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爆红后，她裹着浴巾从23楼一跃而下，临终前还喊了声“妈妈”

1999年情人节清晨，28岁的谢津裹着浴巾从23楼纵身跃下，最后一声哭喊“妈妈，我好后悔”消散在寒风里。

她15岁的日记本第37页夹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想去一次游乐场”，这个愿望到死都没实现。

这场“母爱绞杀”的悲剧，就从这没实现的愿望和那句后悔开始。

5岁那年，颜永丽在邻居家听见谢津跟着电子琴哼《茉莉花》，当晚就抱回一台二手雅马哈，说“这孩子有天赋，得好好培养”。

从那天起，谢津每天早上6点睁眼就坐琴凳，直到晚上10点关灯，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8小时手指没离开过琴键。

弹错一个音，颜永丽就把《拜厄练习曲》摊在地上，让她跪上去，一跪就是半小时，膝盖压在琴谱上，久而久之第12页“升F大调练习”那行，硬生生跪出个浅凹痕，纸页边缘都磨得起了毛边。

幼儿园小朋友在楼下跳皮筋，她扒着窗户看，颜永丽就把窗帘拉死，吼“看什么看？别人玩闹的时候，你多练10遍琶音，以后就能站在舞台上”。

她的童年没有玩具，没有动画片，只有琴谱上密密麻麻的音符，和膝盖跪在纸页上的刺痛感，像个被钉在琴凳上的囚徒，哪儿也去不了。

12岁那年，邻居家女孩敲窗户喊她跳皮筋，颜永丽直接把窗帘拉死，说“玩物丧志的东西不配跟我女儿玩”。

从那天起，谢津的社交活动被完全掐断，家里除了母亲，唯一能说上话的是钢琴陪练——母亲精挑细选的音乐学院学生，每次来都要汇报谢津练琴时“有没有走神”“手指力度够不够”。

15岁生日第二天，颜永丽拿着退学申请让她签字，理由是“学校教的那些没用，专心练琴才能成大器”。

谢津偷偷在日记本写“今天生日，想去一次游乐场，坐旋转木马”，那本带锁的日记后来被母亲发现，锁被撬了，页面上画着红叉，旁边写“没出息的想法，给我撕掉”。

母亲对她的身体像管精密仪器，每天早上空腹称重，电子秤显示42.3kg，比昨天多0.5kg，就得站在体重秤上解释“是不是昨晚多喝了口水？”。

月经周期被记在五线谱本背面，标着“经期前三天声带水肿，演出必须避开”，有次临近春晚彩排来例假，颜永丽翻着本子说“早该算好的，下次提前吃药”。

最常发生的是量腰围，软尺绕着腰腹勒得紧，数字跳到61.5cm时，母亲手一甩尺子吼“超0.5cm！明早五点起来加跑5公里，跑不完不准吃早饭”。

1994年央视春晚，谢津穿着绣满脸谱的戏服唱《说唱脸谱》，“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一开口，全国观众记住了这个嗓子透亮的姑娘。

第二天演出报价从5000元飙到8万，华纳唱片捧着合约找上门时，颜永丽直接在合同里加了条“母亲拥有演出内容最终否决权”，签字那天她拍着桌子说“我女儿的事，必须我点头”。

成了经纪人的颜永丽把监控从家里搬到片场，谢津住的酒店房门钥匙她得拿一把，晚上十点准时查岗，连化妆师给谢津涂什么色号口红都要管，“太红了显俗气，换豆沙色”。

那英后来在访谈里说，有次想约谢津吃火锅，颜永丽盯着她问了半小时“家里几口人”“跟谢津认识多久”“有没有不良嗜好”，最后来句“下次吧，她今晚要练气息”，活像审犯人。

更离谱的是1995年巡演，谢津经期撞上三场关键演出，颜永丽直接带她去医院，按着胳膊注射黄体酮，“推迟几天怎么了？多少人等着看她登台，你敢耽误？”

谢津疼得发抖，眼泪砸在医院走廊的瓷砖上，没人敢吭声。

南京演唱会那天，舞台音响突然炸了，刺耳的电流声刺得谢津耳朵疼，她举着话筒喊“停一下”，台下观众开始起哄。

后台音响师手忙脚乱调设备，华纳高层冲上来拽她胳膊“先假唱撑过去”，谢津甩开手，一巴掌扇在对方脸上，“你当我是什么？唱片机吗？”

后台炸开了锅。

第二天华纳发声明“无限期停止合作”，业内传开“谢津耍大牌打人”，演出商纷纷解约，连之前签好的拼盘晚会都把她名字划掉，报价从单场8万跌到5000，还没人敢接。

她躲在房间哭，颜永丽踹开门，把一沓解约合同摔她脸上，“我花二十年心血把你捧上台，你一巴掌全毁了！”

谢津开始失眠，手抖得握不住杯子，去医院查，医生说是重度抑郁。

她把诊断书递给母亲，颜永丽扫了一眼扔桌上，“装什么病？不就是不想练琴不想演出？用这招博同情，我告诉你没门！”

晚上谢津偷偷吃安眠药，被母亲发现，直接把药瓶扔出窗外，“没死成倒学会偷懒了？明天早上五点起来练声，少找借口！”

没过多久，谢津在浴室用刀片划手腕，血顺着瓷砖缝流到地漏，被半夜起夜的颜永丽撞见。

颜永丽没送她去医院，拿碘伏随便抹了抹伤口，第二天找了装修队，把卧室窗户从外面焊死，铝合金窗框焊得死死的，还嫌不够，又弄来细铁丝，一圈圈缠在窗棂上，像个铁笼子。

谢津拍着窗户喊“放我出去”，颜永丽就拿晾衣杆从外面戳她手背，“再闹就把你绑琴凳上”。

1998年春晚是她最后一次登台，唱完《花好月圆》下台就把自己锁进房间，饭靠颜永丽从门缝塞进去，喊她吃饭就回“别烦我”。

她在浴室找到条旧毛巾，撕成条拧成绳，一头缠在铁丝网上，另一头踩着洗手台使劲拽，铁丝被拧得变形，磨得手心全是血泡，弄了半宿才弄开个能钻出去的洞。

1999年情人节凌晨，她裹着浴巾爬出去，赤脚踩在23楼的空调外机上，风把浴巾吹得猎猎响，楼下的路灯像星星，闪得她眼睛疼。

她裹着浴巾从23楼纵身跃下，最后喊的“妈妈”消散在寒风中。

母亲颜永丽在楼下抱着她逐渐冰冷的身体，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后来有人在养老院看到她，怀里总抱着个相框，里面是谢津穿着演出服的照片，她逢人就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

而谢津15岁那本带锁的日记，后来被整理遗物的亲戚发现，第37页用红笔写着“想去一次游乐场”，字迹被眼泪洇得发皱，旁边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旋转木马。

当年唱红的《说唱脸谱》成了KTV里的怀旧金曲，只是再也没人知道，那个在舞台上耀眼的姑娘，到死都没坐过一次旋转木马。