝福和自责。

看着那些发黄的纸页和褪色的墨迹，我想起了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做人要明白什么是情，什么是理，更要懂得什么是人间真情。＂

我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的艰难选择。原谅不等于接纳，但我懂得了放下。

母亲的病情渐渐稳定，医生说可以出院了。我站在医院走廊里，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小芳来医院接我们，见到母亲时，她很自然地上前搀扶：＂阿姨，慢点，车就在外面。＂

母亲感激地看了小芳一眼，然后怯怯地望向我，似乎在等我的决定。

我深吸一口气，对她说：＂老人家，回家吧。＂

她愣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明生......＂

＂我家里有个空房间，你可以暂住。＂我的语气依然有些生硬，但不再充满敌意。

回家的路上，车厢里弥漫着沉默。小军放学回来，看到突然多出来的陌生老人，好奇地问：＂爸爸，这是谁啊？＂

我犹豫了一下，终于说：＂这是你奶奶。＂

母亲听到这个称呼，眼泪又落了下来。小军似乎感受到了气氛的微妙，乖巧地叫了声：＂奶奶好。＂

这个简单的称呼，似乎拉近了我和母亲之间的距离。晚饭时，她主动帮小芳切菜、洗碗，动作虽然缓慢，但很认真。

饭后，小芳带着小军去洗澡，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母亲。沉默了许久，她终于开口：＂明生，谢谢你......＂

＂不必谢。＂我打断她，＂我这么做，只是因为爸爸的遗愿。＂

她点点头，眼神里充满了理解和歉意：＂我知道，要你原谅我很难。我只希望能补偿你一些，尽我所能。＂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母亲逐渐融入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她教小芳做东北菜，帮小军辅导功课，还会给我们讲她在南方的见闻。

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正在给小军讲故事。那是关于我小时候的事，她记得很清楚，连我自己都已经忘记的细节，她都能娓娓道来。

＂你爸爸是个英雄，＂她对小军说，＂你长得很像他，特别是笑起来的样子。＂

听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颤。多年来，我一直刻意回避关于父亲的记忆，因为那总会勾起对母亲的怨恨。但此刻，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已经模糊了许久。

母亲把一个小盒子递给小军：＂这是你爷爷的勋章，我一直保存着。现在，它应该回到这个家里。＂

小军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闪亮的勋章。母亲看向我，眼里满是歉意和期待。

我走过去，接过那枚勋章。金属的触感冰凉，但却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

这世间的恩怨情仇，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人生如同一条漫长的河流，有时浑浊，有时清澈，但终将流向大海。

我想，这大概就是父亲所说的人间真情吧。不是没有伤痛，不是没有遗憾，而是在经历了所有的风雨后，依然能够彼此理解，彼此包容。

如今，母亲已经在我家住了两年。她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但精神比刚回来时好多了。小军很喜欢这个奶奶，常常缠着她讲故事。小芳也和她相处得不错，两人经常一起做家务，聊家常。

至于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放下过去的芥蒂，但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她，偶尔还能一起喝茶聊天。

昨天，我翻出了一张老照片，那是父亲牺牲前我们全家的合影。照片上，父亲英姿飒爽，母亲温婉贤惠，我天真无邪。那时的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命运会让我们分离这么久。

我把照片装进相框，放在了客厅的柜子上。当母亲看到它时，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

＂明生，对不起......＂她哽咽着说。

我摇摇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现在，还有将来。＂

她点点头，擦干眼泪，然后微笑着对我说：＂你爸爸说得对，你真的是个好孩子。＂

或许，这就是生活给我们的答案。没有永远的恨，也没有完美的爱，只有在时光的长河中，慢慢学会理解和宽容。

抚恤金早已花完，但它留下的记忆和伤痛，却成了我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而今天，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与这些记忆和平共处。

这大概就是成长的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